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荔枝角每天上演不同的故事，有人面臨失去當教師的夢想，有人在探訪房隔著鐵窗求婚，有人錯失兒子出生的一刻⋯⋯從被捕一刻開始，我們就知道將失去，幾年甚至10年之青春和自由。身在牢籠，日子雖苦，所作之舉，無怨無悔，乃義之所至，與有榮焉。」

這是被關在香港荔枝角拘留所的反送中示威者，在11月27日對全體香港人發出的公開信。他們希望仍在外面的「手足」，不要忘了他們的犧牲。

到2019年12月16日為止，香港反送中運動參與者中，有6,105人遭警方逮捕；在978位遭到起訴的人裡，有517人被以「暴動罪」起訴、122人被控「持有攻擊性武器」、119人被控「非法集結」等罪名，其中暴動罪的刑期最高可達10年。

被逮捕人士有將近4成是在學學生，年齡大多都是落在15到25歲，也有人才剛出社會，開始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司法系統無法短時間消化爆量的政治犯，有些人要在拘留所內等上一到兩年的時間，才能確認判決。而等著他們的還可能是重罪的刑期，要與殺人者或毒販等重刑犯在監獄一同服刑。

青春才要翱翔，但他們卻飛不高了。一國兩制的崩壞讓不少年輕人鋌而走險，用身體對決政權，原本應該恣意揮灑的青春，可能被鐵窗歲月給取代。他們的心理充滿著不安與恐懼。

從2016年開始，香港旺角魚蛋革命之後，就有年輕的政治犯被判刑入獄。這些年，陸續有牧師進到監所內帶領他們禱告；有立法會議員利用「公事探訪」的方式，拜訪他們，知道年輕政治犯關心社會，議員們會把從網路搜集而來的新聞資訊做成簡報帶進去，讓年輕人不需要仰賴監所內一面倒親政府的TVB新聞。如今，隨反送中運動進入的政治犯又更多，有經驗的立法會議員──如朱凱迪──進入拘留所也更頻繁，他說，年輕人待在拘留所等待漫長的司法訴訟程序，需要大量律師與他們討論案情，提供專業意見，「但在這之後，他們在面對漫漫牢獄的長夜，需要的仍是心理上的陪伴。」

除了牢獄之災的年輕人，長達半年以上，在催淚彈、橡膠子彈、強烈水柱衝擊中，走入運動，經歷城市戰場而受影響的年輕人，更是不計其數。

對麥可和不少運動者來說，他們更大的悲傷來自家人的不理解。以麥可為例，他的父母是支持政府的藍絲，雙方關係處在長期的劍拔弩張。父母看到《TVB》或《大公報》報導時，會跟著罵示威者是「暴徒」，還曾讚賞對示威者射擊實彈的警察。麥可曾離家住酒店，避免與父母無止境的爭吵，麥可說，從事運輸與清潔業的父母，每天規律的上下班「搵食」（討生活）、面對社會劇烈地變動，他們只求生活安穩，支持警方鎮壓抗爭者，「民主自由對他們來說太虛無飄渺，他們不了解我們為什麼犧牲。」

除了不理解子女的「藍黃家庭」之外，還有家長跟子女同樣站在支持反送中這一邊的「黃黃家庭」也出現問題。黃黃家庭的家長會擔心孩子抗議時站太前頭，阻止孩子上街；同時，子女也因害怕家長擔心而少了溝通，最後讓家庭關係也出現疏離、間隙。

政治的動盪滲入家庭，不少受訪的示威者表達，家人的冷漠或不理解的擔憂，讓他們感到更孤獨而徬徨。

「現在是香港的集體創傷，每個人都失去了一點東西，」臨床心理學家阿悅認為，在這次的運動裡，無論是支持反送中或是撐政府的人們，全部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從2019年6月21日到7月21日所做的調查顯示，有4成民眾認為社會紛爭是影響精神健康的原因，跟2018年相比，上升了23％，表示民眾認為反送中運動確實影響到民眾的心理健康。另外一份在10月底進行的「抗爭者精神健康」問卷調查中顯示，有36.7％的人因為警方執法而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症狀，經歷或目睹2件以上暴力事件的人，則有55%的人出現PTSD。

面對如此的集體創傷，數十位臨床心理學家組織的公民組織「良心理政」發起了「心靈照顧站」的服務，讓受到運動波及的人可以免費尋求基本的心理諮商療程。身為良心理政成員之一的阿悅在半年時間裡，一對一面談了數十位受創的年輕心靈。「他們承受著無數的惡夢，那些回憶隨時會重回他們的腦海，讓他們的身體狀態再度回到遇到暴力時的緊繃，」阿悅說，來到諮商的人們常常崩潰痛哭，她能做的就是陪著他們走完這段痛苦的過程。

良心理政裡的臨床心理學家全是義工，上午在自己的診所、醫院裡上班，空閒時就到良心理政輪班提供諮商服務。「在看診的時候，我可以感受到這些年輕人累積的情緒，」阿悅說，因為他們必須大量接下抗爭者心裡的悲痛，所以必須適時給自己放個假、透透氣，否則就算是專業的心理學家，有可能也無法承受。

心靈照顧站至今已提供超過500人的服務，但服務的初衷是為了幫助緊急需要心理支援的人而設置，所以規定只能為每一位個案提供4次心理諮商。但警民衝突升溫，導致需要幫助的人遽增，這也讓良心理政人手短缺。

「我們這種義務的心理學家人數不夠，這是很大的問題，」良心理政創辦人、同樣也是心理學家的葉劍青指出，就算有「612人道救援基金」這樣規模較大的公民組織，能夠以公眾募款的方式提供每人10次諮商療程，但能夠幫到的人數目前也不到百位。而且有的心理治療可能要為期一到兩年，所以只靠公民組織協助不是長久之計，最後仍要回歸到公共社福系統中。

「香港正在面對一次大規模的人道危機，」葉劍青如此描述香港社會的心理狀態。

雖然社會上的心理創傷理想上要回歸到公共的社福體系中，但目前的氣氛，港府與港警和公立醫院合作密切，讓大多數運動者抗拒前往，即便受了傷也不敢到公立醫院就醫，更別說要掏心掏肺把祕密說出來的心理諮商，運動者擔心一旦說出口有可能被醫院的諮商師「篤灰」（出賣），供出他們曾在哪裡破壞過商店、哪幾天丟過汽油彈等等的紀錄，這個病歷紀錄反而可能成為他們被定罪的證據。

這都讓抗爭者不願意相信任何諮商中心，寧願把祕密埋在心中。

理工大學的抗爭現場，總共與警察僵持了16日，Curry在入內一週後決定逃離理大。他與幾位年輕人佝僂著身子、雙腳以半蹲的姿勢前進狹窄的下水道中。下水道裡，有著大量的蟑螂和老鼠，為了保持平衡，他們雙手扶著汙穢的牆壁，身體有一半泡在腥臭的汙水裡。他說，在令人感到窒息的空間裡，除了稀疏的水聲以及蟑螂老鼠亂竄的聲響外，只有遁逃者急促的心跳聲。

「我一直不敢走下水道離開的原因，就是必須確定我不會死在裡面，我才敢走。」Curry在理大思考下一步的抉擇時，他都在想，這樣做會不會被逮捕？或是會不會死？如此高壓的環境讓這位年僅20多歲的年輕人急速長大，但也讓他原本的個性在短時間內出現很大的轉變。

在理大的每一天，因為無處可逃，又害怕警察衝進學校抓人，高壓讓他不斷與運動的「手足」發生爭吵，甚至爭論該如何逃離包圍時，他會以「垃圾」這樣的字眼辱罵手足。

「我以前不是這樣子的，」Curry說。

發現自己的改變之後，Curry傳了訊息問了手足們對自己的印象。而他得到的答案都是「固執」或「不聽他人意見」等負面觀感。這讓他下定決心，找了與良心理政有類似功能的心理支援組織幫忙。

他開始去上心理諮商的療程，因為他不喜歡現在的自己。

在走過運動半年後Curry才發現自己需要幫助，但高強度運動裡有很多人並沒有病識感。「隱藏在心裡的傷痕就像一顆炸彈，爆炸的時候會傷到自己，也會傷到旁邊的人，」阿悅說，社會上有很多像Curry一樣的人，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生病了或是知道，但不願意尋求幫助、正視問題。

為了改變這個狀況，葉劍青與其他臨床心理學家發起了一個名為「創傷同學會」的運動，透過一些文宣和課程教學，讓民眾可以檢查自己或是身邊的人是不是受到心理創傷所苦，需不需要幫助。葉劍青指出，現在跟1967年的六七暴動很不一樣，因為當時人們對於心理創傷並沒有研究，心理學與臨床心理學並不成熟，「當時很多創傷都被隱藏起來了，」而創傷同學會要做的，就是幫助人們面對自己的脆弱，不需要再假裝自己沒事。

除了與這一代的年輕人站在一起之外，也要讓被關在牢裡與拘留所裡的政治犯們曉得他們並沒有被遺忘。朱凱迪說他與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在耶誕節前夕號召民眾，一起寫耶誕卡片寄給在荔枝角拘留所的手足們。「現在一個人可以收到超過100張，這其實對在裡面的人來說，是很大支持的力量，」朱凱迪說。

面對這次的社會動盪，大批的年輕政治犯的心理狀態，不會是幾個公民組織NGO或是臨床心理學家可以解決。「政治問題仍須政治解決，」阿悅認同這個在反送中運動中常被提到的口號。她認為這句話，同樣也適用在解決香港社會心理健康的問題。

現在仍是每天有警察過度執法不用負責，特區政府官員開記者會說謊話不用下台等狀況出現。「人們的憤怒來源是因為社會上出現了不公義，」阿悅指出，原本長久以來被人們視為圭臬的價值都在一夕之間被推翻了，而人們的焦慮以及不安隨之而來。

因為這些不確定的因素，久而久之，人民就對香港政治上的問責制度失去信心。倘若政府一直對這頭房間內的大象視若無睹，那麼就算是全香港人都接受心理諮商，香港的問題也不會解決。阿悅認為，政府必須讓步、必須滿足示威者提出的訴求，問題才有可能解決。

朱凱迪則認為現在政府部分人士也開始意識到，將反對者丟進大牢裡不會讓社會變得平靜。2016年旺角魚蛋革命時，判了梁天琦等人6年不等的暴動罪刑期，換來的只是更大規模的反送中運動。朱凱迪跟葉劍青都認同，要消除這個沈積了的怨恨，必須要釋放反送中運動裡全部的政治犯。這些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在關了幾年出來之後，不公義並沒有被平反，憤怒並不會消逝。

我們在與麥克的訪談結束之前問了他對香港的未來的看法，問他抗爭有可能結束嗎？

「死掉的人、被捕的人怎麼辦？我們要對得起他們，抗爭還不能結束，」麥可的回答回應了朱凱迪、葉劍青還有阿悅的看法，這一代年輕人堅持著：五大訴求、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