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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壓榨的一代:說不出口的「隱匿型懷孕」與職場壓迫

(攝影/REUTERS/Regis Duvignau/達志影像)
【精選書摘】

本文為《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部分章節書摘,經八旗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內文部分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編。

《被壓榨的一代》揭露中產階級生活困境,在訪談過程中,作者發現有許多家庭無力負擔養育孩子的費用,即便是看似不用為錢煩惱的單身貴族,也為維持生活水平而苦惱。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受訪對象,有教授、律師、會計師、工程師、護理人員等等,他們曾以為「自己接受的職業訓練或個人背景,能確保過上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事實卻不是如此。教師不得不在放學後開Uber賺錢、機器人取代藥劑師、護理師等醫療工作者,高知識分子只能在大學兼任授課,永遠等不到正式教職。他們對財務焦慮、對工作氣憤、甚至對深陷膠著的自己感到羞愧不已。

作者艾莉莎.奎特(Alissa Quart)是非營利組織「經濟困難報告計畫」(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 EHRP)的執行主編,該組織致力於報導不平等的社會現象。面對當前困局,奎特試圖從政策面、現實面,與心理面給出解決方案。本書不只忠實呈現中產階級的難題,更流露出深切的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感。

那本該是丹妮拉.南諾(Daniela Nanau)的職業顛峰,她30多歲,當上一間法律事務所的合夥人10個多月。她的合夥人在勞動法領域享有極高聲譽,而她也為此感到雀躍;對於自己那間位在紐約市、有許多藝術品相伴的辦公室,她也非常滿意。南諾和老闆在工作上總是合作無間,她覺得她們兩人互相欣賞。她甚至覺得兩人擁有極為罕見的「專業上的心靈契合」(引用她本人的描述),且彼此的人格特質非常相似。

但上班的通勤過程,開始讓南諾不太舒服:有些時候,她不得不在公車站牌附近一塊狹小綠地上的長椅坐下⋯⋯等到她終於踏進自己那間裸磚風格的辦公室時,她必須設法穩住自己,趁著自己在跌倒之前趕緊坐到椅子上。她覺得自己異常虛弱,並因此去看了腫瘤科。她得了癌症嗎?在血液檢測的結果出來後,醫生問:「妳難道不知道自己出了什麼事嗎?」她懷孕了。

告知老闆懷孕後,整整一週被無視

如果這只是一張賀卡、或身在一個視每位母親為家中天使的時代,那麼南諾或許可以打從心底感到開心。她可以什麼事都不做,想著自己肚中的小寶貝到底是長到荔枝大小、還是葡萄柚大小。但她沒有,她的身心備受煎熬。畢竟念過研究所的她,是家中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南諾的先生跟她一樣,在華盛頓特區從事政治方面的工作,但此刻他正在改裝家裡,整日不離手的電動工具和刮刀恣意盤據家中每一處角落。他的工作並不賺錢。如果南諾被解雇或無法找到下一份工作,她們將無法繼續支付房貸。

她徹夜難眠。坐在那張來自她德裔祖父母流傳下來的芥末黃馬海毛沙發上,她想起在一場午餐會上,其他法律事務所合夥人對她說的事。如果她想在這個領域生存下去,那麼她最好在40歲之前都不要生小孩。她試著甩開這些令人不安的念頭,並決定告訴老闆自己懷孕了。然而,在她開口後的一個星期內,老闆完全忽視她,連一句話都不願意跟她說。

儘管她懷孕了,那本就纖細的身體卻沒有增加分量,反而日漸單薄。她很快就意識到,老闆之所以會突如其來對她產生敵意,是因為她近日出現的病態和總是較晚才進辦公室。此外,她也認為老闆覺得懷孕這件事,只會讓南諾變得愈來愈虛弱。她覺得他一開始是因為南諾居然想要小孩這件事而回避她;之後又不斷忽視她,即便不得不說話,也總是疾言厲色。然而,她不敢抱怨或如自己的客戶那樣,對公司提起告訴。因為她知道在紐約,她們這個圈子非常小。她丈夫知道在她進入這間公司的那十個月裡,她每週固定會有一天在辦公室裡工作到深夜,有時甚至連晚餐都沒時間吃。所以他希望她立刻辭職。南諾開始找下一份工作。

當南諾終於提出辭呈時,她沒有告訴雇主自己辭職的原因。然而就結果來看,她是非常幸運的。南諾得以翻越「母性高牆」(maternal wall,用於形容職業母親和企圖就業母親所遇到的各式各樣歧視),且逃脫此種偏見所帶來的長久影響。在她離開那間有著「壞老闆」的公司後,她找到另一份法律工作,待遇甚至更好。這件事徹底改變了她。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她親身經歷的不公平對待,左右了她對就業歧視訴訟的態度。然而,對於自己的個人遭遇,她選擇吞下去。

「照顧」有罪:職場中的家庭歧視

南諾與那些她試圖為其討回公道的女性們,並不是特例。這些對待孕婦的態度,反映出美國企業與立法者對於「照顧」這件事的在意程度是多麼地低。懷孕歧視案件的數量正在大量攀升,2016年,一份由工作生活法律中心(Center for WorkLife Law)所發表的報告指出,在過去10年間,儘管整體聯邦就業歧視案的數量減少了,所謂的「家庭照顧義務歧視」案(family responsibilities discrimination),卻成長了269%。在2011年美國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收到的歧視申訴案中,有10%的案件和因為懷孕而未能獲得雇用的女性相關,數量出現驚人成長。

家庭歧視案件的成長,部分反映必須擔負照顧義務的員工(無論是男性或女性)數量正在成長。而女性就業量增加,是企業職員兼任家中孩童照顧者數量成長的部分原因。然而,就業環境的改變不夠。在美國,懷孕和為人父母(如同我們即將在稍後章節中所看到的)就像是一場職業災難。南諾提起自己的客戶──那些在懷孕6個月的時候,連張椅子都沒得坐、不得不持續站在收銀台後的女性們。而那些她作為白領工作者的客戶,更經歷了各式各樣的騷擾:承擔超過一個人所能負擔程度的工作量、接受同事對工作和生活該如何取捨的「友善」建議、或單純地對他們雞蛋裡挑骨頭──衣服是否太緊、是否有產後憂鬱症等。在受訪時,南諾的音量逐漸提高,臉部漲紅。有太多人遇到比她和朋友更慘的遭遇,她說道。

為什麼嬰兒的存在會變成一種罪惡?我們怎麼能生活在一個蔑視懷孕的社會裡?當我們拆解層層現象時,你會發現社會對懷孕與孩子的態度是非常奇異且超現實的,且在很大程度上輕視這種自然發展。

這本書描述在經濟上承受著巨大壓力的家庭。然而,如若我們能正確看待照顧這件事,這些家庭在一開始就根本不會陷入困境。在賀卡上和共和黨候選人的口中、在陌生路人說出來的「願上帝保佑你」話語中,孕婦和孩童以一種逆於常態的方式被浪漫化了。但在職場上,這些讚美並沒有獲得任何實質的配套措施。

如同許多職業母親,當我的朋友也開始建立自己的家庭時,對於懷孕和撫育孩子隨之而來的經濟困境,我有了更尖銳的體悟。在我還沒有生孩子時,我記得自己曾和一個剛進行完工作面試的女性友人吃晚餐。她穿了一件灰色、寬鬆的粗針織毛衣,隱藏自己懷孕的身形。「我不打算跟他們說我快要進入第二個孕期,」她指著身上的粗針織毛衣,談論著她去應徵的公司,並在酒吧裡點了一杯蔓越莓汁。她拿到那份工作,並在接受工作時坦承這件事。很快地,她開始察覺到新老闆的不悅。工作時,她那36歲的同事表示自己很怕懷孕,因為她不想丟了工作。其他懷孕的朋友們也試著隱瞞這件事。和潛在雇主(如法律事務所或新公司)見面時,她們會用寬鬆的夾克遮蓋自己微微凸起的肚子。

她們的恐懼不難理解。在2005年至2011年間,與懷孕有關的歧視案,成長了23%。這些女性覺得自己必須「隱瞞」自己有了我所謂的「隱匿型懷孕」(hidden pregnancies)這件事。(當我在和南諾的談話中提起這件事時,她說:「那些隱藏自己懷孕的婦女是正確的。不然她們怎麼可能和雇主談判?」)

此種負面刻板印象為「照顧者懲罰」(caregiver penalty)的一部分:廣泛用於指稱對於身為照顧者所給予的社會懲罰。如同哲學家瑪莎.納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所指出的,美國社會懲罰所有照顧階級(父親、母親、托兒所工作者),認為這些人「有所不足」。此種態度源自於對人類弱點的難以容忍,並因此蔓延到被人性折服的人身上。

身為父母,就會遭遇到非常明確的照顧者懲罰。在職場上,照顧自己的孩子就會受到「家長懲罰」。(美國聯邦與地方政府就像瘋了似的反對育嬰法。)受到家長懲罰的對象,並不僅限於母親,男性也會。想請育嬰假的男性,很可能會遭到雇主斷然拒絕。有一次,南諾嚴肅地提起針對此一現象的調查,就好像這些是程式原始碼般:與女性職員不同,男性職員在有小孩後往往可以獲得加薪,但如果他們提出請育嬰假的要求,就可能必須在工作上付出代價。如同德勤(Deloitte,四大國際會計事務所之一)針對成人工作者所進行的調查指出,有三分之一的男性受訪者表示自己不會請陪產假或育嬰假,因為這麼做會危及到自己的地位,而他們或許是對的。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的副教授珍妮佛.伯達爾(Jennifer Berdahl)發現,那些比一般職場男性承擔更多育兒責任的男性,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機率較高。

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認為:身為父母所受到的懲罰是不分性別的。

懲罰父母的其他現象,還包含難以取得且代價高昂的兒童照顧服務。美國是一個不太在乎能否提供雙薪家庭可負擔、且易於取得兒童看顧資源的國家。對於那些企圖維持或進入中產階級生活的父母來說,這是一個極大的障礙。這樣的懲罰一點一滴地沁入那些企圖維持或進入中產階級父母者的生活中,讓他們的日子變得更為艱難且昂貴,生活作息更是緊繃到令人發狂。

母親懲罰則顯示了作為雙親之一的女性,必須承擔最多壓迫。如同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教授雪萊.柯瑞爾(Shelley Correll)指出的,雇主較不願意雇用母親。此外,作為母親們,也總是被評估較不適合獲得升遷機會,獲得舉薦而踏上管理職位的機率也更低。另一項研究則指出,獲得工作的母親其年薪低於那些與其資格相同、但沒有孩子的同儕,平均僅有1萬1千美元。對於那些因受就業市場拒絕而感到自卑的母親來說,母親懲罰也是束縛在她們身上的意識型態,讓社會對照顧者的輕視──認為照顧小孩是無能、平庸或甚至根本算不上什麼勞務的偏見,在她們心底扎下了根。

照顧孩子讓女性受到職場騷擾,甚至因為孩子的出生而被迫離開工作崗位。當父母的其中一方必須辭去工作、在家帶孩子時,離開的通常是母親,或者淪落為一個能力不足、經常被套上「失敗者」刻板印象且還需受到騷擾的就業者。對多數老闆而言,員工孩子那小小的手指就像是偷食了生產力這塊大餅般。在工作場合裡,一名養育孩子的員工在雇主心裡,或許就是一個穿著休閒褲的沉重負擔。對懷孕的偏見導致了美國雙親(尤其是母親)在經濟上面臨困境,從而受到壓迫。學者吉莉安.托馬斯(Gillian Thomas)發現,即便女性沒有因為懷孕而遭到閒言閒語、或被迫離開工作崗位,其薪水也會受到調降。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的社會學教授米雪兒.布德格(Michelle Budig)指出,調降的幅度平均為每個孩子7%。

社會大眾對於產假與育嬰假的嚴厲態度,對新手媽媽的影響尤其顯著,因為她們需要承擔極大的心理與生理壓力,才能重回職場。對許多行業來說,孩子就像是毒藥,證明你沒辦法為工作付出全部或更多心力。

然而事情不該如此。

工作期間不能擠奶?機師提起訴訟

南諾向我訴說了那個她埋藏在心底將近10年、因懷孕而遭到歧視所累積的憤怒經驗。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回憶,在漫長的時間過去後,依舊縈繞在她心裡。現在,南諾擁有自己的法律事務所,負責處理那些在職場上遭到歧視的客戶,而那些客戶多為女性。

她也非常理解作為病童父母──尤其是缺乏金錢者,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當她的女兒早產時,南諾和女兒一起住進新生兒加護病房,女兒在那裡接受黃疸症及體重過輕問題的治療。南諾回想起當看到女兒臉上那副小小的太陽眼鏡(確保她的眼睛在照光時受到保護)滑落時的感受。就在那一刻,她突然意識到女兒是如此脆弱,並開始害怕女兒在出生的頭一年裡,會遭遇任何傷害。為了加強自己的母乳品質,南諾每天都逼自己喝下將近4公升的牛奶,希望能對體重過輕且早產的女兒帶來一點點幫助。如果她不能離開工作以滿足女兒的生理需求,該怎麼辦?或者,如果她因為選擇多和自己那身形嬌弱的女兒、而不是客戶相處,並因此受到工作上的懲罰時,又該怎麼辦?

當南諾替其他女性打官司時,她會從雇主的言論中找出最隱晦但常見的侮辱性言語,而那些言語往往也洩露雇主對南諾客戶帶有的性別刻板印象。在這些言論中,有些是以「好心」的暗示呈現,像是暗示員工不應該有小孩,或者產後她應該減肥。站在法庭上的南諾將這些言論轉化為利器,刺穿職場上對生兒育女所抱持的無所不在偏見與不公。

我曾經和這些婦女談過話,像那群正透過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訴訟案,以爭取在職場上使用吸奶器權利的女機師。她們的申訴內容指出,「她們受到航空公司的歧視,航空公司也未能給予其他女性空服員在懷孕及哺乳方面的配套方案。」其中一名參與訴訟案的女性機師,是來自邊疆航空(Frontier Airlines)的副機長蘭迪.弗里亞(Randi Freyer),她於2013年9月到邊疆航空任職。半年後,她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在孩子出生後,正在執行飛行任務的她被告知,飛行期間不能使用擠奶器。

就在這一刻,母性本能占據了她的腦袋,她回憶道。

在此之前,餵母乳的機師和空服員都是「自尋出路」,在飛行的過程中想辦法擠奶。然而,航空公司「說我們不可以在飛機上擠奶,又沒給我們其他選擇」,弗里亞表示。因此,她們只好在飛機上的廁所擠奶。

機師要求公司在飛機上或丹佛、芝加哥、佛羅里達的機場內設立哺乳室,卻未能獲得航空公司正面回應。最後,當弗里亞生了第二個女兒、並且再次遇到航空公司冥頑不靈的拒絕時,她和一群機師代表她自己以及那些和她一樣、被公司告知不可以在工作期間擠奶的員工,提起告訴。

對於公司不能提供她們一個乾淨且有插座的地方來擺放自己的擠奶器,弗里亞感到莫名其妙。她甚至願意認輸、乾脆請假以進行哺乳,卻沒有任何可供她請假的理由事項。由於女性在懷孕33週後,就不能搭飛機,因此在兩個女兒出生前,她分別被迫請了8週的無薪假,並導致家裡失去一部分的收入來源。她說自己曾表示只要能拿到薪水,她願意擔任地勤工作,但邊疆航空沒有給她任何選擇。

她住在科羅拉多州位於山區的伊格爾(Eagle)小鎮。巧的是,她和先生都是瘋狂投入工作的機師,只不過先生效力於美國軍隊,而她在民間航空公司任職。

她並不是那種沉溺於時下風氣、堅持母乳一定要餵到孩子3歲的母親。對於自己居然會帶頭反抗,弗里亞本人也有些意外。在工作的時候,她不喜歡出鋒頭。她更情願「乖乖低著頭,替公司老闆們盡自己之力,做到最好」,她這樣描述自己。和邊疆航空的這一戰非常痛苦,情勢非常緊繃。在邊疆航空擔任她指導者的經理,沒有為她提供任何幫助。弗里亞選擇採取法律途徑來對抗公司的行為,依舊讓她覺得就像是在進行一場「職業自殺」。但她知道自己必須挺身而出。

儘管如此,多數心懷不滿的母親並不會像弗里亞那樣走上法院。相反地,她們選擇使用影響力較小的網路平台如「一懷孕就完蛋」(Pregnant Then Screwed)網站來傾吐心聲。在網站上,許多女性描述自己如何因為懷孕而被解雇或因此在職場上受到打壓。一名擔任木匠學徒的女性表示,她被告知自從她懷孕後,工作表現就受到影響。一名畢業於常春藤名校、從事法律相關行業的女性,儘管曾經受到直屬上司大力讚賞,但在懷孕後,就立刻「失業」了。看上去,女性的生計似乎打從懷孕開始,就受到危害。如同美國總統川普曾經說的,懷孕「會對公司造成一定程度的不便。無論人們願不願意直言,事實就是:對公司經營者而言,這是非常不方便的。」儘管讓人不舒服,他說的卻是資本主義下最血淋淋的常識:員工怎麼可以因為任何原因──尤其是生育下一代而請假?但按照這個邏輯,那我們這些生育下一代的人該怎麼辦?

你們還想生第二個嗎?

在我懷孕後,我也體驗到了這一切。我閱讀了小說家瑞秋.庫斯克(Rachel Cusk)那本冷眼旁觀她懷孕及早產過程的回憶錄《人生使命》(A Life's Work),並在讀到她寫的「在孩子誕生後,父親與母親的生命歷程開始分歧,過去他們的生命曾經處於部分平等的狀態,現在兩者間卻淪為一種猶如封建制度下的關係」後,我闔上書本。庫斯克說,在自己的孩子出生後,她「無可避免地逐漸陷入在更深的父權主義下」。對於此種陷入,我感同身受,但並不是基於婚姻中的性別差異,而是因於面對「父權體制」及職場的封建本質。

之所以用封建來形容,是因為比起作為一位準媽媽,我更像是一名農奴,一名必須無償地懷著那位如同公主般尊貴的胚胎的奴僕。我曾經拒絕懷孕,就是因為我不想成為所謂的契約勞工。而當時的我甚至還不知道,情況可能更慘。就跟南諾一樣,我也屬於中產階級,在得知懷孕的時候正從事自由業,算是中產階級流眾的一員。那時我38歲,和先生住在全球最昂貴的城市紐約(現在依舊如此)。承諾我只會在懷孕的頭3個月感到不適的婦產科醫師和其他母親,臉上帶著冷靜、甚至有些自鳴得意的微笑。然而一直到懷孕5個月的時候,我仍舊非常虛弱,我覺得自己就跟維多利亞時期經常昏倒的女性沒兩樣。我只吃得下芒果奶昔,但這個飲料的成本有點高。我的特殊妊娠併發症叫妊娠劇吐症(hyperemesis),一個以拉丁文來表示對孕期維他命攝取感到反胃的詞彙。我發現自己經常對著街角的金屬垃圾桶大吐特吐。對我來說,懷孕就像是一種讓我渾身病痛的劣藥。朋友給了我檸檬口味的止孕吐棒棒糖和灰色止吐手環,一些看上去滑稽但宣稱可抑制膽汁湧上喉頭的工具。我無法工作,甚至無法好好說話。我以嚴肅的哲學思維,將主流連鎖店「目的地孕婦裝」(Destination Maternity)的名字,套用在自己身上:現在的我很虛弱,但我覺得自己就像是朝著一個既是終點、也是嶄新起點的地方前行。由於我實在太虛弱了,就連過去15年一直從事的自由撰稿工作都無法負擔。因此,我們只能依靠我先生的工作收入及存款過日。

當我躺在床上閱讀書籍時,我知道我們家會變得愈來愈窮,而我卻只能躲在被子裡,抱著我那巨大、腫脹且爬滿藍色血管的肚子。我變成一個病態的失眠患者,不是閱讀那些關於19世紀女性苦難的文字,就是觀看深夜的電視購物頻道,刀具和大腿運動器材的廣告就像是我的色情片,並暗示我心底有多麼地無助。

當我們的女兒出生時(她就像個渾身通透的小外星人,生產過程使她的頭型被擠壓成一個猶如龐克髮型般的形狀),我們已經累積了許多預期之外的帳單。儘管我們都有購買自由業者的健康保險,但還是有大量住院費用未能獲得給付。根據一項2013年的研究,生產費用(無論是自然產或剖腹產)與1996年相比,成長了3倍:2013,美國平均剖腹產的費用為16,038美元,自然產費用為12,560美元。生孩子可不便宜。

我還記得在女兒出生後,看著存款金額逐漸減少的我,是多麼地緊張,我正在為自己的產假付錢。那時,我就像個吝嗇鬼,開心地接過每一件二手連體衣。我還記得當自己邊餵著母奶、邊看著趴在自己肚子上的嬰兒,同時思考銀行帳戶就要被榨乾時的焦慮。我的奶水一直不足,因此我用擠奶器試圖擠出更多母乳。擠奶器發出來的聲音就像是某種電子音樂或迪斯可、或一首工業搖籃曲,而我總在倉促趕往各種新聞、社論現場的辦公室或地鐵廁所裡,拚命擠奶。我的腦海中總是不斷響起(如果還稱不上被主宰的話)我需要賺錢的聲音。熟人問我,「你們會想生第二個嗎?」我知道我的孩子注定是獨生女。面對根本不夠的產假與育嬰假,許多父母和我們夫妻一樣,選擇只生一個孩子,因為這也是我們在經濟上唯一能負擔得起的程度。我們家絕非特例。在全美的就職人口中,僅有14%的人享有有薪家庭假(paid family leave)。

這一部分也解釋了,為什麼這麼多的美國媽媽無法承擔在懷孕期間,乾脆辭職幾個月,等到生產完後再重返職場的原因。任人宰割且根本上否定生理本能的市場,很有可能會抹煞我們的存在價值。

育嬰制度比一比

我們需要更周延的制度,才能獲得不一樣的工作環境。談到家庭假,以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為例,由國家負擔的產假與育嬰假保險能給予父母最高達其薪水75%的補貼,且能給予母親長達連續15或18週、父親3至5週的假。在丹麥,母親在孩子出生前,可以獲得4週的有薪「懷孕假」,產後還可以獲得14週有薪產假。而領養孩子的父母,也可以獲得14週的家庭假。總體而言,每生一個孩子政府就會給予父母最高達52週的有薪假(包括一開始的14週)。

在我生女兒之前,我曾到冰島採訪。在參觀某個觀光景點時,一名女性嚮導帶我們參觀該國最著名的作家赫爾多爾.拉克斯內斯(Halldór Laxness)被精心修復的中世紀房屋。女嚮導快速地向我們介紹自己的生活,她有3個孩子,目前沒有伴侶,不過她們一家過得非常好。(我推測,她們非常有可能正開心地泡在溫泉裡)。如果她有先生,那麼她的先生或許就能受惠於冰島90%的人口都能得到的「爸爸假」。該國給予父母雙方各3個月的假,以及額外3個月可供父母自由支配的假。

值得一提的是,該國的經濟自10多年前的銀行危機之後,目前狀況還算不錯。確實,即便在這些先進的國家裡,對生育一事毫不重視的市場依舊影響著人民。在瑞典,父親怕影響自己在職場上的地位和競爭力,通常不會把所有的親子假都請完,所以政府使用了獎勵機制,確保父親們能獲得應有的假期。儘管我們或許會嘲笑蜜芮兒.朱里安諾(Mireille Guiliano)那本《法國女人不會胖》(French Women Don’t Get Fat)所流露出來的歐洲沙文主義,但對於潘蜜拉.杜魯克曼(Pamela Druckerman)於2016年發表在《紐約時報》上那篇關於美國人生活在法國的文章,還是會心生嚮往。「突然間,所有重擔都不再集中在我身上,」杜魯克曼寫道。「我終於理解為什麼歐洲的母親不會為了取得工作與生活間的平衡,陷入在永無止境的恐慌中,也不需要寫一本書關於擔任經理職位的母親們該如何更努力的書。他們的政府主動提供幫助,而且做得非常好。」統計上,芬蘭的中產階級父母獲得的待遇更好,荷蘭的父母甚至過得更快樂。

在我女兒出生後,我曾幻想自己可以到哥本哈根一類的地方,度過一段很長的有薪假,這樣我就可以坐在漢斯.韋格納(Hans Wegner)的椅子上,一邊照顧我那漂亮的女兒,一邊看丹麥的政治節目《女總理比爾吉特》(Borgen)。我的先生會為我端上醃漬魚和黑麥麵包。相反地,對我和多數的美國父母而言,我們就像是被迫從事討厭的工作以支持那個我們沒能抽出時間陪伴、因而關係疏遠的家庭。在美國,僅有13%任職於私人公司的父母(無論是男性或女性),能從雇主那裡獲得有薪的家庭假,至於這些假期的長短與品質,則沒有什麼資訊能得知了。談論到假期,表現最傑出的美國公司為科技公司、各大平台(Adobe、Spotify、Etsy)和非營利基金會。我們其他人就只能像是一個被用力榨乾、直到僅剩下果皮的水果。

被育兒開銷壓得喘不過氣和缺乏假期的日子,讓為人父母者感覺自己就像是被徹底擰乾,而這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閱讀到在法國養育小孩的文章時,對美國職業媽媽來說,就像是在看色情片般。這不僅僅是養育法國寶寶(bébé)的情況,更是德國寶寶(das Baby)和義大利寶寶(il bambino)的情況(在義大利,婦女擁有5個月的產假,而且休產假的期間還可以領80%的薪水)。在許多國家,有薪假可以延長到3個月,如果是新手父母還可以更長。對於新手父母,英國提供280天、可領90%薪水的假,加拿大提供119天假(可領55%的薪水),而荷蘭則提供112可領全薪的假。任何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頭三年不僅僅是孩子需求最多、且最需耗時照顧的日子,更是孩子發育的最關鍵期。(這段討論的最佳配樂,莫過於當嬰兒聽到母親可以領到幾乎全薪並待在家裡陪他們時,從哇哇大哭轉為破涕而笑的笑聲。)

在美國國內,《家庭與醫療假法》(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給予父母至多12個星期的無薪假。《家庭與醫療假法》適用於所有公共機構、小學及中學、還有員工人數超過50名的公司。然而,未能適用此法案的人數,只會隨著中產階級流眾的增長,不斷上升。畢竟中產階級之中,有愈來愈多的人口為自由業者和約聘人員。因此,當美國中產階級的非官方報紙《紐約時報》指出,我們國家的中產階級──長久以來被全世界視為最富有的人,已經失去此種地位時,並不讓人意外。本書裡的訪談對象,並不是全部都過得很富裕,如同稍早所提到的,我使用美國商務部(U.S. Commerce Department)對中產階級的定義,其中也包括了收入和志向,像是擁有一個家庭、或家中每位成人都能擁有一輛車的想法。

對懷孕的偏見從何而來?

懷孕和早產所造成的大量壓力及懷孕女性可能遭遇到的歧視,源自於我們生活中所遇到的男性主宰思維老闆及男性沙文主義者。就如同當代社會的家長總會在許多事情中感受到無形的壓力般,我們可以發現在本質上,對懷孕所抱持的偏見反映了社會對於女性(有時甚至是人類)生理特徵的否定。我們經常無法獲得避孕措施或計畫生育保險,就好像意外懷孕的成因像一樁謎案般。此外,如同本書後面章節所言,生理年齡對於老年人而言,也成為他們在職場上受挫的主因:如果他們無法「克服」生理上的差異,他們就是失敗者,而履歷上所標示的年紀對他們而言,就像是一種出賣。

當然,「我們的生理條件是否會界定我們的人生與職業」,一直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在爭取平等的關鍵戰鬥中,女性主義者吶喊:「生理不該左右命運。」但這個口號並不意味著實際的生理差異不存在。但只有當女性在職場上的表現與男性相同、或甚至更好時,才會被視為一個有價值、有生產力的員工。南諾回憶起自己懷孕後期在不同公司工作的情況,回想自己是如何穿著全黑的褲裝、留著幾乎齊頸的短髮和使用髮膠,「打扮得像個男人」,企圖模糊自己的性別。然而,懷孕後的她覺得非常沒有安全感,因此她總是偽裝成趾高氣昂的模樣走在街上,盡可能爭取四周的空間。

對我而言,南諾的大搖大擺和其他女性盡可能隱瞞上司自己懷孕的行為,就像是另一種隱匿型懷孕,就是偉大的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所稱的「掩飾」(covering)。而這些也是人們如何遮掩並混淆受汙名化身分──即高夫曼口中的「受損身分」(spoiled identities)的最佳實例。無論實境秀怎麼演,或賀卡上的問候有多麼地親切,美國社會下的「孕婦」,就是一個受汙名化(stigmatized)的身分。

此種態度就埋藏在南諾等中產階級女性工作者因為過早懷孕,所遭遇到的懲罰中。延後、規劃、等待是中產階級工作者的口號。當上司也能主宰員工的家庭生活時,生活重心的紊亂是必然的結果。

如果在懷孕的等式中加入體制內的種族歧視與美國種族間不平等的財富分配現況,我們很快就能發現黑人家庭處在一個更為糟糕的情況下。與白人同事相比,黑人女性可依靠的儲蓄更少,因此更無力負擔請產假,或因為懷孕和生產所導致的醫療帳單。

這些是南諾的母親和我的母親所經歷過的戰役。1964年美國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的修正案《禁止歧視懷孕法》(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ct),頒布至今已經將近40年。該法案宣稱任何基於懷孕或生產所產生的偏見,都屬於違法的性別歧視。一名雇主不得因任何與懷孕相關的情況,拒絕雇用女性。1978年,在我6歲那年,國會通過了《禁止歧視懷孕法》。「禁止歧視懷孕法對雇主政策帶來立即且顯著的改變」,法律學者黛博拉.布雷克(Deborah L. Brake)和喬安娜.葛羅斯曼(Joanna L. Grossman)寫道。藉由陳述懷孕不該影響一名員工的薪資或升遷結果,《禁止歧視懷孕法》希望能終止所有惡劣的性別歧視。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下級法院的闡釋,《禁止歧視懷孕法》的效果被弱化了,其對於懷孕歧視的定義也變狹隘了。這份法案的效果之所以難以發揮,是因其對於歧視所給定的定義不夠詳盡。

身為一名律師,南諾見過太多「雇主知道如何建立紙本紀錄」來面對女性員工的投訴;而她也見過這些雇主是如何利用這些紙本紀錄來贏得訴訟案。而這些都屬於法學家瓊.威廉斯(Joan Williams)所謂的「母性高牆」(maternal wall)──根據常用的「玻璃天花板」所創造出來的空間性隱喻,一道囚禁所有女性工作者的高牆。換句話說,懷孕工作者必須面臨多種歧視,而這些歧視部分源自忽視私人生活的職場環境及雇主,導致職業母親經常被迫切割自我,將生產和早期育兒的艱苦過程與職業生涯徹底區隔。

打破「母性高牆」的嘗試

什麼樣的改變,才能為女性工作者帶來保護?美國性別平等法律中心(Gender Equality Law Center)等團體,提出了一些想法。他們希望能給予男性、女性及性別中立者具備「薪水透明性」的有薪假法律,同時也鼓勵男性(即便是非「高階」工作者)能請(或向公司申請)產假;該組織同時也表揚了最出色的企業育兒假制度,並指出最差勁的做法。其他非營利組織也紛紛仿效,此外還有代表職場懷孕婦女及新生兒母親的重大訴訟案,正在進行中。

如果企業能提供父母9個月的家庭假,那麼必須承擔懷孕責任的管理階層或老闆將會減少,因為所有公司都是一樣的。如果壓力能平均分散,那麼因請假而產生的成本,就更有可能為大眾所接受。

有些人則認為歧視本身所造成的產量下滑、員工流動率、以及因歧視訴訟案所耗費的時間、精力與金錢,讓美國賠上了數十億美元。那些因榨乾員工生活並將懷孕婦女拒於門外的企業主,也為此惡名付出代價。這些惡名玷汙企業的公共印象,如早期被視為勞工烏托邦的科技業,現在卻成為高級血汗工廠的代名詞。如同擔任美國性別平等法律中心組織律師的蘿倫.貝特斯(Lauren Betters)的看法,他們希望所有公司──尤其是小公司,能明白即便女性休假,也不會因此讓公司陷入經營危機。

是的,與沒有懷孕的女性員工相比,懷孕員工的獲利能力或許會下降。但這也沒關係。我們應該單純地擁抱生命價值應高過於經濟產值的價值觀。那些願意在職場上坦白自身處境的女性,也不該因此受到懲罰。

「我是一名投訴者,而我認為當你受到不當對待時,就應該提出申訴,」南諾對我說。「但婦女也需要為挺身而出付出代價,」她坦承。

2016年10月下旬,南諾讓我參觀了她的家,一個幾乎由她和先生家中傳家寶所點綴的家。倚坐在風格現代的靠枕堆之間,有那麼一瞬間,你幾乎分不清自己身在哪個時代。我們坐在她那下沉式的客廳裡,一邊喝著花草茶,一邊吃著胡蘿蔔薄片沙拉,偶爾看看她祖父的時鐘,以提醒自己時間。她說掛在樓梯周圍牆上的照片,顯示了夫妻雙方家族中職業婦女在美國與德國的故事。「我們並不是生來就很富有,」南諾解釋了她和先生家庭的狀況。「我們或許擁有一份非常體面的工作,但我們也必須持續工作。處境與我們相似的中產階級,根本無力負擔因為懷孕或生產而離開職場幾年的經濟壓力。」

她推遲了懷孕,認為等到自己終於「有小孩時,應該一切都不一樣了,而這自然也包括了擁有足以負擔養育孩子的財力。」說著說著,南諾似乎有些懷念那個對於未來還抱有些許憧憬的自己。

然而,這不僅僅是她自己人生的問題。

她此刻的故事和其他與之相仿的故事,反映的是一個更為巨大的現實。

在未來的十幾年裡,我們在如何看待與支持家庭(包括懷孕員工)的改變上,還需要繼續努力。對於並不富裕的母親而言,這就是她們眼前的「階級天花板」,一個融混了性別與經濟狀態的毒瘤。

至今,這些限制依舊形塑且扭曲我們許多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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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八旗文化)
(圖片提供/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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