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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勞工董事是洪水猛獸?德國60年經驗證明「崩潰論」皆成空

近日長榮空服員罷工,其中一項訴求是「開放勞工參與公司治理,提供經營必要資訊」,並舉勞工董事為例。儘管勞工參與公司治理的方式很多,發動此次罷工的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也表示,並非只接受勞工董事的方案,但勞工董事仍成為各界討論的焦點,反映出台灣社會對於勞工董事似乎較為「過敏」,相關適法性中,也有部分成見與誤會,必須釐清。

勞工參與經營管理,會「吃光」公司資產嗎?

首先,對一般大眾而言,首要的疑慮可能是:勞工董事制度會不會降低公司經營效率?

勞工董事在歐洲行之有年,且公認以德國的「共同決定」制度實施最為全面。德國1951年即規定煤鋼產業中1,000人以上企業,其監督委員會之組成勞資各佔一半席次,且勞工有一席代表進入經營管理委員會;1952年則規定其他產業之500人以上公司,勞工董事應占其監督委員會代表的三分之一(簡稱三一共決);1976年更進一步擴大,規定各產業之2,000人以上公司,監督委員會皆應有二分之一為勞方代表(簡稱五五共決)。

如此大規模地實施勞工董事制度,對德國經濟有什麼影響呢?

在1976年德國擴大共同決定制時,知名學者Jensen & Meckling (1979)
Jensen, M. C., & Meckling, W. H. (1979). “Rights and production functions: An application to labor-managed firms and codetermin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pp. 469-506.
曾撰文宣稱,長此以往公司將被勞工完全控制,工人會「吃光」 公司資產,導致德國資本存量下降、失業上升、勞工收入減少、整體產出與福利下降、國際競爭力降低、技術落後、外貿逆差等等惡果。

但事實上,這些「崩潰論」預期沒有一個成真。事實上,儘管早期的理論預期與量化研究一度傾向悲觀,晚近的量化實證研究運用更嚴謹的方法與資料之後多半發現,勞工董事制度對公司營運績效之影響,介於小幅「正面」與「無顯著影響」之間。

例如FitzRoy & Kraft(2005)
Felix FitzRoy and Kornelius Kraft. "Co‐determination,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3, no. 2 (2005): 233-247.
Renaud(2007)
Renaud, Simon. "Dynamic efficiency of supervisory board codetermination in Germany." Labour 21, no. 4‐5 (2007): 689-712.
分析1976年前後的德國公司資料,發現相較於「三一共決制」公司,由「三一」轉向「五五共決」會使公司的生產力與獲利能力小幅上升。在「三一」轉向「五五」共決制之後,隨著年數增加,「五五」共決制長期來看對生產力的影響不再顯著,但公司的獲利能力仍有小幅上升。

提高就業安全、沒有提高工資成本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Simon Jäger與其團隊,目前正運用更詳盡的企業與勞工個人合併資料研究同一議題,他們的初步成果顯示,不論以生產力、獲利率,或公司市值來衡量,勞工董事制度對公司營運績效之影響,多介於小幅正面與無顯著影響之間。即便就勞工權益而言,Kim, Maug & Schneider(2018)
Kim, E. H., Maug, E., & Schneider, C. (2018). Labor representation in governance as an insurance mechanism. Review of finance, 22(4), 1251-1289.
則發現勞工董事會提升勞工就業安全,但並不會提高工資成本
股東可能是反對勞工董事最力的群體。但在能夠測量的項目範圍內,多數研究發現伴隨著勞工董事席次增加,股價只會短暫小幅下跌或沒有顯著影響,例如Petry(2018)
Petry, Stefan. "Mandatory worker representation on the board and its effect on shareholder wealth." Financial Management47, no. 1 (2018): 25-54.
檢視與1976年共決制擴大法案相關的11則重大新聞,發現只有關於此法案的第一則重大新聞,對將受影響的公司股價有1.24%的小幅負面影響,後來的突發新聞幾乎都沒有顯著影響。

簡言之,現有的研究證據顯示,勞工董事其實對公司績效有正面效果,或至少沒有太多負面效果;不過,經濟效率當然不該是我們的唯一標準。

我們在產業民主方面依舊落後德國超過一甲子;不過,這也不是重點。真正的重點是,當長榮航空資方在21世紀的民主台灣,依舊固守專制威權的管理方式,只因空服員工會罷工訴求提出勞工參與公司治理而以「勞工董事」為例,即以設勞工董事是股東會的職權、「非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調解事項」而認定是違法的罷工訴求,立即向工會提告、甚至求償每日新台幣3,400萬元不等的營業損失,儘管勞動部部長許銘春在立法院備詢時公開澄清,勞工董事訴求為「調解事項」。但由此亦凸顯,工會的產業民主訴求,擊中了台灣企業文化最在意的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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