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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World 國際週報》

首爾地鐵新堂站跟騷殺人事件:韓國「不要再殺女」的第N次怒吼

民眾到首爾地鐵新堂站案發地悼念死者,並在牆上的紙條寫下悲憤的質疑:保護女性的安全與生存的權利,這樣的要求真的很過分嗎?(攝影/Anthony WALLACE/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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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都中心、首爾地鐵6號線的新堂站,9月14日晚間發生一起衝擊全國的重大刑案:一名28歲女性地鐵站務員,在巡邏站內女廁時,突遭一名31歲男性凶手埋伏砍殺身亡。警方發現,凶手與被害人本是同期考入首都地鐵公司的同事,卻長期跟蹤騷擾被害者、甚至非法盜攝對方隱私照片,遭到控罪而被停職。

但停職中的凶手,不僅能多次登入地鐵員工系統,藉此鎖定被害者的出勤班表與所在位置;韓國啟用還不滿一年的《反跟騷法》,更在本案中暴露設計破口、數次放掉阻止凶手的機會──這讓韓國重新想起6年前的「江南站10號出口事件」,也再次引爆韓國女性對「殺女」問題的悲憤怒火。

在跟騷案一審宣判前夜,凶手在地鐵站殺死了被害者

新堂站殺人事件的凶手,是31歲的男性全周煥(전주환,音譯)。他在2018年與被害者──28歲的A女──同期考入首爾交通公社
即為主管首都地下鐵系統的首爾捷運公司,上級單位是首爾市政府,屬公營企業。
。但從2019年11月開始,全周煥就對A女密集跟蹤騷擾,除了大量的實體跟蹤,還透過簡訊與社群通訊軟體,向被害者發送超過351封「要求見面」的訊息,甚至非法拍攝A女的隱私照片,以此威脅被害人「出來見面」。

在長期遭受騷擾的巨大壓力下,A女在2021年10月就全周煥的偷拍行為提出「性暴力犯罪」的告訴,全周煥因此被首爾警方逮捕;同一期間,韓國國會也正式通過並啟用《反跟騷法》,A女的辯護團隊也因此向警方申請人身保護令,全力避免雙方再有接觸。

台韓「跟蹤騷擾」定義比較

在韓國的《反跟騷法》中,主張「跟蹤騷擾」的定義為:在沒有正當理由且違反對方意願的前提下,對當事人與其相關親友做出令人不安或導致心生恐懼之行為。

其定義樣態主要為以下5種行為:

  1. 接近、觀察、跟蹤或阻擋當事人之行蹤
  2. 在當事人生活範圍盯梢
  3. 透過電話、書信、數位通訊等方式對當事人發出騷擾訊息
  4. 對當事人與其生活環境放置物件
  5. 在當事人周邊或其生活範圍內破壞物件

若上述令人心生恐懼的行為反覆發生,則可被視為「跟騷犯罪」論處。

而台灣同期推出的《跟蹤騷擾防制法》,則與韓國的跟騷定義類似,但卻增加了「與性或性別有關」的限定行為條件。定義的行為樣態則為8種:

  1. 監視觀察
  2. 尾隨接近
  3. 歧視貶抑
  4. 通訊騷擾
  5. 不當追求
  6. 寄送物品
  7. 妨害名譽
  8. 冒用個資

除此之外,台灣的《跟蹤騷擾防制法》雖然同樣以告訴乃論為主,但若嫌犯違反跟騷保護令、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實施跟騷等危險行為,檢警則可直接介入偵辦並聲請羈押,無需等待被害者提出告訴。

豈知被捕的全周煥隔天就被釋放,因為法官認為「全周煥在首爾西大門區有固定住所,逃亡風險低,盜攝的犯罪證據也已被檢方掌握,無滅證之嫌」,駁回警方羈押聲請。

雖然在保護令有效期間,全周煥按照規定沒有試圖接觸A女。但效期過後,全周煥卻從2022年2月開始恢復私訊騷擾,再度要求A女「好好出來談判吧!」過程中,A女與委任律師雖然數次報警,但警方不僅沒有積極作為,甚至勸退A女稱沒有足夠證據能羈押全周煥。

全周煥對於A女的私訊騷擾,一直持續到2022年8月初、檢方就偷拍威脅案對全周煥求刑9年的前夕。法庭原本要在9月15日公布一審判決,誰知判決前夜的14日晚間,全周煥卻來到首爾地鐵新堂站,對上班中的A女痛下殺手。

被停職還有權登入員工系統、追蹤被害者的班表位置

9月14日下午,全周煥離開在首爾西大門區的住家,並搭車前往地鐵6號線的龜山站。根據事後比對的監視器畫面,他來到龜山站後,長達數小時都埋伏在A女的舊家外,甚至一度尾隨一名與A女外表相似的路人。

在設伏未果後,全周煥在傍晚6點左右,回到了龜山站的服務辦公室。他先是向執勤站務員表示:「自己也是首爾交通公社的員工,因故需要與同事聯絡,所以請借我電腦使用吧。」不疑有他的站務員,於是就這樣門戶大開地讓全周煥使用站務電腦,並登入了內部員工系統。

當時,全周煥雖因涉入偷拍案,已被首爾交通公社「暫時停職」,但因一審尚未公布定罪結果,全周煥的員工身分與系統權限才沒有被直接註銷──然而此一不經意的管理漏洞,卻是本案最為要命的關鍵轉折,因為根據登入紀錄,全周煥在龜山站的站務系統內,特別調閱了員工勤務的配屬位置與出勤資料,這才得以鎖定當天正在新堂站執勤的A女。

確認A女位置後,全周煥就搭了40分鐘的地鐵,並在當天晚間7點45分左右,出現在了新堂站的女廁外。

全周煥在新堂站的女廁,埋伏超過70分鐘。作為首爾交通公社的員工,凶手很清楚站務員的勤務內容:他知道作為女性站務員的A女,必得在固定時間前來女廁「安全巡邏」──於是這樣的安全管理程序,極為諷刺地成為了全周煥設下的駭人陷阱。

當天晚間8點56分,A女按照勤務規劃,來到了新堂站2號線
新堂站是首爾地鐵6號線與2號線的交會轉乘站。
的女廁巡邏,但卻在廁所內遭遇了守株待兔的全周煥。根據站內監視器與目擊者的說法,A女在遭到全周煥突襲後, 隨即放聲尖叫並按下廁所內的緊急求救鈕,但在路過民眾與其他同事趕來救援之前,全周煥卻已持刀砍殺A女要害。

最終,全周煥雖然被現場民眾壓制逮捕,但身中數刀的A女卻在送醫搶救150分鐘後,於14日深夜宣告不治。

首爾警察廳表示,被捕的全周煥,主動供稱是「一時緊張才會失手殺人」,會在新堂站埋伏A女,則因偷拍案一審隔天就要宣判,自己感到巨大壓力才會身心失常,並想與A女「當面談判撤告」。

但檢警方面卻高度懷疑全周煥的「失手說」:因為根據警方掌握的監視器畫面,全周煥在龜山站的A女故居舊址處,已經徘徊超過1個月。行凶當日,全周煥更曾試圖在ATM提領1,700萬韓圜(約新台幣38.2萬元),一口氣清空自己的戶頭存款。同時,凶手在作案前,特意在沒有地緣關係的社區購買凶刀,當日特別使用單次車票以避免被追蹤行程,手機還裝有可偽造GPS定位的軟體,潛入新堂站女廁時更特別配戴浴帽、手套,疑似是為了避免作案時留下指紋與頭髮DNA。

再加上凶手特別在龜山站內滲透登入內部員工系統,明顯鎖定被害者的行為,首爾警察廳因此決定將本案從一般的「謀殺罪」(最低刑期5年以上),提高為更嚴重的「報復性謀殺罪」(最低刑期10年以上)。

市民悲憤質問「為什麼總是女性被殺死?」

新堂案的殺人悲劇,在韓國社會裡激起了巨大的情緒海嘯。翌日,在新堂車站內的公廁走廊外,悲傷的市民們開始自發性地為遇害的A女獻上悼念花束,牆上也很快地被一張又一張寫著市民情緒的小紙條,連成了一道充滿悲傷、困惑與憤怒並陳的連儂牆。

「如果她不是女人,還會因拒絕見面而被殘酷殺害嗎?」

其中一張匿名紙條憤怒地提問,各方追思標語裡「不要再殺女」的吶喊,也在韓國各大媒體的採訪鏡頭前反覆被提及。許多人留言希望死者能就此前往一個不會再被騷擾的美好世界,但有更多顫抖的字跡卻仍忍不住質疑:保護女性的安全與生存的權利,這樣的要求真的很過分嗎?

新堂站跟騷殺人事件在韓國社會觸發強烈激憤的原因,一是因為韓國的性別暴力問題,本就是動搖國本、甚至嚴重撕裂社會的國家級議題;二是韓國2021年10月才上路的《反跟騷法》,本該積極保護已經多次報警的被害人,但卻因陷入官僚泥淖而明顯失能;三則是本該主導性平與婦女安全保障政策的內閣女性家族部
該部門的英文譯名為「性別平等和家族部」(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但韓文為則直接寫為「女性家族部」(여성가족부)。
部長金賢淑,16日前往新堂站弔唁時,卻公開表示「我不認為該從『性別角度』檢視本案⋯⋯我也不同意『厭女殺人』的說法。」

金賢淑認為,新堂站事件是一起情節重大的刑事謀殺案,但在目前案情仍在調查中的當下,自己並不認為本案具性別仇恨或厭女因素。

根據《韓民族日報》所取得的國家警察廳資料,2022年迄今9個月中,韓國警方一共通報有13,097件跟騷犯罪,其中73.7%的被害人都為女性;包含本次的新堂站事件,在過去5個月內,韓國至少發生了4起跟騷犯罪報案成立後,被害者仍遭跟騷者殺害的重大刑案──已知的4名死者,也全都是女性。

鑑此,金賢淑的「不該從性別角度討論悲劇」反而進一步激怒韓國社會,並被視為掩耳盜鈴的另一種結構性悲劇。

金賢淑引爆朝野憤怒的另一原因,是因為她在今年7月的「仁川仁荷大學性侵殺人案」中,也曾以女性家族部長的身分,講出幾乎一模一樣的爭議失言。

仁荷大學事件是發生在2022年7月15日的一起重大性犯罪殺人案。一名大一女學生,在暑修期末考試結束後,與一群同學在校內飲酒慶祝,眾人狂歡至凌晨後,該名女大生因不勝酒力而醉倒,並由一名男性同班同學A帶走離開。

豈料A生在帶走被害人後,並沒有依約將人帶回宿舍,反把該名女學生拖至深夜的校園頂樓意圖性侵。犯罪過程中,被害女性在清晨2點30分左右,突然從校舍高樓墜落,但被告A生不僅沒有報案求救,反而帶走現場證物後躲回家睡覺。一直到1個小時又19分鐘後,經過的路人才發現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受害人。但受害女大生最後仍因嚴重內出血導致心臟衰竭,於搶救後死亡。

根據急救團隊的紀錄,被害者直到送醫前,都還有微弱的呼吸與脈搏──換言之,如果意圖性侵的A生有立刻報案,而不是任憑她持續失血1個多小時,被害者或許還有活下來的可能。

然而在這起性犯罪導致的重大命案爆發後,女性家族部長金賢淑卻公開表示「這是『校園安全問題』⋯⋯我們不應用『男性加害者』之於『女性受害者』的框架來看本案,也絕不希望因此分裂男女對立、進一步擴大性別衝突。」

金賢淑在仁荷大學案的去性別主張, 招致各方強烈譴責,儘管她事後出面道歉並澄清自己的本意是「不希望學生們因輿論衝突受到二次傷害」,但2個月後金賢淑卻又對新堂站事件發出了如出一轍的爭議失言,這也引發了社會重新懷疑:當前的韓國政府是否仍在計劃「解散女性家族部」的可能性?

事實上,甫於今年5月才就職的韓國總統尹錫悅與其保守派政府,在年初的總統大選前,就曾多次暗示「不排除解散女性家族部」。尹錫悅與保守派當時主張:在多年的修法開放後,韓國社會「已經不存在結構上的女性歧視」,因此在考慮職能不彰與政府效率的狀況下,或考慮廢除女性家族部,將其業務打散至內閣各大部門對應接手。正因如此,金賢淑在面對接二連三的重大性別犯罪事件時的消極態度,才被質疑是「敗戰處理投手」。

錯失阻止悲劇,破了洞的韓國《反跟騷法》與內控失靈的首爾交通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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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在首爾地鐵新堂站案發地獻上悼念花束及架起連儂牆。(攝影/Anthony WALLACE/AFP)

除了女性家族部長的消極態度,新堂站殺人事件引發的公眾批評,也指向韓國《反跟騷法》的立法不足,以及對職場性別暴力處置怠慢的首爾交通公社。

2021年10月上路的《反跟騷法》,是韓國政壇爭論超過20年後、終於對「跟蹤騷擾犯罪」所提出的法律應對。在此之前,跟蹤與個人騷擾行為在韓國只是最高10萬韓圜(約新台幣2,200元)的輕罪,一般起訴率很低。但近年來,韓國社會屢屢發生以跟騷為前奏的重大刑案,加上隨網路社群時代加倍頻繁與嚴重的騷擾問題,這才迫使韓國推出一部加重刑期的《反跟騷法》。

然而這部法律上路後,韓國社會的跟騷犯罪問題卻沒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相反地,接連爆發的多起重大殺人刑案,反而加深了國民對於政府立法不周延的強烈批評。像是《反跟騷法》中,雖然會發給被害人一只可以緊急報案並定位位置的智慧型手表,但這項官發裝備卻屢傳連線瑕疵,甚至曾因GPS定位的座標誤差,導致走錯路的警方眼睜睜地看著凶手殺死被害者的狀況。

此外,《反跟騷法》並沒有授權警方對高風險被告裝備電子腳鐐,儘管當事人可以向法庭申請「禁止接觸令」,要求被告不得接近自己方圓100公尺,但過短的限制距離──換算為成年人的衝刺速度也就是15秒左右而已──與缺乏提前預警機制,往往無法讓被害者即時報警求援。

韓國警方、檢察官與法院系統,迄今沒能就跟騷犯罪提出一套標準的風險評量表,因此儘管跟騷犯罪的報案率在《反跟騷法》上路後大增,但逮捕率卻只有4.8%由於警方非常難以判斷「反覆騷擾」的風險程度,許多跟騷行為又難以抓到現行犯,因此超過80%的反覆騷擾通報,最後都沒有引發進一步的逮捕或懲罰,大多以騷擾者在警察趕來前離去、或到現場後判斷沒有立即人身安全風險,而只能以柔性勸離結案。

《反跟騷法》的另一矛盾是告訴乃論,加上法規中相對寬鬆且效期短暫的接觸禁令
在《反跟騷法》的制度討論裡,儘管背景有所不同,但韓國媒體大多以英國為比較藍本──在英國,就算沒有受害者出面提告,檢警仍有權起訴跟騷犯罪者,同時警方可依照風險狀況,主動向法院申請至少2年起跳的被害者保護令。但在韓國的規定中,要求被害者主動申請,每次效期只有1個月。
,反讓跟騷犯「變本加厲地反覆騷擾」──用更多的跟蹤與騷擾以施壓被害者撤告──成為扭曲的庭外常態。

以新堂站事件來說,被告全周煥不斷以加倍跟蹤與傳訊騷擾的方式,試圖逼迫被害A女「出來見面談判」,但當時警方卻認為全案已進入訴訟階段,全嫌的騷擾行為並沒有明顯人身威脅,因此以成功率過低、不符合再次聲請羈押條件為由,而沒有對持續騷擾行為的全周煥再發逮捕令。誰知最終,這卻成為悲劇發生的關鍵原因。

至於首爾交通公社,在本次事件中的內控失靈──特別是讓因案停職的凶手,毫無障礙地登入內部差勤系統,找到被害人出勤的時間與所在位置──更成為舉國批判焦點。

在19日的政府報告中,首爾交通公社的社長金尚範坦承:公司內部雖然因偷拍的性犯罪問題,從2021年10月開始讓全周煥停職,但由於制度上的「無罪推定」,因性犯罪問題被捕的全周煥仍保有正式員工身分,除非一審判決有罪,否則現行規定並沒有預先解除、或限制他登入內勤網路的權限。

「首爾交通公社(對全周煥案)的『按住不動』,是韓國企業界常見的自保手段,」韓國性暴力諮詢中心主任金惠貞(김혜정,音譯)對《韓民族日報》表示。實際上,被性犯罪案起訴的全周煥,雖然目前處於「停職」狀態,但為了避免後續訴訟若是無罪,資方反而會被拖入勞資訴訟的風險,首爾交通公社不僅任其員工權限照舊,薪水、員工津貼一樣照領,公司也沒有特別在職場上隔離加害者與被害人。

另一方面,針對地鐵工會抗議的執勤安全問題,即首爾交通公社是否為了撙節人力成本,才讓站內巡邏改由單人、而非更安全的雙人執勤?金尚範提出的因應措施,卻是增設站內監視器以取代實際巡邏的頻率,並「考慮刪減女性站務員的巡邏勤務」以避免悲劇重演。但治標不治本
金尚範社長提出的「減少女性站務員巡邏勤務」,在韓國政壇與媒體輿論中,被痛批為火上加油的歪招。因為新堂站事件中,凶手埋伏、襲擊被害者的位置是地鐵站裡的女廁──女性公廁一直是韓國性暴力問題,包括性侵、偷拍的治安死角,因此近年才會強化女性站務員對女廁巡邏。此外,因為女性站務員在巡邏中遇襲而減少派遣女性站務員,實際上也沒有盡到保護員工安全的責任,因為站內暴力事件同樣會發生在男性站務員身上,問題是勤務配置的人力問題,而不是因為「死者是女性」。
的對策邏輯,反讓社會輿論與員工士氣更加失望惱怒。

至於被害A女在提告全嫌的過程中,是否曾透過公司性平機制提出申訴?公司對此是否有主動了解或處置?首爾交通公社又是否有按照國家機關的性平程序,向政府上級單位回報涉入性犯罪的全周煥?相關責任也都尚待釐清。

江南站10號出口的眼淚已過去6年,新堂站的悲劇卻更令人心碎

綜觀韓國各大媒體在新堂站對致意民眾的採訪,現場的許多致意紙條、花束卡片,都提到了「江南站10號出口事件」──指的是2016年5月17日凌晨,在首爾地鐵江南站的10號出口外,一棟KTV大樓的公用廁所內,一名男子持刀隨機砍死了一名素不相識、只是來上廁所的23歲女性。

儘管該起凶案最終被檢警判斷為隨機殺人,但該名凶手針對年輕女子行凶、且媒體報導中也披露其過往針對女性的無端仇恨,因此江南站廁所殺人事件,也觸發了韓國社會長期壓抑且敏感的性別不平等與「厭女社會」的爭論,並號召起大量民眾前往江南站弔唁、獻花與示威靜坐,是近年來韓國社會運動追求性別平等的重要起點。

江南站10號出口事件後,韓國雖從2018年陸續發生一連串的 #MeToo 事件,但性別不平等與男女互相仇視的現象,不僅沒有顯著改善,甚至還因為接二連三的政治醜聞(例如當年聲援江南站抗爭的首爾市長朴元淳,後來就在2020年7月被舉報長期性騷擾女性部屬,而在調查啟動前畏罪自殺
朴元淳死後,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也於2021年1月公布調查結果,判斷針對朴元淳的性騷擾指控屬實,但因為被告在司法調查起訴前就已身亡,法律上本案因此自動終結、無法定罪。
)以及政壇保守派朝厭女言論靠攏,而陷入了更為激烈的社會衝突。正因如此,同樣以廁所與地鐵為事件背景的新堂站事件,才更加引發韓國女性與社會的沮喪情緒。

9月20日,首爾交通公社的工會做出了決議:地鐵的工會成員將自發性為逝世的A女披戴致哀臂章直到月底。在同事們的眼裡,A女是在工作崗位上殉職──她巡視女廁的工作本是為了防止性別暴力,但最後卻因針對自己的性別暴力,而遺憾地失去了生命。

「距離2016年我們一起在江南站悼念吶喊,已經6年過去了⋯⋯」在新堂站的追思花束中,進步派大報《韓民族日報》的記者發現了一張憤怒的追思紙條:「儘管如此,這個國家的法律和政府,仍持續坐視著殺女的日常。」

不過在憤怒之餘,受到刺激與巨大社會壓力的韓國國會與法務部,目前也加速參酌國會立法調查處(韓國國會協助立法的官方研究智庫)的建議,正研擬是否對跟騷犯罪中,擴大使用電子腳鐐,例如修法把雙方接觸範圍從現行的方圓100公尺,擴大至方圓1公里,並要求被害者與跟騷被告同時配戴電子手環,若雙方所處位置低於1公里時,能自動通知被害人與警方,以提前預警威脅性接觸。同時,卡在國會裡超過半年的《跟騷被害者保護法》,以及修改《反跟騷法》的告訴乃論條件
由於跟騷犯罪的特殊性──以韓國為例,過半案例都是熟識者犯案──許多被害者在報案後,反而會因恐懼而不提吿。因此在韓國國內也不斷在討論是不是要參考英國模式,授權檢警主動偵辦與起訴,一方面能擴大《反跟騷法》對於犯罪行為的嚇阻力,二方面也分擔被害者的舉證壓力。
,也都因為新堂站A女的悲劇,各項修法進度才在社會監督下重新動了起來。

「對不起,我們沒能保護妳。」新堂站2號線的事發女廁外,幾張追思卡片如此寫著

「為了改變這個社會,還有多少女性得無緣無故地失去生命?身為一個在妳死後倖存下來的女人,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麼──只願逝者的靈魂,永遠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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