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Facebook上讀到討論公共資源是否過度集中於少數人、造成不公。原本投稿文學獎是在新人階段，通常得冠軍便不再參賽，所以不會同一批人重覆得獎。一篇評論認為，文學獎應鼓勵新人，但有些人拿4、5次冠軍，也出書了，不該再年年參賽。

令人想起女演員樹木希林，在《樹木希林 一切隨心》書中說，「小學運動會障礙賽跑時，我還沒跑到終點，就被老師說：『好了，不用跑了。』叫我退場。」在《走在，沒人想去的地方：樹木希林離世前的最後採訪》書中，她說小學若參加游泳比賽，她一定最後一名。不過學校替一、二年級生設計了競走，所以樹木希林六年級時報名競走。她領冠軍獎項時，跟一群低年級生排排站，個頭高出一截，但她自豪領到的獎品和游泳冠軍一樣。別人以為不公平，但是對樹木希林而言，她拿到跟六年級游泳冠軍同樣的獎品才公平。

也就是說，在她看來，外界應該公正肯定她，卻長期缺席。那麼為了得到公平，「得獎」不得不與遊戲分道揚鑣，獨占全部投入。玩樂或比賽，對她都不是那麼有意思，得獎才有意思。情況何時變得這麼嚴峻呢？

「某個學生判斷自己的分數進了獲勝的安全範圍內，於是就算知道的問題也不肯搶答，因為他覺得沒必要答錯問題再扣分。他心裡打的算盤是，只要能贏何必去冒險。 有一次，一個學生的答案不算完整，被判定為錯誤答案，沒想到錄製節目期間，臺下的學生家長紛紛站起來表示抗議，質問我們孩子錯在哪裡。解釋過後，當事學生認同了我們的說法，他的母親卻還是一臉怒火。最後我也發了火，我問她，這樣爭取來的第一名有什麼意義？ 甚至還有臺下的父母趁主持人不注意，偷偷告訴孩子答案。」

孫石熙認為，對於資本主義色彩的搶答競賽，小學生沉浸在競爭意識中。節目一千集時拍中國朝鮮族小學生比賽，竟像昔日孫石熙熟悉的韓國人一樣未經汙染，淳樸傻氣，不具執念。在乎的不是輸贏，而是自己知不知道答案。

〈獎學競猜〉製作單位雖然苦於考試導向捨本逐末，卻無法克服，因為韓國教育就是淘汰失敗者。眼見幾位朝鮮族的小學生不屈從體制，孫石熙深覺被競爭淘汰的大多數該受社會保護，「為了競爭必須犧牲生命」的制度必須改革。「對於生活在我們身邊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英雄，都能尊敬且真心的去愛戴他；就算不是第一名，但能尊重他所付出的努力。這才是更重要的，不是嗎？」

父母師長能否尊敬且真心的去愛戴孩子，尊重他的努力；或得獎才愛孩子、才愛自己？

在有條件的愛之下，獲獎的需求，有時會和比賽分道揚鑣，膨脹吞噬一切。樹木希林得獎甚豐。她說得獎很危險。要是因為得獎而迷失自我，就沒有下次了。

她總說別人凡事執著，只有她淡泊以對。但在她心中，得獎危險的，不是「迷失自我」，而是「沒有下次」。

每當有人認出執著，那總是別人在執著。19歲的劉宸君，在喜馬拉雅山麓風雪迷路，失蹤47天後被發現，已過世3天。同伴和編輯整理遺稿出版詩文集《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多次得獎。他生前從未出書，可能也沒想過會一書成名。書中〈書寫的責任〉一文說，他不懂同伴為何執著於「能不能當作家」，他就沒想過要當作家。

這篇文章說，在《爬樹的女人》中讀到，每公頃雨林，每年有15萬顆種子發芽，長成大樹的不到百分之一。種子要先安全落地，發芽成功，撐過幼苗階段，在林蔭下壓抑，發育成樹，不斷儲存能量。要長到樹冠上層，得有缺口出現，獲得大量陽光才能一口氣長成大樹。能撐過壓抑、拿到門票的，稱為「耐陰性樹種」。

劉宸君想，哪天我們都有機會長到樹冠上層，在眺望遠方時發現彼此？

劉宸君說的樹冠是什麼？他描述和同伴騎單車翻越海岸山脈，同伴發現，旅行時就能免於「能不能成為作家」的不安侵襲，覺得就這樣誠實地活下去，不成為作家真的沒關係。劉宸君告訴同伴，自己一直沒想要當作家，不過有時候還是覺得自己有責任要寫。

兩人同意，能成為作家的人很多，但生命層次很高的人很少。同伴說，旅行不是尋找，而是發現。

同伴給了他孫石熙說的「尊敬且真心的愛戴」。這贈禮開啟了劉宸君的發現：

「雖然我沒有特別想成為『作家』的念頭，至少我不知道究竟『作家』的形狀是什麼，我反而比較在意自己到底『能不能寫』，有時一不小心就害怕自己根本不具備書寫的資格。」

讀者領悟，不是劉宸君不執著，而是作家們的樹冠令陽光照不到他這株幼苗，把他推入自我否定的泥沼。所以他不贊同這種執著，並深信自己不執著。

劉宸君得到同伴無條件接納，才看見自己跟同伴一樣執著。拉開距離，鼓起勇氣指認它。文學甚至不是指認的完成，而只是指認「無法指認之物」的努力。

那篇Facebook評論，希望文學獎不重覆頒給得過的人，而是鼓勵新人。希望森林樹冠露出缺口，讓陽光照進來，給耐陰性樹種長成大樹的機會。

另一方面，得獎常客們雖長成大樹、探出樹冠享有陽光，有些人主觀心情可能和生前的劉宸君一樣，仍在壓抑的路上。

要奔赴贖回自由，需要改革資本主義競爭犧牲大多數的體制，也需要真心愛戴受挫的自己，尊重自己的努力。孫石熙的反省，給了我們這樣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