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審時，法庭認定「由於業務上的垂直權力關係，被告身處得以壓制受害者自由意志之地位、職務與影響力等，但被告並未行使之」。但權力的存在與行使是同時發生的，職權性侵並不特殊，它不過是在我們生活中不分對象、隨時發生的另一種暴力。

無數勞工、垂直關係中的弱者在生活中所感受的威權，不只是肉眼可見的施暴與脅迫，而是僅用沉默與眼神就能壓制對方：在工作場合上被迫喝酒，忍受不喜歡的玩笑，必須在聚餐時替長官斟酒，都是多數勞工經歷的權力問題。對24小時都在執勤的隨行祕書而言，上司的地位也同樣是24小時，故意把這點用在性犯罪上的加害者，理應受到懲罰，但我所面對的現實迴避了這項重要的判定。

我不再是勞工了，我無法工作，也沒有收入，必須擔憂生計。提告後，超過一年的時間都只把心思放在官司上。一路走來始終勤奮生活的勞工人生，在被認同為勞工人生之前，就先被評為「言行舉止與受害者該有的模樣背道而馳」；希望工作能穩定而攻讀研究所，成為加害者「能明確判斷並拒絕犯罪的高學歷女性」論調；辭掉先前工作進入選舉團隊，則成了「粉絲追星的行為」；至於不分晝夜的處理工作，也變成是「因為喜歡被告」而遭到謾罵。

假如當時更強勢的要求保障正常勞工的生活，這些就不會發生了嗎？把工作放著不管、逃避現實，就比較像受害者嗎？必須維持生計、迫切需要工作的我立刻辭職，就比較像受害者嗎？一起共事的人無疑是最了解的，已經被貼上安熙正陣營標籤的我，根本進退兩難。「是她自己辭職的，辦事也不力」這種說法，只要經過一、兩次資歷查核就知道真偽了。先前我也曾經收到「安熙正無罪」的判決書，儘管最終收到了應有的「安熙正有罪」判決書，但在二度傷害依然層出不窮的生活中，在扭曲的有色眼光中，我依然是無法工作、處境悲慘的「非」勞工。

受害者在控訴職場性暴力與職權性暴力後便前途渺茫，這並不是只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其他受害者的遭遇也差不多，我們真的很需要有人幫助我們重新就業，關注這個議題。

檢舉性暴力並不容易，這代表必須讓自己的臉和姓名曝光，也賭上自己的人生。就算以非公開方式檢舉，受害者隸屬的組織也會立刻就查出檢舉者是誰，透過口耳相傳，受害者的身分也會瞬間就會傳出去。大部分的性暴力都源自權力差異，加害者依然在組織核心具有影響力，展開針對受害者的組織性攻擊，這即是二度傷害。倘若受害者想脫離其權力範圍，就必須把自己在該領域累積的一切都拋棄。

參加MeToo後，我和其他事件受害者碰面，分享經驗。大部分受害者都失去工作，必須離開原本的產業或成為自由工作者，但就連要當自由工作者也耗費了很長時間。還有好幾個人搬到加害者影響力無法觸及的外國。受害者說，無法輕易甩掉對加害者的恐懼，就算加害者去坐牢，雙方被分隔開的時間也只有一下子。

有人經歷了與出獄後的加害者撞個正著的恐懼，被當面威脅。那種恐懼會跟著受害者一輩子，只要活著一天就絕對不會消失。加害者攻擊受害者的論調和模式都差不多，他們搬出「受害者的樣子」這個說法，意指受害者的言行舉止「不像個受害者」。他們湧入受害者的社群網路窺探，攻擊受害者為什麼這天要這樣笑、為什麼仍若無其事地工作，受害者的生活遭到解體。

即便只是提出自己遭遇性暴力的問題，但直到問題解決為止，所遭遇的不合理卻必須全部由受害者承擔。即便最後受害的事實獲得承認，受害者依然無法重返公司或學校，這就是我遇見的MeToo受害者面臨的真實狀況。

進入道廳不久，安熙正的駕駛祕書就對我性騷擾，儘管我向組織反映這件事，大家卻只把它當成耳邊風。他們以「組織必須正常運作」為由，認為被外界得知可能會釀成更大的問題，我的傷害變成一種代價。我知道組織的運作模式，已經忍耐與苦惱很久後才要求他們改正，結果仍是老樣子。

由於「加害者已經道過歉」，我再次被迫與加害者進入同個空間工作，大家也認為這很順理成章。按照他們的邏輯，問題已經解決了，假如我再有意見，對他們來說是不能容忍的。我被勸導，雖然我曾經受害，卻不得再有任何受害者的行為。假如不這麼做，就會被炒魷魚，必須提心弔膽地擔心生計的我，不能因為「錯不在我的事」而失去工作。

之後，安熙正開始出現性暴力行為，我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安熙正身處的地位是駕駛祕書無法望其項背的，更是掌管組織的人。

第一次犯罪，是發生在俄羅斯出差時，當時我還只是個對隨行祕書業務不熟悉的新人。去俄羅斯的幾天前，父親才動了大手術，沒辦法到醫院探病的愧疚也讓我處於不安狀態。我帶著龐大的壓力抵達俄羅斯，卻在執行工作時被安熙正叫入房間，就在那裡遭到性侵，安熙正隨即道了歉，說自己做了愧對年輕幕僚的行為。在我意識到自己發生什麼事前，還必須繼續處理我的工作。

儘管很想死，也不想承認現實，但在我掌握情況和對策前無法對任何人訴說。我害怕極了，無法相信任何人，也想不出地位更高、能夠控制安熙正的人，反倒更害怕我的舉動會帶來人事變動。忠南道廳負責性別問題的是六級的主管，安熙正隨時都在和忠南警察廳長及地區檢調長官通話，我究竟能向誰檢舉？我想不到。

之後的隨行祕書生活即是一連串的痛苦，10次的強制猥褻和性侵中，有8件發生在還是新人的階段。我猶豫了很久，最後向先前的隨行祕書吐露自己的遭遇，得到的回答是「妳自己小心」、「就算晚上因為工作叫妳去，妳也別去」，前任人員比任何人都清楚，隨行祕書根本就不可能這麼做，他卻這麼告訴我。

最後一次性侵發生在第三次性侵後的6個月，也就是2018年2月，MeToo議題正被世人討論得沸沸揚揚時。在MeToo披露世界的真實面貌後，我知道世界上有許多和我有相同遭遇卻無法開口的人，因而產生同質感，但我很害怕。

參加MeToo後，我被迫離職。雖然我並不期待什麼，不惜丟下飯碗也要說出來，只因為想活得像個人。後來我才領悟，由犯罪傷害與道歉構成的枷鎖，永遠不會有結束的一天。儘管為時已晚，但我真心想要隱藏那份長久漠視的痛苦。我參加了MeToo，但我沒有放棄人生。之後將近兩年時間，我沒有工作，全心投入地打官司，也接受了精神科治療。

我決定開始做瑜伽。我和十多年前參加MeToo的老師碰面，學習了讓心靈平靜的瑜伽，也學了坐著時可以做的簡單動作，像是必須長時間坐在法庭上作證，在緊張狀態下如何放鬆地進行陳述。老師也教我休庭時能消除疲勞的伸展操，以及平常就能輕鬆做的呼吸法。老師還教我如何找餐廳。有些外國人經營或外國人經常光顧的異國料理餐廳，幾乎沒什麼韓國客人，我可以安心用餐。我們一起去了印度咖哩餐廳，吃飯時真的很順利。多數客人都是外國人，不用看他人眼色，讓我安心不少。

那位老師讓我不由得肅然起敬，她是如何在19年前站出來揭發MeToo事件的呢？我能從老師的生活中看到我所經歷的困難，也隨時向她尋求建言。老師仁慈而充滿智慧，她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帶給我力量。儘管彼此因為這樣的事情相遇，這樣的心情令人苦澀，但也因為我經歷的無數困難，老師全都經歷過，因此得到了很大幫助。

有幾名受害者參加了老師主導的小聚會，當場表示自己曾是受害者，或曾幫助過受害者。在此引用一名受害者描述當下感想的文章　。

我也曾有過非常痛苦，相信唯有一死才能解脫的時期。我是被父親性侵超過10年的親族性暴力倖存者⋯⋯社會觀感都認為倖存的受害者是脆弱不幸的，我也對於苦惱著自己是否必須演出他們想要的倖存者面貌，也不希望暴露我是性暴力受害者。今天見到揭露自己是倖存者以及給予支持的人，我才理解真正的「MeToo」與「WithYou」的力量⋯⋯

我的人生曾經毫無尊嚴、權利與自由，就如同死亡本身，每天都想死。家中沒有任何人尊重我，從小我的母親就離家出走，我與撫養我的奶奶關係非常糟，我就像一名寄宿者，連吃個東西都要看奶奶的臉色。我很喜歡吃蛋料理，但就連一顆荷包蛋都必須偷偷躲起來吃。真是比挨打還悲哀，不如死了算了。

我雖迫切想死，卻也想活著，我怨恨想苟且偷生的自己。像我這樣的倖存者，會不會並不是真的想死，而是想要避開加害者、避開無法遺忘的地獄，獲得平靜呢？會不會是想遠離活著就必須面對的痛苦和絕望，逃到最安全的地方？然而比起活著，更靠近死亡的我們依然必須活著⋯⋯總有一天，我能成為倖存者的另一種示範和選擇。

在那個聚會認識其他受害者後，至今我們仍會碰面。在我最孤單低潮時，在萌生尋死念頭、與世界斷絕時，是那人救了我，陪我整理糾結的情緒，鼓勵我，幫助我擺脫黑暗，讓我變得更堅強。據說，那人也因為和我一起的時光而逐漸恢復活力。為了往後能報答自己所得到的幫助，我們彼此約定要健康長壽。

某天，我收到一封信，是我在選舉團隊認識的後輩寄來的。後輩說，她曾對政治圈氾濫的性暴力感到無能為力，如今決定改變想法，從我的發聲中獲得勇氣，目前很堅強地在度過。

我再次從過往的勇氣中獲得安慰，儘管參加MeToo讓我支離破碎，但只要能避免一名受害者出現，對我已是萬幸。受害者之間的分享帶來了奇蹟。透過互相伸出援手，我們安慰彼此，被這份力量治癒，並得以欣賞雨後在天空開展的巨大彩虹。

《我是金智恩：揭發安熙正，權勢性侵受害者的劫後重生》，金智恩著，簡郁璇譯，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