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我與一群NGO工作者擠在同張桌前，討論著如何在一場結合地方文化與貧窮議題的展覽中，呈現女性日常且真實的樣貌。將我們聚在一起的，是兩個關鍵字：「貧窮」與「女性」。工作者來自不同領域：社區婦女與兒少、酒店公關勞權、無家者、弱勢租屋長者、新住民等。

一開始，我們面面相覷。許多成員之前未曾見過面，加上各團隊陪伴的女性，雖都面臨經濟不穩定與風險，但在年紀世代、族群、工作環境與生活背景上，都有很大差異。從表面看來，我們彷彿沒有交集。

彷彿黑夜中燃起篝火，工作者們開始接續分享那些難為外界所知的生命經歷，每則故事相互呼應與銜接，形成綿延不絕的敘事。我們逐漸意識到，這些看似分屬不同群體的女性，其實有著驚人相似的生命縮影：成長在功能脆弱與高風險環境，年輕時便開始意識並負擔起經濟壓力，因而早早進入勞動市場；但受限於年齡、學經歷與社會資本，工作選擇十分受限。無論親密或仇視，這些女性和家庭的關係總是牽連極深，不曾絕斷。

分享使我們驚喜發現彼此不孤單，群體的差異並非壁壘分明。卻也忍不住苦笑：連繫這些女性的，竟都是困境與艱難。即便主角跨越世代與族群，我們卻彷彿寫出同一個故事：「好苦，都西元幾年了我們還在寫阿信的故事。」

從事社會工作者，對底層者悲苦敘事總情緒複雜。我們永遠不會習慣人身上的苦難（如果習慣了，那又是另一種折磨）；然而，不斷敘述受苦經驗偶爾也使人困惑。這種困惑並非源自倦怠，而是在無盡的訴說中，我們似乎也陷入了一種循環：訴說、同理、感嘆，然後呢？

在一些狀況下，這樣的訴說會像傳染病一樣，攫著在場者的神經，讓人也想停留、講述自己的感受。在大大小小場合，工作者們陪伴經驗者分享生命故事，並接續著倡議議題。台下聆聽時，常覺得他們的人和話語都在發光。然而，接著回到其他無數的日常，他們得在混沌泥淖中找出活路：面試工作、醫院回診、尋找租屋。就算灰頭土臉，日子仍得繼續過。

我們訴說這些苦，是因為相信訴說有力量，它能喚起共鳴，它能使人被接納，它會帶人們一起通往另一個更好的地方。但那是哪裡？在那之前，我們還要重複多少次？

因此，拿到《女工之死》的書稿時，我深吸了兩口氣。單看標題，任何高雄人都能立即連結到──這本書將講述那場知名的悲劇：25位年輕女性為了家庭奉獻、卻在上班通勤時因意外罹難。即將在翻開這本書之前，我偷偷好奇：我要再一次認識這場悲劇嗎？這一次，會有什麼不同？

1973年的一個清晨，高雄旗津一艘僅能容納20人的舢舨船，因超載至70人而發生船難。儘管立即展開搶救，仍有25位乘客不幸罹難。他們年齡介於13至20幾歲，是要從旗津趕往加工出口區上班的女工，因坐在船艙內而來不及逃生。

《女工之死》的書寫從悲劇後開始。它並不試圖還原每位女性獨特的故事與樣貌，而是專注在人過世後，從墓地的興建、鬧鬼，到建立紀念公園，是關於人世間的故事。

《女工之死：後工業時代，一則關於鬧鬼和空間記憶的人類學敘事》，李安如（Anru Lee）著，林紋沛譯，左岸文化

船難後，家屬一邊努力掙取公平賠償與制度改善，一方面因台灣傳統文化，未婚女性往生者在原生家庭中無法獲得正式的祖先地位和供奉，家屬用大部分賠償金共同買下一塊私人土地，合葬女性罹難者。

這座墓園前矗立一座牌坊，上頭刻著「廿五淑女之墓」。墓園的本意是為紀念家屬掛念的過世親人，「淑女」一詞，也乘載美麗、嫻熟、高雅等意向，卻在往後衍生各種鬧鬼傳言。

二十五淑女墓在2008年改建成勞動女性紀念公園。這是由多方力量在長年辯證與協作後，所共同促成的成果。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積極投入改建倡議多年，他們主張這些年輕女性是工業發展的重要勞動者，應被以勞動貢獻與歷史定位來紀念。與此同時，墓地長期缺乏維護，環境髒亂、墓碑受損，家屬也對逝者的安寧感到憂心。高雄市政府則在都市轉型與觀光開發的考量下，開始重視這塊空間的「再利用」潛力。在政策、信仰、社運、都市發展與家族情感之間，這塊墓地最終被整修為一座現代化的公園。改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的地景，成為「城市文明與性別平等」的重要象徵。

《女工之死》作者李安如強調「尺度（Scale）」是理解這場事件的關鍵字。閱讀過程，如同乘坐移動自如的飛碟，時而貼近地面，聆聽家屬與倡議者的心聲理路；時而又升至高空，俯瞰時代與權力構成的景觀，看見家屬、社區、女性主義團體及地方政府間的協商與角力。拆解多重尺度，彷彿撥雲見日，使人非常痛快。

旗津船難不僅是一場意外事故，背後涉及加工出口時期從農業轉向工業所造成的勞動力流動，以及工廠艱困的勞動條件。而紀念公園的形成，更反映了後工業（Postindustrial）背景下，女性主義者和政府透過「尺度跳躍」和「尺度建構」，將其意義和討論空間從個人、家庭、地方層次，擴展至城市、國家乃至全球層次的勞工、性別、都市發展和歷史敘事中。

閱讀過程我突然深深體會人的存在如何受尺度所定義：家中懂事的女兒、家族生計受影響的旗津人、為高雄經濟貢獻的女工、全球化經濟鏈中重要的勞動力。「在此安眠的，是25位在勞動前線上奉獻生命的女性」──紀念公園的碑文開頭如此寫道。

這些被社會關係與結構所形塑的角色，在女性身上產生具體影響，指引其走向特定的選擇與命運。然而若回到個人主體，這些年輕女性究竟如何看待自己？她們如何定義自己的人生？對生活又有什麼嚮往？遺憾的是，這些我們終將無法得知。

「整本書裡我最喜歡的部分就是鬧鬼！」作者安如在一場新書發表會上這麼說。「鬧鬼」在此並非聚焦於靈異故事的細節與恐怖元素，而是探討這些因罹難而缺席的女性身影，如何以鬧鬼、顯靈等現象復原現身，以及人世間不同群體如何詮釋這些現象，與她們持續互動。「鬧鬼」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它不僅僅是超自然事件，更與歷史、記憶以及社會結構緊密相關。

在高雄長大的孩子，一定都聽過關於二十五淑女墓的鬼故事。計程車載到趕往墓園赴婚約的女子；男性騎士經過墓地容易發生意外事故或機車後座突然出現乘客。甚至也有小道消息吸引賭徒前來求明牌，有些人在成功中獎後會買梳子、裝飾品等小物品放在墓前當謝禮。

從這些故事與贈物，不難看出大眾對於這些女性的認知：她們過世時年輕且未婚，所以「勢必」喜愛打扮，並且期待找到好歸宿。這十足是對於未婚女性的刻板印象與期待。其實，這25位女性根本沒有進行冥婚，幾乎所有家屬都不曾收到女兒托夢請求，僅有一戶人家收到附近城鎮的男子寫信給旗津區公所，詢問其中一名逝者的地址，表示有人託夢告訴他，這名女子在找丈夫。但後來也被女方家屬拒絕了。

都市傳說相傳鬼故事。而在家族與至親間，則遇到女性們的「顯靈」。有些親屬在這幾位女性成員罹難後，出現難以吞嚥、頭痛等症狀，就醫也無法找出原因。後來他們在廟中請求指示或做夢時，收到指示是過世的女兒如今是菩薩身旁的侍女，或受玉皇大帝封神。因此，她們不再是孤魂野鬼，而是即將登仙成神的悟道者。許多罹難者家屬表示，女兒沒有回來要求冥婚，可能因為是她們要成為神明了：「神明不結婚。」

陸續有家庭為女兒「安金身」供奉在寺廟。有戶家庭則因罹難者的姊姊被擇為乩身，因此家裡開了神壇，開始為人化解疾病、尋失物、幫助生意等求助。

閱讀時，我不斷想起《可可夜總會》（Coco, 2017）的經典台詞：「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記得你。」無論是令人恐懼的鬼，或使人敬畏的神明，這25位女子們以不存在的存在之姿，仍在世間徘徊（haunted）、活躍，與他人維持深刻互動。儘管這些互動方式多數仍緊扣著人世間的記憶規律：女鬼、女神、女工。

「鬼魂徘徊不去是欲望尚未實現的表現，其中有生者的願望，也有逝者的願望。」因為她們的生命與命運軌跡被不正義的意外中斷，這突如其來的裂痕使世人在震盪中甦醒，只能面對與思考：這些女性作為主體，究竟需要、想要的是什麼？

做陪伴工作時，我們最常問的問題之一是：「那你呢？你怎麼想？」

每一位經驗主體都需要為自己的生與選擇擔起責任後果，而陪伴對方討論選項，找到出路，則是每位工作者恆常的練習。在閱讀《女工之死》，跳躍在不同視角、立場與尺度之間時，我實在好想探究與追問這25位女性：妳們怎麼定義自己呢？是女兒、女工、還是神明？即便我很想，但終究無法將鬧鬼與顯靈視為逝者的能動性。因那將仍舊是我的詮釋，我的期待。

生者終究得面對自身的期待，延伸可動用之記憶與未竟之志，成為運作與行動的養分。而紀念公園成為人們調度記憶，創造持續意義的場域。台灣探討轉型正義時，時常引用《笑忘書》這段文字：「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而《女工之死》本書，更是進一步提醒讀者：記憶的掌握與詮釋，將形塑新的群體、新的未來。

回到那場令我們這些工作者哭笑不得的策展討論，最後竟發生了意外有趣的轉折。

一位夥伴提出擔心：「如果寫了這些女性的故事，不知道又會被如何說教。」是的，在網路新聞、社群頁面，總不乏對他者的批評指教。你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這些意見她們在現實生活就承受夠多了，真的不需要再增加。」「是啊，明明經驗者就充滿生存智慧跟經驗，應該由她們來指引別人才對。」

突然，我們蹦出了一個新點子。

策展團隊們決定蒐集經驗者的語錄及建議，製作成籤詩，並將女性無家者、獨居長者、脆弱家庭少女、單親母親這4位角色揉成4位從苦難中重生的女神，分別掌管獨立、夢想、自由與愛，並在展間設置一區女神殿。這次，不是由外界分享想法給她們，而是藉由設計求籤裝置，讓觀展人求得經驗者的智慧箴言，指引方向。

「唯一讓生命成為可能的，是那恆久、難以承受的不確定性：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是苦難讓人走在一起，並督促思考「我們」與「她們」何以一起，何以走下去。

自古，萬華便是信仰薈萃之地。 廟宇香火鼎盛、教會歌聲悠揚。因有信仰，人才能落腳、凝聚，地方也進而活絡。 在此，我們打造一座神壇，提供初來乍到的旅客祈求平靜與指引。 這是四尊從在地而生的女神。 她們曾經歷過最深的困頓。然而，她們用智慧和韌性重塑了生命。 請虔心向她們許願，抽一支屬於你的籤詩，攜帶她們從苦難中提煉的箴言，讓勇氣和力量伴你同行。 ──摘自《通往萬華的無數條路 之一》展覽

策展與書寫目標從不該是解釋與代言，我們希望為經驗者的出聲保留位置，藉以促成主體相認。

即便現實的女性們仍命途多舛，即便已故女工們聲音難以追溯，每當我們重複記憶與討論這些故事，便會使其持續存在大眾視野與行動者心中，恆常為眾人指向未竟，持續帶領我們走一段路。

「祈願我們能共同打造一個屬於勞動者的國家、屬於弱勢的城市，以不負廿五個美好生命的逝去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的碑上文末如此寫道。讀畢《女工之死》，我也是如此期待。

（編按：本文由左岸文化提供，內文經《報導者》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