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醫學院每年擴招65.4%的新政策，卻立刻引爆醫師界的反彈與怒火。代表公會的韓國醫師協會（KMA，以下簡稱醫協）嚴厲抨擊政府的政策決策過程毫不尊重醫師專業，並主張韓國醫療的問題不在於醫師人力不足，而是資源分配不均，政府強行擴招2,000名醫學生的做法，只會增加國民健保支出的負擔、打亂醫師人力市場的供需平衡，而被超額學生分散教育資源的醫學院，最終只會量產出良莠不齊、不足以回應醫療現場現實的下一代醫師人力。

韓國醫師界的憤怒，尤其以年輕的住院醫師最為直接而激烈，全韓國的住院醫師更在公會號召下，於2月20日發動大罷工──根據韓國保健福祉部的統計，罷工行動開始一週內，估計超過1萬名住院醫師、也就是全國住院醫師總數80%辭職；其中7成離職醫師不待辭呈獲准就直接離開醫院，拒絕提供任何醫療服務。

醫師大罷工導致的全國混亂，不僅激起非常強烈的民怨和輿論批評，韓國政府也譴責住院醫師的罷工行為不僅非法，更嚴重傷害國民健康與生命安全，因此要求罷工醫師必須在2月29日之前回到原本的醫療崗位，否則政府不排除以吊銷醫師執照、甚至追究法律刑責，嚴懲醫師們的「擅離職守」。

但風格強硬的醫協卻出面反擊韓國政府的「公開威脅」，除了強調將竭盡所有可用資源支持醫師抗爭，公會更積極奔走準備升級罷工範圍，例如韓國各大醫學院就同步發起了醫學生罷課、集體休學、拒絕到見習醫院報到的響應行動；專科醫生亦可能於3月1日開始跟進罷工；甚至醫師教授協會也公開發聲，揚言政府若真的採取法律手段懲罰罷工醫生，資深醫師與教授們必將跟進抗爭，就算讓整個韓國都沒有醫師，也會與年輕後輩站在同一陣線。

「每年增加培訓2,000名醫師，只是最低限度的政策，韓國已經沒有時間、也沒有餘地承擔醫改失敗的後果。」

尹錫悅政府強調，韓國目前已是全世界高齡人口率成長速度最快的國家。根據韓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韓國65歲以上國民占總人口的比率目前已達19.1%，預計2025年就會正式跨越20%的「超高齡社會」門檻。到了2050年，65歲以上人口比率更將超過40%，甚至成為全世界國民平均年齡最老的國家──但在高齡化趨勢不可阻擋之際，韓國醫療結構也將面臨立即性的兩大挑戰：高齡人口導致的國民醫療需求暴增以及醫師數量不足。

在政府中被視為醫改鷹派代表的保健福祉部第二次長朴敏守（박민수）解釋：「韓國65歲以上國民總數今年即將突破1,000萬人的歷史門檻。但到了2035年，65歲上人口將比現在再增加70%，這將導致國民住院總日數增加45%，門診掛號總日數增加13%。因此，韓國儘管已進入人口負成長，但國民醫療需求仍會隨高齡人口的增多而持續暴增，這就是我們無法逃避的現實。」

與此同時，當社會邁向高齡化之際，韓國醫師的組成結構也正在邁向老化。過去十多年來，韓國醫師的平均年齡不斷上升，年輕醫師的比例卻持續減少。以2013年為例，未滿30歲的年輕醫師占總數的10.55%，但2023年時卻只有4.79%；同時，60歲以上的資深醫師比例卻翻倍成長，2013年時占醫師總數的10.12%，2023年卻飆升至19.03%。若趨勢不變，韓國醫界勢必將因為退休潮與醫師高齡化問題而陷入頭重腳輕、下一代人才不足的嚴重缺口。

保健福祉部估計，在高齡危機與醫師世代結構失衡的狀況下，從2030年代開始韓國就將面臨「醫師荒」，預計在2035年全國將至少浮現15,000個醫師人力缺口。但醫師的養成難以一蹴可幾，光是從醫學院畢業就至少需要6年，因此尹錫悅政府才主張從「現在」開始擴大招生2,000名醫學生──增額的醫學生將在2025年3月入學，但卻要2031年才能畢業取得醫師執照──否則醫界將完全趕不上2035醫療危機的襲來巨浪。

政府強調，醫學院擴招2,000人的培訓政策將至少持續到2029學年度，在此期間韓國醫界將逐年增額1萬名醫師。這1萬人將緩解醫師缺口的燃眉之急，之後從2030學年度起，政府也會重新諮詢學界、醫界的現場建議，再視整體狀況調整招生名額，以避免醫師人力過剩、超過國家醫療所需的狀況。

但對於政府的主張與政策，韓國醫師界卻完全不能接受，除了一向剽悍的醫協大動作動員以外，以年輕醫師──住院醫師、見習醫師、醫學院在學醫學生──為主的罷工罷課行動，不僅從2月20日開始發動集體辭職與罷課，更得到全國80%以上的住院醫師與醫學生響應，不惜中斷自己的璀璨前程，也要同力推醫改的政府對賭決戰。

尹錫悅政府主張的「2035醫療危機」，其實在韓國社會激起相當大的共鳴與認同。根據民調機構《韓國蓋洛普》（Gallup Korea）在2月16日公布的全國民調，在政府擴大招收醫學院學生的政策上，76%的韓國國民表態「支持」，16%主張「反對」，9%表示「沒有意見」；支持意見中，更有40%意見認為「韓國醫師數量不足」。

對此，以醫協為首的抗爭醫生團體們，則極為憤慨且激動地多次公開反擊，但其主張卻與社會主流認知完全相反：

「韓國沒有醫師不足的問題！目前的醫師數量已經很足夠了。」

醫協表示，政府擴招醫學生的政策，之所以讓韓國醫師界極為憤慨，原因主要分為5大衝突點：

「在醫療現場的醫生們都認為，韓國『整體醫師數量』沒有人手不夠，真正有問題的是城鄉差距與專科之間的分配落差。」醫協指出，醫療城鄉差距的主因，在於韓國都會發展的資源分配落差，隨著少子化、高齡化、人口負成長等趨勢已不可逆，韓國非都會地區的人口與資源只會持續凋零。

但魯莽的增加醫師數量反而只會惡化此一城鄉差距，因為韓國的醫學院與大型教學醫院仍都集中在首爾，新增的醫師仍然會搶破頭地湧入首都醫療圈，除非健保系統開始大幅提升對非都會地區的醫師補貼與獎勵，否則此擴招醫師根本無助緩解醫療危機。

韓國醫療專科之間，也有非常巨大與明顯的「社經地位階級」，像是目前專科最缺人的小兒科與家醫科，就分別是各科收入最低的前二名，與收入最高、每年申請都被搶破頭的眼科、皮膚科、整型外科相比，小兒科與家醫科的醫師年均收入只有熱門科別的二分之一不到。因此，當政府認為特定專科醫師不足之際，如何合理的弭平不同科別的收入落差，鼓勵菁英人才平均分配？這才是健保資源應該對症下藥的關鍵問題。

然而醫協的反對主張──特別是強調醫師收入不均的現實處境──卻無法引發韓國社會的理解與共情。在韓國，醫師的社經地位不僅是國內最頂尖、最受尊重的一群，在OECD國家中，韓國醫師的平均收入更超過日本、挪威等國家，位居所有成員國第一。因此，醫師們不斷大喊「收入不均」、「補貼不足」的主張，在罷工導致全國醫療大癱瘓之際，反倒激起韓國輿論反感與強烈批評。

但在本回醫師大抗爭裡，以辭職、休學等方式罷工罷課的抗爭主力，幾乎全都是住院醫師或醫學院在學學生等「年輕世代」，這些族群並沒有資深醫師所享有的高收入與高尊重，反而在高壓的醫療前線裡，看見了政府醫改政策搞錯重點的實際問題。

韓國的醫師養成制度與台灣類似，在醫學院畢業之後取得醫師執照的畢業生們，大多都會進入各大醫院成為住院醫師，並藉由數年的臨床與分科訓練後，才能再進一步成為專科醫師。因此在韓國，住院醫師也被視為醫療現場的「工作馬」，他們是支持醫院體系順利運作的「現在」，更是傳承醫療技術與經驗的「未來」。

但在住院醫師的養成階段，年輕醫師們的平均年薪大約只有專科醫師的三分之一，卻必須承受各種不合理的工作環境──其中最嚴重且難以解決的狀況，即是「違法超時工作」導致的過勞問題。

韓國法律規定，住院醫師每週工時的合法上限是80小時；但實際上，主要承擔急診與手術支援的住院醫生，往往得「彈性配合」醫院與前輩醫師的需求而加班，因此實際工作狀況仍然處於每週100小時以上──但這樣痛苦的工作環境，也製造了本次醫改最分裂的關鍵矛盾。

韓國政府與站在患者視角的社會大眾皆認為：年輕醫師的過勞與極端壓力，正是基層醫師不足的最好證明，因此擴大醫學院招收，讓醫療現場得以合理分配人力，就是提升國民醫療品質、保障年輕醫師工作環境、合理養成下一代醫師人才的「三贏政策」。

但住院醫師們卻指出，醫學院擴招的直接結果，只會讓年輕醫師的替代性更高、作為資方的醫院更能盡情壓榨住院醫生的勞動。韓國醫療系統以私立大型醫院為主，研究資源、發展經費、專科實力都集中在首爾首都圈，因此為了自己的前途發展，年輕醫師們也都為了擠進「五大醫院」的窄門而搶破頭。在此狀態下，醫學院擴招的結果，一方面會增加高志願序的競爭強度，二方面也單方面增加院方籌碼，讓醫院對待年輕醫師的方式更加有恃無恐。

但抗爭醫師之中，也有另一種引發各方議論的情緒意見──韓國進步派大報《韓民族日報》就指出：年輕醫師之所以強烈反對醫學院擴招，最大的原因是來自相對剝奪感。像是在一篇抗爭醫師的專訪報導裡，受訪的年輕醫師就義憤填膺地表示：

「年輕醫師們之所以願意忍受醫療前線過勞與高壓痛苦，就是期待在未來能得到相應的收入與職涯回報。但這樣的願景與約定，卻因為政府的一意孤行而遭到威脅，這讓一直咬牙努力的年輕醫師們，怎麼能不感到憤怒。」

「在崇尚菁英實力的醫師系統裡，一直有『用實力說話』、『醫師收入與地位是自己努力得來的合理報酬』的傳統文化，」《韓民族日報》指出，因此醫學院擴大招生的政策，也容易被醫師界理解為「會讓『實力較差』的競爭者們，取得與我相同的職業地位」──這對於醫師群體而言是不尊重專業與個人努力的不公平威脅，但在醫師以外的社會大眾眼裡卻反被視為醫師作為菁英階級的傲慢。

在過去20年間，以醫協為組織核心的韓國醫師們曾多次以醫師罷工發起抗爭，像是2000年反對醫藥分業政策的罷工，之後幾年間反對開放遠距醫療的罷工，甚至在2020年8月COVID-19疫情期間，反對時任總統文在寅準備放寬醫學院每年擴招400人，醫師團體更在疫情高峰中發動醫師大罷工。而過去每一次的罷工結果，都是以醫師公會的勝利為結局，因此在韓國醫界裡與社會認知裡，也產生了一個專有名詞：醫師不敗（의사불패）。

「醫師不敗」一詞，不僅代表醫師罷工百戰百勝的剽悍戰果，也讓醫師公會成為韓國實力最強、政府最忌憚也完全動不了的勞工團體。因此，當尹錫悅政府強勢力推醫學院擴招政策時，醫協代表也極為高調地公開表示：「膽敢與醫師作對的政府，是愚蠢魯莽、絕對不可能有勝算的。」

然而與一般勞權抗爭不同，醫師罷工對於患者的健康、甚至生死都有直接影響；因此在世界各國的醫師抗爭裡，全國性且無限期的連續集體罷工，是非常罕見且極為爭議的手段。然而在韓國，以住院醫師為先鋒的集體罷工，已成為每一次醫師抗爭的例行戲碼，這也讓社會輿論感到極為厭煩且難以認可醫師的立場。

事實上，韓國即將於今年4月迎來國會大選，但尹錫悅政府本次的醫改政策，雖被視為選前端出牛肉的選舉手段之一，卻極為罕見地得到韓國朝野甚至媒體輿論的一致支持──韓國新聞圈的立場光譜雖有明顯的「進步派」與「保守派」之別，但在醫師罷工議題上，幾乎所有媒體都支持政府擴招醫學生的計畫，這在政治分裂的韓國，是極為罕見的政策共識。像是一向同情勞權運動、對尹錫悅政府有著各種嚴厲批評的進步派大報《韓民族日報》，罷工期間就曾發出多篇批評「醫師不合理罷工」的報社社論，除了指責醫協煽動醫病對立、成為壟斷公共健康的自私利益團體外，甚至更呼籲尹錫悅政府「這次一定要打破醫協傲慢的『醫師不敗』神話」。

然而醫師界與社會輿論在罷工問題上的高度對立，卻能也讓醫協與韓國政府陷入了難以和解、彼此都硬著頭皮下不了台階的懦夫博弈──堅持不退的韓國政府表示，儘管保健福祉部仍不放棄與醫協談判和解，但醫學院擴招2,000人的政策卻是「不容妥協的底線」；不但下達「強制復工令」2月27日上午更公開向所有罷工醫師發出最後通牒：從2月20日開始的住院醫師罷工，不屬於合法罷工：

醫師的擅離職守行為，必須在2月29日前結束，返回崗位者將既往不咎，但3月1日仍罷工者則將面臨吊銷醫師執照、甚至入獄坐牢的法律責任。

政府之所以有權對罷工醫師下達強制復工令的法律依據，主要來自於韓國《醫療服務法》第59條：「在醫療政策必要性或遭遇嚴重損害公眾行為時，保健福祉部與各級地方政府權責單位可對醫療機構或醫療人員下達直接指示與命令。」若有違反或不服從命令者，可被吊銷醫療證照1年，甚至面臨最高3年有期徒刑。

但主導抗爭行動的醫協卻反稱，住院醫師們的抗爭屬於「自發性的個人辭職」，其並不屬於法律定義上的組織罷工，提出辭呈的醫師也沒有義務繼續接受醫院的復工指示與命令，政府此時的法律威脅反而是侵犯了《憲法》對於人民選擇工作之自由，是荒謬且離譜的違憲恐嚇。

矛盾且仍有爭議的是，韓國《憲法》同樣也明定國民享有健康權利，強制復工令亦可被解釋為「政府為了保障國民健康權的必須作為」，因此政府與醫協的法律衝突，亦可能隨著雙方衝突加劇而升高為釋憲大戰。

尹錫悅政府的2月29日最後通牒是否有效？在韓國社會引爆了正反兩極的激烈辯論：鷹派意見認為，醫協的罷工號召根本站不住腳，許多醫師都是迫於公會前輩的人情壓力才提出辭呈──像是《韓聯社》就引述了大學醫學院的說法，指醫學生們目前的休學申請，都是集體提出書面資料，「為什麼明明可以從校園電子系統申請的個人休學，卻非要以紙本方式集體遞交休學書？這都是因為公會頭人在課堂上搜集申請，有疑慮的學生也不敢公開違反公會指示。

但鴿派意見卻強調，逮捕、甚至以法律手段鎮壓醫師罷工，只會火上加油讓醫療癱瘓變得更不可收拾。因為3月1日開始，韓國醫界也將迎來一年一度的人事年度起點，許多新晉專科醫師將於此際投入服務，但若是醫師抗爭加劇，原本還沒有參與罷工的專科醫師、資深醫師、甚至目前紛紛跳下來急診室輪班救火的醫學教授，都已透過各種管道向政府公開傳話：「若政府敢以法律手段處罰年輕醫師，為了聲援後輩，全韓國所有醫師都會一同響應罷工抗爭。」屆時，韓國社會恐將面臨徹底的醫療癱瘓。

另一方面，本回的醫師罷工正逢年度的急診與重症需求高峰──剛過完農曆新年的韓國，目前仍處於冬天，低溫、降雪、年節群聚、與過年期間延後的病患求醫，本就讓急診室與門診間爆滿，這都讓罷工影響的醫療癱瘓，陷入了極為沉重且不可能消化的現場壓力。

在醫療現場，許多醫院如今因醫師人力不足，只能讓輪班的護理師、醫療助理在「違法狀態下」逕行代為執行只能由醫師負責的醫療行為。這些非法的權宜手段，雖然只是護理師們為了拯救患者生命與健康所做的無奈之舉，但若其行為導致醫療糾紛，非法代操醫師工作的護理師們都將面臨100%肇責比例與刑事責任，因此護理師公會因此收到大量的基層投訴，焦慮氣氛正在失控蔓延。

「如果你仍想進行抗爭，就請回到醫院，深入瞭解狀況與政府對話，並提更好、更有說服力的政策替代方案。」在抗爭行動發酵之際，曾參與2000年醫界大罷工、並因抗爭頭人身分而遭到官司纏身與事後懲處的首爾大學醫院教授權容振（권용진），則以自身抗爭經驗發表了一段相當逆風的喊話。

權容振表示，2000年的大罷工抗爭，雖然公會打出了「醫師不敗」的名號，但對於少數被秋後算帳的年輕醫師，醫協除了訴訟費用之外，並沒有提供任何職涯、身心與工作上的積極幫助。權容振認為，作為過來人與醫界前輩，他能理解住院醫師們被夾在現實壓力與未來疑慮中的憤怒與不平等感，但醫師仍有對於患者直接或間接的道德責任，在此狀態下，罷工作為最終極的抗爭手段是否真的有效？或者符合最大公眾利益？在情緒之前，他也呼籲醫師界重新冷靜與政府展開和解對話，切莫讓希波克拉底的醫師誓詞──「病人的福祉與健康將會是我的首要顧念」──成為社會質疑、恥笑與譴責的話柄。

「如果你放棄醫學，也是你的選擇。」權容振表示，「無論年輕的你們如何決定，作為醫界前輩，我都祝願你們美好幸福與健康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