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耗時17天的長榮空服員罷工，結束後面對漫長的司法訴訟，多位已經離職、淡出工會的空服員都提到，沒想到罷工與後續官司會拖這麼久。一位不願具名的前幹部說道：

「纏訟多年的官司，對於一個平凡的空服員來說太沉重，雖然工會持續努力對抗資方，但這段日子真的太煎熬。」 「當家人強烈反彈，甚至以小孩（需要媽媽陪伴）為理由情緒勒索時，選擇淡出工會是不得不的選擇。」

當時擔任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簡稱空職工）祕書長的鄭雅菱是被長榮提吿的12人之一，雖然不是長榮空服員，但經歷那場罷工、身上背負一條訴訟官司，她在6年後首度透過《報導者》談起2019年為什麼選擇離開工會：

「壓力大到每天都睡不著，罷工結束後，我沒有時間停下來處理自己的心情，得緊接著與律師及幹部們討論司法訴訟的應對，在身心都出狀況下，最後做出離開的抉擇。」

6年過去，鄭雅菱現在已經是心理諮商師，她回想那段時間，「當時面對高張力的罷工對抗、社會輿論的輪番轟炸，那時的我好像真的撐不住。」

對多數參與罷工的長榮空服員來說，這是她們離開校園後的第一份工作，只是爭取工作權益卻得面對「參與罷工與未參與同事間的隔閡」、「家人的不諒解」，還有一場未定的官司。

正因為這個過程，罷工後的工會得處理會員之間關係的修補。空服員職業工會現任常務理事李瀅在核心幹部裡年紀最輕，當時罷工中懷孕還頂著大肚子，也是遭名列長榮航空求償3,400萬元的12人被告之一；罷工結束後，在家人反對下，曾經一度請辭工會幹部，等家裡事情解決、收拾好自己心情才再度回來。

「很難雲淡風輕的描述這一切⋯⋯當妳背負各種壓力時，又要面對同事們不積極爭取自己權益，只剩幾個人孤單地往前衝，那種無力感讓當時的我選擇稍微離開一下。」

罷工結束後幾天，工會舉辦兩天的檢討會。才剛從高張力的罷工現場撤下，很多空服員互相擁抱哭泣，在那個情緒仍需平復的時刻，罷工過程中的官司緊接而來，鄭雅菱回憶：「當有會員提到她去心理諮商，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當時的我不理解這對可能有運動傷害的我們有多重要，理性告訴我得趕緊處理司法訴訟。」如今選擇談起這段經歷，她說：

「這幾年的心理專業訓練讓我學習到，原來『有情緒不代表軟弱，只是反映我也是會受傷、有需求的正常人』，所以我選擇重新訴說當時的故事，也鼓勵在體制內抱有理想或有類似經驗的人，能讓（心理）受傷後的復原成為一個可能的選項。」

幾年下來，當時參與罷工的人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樣態。12名被長榮航空提告求償3,400萬元的人之中，三位工會專職祕書非空服員，理事長趙剛任職於華航，其餘長榮的幹部有半數選擇淡出工會運動，退下核心幹部的身分，有幾位則是完全離開空服員這個職業；另一種則是更加挺身站到最前線──現任長榮航空企業工會理事長曲佳雲就是如此，她也是12名被告之一。

現在已在長榮航空任職超過25年可以退休，但曲佳雲提到，不斷收到法院傳票，被社區管理員眼神關注的感覺不太好受，「還好我之前擔任過社區大樓主委，他們也透過電視看到我站在罷工場上，還算能理解我在做什麼，但自此成為社區裡知名人物，想低調好像也沒辦法。」她苦笑：「幸運的是我沒有家累，被告當年底就屆滿25年可以退休，比較沒負擔，所以就成為學妹們的浮木，選擇站在最前面，當然也不是毫無準備，現在更擔任桃園市產業總工會副理事長、台灣工人鬥陣總工會副理事長，像是在身上多掛幾顆手榴彈，提醒資方別輕舉妄動。」

重新回到工會的李瀅，從罷工後至今，在飛機上工作期間都會戴著密錄器，下班後就將錄影的內容存檔，萬一工作時候發生任何糾紛或投訴，才有證據為自己說話，「手提包裡面沒有任何公司的物品，連公司的筆都不拿，因為我的官司尚未結束，既然要站在這麼前面，只能盡力保護自己。」

空服員每年都要複訓一次，曲佳雲回憶罷工後的第一次複訓，心中擔憂會不會遭到刁難？甚至以複訓不通過的方式讓自己不能再擔任空服員？「那是我工作20年最認真準備的一次，幾乎把所有內容背得滾瓜爛熟，只求在複訓過程中做到完美，」曲佳雲笑說，「現在講這些有點好笑，但當時說不緊張是騙人的，畢竟是站在罷工台上的人，難保不會被秋後算帳。」

李瀅因健康因素開始不染髮，花白的髮色被鑽石卡會員客訴，她說：「當時公司提醒我的髮色不均勻，即使我回答這是自然顏色，仍被提醒髮色要一致，但又不能染成全白，我當下毫不猶豫地回答：『那我剃光頭』，最後這件事才不了了之。」曲佳雲知道後，不願意李瀅獨自對抗，選擇一起不染髮維持自然的花白顏色：

「這與工作專業表現無關。可能我過去會容忍，但經歷罷工後，對這樣的事情選擇據理力爭。」

經歷罷工也不全然都是壞事，曲佳雲分享：「當我回到空中擔任空服員時，曾經遇到一個年紀相仿的女性高階經理人，在飛機上看到我時問了我一句：『妳這麼快就回來飛了？』我回說：『一碼歸一碼，我還是員工，該做到位的還是要到位。』她對我肯定的點點頭。」曲佳雲強調，或許這些小小的肯定就是自己繼續奮鬥的動力。

回到2019年6月20日，長榮航空與空職工進行勞資協商，空職工提出8項訴求，第一項的外站津貼與禁搭便車就無法達成共識，會議後空職工宣布即日下午4時起罷工，並在南崁的長榮航空總部外靜坐。

隔天長榮航空委由律師到台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主張工會招收不符合資格的高雄分會會員參與罷工投票及罷工活動，是主體程序不合法；於調解時提出未經協商增設勞工董事條款，蓄意造成調解不成立以發動罷工，是程序不合法；工會訴求增設勞工董事、限制外籍組員服勤人數、日支費絕對間距條款，是目的不合法；工會以侵入長榮航空營業處所並封鎖出入口的方式進行罷工，是手段不合法，以四大不合法理由要求12名工會幹部、祕書連帶賠償罷工所造成前兩日損失3,400萬元。

空職工祕書長周聖凱指出，罷工之前就知道長榮是強悍資方，在會員的說明會中也多次強調可能面臨訴訟，但確實沒有預知到罷工結束，資方在民事訴訟一路上訴，沒有絲毫退讓的跡象；原本很有信心可以一路贏，成為其他工會借鏡的案例，但事實卻不如想像中順利，訴訟官司仍持續且纏訟多年。

當時罷工進入第三天，長榮航空對12人提告後，效應漸漸發酵，陸續有超過300人退會，工會委任律師程立全就在訴訟過程中不斷主張，資方提告已經實質影響工會團結。

工會委任律師陳愷閎分析，這件民事訴訟是直接對12名工會幹部、祕書提告，而不是「空服員職業工會」法人，白話來說，就是可以跟12個人中的任一人求償3,400萬元。他強調，提告的對象是人而不是工會，且資方在訴訟過程中不鬆口只求償前兩天的損失，保留擴張的空間，長榮航空甚至可再求償其餘15到16天的損失，賠償金額疊加上去是天文數字。

整體來說，程立全認為，從對12人包含幹部與祕書提告、而非對空職工提告來看，目的就是威脅個人，加上只先求償前兩天3,400萬元的金額，保留施加壓力的空間；在民事訴訟過程中，即使法官花很多心力希望能和解，但在雙方都無法退讓下只能繼續訴訟。程立全強調，從這些跡象都顯示，這並非只是單純求償損失的官司，而是長榮資方有意要透過訴訟來壓制工會。

長榮航空提出民事訴訟求償後，工會委由律師團針對資方「報復性訴訟」提起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勞動部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都認定長榮航空此舉是不當勞動行為，但長榮航空上訴到最高行政法院後，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認為「長榮航空提起的民事訴訟，是訴訟權合法行使範圍，且難以推論有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的意圖」、「且法律未限制請求損害賠償範圍應考量被告能負擔的範圍為限」以這兩大理由，去年8月推翻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定的不當勞動行為。

周聖凱說：「真的沒想到最高行政法院會推翻結果，此舉可能連動到民事訴訟，是否真的能贏得最終勝訴也很難說。」

程立全指出，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對於工會來說是一記沉重的打擊，且是「自為判決」而不是廢棄原判決，等於是認定長榮航空求償金額與被告人並未構成「顯不相當」。

空職工認為此判決將會架空《工會法》對罷工權的保護，有違憲之虞。2025年2月趕在民事三審判決前申請釋憲，但一個月內憲法法庭以與《憲法訴訟法》所定之要件不合為由，裁定不受理，只能靜待民事最終判決結果。

今年4月24日，最高法院的民事判決認定二審判決無誤，駁回上訴，全案終於確定，勞方取得最後勝利。程立全認為，原本期待透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認定長榮航空訴訟屬於不當勞動行為，可遏止未來資方以訴訟手段對付工會，很遺憾最高行政法院翻盤。現在只能以民事訴訟結果來認定資方發起訴訟是無法勝訴，但過程需要耗時幾年，他看到6年來，訴訟確實對工會成員、幹部造成極大壓力。

曲佳雲坦言，這6年來說沒壓力是騙人的，工會不是一路贏到底，最大壓力是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可說是經歷一場三溫暖，工會也做好了最壞打算──如果真要賠償3,400萬元，工會已準備資金，但這正是空職工擁有總數超過5,000名會員，長期累積下才有實力可以打這場仗。如果是其他的小型工會，能不能撐過這段時間、等待正義降臨？

「關鍵在於最高行政法院推翻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雇主仍有訴訟權，所以直接認定這樣的提告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副教授邱羽凡指出，從客觀來看，保障訴訟權的過程，工會確實已經被打擊，而且從實務面上都知道，一旦工會被瓦解就回不來，因此雇主利用司法保障的訴訟權來對工會施加壓力，是成本極低卻有效的方式，這是最高行政法院做出這樣的判決所可能帶來的後遺症。

邱羽凡指出，能理解最高行政法院捍衛訴訟權的立場，但雇主以低成本訴訟，對工會團結造成極大壓力的後果，是最高行政法院沒看到的部分，這必須被強調。設想當工會罷工時被提告訴訟，罷工一失敗，工會就不會再起，很多學術研究都證明了「工會的脆弱性」，而最高行政法院完全沒有考慮這個後果。

邱羽凡認為，比較好的方式是「雇主擁有訴訟權，還是可以去告，但要告訴雇主你這樣的做法會被罰，而不是完全保護雇主的訴訟權」，舉例來說，《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加班要先問工會，那不問工會可不可以加班？可以，只是會被罰；總之，行政法院對於裁決與工會團結權的認識還有待加強。

「法院只能依法判決，當法律沒有寫的時候，只能依照一般的法理來判斷，所以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也不能說錯，只能說認識不足，」邱羽凡認為，如果勞動部認為這件事很嚴重，以後台灣雇主經常可以提告嚇阻工會團結，那就應該直接提出《工會法》修法明文，明定不能因為勞工參與罷工而給予不利待遇，包括什麼類型的訴訟等等，這樣才能讓法院判決有所依循。

邱羽凡指出，雖然勞動部裁決委員會沒有權力去禁止雇主訴訟，但必須透過裁決表達這樣行為會影響工會，如果雇主要訴訟就會被裁罰──當然雇主還是可以提告，保障法院最在意的訴訟權。

此外，在民事訴訟這一端，最終判決結果仍帶來一些正面意義。邱羽凡說，長榮航空提出的四大理由，這次民事訴訟確定等於是確立其他雇主以後不能再拿來這些樣態來主張，得換其他理由。

2023年，金管會要求資本額達20億元以上的上市上櫃公司要編制並申報永續報告書，讓非財務資訊完整揭露。檢視長榮航空從2020年至2023年的4份永續報告書，對於2019年中發生的空服員職業工會罷工事件隻字不提，僅在員工溝通的項目裡，寫到與工會每月或定期溝通會議；2023年的報告中則是首度提到2024年1月28日與桃園機師職業工會就罷工投票之調整是項爭議達成共識，並與3個工會簽署團體協約、協議並存續中，這也是首度在永續報告書中有提到「罷工」兩字。

長期關注ESG的頤德國際總經理嚴德芬指出，永續報告書之目的為企業治理與社會責任，揭露重大事情讓利害關係人知曉，目前台灣的法規並沒有規範到這麼細，她曾經也針對長榮罷工事件私下做過分析，永續報告書本意是希望企業經營上可以更好，或許可以用正面表述方式呈現勞資爭議事件與後續處理，中長期對於投資利害關係人來說也更具信心。

目前永續報告書中關於社會責任的部分，雇主可以自選，而後撰寫完自我評分，邱羽凡強調宛如「球員兼裁判」不足以反映真實，未來應該再進一步推動永續報告書不只是要會計師認證，對於非會計師專業能確認的社會責任部分，亦須有具公信力的人權第三方認證機制，否則難以落實保障人權目標。

長榮航空回應，因永續報告書涵蓋全公司的永續發展策略、行動方案、成果與未來展望，故各項目採摘要方式呈現。

根據長榮航空揭露的前十大股東，新制勞退基金占2.05%、名列第八。2019年罷工當時，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曾發函長榮航空妥善處理勞資爭議，但前勞退基金監理委員、現任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邱奕淦出身金融業，他認為，這樣的行政手段還是太溫和，勞退基金永續投資比例裡面應有勞動指標，如果發生重大勞資爭議事件，建議勞退基金應對該公司的投資比例適時檢討，畢竟這包含全體勞工的利益，不能完全只看到投資績效。

面對這場耗時6年的官司終於落幕，曲佳雲與李瀅都不約而同地表示，並不後悔站出來罷工：

也有長榮工會會員提到，經歷罷工後，也很難到其他航空公司工作，那當然得努力讓這環境更好。

李瀅當年頂著懷孕的肚子站在第一線，如今女兒已經快上小學，「希望有一天女兒跟我說想要在長榮當空服員、與媽媽一起上班時，我不會猶豫，而是開心地告訴她：『我們公司很棒，妳願意來很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