人口結構劇變

消失中的醫護和師生:專業人士移民潮如何衝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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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香港政治制度的巨變、公民社會的解離,香港移民潮未見平息,醫院和校園是最受衝擊的場所。在醫院,護士流失劇增;在中小學甚至幼稚園,生源和教師一同流失,人們加速往英、加、澳等地移民。移民公司一邊忙著應付爆發式的查詢,一邊協助不少企業搬遷到新加坡。這一趟30多年未見的移民潮,到底將給香港帶來什麼影響?會怎樣影響專業服務的品質以及人口結構?當下,北京和港府還沒有正面回應這場危機,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指這是「人口正常流動」,特首林鄭月娥僅稱指要以「平常心」看待,反映民意的民間組織都不獲積極回應。但面對如此局面,仍有人執意留下,他們又如何守護理想和專業?

「我不是驚所以走,我是看到完全沒有出路,很失望地走,很失望。」

半年前,50多歲的香港資深護士Raymond辭別崗位,變賣資產,以專業移民的方式搬到了台灣。

Raymond從事護理行業30多年,持有護理學學位和碩士,同時擁有老年病、重症監護的專業證照。在香港一家公立醫院,他擔任病房經理多年,管理100多人的團隊。自反修例運動爆發,作為政府醫院中層管理者的Raymond,就愈發陷入無法解決的棘手矛盾。

疫情在中國爆發之初,香港醫護在工會帶領下發起罷工,以向政府爭取封關,減低傳播。Raymond稱,事後他被要求,在給予罷工護士考核時「不能給良好」。「我做不到,」Raymond說,他不認為「懲罰」前線同事是良好管理之道,但倘若他給予同事考核良好,不同聲音就向他施壓過來,甚至威脅他個人的表現考核。反覆面對這些矛盾之後,Raymond決定結束在香港的專業生涯:「我遞辭職信那天,是最開心的一天,終於不用愁了。」

邁入2021年,香港《國安法》檢控增加,政治清算蔓延,國際機場常常上演親友送機的畫面,洶湧人流中,Raymond這樣的專業人士並非孤例。管理全港政府醫院的醫院管理局主席范鴻齡近日承認,醫護流失「正在惡化」,其中護士流失更嚴重,自去年(2020)7月起的12個月內,流失高達6.7%。香港護士協會去年年底公布的數據更為驚人,684名受訪會員中,43.9%的護士正考慮移民,9.9%正辦理移民手續,「政治及社會原因」成移民主因。

「不是說走不走的問題,而是說幾時走了,」香港護士協會主席源志敏對《報導者》說,他擔憂香港護理行業將出現專業斷層、青黃不接的情況。據該會調查,年資愈深的人愈有移民傾向,5~10年護理資歷的受訪者中,逾70%正考慮或正辦理移民手續。香港醫療體系和英國、加拿大、澳洲等接軌,護士經過一定的資格轉換和申請,可以重新在當地執業。

這意味著,伴隨著移民潮,香港將不斷失去一批批專業人士、中產家庭和大量學生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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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師生、專業人士、移民潮、香港
香港護士協會主席源志敏擔憂,香港護理行業將出現專業斷層、青黃不接的情況。據該會早前針對業內移民傾向的調查,5~10年護理資歷的受訪者中,逾70%正考慮或正辦理移民手續。(攝影/陳朗熹)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近來同樣發現,身邊許多年輕、中年朋友一家大小移民海外。他認為,要制定政策去回應移民潮,就要先掌握最準確的數據,無奈目前政府對移民問題似乎沒有統一口徑,亦沒有公布具體數據。周永新指,目前治港政策似乎全部由北京執行。「中央don't care你人口結構的影響或專業人士走,這對他們來說是次要的,他們現在先要改制度,先落實愛國者治港。」周永新憂心,經過劇烈的改制和人口流失,香港的社會風氣,或將退回上世紀70年代、「搵錢
粵語,賺錢之意。
至上」的價值觀。
校園裡,逐漸消失的師生身影

在香港中學英華書院,校長陳狄安發現,今年新學年,全校學生比去年9月少了大約100人,即使收了一些插班生,目前全校仍有60個學生缺額學位空缺。英華書院是香港傳統名校,有200年歷史,因採取直接資助的模式,學費比官立學校貴,生源大多來自中產家庭。

「在直資學校中,一家學校(過去一學年)走100個學生,(變得)很common,」陳狄安同時是香港直資學校議會的主席。他指出,直資學校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高中學生去海外升學,但這一兩年的情況是從高中生、初中生、小學生和幼稚園生都走,而且不是小孩離港升學,而是一家大小移民。與此同時,英華書院在過去一年有15個教職員辭職,或移民或換工作,這數字是近年最高,學校已加緊重新聘用新職員。

除醫護行業以外,香港校園也是受移民潮衝擊較為嚴重的場域。《報導者》採訪4名香港教師,大家都表示,校園內瀰漫著不穩定的狀態:老師們不知道學生什麼時候會走,而自己也在掙扎是否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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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直資學校議會主席、英華書院校長陳狄安表示,在過去一學年,直資學校中,一校流失100名學生的情況很普遍。(攝影/陳朗熹)

去年8月開始,中學教師家銘發現,認識多年的好友一個個離開,他的父母也跟著自己妹妹一家移民英國了。「7個朋友都移民了,都是老師,都是有家庭的、有小朋友⋯⋯有些來不及farewell,有些不講不出聲,再次見到就在Facebook報平安,」家銘說。

在家銘看來,中小學教師向來不是輕易移民的人群。在香港,教師待遇良好,在政府小學任教的學位教師起薪為31,750港元,但他們的專業能力並不容易在他國轉移:「教師是一個很在地的職業,特別是人文學科,你離開了香港,是很難再教這個課程⋯⋯現在這麼多老師走,可以看到推力是很大的。」

家銘原本教通識科,最近要開始教授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面對年輕人關心政治、投入社運,北京及港府認為通識科煽動年輕人上街,在今年9月新學年將之改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新科目的課時大幅減少,考試沒有分數,只分及格、不及格。

「想不明白怎麼教,」剛過去的暑假,家銘沒有心思備課,士氣低落。他想念以前的校園氣氛,「和學生無所不談,拿份報紙,看到哪篇新聞就熱烈討論。」現在,他基本上只敢照本宣科。去年,家銘在個人Facebook上轉發一篇文章後,就被同事舉報到學校管理層。

醫管局秋後算帳,「我不想同流合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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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深護士Raymond表示,他認識的同業,一個月走一個,都是非常資深的專科護士或獨當一面的中高層。目前Raymond已循專業移民到了台灣(圖非當事人)。(攝影/陳朗熹)

這種疲倦和戰戰兢兢,Raymond也經歷過。

反修例運動高峰時,在有女士懷疑右眼被警方射中而導致眼球破裂等事件後,一些醫護在非辦公時間發起靜坐,抗議警方濫用武力、政府漠視民意。「政府會有壓力給我們醫療機構,要噤聲⋯⋯管理層開會,叫同事少去參加集會,」Raymond覺得,這對中層管理者構成「無形的壓力」。

「不走的話,將來就要永遠面對,去做一些以前你認知上覺得是不對的事,」Raymond說,「所以我選擇離開,我不想同流合汙。」他離職之後至今,同醫院中的7個護士均在不同時間提出辭職,移民前往英國、加拿大、英國不同地區,另外他知道也有4個同業已移民台灣。「我認識的(同業),一個月走一個,去不同國家,不是算很多,但全部是很資深的同事,或是專科護士,或者是獨當一面的。」

一邊夾在政治高壓和專業倫理的衝突之中,一邊也要考慮伴侶和孩子的未來。今年40多歲的林詩晴,一直捨不得離開香港。過去十多年,她在一家中學教書,目前負責教的班級,明年就要進行高考了。

「這個時勢,做記者、做老師的應該留守到最後,守護學生的,」林詩晴說,但她的丈夫在職業中同樣面對政治壓力,又擔心兩個孩子的教育,很希望盡快離開香港,兩人反反覆覆商量了一年多,她最終決定,明年送學生們考上DSE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是香港的大學入學考試。
後,一家四口離開香港。

「我先生本來想今年走,但我還是很想教完班學生,他們中六了,你的學生不能沒有了你,但我的小孩更加不能沒有我⋯⋯,」林詩晴感慨。

考慮到家庭財務,家銘和太太尚未決定何時離開香港,但離意每日俱增。除了徹底改變的課堂環境外,他坦承,看見其他專業人士移民,也會增強自己離開的傾向。

「專業人士都傾向相信其他專業人士有自己的守則。我們做老師,走入一間醫院,我們相信那裡的醫生、護士是專業的,相反,一個護士將孩子送來學校,是相信教師的,」家銘說,「以後我在病床上,我還是否相信照顧我的護士是合格的?一個專業人士,如何看其他專業人士的移民,是會互相影響的。

這波移民潮,從個人、家庭擴及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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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統計處並沒有單獨統計移民人數,最接近的數字,是每年兩次公布的「淨遷移人口」──自2019年夏天以來,已有137,500人遷移離境。(攝影/陳朗熹)

坐在多倫多的家中,Ivan Mak透過視訊接受我們的訪問,身後是一片綠油油的花園。香港九七主權移交前,他一個人赴加拿大讀書,後取得加拿大國籍,2006年返港工作,從事移民行業。去年,他帶著妻兒又回到了多倫多,自己就開始港、加兩地飛。

「在我身邊,像我這樣的『回流加拿大人』,3個中就有1個又回了加拿大,其他的也在計畫,」Ivan說。根據港府2014年數據,港籍加拿大人高達30萬,其中許多是像Ivan一樣的回流人士。

回想80~90年代的移民潮,Ivan覺得當年人們的心態和此刻完全不同。「當時走的時候,不是很知道發生咩事,來來去去就是四個字,『九七回歸』,沒有feeling的,總之買個保險,」Ivan說,「現在走的人,是說香港不是以前的香港,說到香港和自己行業的變化,是從1數到40、50的,可以說出很多concrete(具體的)變化的。

目前,Ivan是移民公司AIMS香港負責人、執行董事,該公司以前主要做中國客戶的生意,協助他們來港投資移民,這幾年,變成了做香港人移民海外的生意。2019年夏天反修例運動剛爆發的時候,公司電話響個不停,生意大增,但隨著移民公司愈開愈多,以及各國推出簡便的救生艇計畫,許多市民可以自行辦理簽證,生意不再是爆發式增長。

移民離港的人數具體有多少?在出入境自由的香港,準確數字不容易統計。

目前,香港統計處並沒有單獨統計移民人數,最接近的數字,是每年兩次公布的「淨遷移人口」。查看過去兩年數字,2019年中至2020年中,淨遷移人口為48,300人;2020年中至2021年中,淨遷移人口為89,200人。

這意味著,扣除入境人數,自2019年夏天以來,已有137,500人遷移離境。不過要注意的是,這其中也包括短暫留港的人士再次離開,又或離港讀書、探親的人士。

除了市民移民離開,Ivan也目睹了不少外資企業撤離香港。除個人移民外,他們的公司業務也包括企業搬遷,從去年夏天至今,經手了20多家企業搬離香港。「99%是搬去新加坡,大多數是金融企業,員工數量從4、5人到200多人都有,同事也一起走(註)
Ivan的企業客戶,是幫所有員工申請簽證,外派到新加坡。
,」Ivan表示,而同一時間,他們接觸到的企業中,並沒有搬至香港的。

瞄準香港人才的離意,一些外國企業也開始搶人。

「C-level」走了,年輕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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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10年的獵頭Danvis表示,他留意到不少高管離職移民,也有英國企業特意來吸納港人,但他提醒移民前要慎重計畫,貿然到海外,工作和生活不一定如想像般容易。(攝影/陳朗熹)

Danvis是入行10年的獵頭(headhunter),為大企業招聘人才之餘,近年也開設顧問和教練公司,提供職業生涯培訓。他透露,有英國的大型企業瞄準港人移民潮,同時聘請很多香港IT人士。

「其實他們也是壓榨香港人的,一來英國脫歐後,需要人才,二來他們覺得港人語文水平接近他們,他們給的工資一般低於應聘者原本工資的25%,」Danvis指,許多計畫移民的人還是覺得這個招聘很吸引,會先接受,到英國後再慢慢找其他工作。

目前他提供求職培訓的客戶中,大約3成正計畫移民。加上從企業方來觀察,Danvis說,「很多走的都是senior的,特別是C-level的,CEO、CTO、CFO,目前市道也不是很好,一個senior走了,很多公司就請回兩個junior來頂替。」

上世紀80~90年代的移民潮中,同樣有不少中高層人士離港,曾有輿論分析,這些人的離開,長期來看,也為年輕人才的上升創造了空間和通道。這次香港《國安法》後的移民潮,是否會帶來相似效應?

目前下結論或許還言之尚早。陳狄安和源志敏從各自行業觀察都發現,這次走的同業,覆蓋不同年齡層,中等年資的人大多為了小孩而走,而剛剛畢業的沒有什麼負擔,加上加拿大等國推出針對年輕人的救生艇計畫,吸引年輕人才離開。

早前,香港青年協會(青協)發表數據指,20~34歲的年輕人才同樣存在顯著的流失情況。青協是香港一家關注青年問題的非營利機構,有61年歷史。

今年上半年,青協公布了兩項研究。第一項直接針對移民潮,進行實地意見調查,525名18~34歲青年中,28.6%表示有打算移民,提及的首三項移民原因,分別為《國安法》的實施(50.7%)、特區政府管治讓人失望(49.3%)以及認為社會撕裂嚴重/政治爭拗太多(31.3%)。

另一項調查剖析年輕專業人士的就業方向,1,135名受訪的青協會員中,24.2%的年輕人計畫在未來5年內離港就業。

負責第二項調查的研究員袁小敏對《報導者》表示,倘若聚焦看在香港四大支柱產業
香港四大支柱行業為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是香港GDP的主要收入來源。
五大具潛力產業
根據港府規劃,五大具潛力行業為資訊科技、創新科技、文化創意、環保和檢測認證。
中的年輕人,離港意願更高,29.5%人士計畫5年內去海外就業,而上述行業,本來已經人才緊缺。

在袁小敏看來,年輕人才短期內離港就業,並不意味著徹底不再返港,且在政治因素之外,也要考慮經濟方面的吸引力;然而目前問題是,港府並沒有進取的人才吸納政策。青協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加強招攬及聯繫在外地的年輕人才、為回流專才提供有時限住宿補貼、為二線人才提供在職兼讀銜接學位的資助等等。

「我們就此約見了勞工福利局,他們副局長、政治助理見了我們,但目前看來,他們態度不是很積極,」袁小敏透露。

消失的公民組織,石沉大海的建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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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非營利機構青協調查研究員袁小敏指出,24.2%的年輕人才計畫在未來5年內離港就業,呼籲港府制定具體措施吸納人才。(攝影/陳朗熹)

在當下香港,青協和港府的互動,或許已是民間機構和政府溝通的良好版本。

今年年初,香港護士協會把業內移民報告發給政府相關部門,包括多項挽留人手的建議。「他們連回我們一封信說『收到』都沒有,你說現在的政府是怎樣呢?」源志敏說。他同樣認為,目前香港特區政府變成了一個「執行部門」,不再真正掌握政策制定能力。

「現在這個執行部門,只有9個月命,之後又有新特首⋯⋯所有
粵語,指東西。
都沒有所謂了,挨過這9個月就算了,所有問題,就是下一任特區政府的問題,」源志敏猜測。針對醫護流失,不久前醫管局推出措施,包括延長退休年齡至65歲等,源志敏表示歡迎,但認為還不足夠,政府必須盡快加大護士培訓,「目前開始培養,也要4、5年後才有一個護士出來」。

香港護士協會有44年歷史,是依法註冊的護士工會,過往一直和政府相關部門就薪酬、護理制度等保持溝通。其上一任主席為李國麟,香港公開大學護理及健康學院前院長、立法會護理界議員,議員生涯達16年,早前因民主派初選47人案被拘捕,後不遭檢控。另一邊,在反修例運動中成立的新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則面臨更大壓力,被政府指其經費「用於政治目的」,被要求提交一系列資料。

而在教育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是有48年歷史的工會,由全港教師組成,一度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工會,會員超過9萬人,擁有自己的會址、超市等。今年7月,教協遭到《人民日報》等中國官媒的追擊,其後香港政府宣布和教協中止合作,不接受該工會的轉介個案、不承認他們為教師培訓的課程等。在繼續被《大公報》、《文匯報》追擊的情況下,到了8月,教協正式宣布解散

自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社會漸漸生成一個個工會、行業協會、民間團體,縱使工運一直未成大氣候,但已形成扎實的公民社會肌理。這一切,在今年夏天被解體,堅固的紛紛消散,民主運動畫上休止符之餘,政府在其他議題上,也失去了透過公民社會和民意碰撞、了解社會問題的機制。

在解散之前,教協於今年5月曾經發布調查,透過網路訪問1,178名教師和校長,發現4成想離開教育界,主因為「政治壓力增」。這份調查很快被建制人士抨擊為「用心不良」、「存心製造恐慌」。

作為直資學校議會主席,陳狄生表示,該議會目前沒有計畫再針對教師流失情況進行調查,因為每家學校基本都掌握教師情況,同時都在努力聘請回合適的教師。在他看來,更值得盡快重新估算的是,香港未來多年的適齡學童人數走勢。

根據港府2019年統計,香港適齡升小學的6歲兒童,在2022/23學年開始人數持續下滑,而適齡升初一的學生,近年仍然上升,原本預計自2024/25學年會開始下滑。不過,因為移民潮席捲,一切都提早了,「今年很多學校都發現,初一學生人數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

值得注意的是,港府統計處數據顯示,出生人口也在大幅下跌。2021年年中,出生人口與去年同期相比大跌22%,在死亡人口維持相若的情況下,人口自然變動為負11,800人,是自1961年有數據人來從未出現過的人口負增長高峰,這一現象也將在數年後影響生源。

香港直資學校議會曾向港府提出,允許更多學校高中開辦國際課程,讓本有離意的家長在香港再多留一段時間,更靈活處理政府資助學校的方式,以及更重要的,重新檢視全港適齡學童的數字和未來估算。

陳狄生表示,教育部門有持續聽取意見,但對他們具體的建議,「暫時未有正面回應。」

劇烈改造,人才流失,社會風氣將推向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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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4歲的周永新是香港社工界鼻祖,他憂慮移民潮之下,不少人失望離開,而留下的人或心灰意冷,或不敢再進行公民參與,甚至連做義工、捐款都擔心暴露痕跡,香港氣氛將劇烈變化。(攝影/陳朗熹)

狂風暴雨不休,香港社會正在經歷一輪無聲卻劇烈的改造工程。周永新認為,目前北京計畫在短期內徹底落實「愛國者治港」,讓市民認同「一國兩制的初心、原意、國家的本、國家的根,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一國兩制」等觀念。

「我們都要承認很多人對中國共產黨是很多負面想法的,尤其經過文化大革命、經過六四的人⋯⋯整件事很複雜,所以我希望整件事不要這麼快⋯⋯但中央似乎現在一是不做,做就徹底一些,」周永新說。

今年74歲的周永新是香港社工界鼻祖,在香港大學任教之餘,擔任多項政府公職,曾經被視為立場保守的學者,不過近年愈發開明,堅持在報章分析時弊,諫言政府。他憂慮,伴隨著移民潮,香港社會的老人照顧問題會愈發嚴重。早於2011年,香港10個長者中,已有3個是獨居老人或二老同住;隨著年輕家庭離港,老人問題將更加嚴重。他預料,持續會有更多長者申請政府福利來維持生活。而同時,護士移民潮也將促使安老院更難聘請護士。

此外他也擔心,經歷這一輪劇烈的變化,不少人失望離開,而留下的人或心灰意冷,或不敢再進行公民參與,甚至連做義工、捐款都擔心暴露痕跡,香港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將退回上世紀70年代「搵錢至上」的風氣──當時,香港社會流行「四仔主義」,不少年輕人、大學生追求的是屋仔、老公/老婆仔、車仔或BB仔
即房子、丈夫/妻子、車子、孩子。

「整個社會80年代開始轉變,公民社會開始蓬勃發展,多關心其他人,投入義務工作,不是只是考慮自己利益,」周永新說,現在,一切都在倒退。

從事獵頭和求職培訓的Danvis說,儘管他也明白目前香港管治問題很多,但「講到搵錢,還是香港好。」他認為市民不要在未有謹慎計畫之下,貿然移民,例如突然前往英國,可能不容易找到合適工作。

他稱,有一些已經移民英國的專業人士,包括會計師等,因找不到工作而向他求助,也有移民數月的家庭因為不適應而回流香港。

「我反而更加努力,因為都快end gam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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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裡,原本熟悉的面孔、自由討論時事的氛圍逐漸消失。(攝影/陳朗熹)

風大浪大,在理想、家庭、信念和實際收入面前,每個個體和家庭都需要做出屬於自己的抉擇。

家銘目前覺得,只要一日還留在香港,就盡量去做力所能及的事。

近來他和教師同業討論前景,大家都很擔心被投訴、舉報。「(大家覺得)要不,就離開;要不,得留在香港跟隨政府的說法(來教學生),不然很快就犧牲⋯⋯」在課堂上他已經不敢發起自由討論,也不敢表達太多個人觀點,「除了一些民生議題。」

他開始把目光放在課堂之外,搞課外活動,做社區探訪,在他看來,這也算是為公民社會「保留一點種子」。

另一個資深中文科教師Benjamin就深深感覺,身邊瀰漫著一種人心惶恐的氣氛。最近,大家連移民問題都不敢在同事、親友中隨便說起。9月22日,《文匯報》以「迷信外國月更圓、狠心移民拋老幼」為題,在頭版抨擊移民潮。與此同時,《大公報》則不斷報導移民人士不適應,回流香港。

「整個社會的氣氛,很多事情都不會問,不會說得很仔細,」Benjamin說,「大家過去了,settle down了,才會說已經走了⋯⋯你也不知道對方是不是參與了我們不知道的事,所以才不能講。」

他和太太也計畫移民離港,但暫時沒有具體日期。他說,看著身邊很多人走,愈發讓他覺得還有事情要留在目前崗位好好做。考慮到安全問題,他拒絕透露具體工作情況。

「香港就好似一艘鐵達尼號,可能我都想著要棄船了,但我暫時不做第一個走的。」

Benjamin說,留下的日子已被標上一定的時限,「現在每日工作反而更加專注,因為都快end game了。」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Raymond、家銘、詩晴、Benjamin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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