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比遠方更遠》:旅行是一組矯正鏡片,幫我們看清地球上模糊的現實
(攝影/Getty Images via The Denver Post/Kent Nishimura)

文字大小

分享

收藏

【精選書摘】

本文為《比遠方更遠:走入個人與國族,凝視政治下的創傷與差異,一場起於變革年代的人性之旅》部分章節書摘,經大家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在《背離親緣》裡,臨床心理學家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讓我們看見接納異於我們的孩子有多難,以及接納可以如何發生。在《比遠方更遠》中 ,身兼報導者的他前往過去近30年發生劇烈變革的地域,點出接納異己之難,以及此一艱難所透露的寶貴訊息。書中集結了所羅門的旅遊報導,從1988年始,至2015年止,行遍7大洲,走訪22片異域,其中不乏當時極少人遊歷的中亞及非洲諸國。

《比遠方更遠》年代可溯及上個世紀的冷戰,但核心關懷則與所羅門先前探討心理學和家庭動力的巨著一脈相承。不過,本書還捕捉了不同國族的歷史與社會動盪。所羅門從個人的身分認同擴展至民族的身分認同,勾勒出不同族群的心理狀態,犀利之外不失悲憫。一如《背離親緣》,他在本書中盡其所能地貼近各種群體,觸碰到人心的最深處,直探異中之同、同中之異,並涵容兩者。所羅門讓我們看到,若人在飽覽世界後對人性能多上幾分深刻洞察,那必是來自對「差異」的體認與接納。

如果我們不想得知世人為何對美國又愛又恨,最好是待在家裡為妙。我在旅居海外時仍是個愛國的美國人,卻也目睹我的國家表現得有失尊嚴、同理心和智慧。如果沒去過外來移民中心和難民營,你無法完全理解美國如何辱罵外來移民。如果沒有待過以合理槍枝法規限制暴力犯罪的國家(其實大多數國家都是如此),你無法了解美國步槍協會的專橫是多麼不尋常。在見識到邁向經濟正義的社會之前,你看不出美國的社會流動是如何陷入停滯。旅行是一組矯正鏡片,幫助我們看清地球上模糊的現實。有人問E.M.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當初寫《印度之旅》花了多少時間,他的回答是,問題不在時間,而是地點。他解釋道,住在印度的時候寫不出來,「我離開後,就能動筆了。」

有時,這些新觀點令人難以下嚥,但幾乎都對人有助益。英國作家山謬.詹森(Samuel Johnson)曾寫道:

「所有旅行都有其好處,如果旅客去了更好的國家,或許會學著改善自己的國家,如果命運安排他去了較差的國家,他或許會學著樂在其中。」
旅行與移民:與他者相遇或身為他者,都能讓我們釐清自己的界限

起初我旅行是出於好奇,後來則認為旅行有其政治上的重要性,鼓勵國民旅行,或許跟鼓勵就學、環保或全民節約同等重要。我回想起中學那次去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巡迴演唱,當時我所目睹的現實是如此顯而易見,儘管那與大多數的新聞報導相抵觸。

沒有與一個地方相會,無法了解那裡有怎樣的差異性。假使我們規定所有年輕人都必須在其他國家待上兩個星期,世上三分之二的外交問題應該都能迎刃而解。去哪個國家、在那段期間做些什麼都無所謂,他們要做的,只是接受其他地方的存在,並且認知到那裡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些現象普世皆然,有些則隨文化而異。

相對寬鬆的移民政策也能達到相同目的。沒有外人的觀察,你無法了解自己的國家,來自他方的人有助你重新想像自己的問題,而這是解決問題的必要條件。我們不只能藉由出外旅行來理解問題,接納旅行到我們國家的人也可以。讓別人自由地從家鄉來到我國,跟我們從家鄉自由地前往海外一樣值得。不論是愛、工作或美好前景,都不是零和遊戲,有福同享會更有福。與他者相遇或身為他者,都能讓我們釐清自己的界限。身分認同既有偶然性,也有相互性。

我的祖先蒙受了反猶主義帶來的苦難,但不同於在納粹大屠殺中喪生的猶太人,他們有別的地方可去,那個地方就是美國。我祖母的父母都生於俄羅斯,在她出生前就來到紐約。我祖父生於羅馬尼亞,一路歷盡艱辛才來到美國。我外祖母來自波蘭,外祖父的父母則分別出身於維也納和烏克蘭。要是沒有如此開放的移民機會,我這個人絕不會存在。反之,他們也協助維持蓬勃的美國文化。我的祖先為追尋自由而橫越大西洋,而自由也是美國補貼最重的出口品。在我走訪過顯然不如母國自由的地方以後,不只更深入認識了美國的自由,也領悟到我的生活並沒有我動輒以為的那麼自由。

從遠方的變與不變裡,發現自由必須先學習再付諸實踐
Fill 1
2018年,一名敘利亞穆斯林女子搭乘火車穿越大馬士革郊區前往國際市集。(攝影/REUTERS/Marko Djurica)
2018年,一名敘利亞穆斯林女子搭乘火車穿越大馬士革郊區前往國際市集。(攝影/REUTERS/Marko Djurica)

自由是一種難以掌握的概念,且必然涉及一個選項:選擇遵循嚴苛的意識形態。大體而言,我支持的與其說是自由,不如說是自由主義。專制壓迫的社會擁有我們無從知道的自由,塑造出這類自由的,是缺乏選擇,是在權利被剝奪的情況下仍得為了尊嚴而戰。當中國知識分子告訴我天安門屠殺帶來的好處,巴基斯坦女性訴說穿戴頭巾(hijab)的自豪,古巴人熱烈擁戴他們的獨裁政權,我都不由得重新思索我對自決的反射性熱忱。人在自由的社會裡擁有實現抱負的機會,在不自由的社會無此選擇,而這往往使人轉向更異想天開的抱負。1980年代,我在莫斯科與一個自稱「紙上建築師」的團體變得很熟。他們心知即使蘇聯官僚鬆綁,也不會有材料供他們打造符合設計規格的作品,於是運用建築訓練駕馭想像力,設計了諸如巴別塔這樣的建築,或是提出整座城市的規劃,以及海上漂浮劇院的結構。他們的創意能量狂放不羈,但他們終歸是建築師,儘管論述新奇又很概念論,使用的仍是建築的基本文法。受限於物質材料的西方建築師,反倒從未有人如此自由地思考。

自由鮮少與停滯相關,而是在巨變的時代快速迸發。自由的要素之一是樂觀,樂觀必然使人相信未來或許會好過現況。改變往往令人陶醉,改變往往一敗塗地,改變也往往在激起一陣狂瀾後消散無蹤,無法實現。民主化需要全體成員承擔決策的部分責任,對很多人來說,這個想法在想像中很有吸引力,到真正投票時就使人卻步了。2014年我曾在緬甸訪問身兼作家和醫師的社運人士馬蒂妲小姐(Ma Thida),她在18個月後來訪紐約,並表示緬甸不只政府需要變革(可能很快就會發生),人民被高壓統治制約的心智也需要改變,而後者可能得花上一整個世代的時間,這項領悟令她大受衝擊。我見證了人如何驟然獲得自由,同時也看到這種轉變是多麼美妙而艱難。贏得自由之後,必然得學習如何活得自由,用童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話來說,你必須「宣稱擁有解放後的自我」
典出《寵兒》(Beloved):「解放自我是一回事,宣稱擁有解放後的自我是另一回事。」(Freeing yourself was one thing; claiming ownership of that freed self was another.)
許多西方人以為民主是所有人的基本偏好,一旦移除障礙,民主自然就會萌芽(在伊拉克,小布希與布萊爾似乎就是基於這個假設行事)。證據並不支持這種投射心理。

自由必須先學習再付諸實踐。2002年2月,我在阿富汗,我的朋友瑪拉.魯茲卡(Marla Ruzicka)安排我與3名受過教育、思想開明的女性訪談。 她們身穿罩袍,在抵達後很快就脫掉了,不過我納悶的是她們一開始又何必這麼穿。當時塔利班政權已經垮台,法律不再約束她們的衣著。第一名女性說:「我從前一直以為,等到改朝換代我就會擺脫這東西,現在卻害怕改變還沒底定。如果我沒穿罩袍出門,結果塔利班重新執政,我可能會被人用石頭砸死。」第二個人說:「我想放棄穿罩袍,可是社會的標準還沒變,如果我不這麼穿,出門後被強暴了,別人會說這要怪我自己。」第三名女性說:「我恨這種衣服,從前也一直以為塔利班一滾蛋我就會立刻丟了。可是你會漸漸習慣當隱形人,這種狀態定義了你,想到會再次被看見也就感到極端緊張。」個人必須先歷經重重改變,社會的改變才會隨之發生。

世界大「同」的風景

在本書涵蓋的大約25年時間,同志的地位在許多國家都出現劇烈變化,而且這些國家的國情差異之大令人稱奇。在我走筆至此時,同性婚姻已經在20個國家合法化(編按:本書英文版為2016年發行),另有國家立法為男女同志提供其他保障。同性戀在許多社會中仍是生機蓬勃的次文化,如同藝術,我們也能透過這個窗口解讀一個地方。

從前我在旅行時會隱瞞自己的性傾向,但後來逐漸表明同志身分,這不只是我個人、也是世界成熟的標記。有時,我的身分也比我以為的更加明顯。1999年烏蘭巴托,在我旅館所在的街道上,我看到一名年輕的蒙古牧人領著一群粗尾厚毛的綿羊往我這方向走來。我好奇地盯著這個場面,在他過街來對我搭話時嚇了一跳。他以堪用的英文說:「你是同志男生對不對?我也是同志男生。」接著又用充滿暗示的口吻說:「或許我把羊留在旅館停車場,跟你一起進去?」我在伊魯利薩特的導遊曾經感嘆:身為西格陵蘭唯一一個狗拉雪橇的同志駕駛,可真不容易(每當存在的孤獨感襲來,我總會想起這段話)。許多印度人把同志文化貶斥為「西方舶來品」,有一回在德里的某場正式餐宴上,我問起該市是否有同志文化。宴會主人以一種彷彿我是從外太空掉下來的眼神看著我說:「不然你以為這場派對是什麼?」時空移到哥倫比亞的卡塔赫納,在我某次演講後的問答時間,一名衣著高雅的女性表示,她聽說同志家長管教孩子的成果比異性戀家長更好,並試著提出解釋:「這大概是因為男人跟女人太會吵架了。」同志伴侶不會陷入口角之爭,這想法令我陶醉。性傾向認同在許多社會都是首要議題,相關對話已是勢在必行。

Fill 1
2017年,作者安德魯.所羅門(左)與伴侶約翰.哈比奇(John Habich,右)及兒子喬治.查爾斯.哈比奇.所羅門(George Charles Habich Solomon)一同參加紐約東漢普頓的一場慈善聚會。 (攝影/Getty Images/Patrick McMullan)
2017年,作者安德魯.所羅門(左)與伴侶約翰.哈比奇(John Habich,右)及兒子喬治.查爾斯.哈比奇.所羅門(George Charles Habich Solomon)一同參加紐約東漢普頓的一場慈善聚會。 (攝影/Getty Images/Patrick McMullan)

2007年,我與先生在英格蘭舉行婚禮,這在當時的大英國協稱為民事伴侶關係,但享有與夫妻完全相同的權益。這賦予了約翰移民英國的權利。我希望他和我一樣,也有別的地方可去。在麻薩諸塞州(當時美國唯一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州),結婚雖然也叫「婚姻」,卻不會帶給我們任何法律保障。 即使美國沿岸的開放社會比英國的這類地區更接受同志族群,但英國法律進步得比較快,反映出英國政治相形之下不受宗教影響。兩年後,我們在康乃狄克州結婚,「婚姻」這個難以捉摸的詞彙,我們總算握在手上了──那時康州法律已經能賦予我們新一波的相關權益。

同志權利的進步並非普世皆同。2015年8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首次針對LGBT議題召開會議,以因應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簡稱伊斯蘭國,又稱ISIS或Daesh)的迫害行為。這個恐怖組織將處決同性戀的影片公諸於世,行刑地點主要在敘利亞和伊拉克。2015年6月,伊斯蘭國發布照片,伊拉克北部有一名男同志被吊在空中,接著在圍觀民眾眼前自高樓被丟下。在伊朗,同性戀行為會被處以死刑,馬克萬.莫魯札德(Makwan Moloudzadeh)在13歲被控雞姦,幾名據稱受害者後來雖然撤銷指控,他仍在21歲被處死。在埃及,有個電視節目製播了針對某間澡堂的臨檢行動,有26人被捕入獄。在另一集節目裡,數名埃及男性僅因為參加了一場同志婚禮就得坐牢。同志族群在沙烏地阿拉伯面臨死刑風險,2007年,兩名男性被發現從事性行為,各被判處7千下鞭刑,落得終身殘障。

俄國禁止「同性戀宣傳」的法律導致男女同志被當街毆打,許多人避走他國。在吉爾吉斯,警察利用約會網站誘捕同志,再勒索、要脅他們,而那些被判「宣傳非傳統性關係」的人必須服一年徒刑。2013年末,印度最高法院作出裁決,殖民時代將同性戀行為入罪的刑法仍然有效(註)
印度同性戀行為後來在2018年除罪。
。有27個非洲國家通過反雞姦法。奈及利亞的法律允許人用石頭砸死同志,對同志族群動用法外私刑也屢見不鮮。2011年,一名喀麥隆男性因為傳簡訊向另一名男性示愛,被判處3年徒刑。在喀麥隆,因同性戀行為入獄的人數比任何國家都多,往往是由法院下令男性嫌犯接受「體檢」,藉由檢查肛門彈性來「證明」其性向,即使這樣的檢驗程序既不為國際法所允許,也毫無科學根據。

辛巴威總統說同志族群很「汙穢」,威脅要把他們斬首。烏干達在2014年立法將同性戀行為定為死罪,雖然這條法律最終被推翻。

哈珊.阿吉里(Hasan Agili)是我在利比亞認識的學生,他在離開祖國後寫信給我。有個朋友跟他借用筆記型電腦,調出他的網路搜尋紀錄,然後在他就讀的醫學院揭露他的同志身分。他遭到無情的霸凌,只好放棄學業搬到另一個城市,不過威脅持續不減。他在信中寫道:「我看到我的朋友因為身為同性戀而被斬首的公開影片。我在那裡的人生完了,我回不去了。我已經被揭發,很可能會被追殺。我甚至不能告訴家人是怎麼回事,也不能說我離開的原因。」如今他躲在某個鄰國,同性戀行為在那裡也屬違法。他沒有身分證件,無法合法工作,一直活在恐懼當中,深怕被找到、被騷擾,或是被驅逐到會有生命危險的國家。

「除非人人自由,否則無人自由」
在某些我旅居了不短時間的國家,我收到告誡在當地最好隱藏同志身分。2002年,我當時的伴侶約翰(後來成為我先生)陪我去所羅門群島出差,而那樣的處境令他難受的程度令我意外,不過他為了出櫃投注了多年時間精力,並不樂意躲回櫃子。雖然我們在所羅門群島沒有被處決的風險,還是一再被勸告不要預訂同床房型,也避免任何公開的恩愛舉動,以免被「誤解」──其實是「正解」才對。起初,約翰的憤慨令我不耐,不過是入境隨俗,究竟有多困難?不過我在往後數年間愈來愈覺得,雖然遵循在地的私生活標準是合理的調適,但因此退縮至虛假不實卻不是。這兩者間的界限至今仍模糊難辨。隨著年紀漸長,看到簽證表格詢問是否已婚時,我也愈來愈憤怒,因為我得逼自己與這樣的現實妥協:我在家鄉已婚,在我想去的地方則否,感覺有如解離性身分病患。我的憂鬱症專書
指《The Noonday Demon: An Atlas of Depression》,台灣繁體中文版譯名為《正午惡魔:憂鬱症的全面圖像》
譯成簡體中文版時,論及我性傾向的段落未經我同意就刪除。身為心理健康倡議者,我樂見自己能幫助受憂鬱所苦的中國民眾,可是發現我的故事遭到刪改,令人憂慮不安。如果完整呈現全書內容,許多中國民眾將無緣看到我的看法,但刪節也代表我原本可能幫助的另一些人被棄之不顧。

審查並不限於性傾向議題。2015年,我成為美國筆會中心主席,這個組織致力於推廣美國和全球文學,倡議國內外的表達自由。美國筆會聲援遭到審查壓迫而噤聲的作家,包括許多因公開發表意見而入獄的異議人士。有些外國作家致力在僵固的社會推動轉型,我在就任後的每一天都會接獲針對他們的暴力言論。美國筆會也密切注意作家在美國所受的限制,遭到監視、種族歧視或其他迫使他們沉默的偏見、喪失工作或住屋的恐懼,或以更高理想的名義打壓言論的人,這些都可能使他們感覺難以下筆。莎士比亞筆下的亨利八世說:「話語無足輕重。」但我無法苟同。仇恨言論確實有其危險,以大屠殺否認論者或三K黨人為例,他們散播的言論無異於險惡的種子,若說我在盧安達學到什麼教訓,那就是政治宣傳多麼輕易就能驅使常人做出慘無人道之事。反之,壓制刺激思考的思想既沒有帶來社會正義,也無法促成自由。不論強迫管制的立意有多麼良善,開放論述都能更快成就公義。反對言論禁制需要勇氣,而要另闢蹊徑、使禁制言論仍然能獲得表達,則需要才華。

為別人爭取我們享有的好處,是常見的道德觀,不過我們爭取全球的表達自由不只是因為地位愈高、責任愈大。美國詩人艾瑪.拉撒路(Emma Lazarus)曾寫道:「除非人人自由,否則無人自由。」拉撒路字裡行間流露的那種對人類多元性的全心接納,是我當記者的使命之一,本書可為佐證。每一道被迫緘默的聲音,對於原本可能聽見的人來說都是一種剝奪,也減損了全人類都能取用的集體智慧。199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暨緬甸民運人士翁山蘇姬請求美國民眾:「請運用你們的自由提升我們的自由。」我們能多自由,端視每個人的自由而定。不論是針對國內外,美國筆會都為了盡可能維繫最自由的表達權而努力,但我們並沒有分兩套作法,而是以同一套倡議推動開放的思想交流。

閉關自守的危機風險
Fill 1
2022年,遊客在紐約市范德堡一號大樓(One Vanderbilt)頂樓欣賞城市景觀。(攝影/Getty Images/Alexi Rosenfeld)
2022年,遊客在紐約市范德堡一號大樓(One Vanderbilt)頂樓欣賞城市景觀。(攝影/Getty Images/Alexi Rosenfeld)
最初,我邁開旅人的腳步是想確保自己永遠有某處可去,但我後來領悟,我得讓其他人也有別處可去才行。第一次有蘇聯朋友來到紐約並借住在我老家公寓時,我突然覺得有種強烈的脫節感(當時我住在英格蘭,回國探望親友)。莫斯科前衛藝文人士的世界與我在紐約的布爾喬亞人生,兩者感覺是如此天差地別,當我看到激進行為詩人暨藝術家迪瑪.普里戈夫(Dima Prigov)坐在我家客廳和我父母開懷共飲,那畫面簡直像是布紐爾
路易斯.布紐爾(Luis Buñuel Portolés, 1900-1983):西班牙超現實主義電影導演。代表作有《安達魯之犬》、《青樓怨婦》 等。
電影。我花了點時間才體認,你不能靠區隔化來了解世界。如今外國朋友來訪時都會借住我們家,這成了一個持續不輟的文化交流計畫。
我在抵達喀布爾的第一天認識法洛克.沙敏(Farouq Samim),當時我打算找他工作,請他當我的譯者和在地嚮導
在地嚮導(fixer):指國際新聞從業人員在當地雇用來協助採訪的嚮導兼助手。
,不過我們很快就變得比較像朋友。我待在他的國家時,每天都和他共度14個小時。當時這個地區正處於令人膽戰心驚的時期,我為了穿越邊界而取道伊斯蘭馬巴德和白沙瓦,同一時間,巴基斯坦發生了美國記者丹尼爾.珀爾(Daniel Pearl)被綁架斬首的事件。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非常喜歡阿富汗,部分是因為法洛克是如此深愛他的國家,又如此令人動容地傳達這股熱情。法洛克在塔利班治下的喀布爾習醫,這表示他每天都要接受長時間的宗教訓示,而醫學訓練只有寥寥數小時。他想了解已開發社會的醫師如何工作,所以我在返國後找紐約市立醫院的主管談,而他們同意接待法洛克進行兩個月的參訪,讓他見習醫院的執業常態。

接著他遞件申請簽證,我也自告奮勇幫忙。可是我們被一再告知,年輕未婚的阿富汗男性想在2002年入境美國,機率趨近於零。法洛克最終放棄了醫學,因為他沒機會拓展喀布爾那貧乏的教育,也發現與外國記者共事讓他受益良多。後來他獲得媒體研究獎學金,前往加拿大留學。在我的阿富汗之行過了將近10年之後,我們才總算成功讓他入境美國。

美國的政策很注重國安,而911事件的穆斯林劫機者之所以獲發簽證,或許是當局草率之過。我了解法洛克的背景為何令領事官員卻步,但我也知道他在家鄉協助過許多美國人,如果2002年他能赴美參訪,應該會加強他對我國的好感,從而帶著正面訊息返鄉。他既無意移民美國,也不想炸掉哪棟大樓,只是想參與能推動相互理解的文化交流而已。後來我也曾試著協助利比亞的同志朋友阿吉里申請美國簽證,讓他有機會完成醫學學業並幫助患病與絕望之人,而不是被遣返回國,去面對在老家等著他的凶殘惡徒。這類簽證程序並沒有變得比較容易。我在利比亞認識的當地人裡,所有基本上親美的人全都有留美背景,對美國深惡痛絕的人則不然。我並不是在說,應美國大專院校的請求廣發學生簽證,就能解決世界上的問題,我只是要說,你很難喜愛你從沒去過的地方。將「可疑」國家的訪客一律排除,這種全面保護性的政策或許終將破壞國家安全,因為有些人原本可能會發現美國有比《海灘遊俠》更令人激賞的事物,並因此對我們讚不絕口,卻被擋在美國國門之外。

2015年11月的巴黎恐攻事件之後,文化排除被推舉為最佳防禦,當歐美各國意圖剝奪敘利亞及伊拉克難民的公民權,這項主張就糟到無以復加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的聲勢看好(註)
本書在美國出版年分為2016年。川普最終獲得304張選舉人票,打敗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的227張選舉人票,在2017年1月20日正式宣誓成為第45任美國總統。
,而他揚言禁止所有外籍穆斯林入境美國,又說就連美國穆斯林都該配戴特別身分證。這種刻薄的煽動言論有違我國利益。用高牆把我們與其他人全面分隔,會導致被排除在外的人憎惡美國人,刺激他們,令他們變得激進。隔離他異性,會使他者對我們一無所知,無知生仇恨,仇恨又會迅速惡化為風險,並在我們心裡挑起同樣危險的恨意。閉關自守在全球化的世界不只不可行,最終更將導致危機四起,而這就是本書的中心命題。《聖經》說:「尋找,就尋見。」然而仇外心理最早泯滅的就是尋找的行動。我們不是將自己隔離在美國孤立主義者幻想中的森嚴帝殿,而是腐朽的牢籠。
接納與我們相異的觀點和作風
Fill 1
2017年1月29日,美國穆斯林在達拉斯沃斯堡國際場抗議川普頒布穆斯林國家旅行禁令,一名女孩在禮拜期間揮舞美國國旗。(攝影/REUTERS/Laura Buckman)
2017年1月29日,美國穆斯林在達拉斯沃斯堡國際場抗議川普頒布穆斯林國家旅行禁令,一名女孩在禮拜期間揮舞美國國旗。(攝影/REUTERS/Laura Buckman)

我的上一本書《背離親緣》是探討家庭內部的歧異本質:若孩子不符合當初決定生育時的預期,父母如何學會珍惜孩子。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描寫類似的歷程:接納與我們相異的觀點和作風。我不會淡化這麼做所需要的努力,如果接納異於我們的孩子很難,接納異己更難。自然本能促使父母親近孩子,也促使我們迴避與自己相異的陌生人。不過,這不表示我們得掉入同溫層和「安全空間」的兔子洞,只與同聲一氣、能「保護」彼此不受其他觀點侵擾的人在一起。無論我們的國力如何壯大,先一步阻絕自己與這寬廣又令人困惑的世界建立親密關係,是在剝奪自己的權利。

外交仰賴的往往是技巧,而非天性。我們既與盟國交誼,也透過交誼與他國結盟。資本主義社會常以金錢或軍力來定義這樣的關係,不過這兩種評估模式並不適切。如同所有的交誼,國際主義也必然是人與人的會合。日本科技和義大利時尚的引進令人滿足,無所不在的可口可樂為我們代言,軍事行動使美國在某些陷入困局的國家更具影響力。然而,想求得不和的化解之道,必須透過跨國的民間交流。卡爾.榮格(Carl Jung)在《神祕結合》(Mysterium Coniunctionis)中寫道:「如果我們不了解某人,便傾向認為他很蠢笨。」這導致雙輸的局面。不論國際或人際關係,能夠釐清對方的想法都比較容易緩解緊張情勢。其他地方的藝術文化,甚至飲食和歷史遺跡,都有助我們知己知彼,當地人更是最好的老師。美國運用這種軟實力說服外國,卻往往不讓自己享受被他人說服的樂趣。旅行不僅僅是有錢人的愉快消遣,也是我們這個驚險時代的一帖必備良藥。當政治人物紛紛以挑撥焦慮為手段,告誡民眾光是跨出家門都太危險,我們更應重新堅持走出國門,並體認到全人類都在同一條船上。對自由和冒險的需求,反映出國際主義在我們這個充滿猜疑的時代是如何地迫切且不可或缺。

我的意思並不是邊界和國家可以或應該消除,也不是預言我們有天會繁衍出囊括全球的單一公民體,更不是說我們能以某種文化觀的羅塞塔石碑來化解對異己的天生反感。敵人往往來自境外,掠劫征戰在或遠或近的歷史上都歷歷可見。人類有好鬥的天性,烏托邦式的非暴力願景從未促成大規模的永續和平。我們並不是天生沉著鎮靜,只在情勢緊迫時才慌不擇路。我曾與美軍人員在戰地共處相當一段時間,從此以後都很感激軍備開發者,以及代表我們運用武器的那些人。更有甚者,我還見證了暴力如何媒合愛心。和平最常經由外力介入抵達,而不是在矜貴的被動中完成。和睦雖然與侵略對立,卻鮮少消除侵略。

所以說,我們究竟該如何權衡這些相抵觸的需求:界定何謂他者、辨識他者可能造成的威脅、盡可能深入學習他者的一切,又要盡可能在我方最安全的情況下接納他者?即使無處可去,人還是會逃。當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和德國總理梅克爾向難民伸出友誼之手,這提醒了我們,「如果這人來自遍地是敵人的地方,他也必定是敵人」的這項假定有多麼愚昧。無處可去能置人於死地,有別處可去是人性尊嚴的先決條件,提供別人落腳之處則往往是划算的慷慨之舉,雙方都因此受惠。

愛鄰人很難,愛敵人更難,後者有時確實是出於差勁判斷而做出的行為。我們是社會動物,根據相似性而組織結群。接納多元或許是出於生態律令、社會責任,以及在這日益縮小的世界中不可避免的特質,不過若忽視人與人及文化與文化間的差異,絕對會適得其反。某項頗具說服力的研究顯示,從未聽人談到種族的兒童,傾向根據膚色來區分彼此,曾聽人強調差異分岔都有其來龍去脈的兒童,反倒更願意與人融合共處,此事恰好一反自由主義者的預期。我們都是本質主義者,之所以獲得身分認同,主要是藉由拿自己的特質與他人陌生的特質相對照。沒有異國,就不會有美國,如果你能完全消解異國的神祕感,我們所認知的美國就會消失。不過,我們可以在憑護照區別彼此的同時,仍致力培養各國對彼此的善意,且承認馬歇爾計畫
二戰後,美國對戰爭破壞後的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此計畫因時任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而得名。馬歇爾計畫同時亦對美國經濟有利,歐洲各國將大多數來自於馬歇爾計畫的援助資金用於輸入美國生產的商品。
的效力至少不遜於德勒斯登大轟炸,並在援助那些欠缺我國優勢的對象時,仍平等相待。辨識既有的敵人是當務之急,但我們可以把這個需求與瘋狂樹立新敵人的愚行分別開來。
為了下一代,旅行深具意義
Fill 1
2022年,旅客行走在芝加哥歐海爾國際機場的霓虹裝置「明日航站」(Terminal for Tomorrow)前。(攝影/Getty Images via NurPhoto/Jakub Porzycki)
2022年,旅客行走在芝加哥歐海爾國際機場的霓虹裝置「明日航站」(Terminal for Tomorrow)前。(攝影/Getty Images via NurPhoto/Jakub Porzycki)

我與先生有了孩子之後,一等孩子學會走路,我們就開始帶孩子一起旅行,因為我們希望孩子覺得這世界既寬廣又多采多姿、充滿各種可能。孩子的可塑期很短,你設下的任何限制,很快就會成為他們的規範。我們希望他們的規範包含旅行的種種驚奇、迷人、不適、精彩、迷惘、刺激和古怪。他們長大後自可以決定當戀家的人,但至少他們會知道自己有怎樣的備案。

我女兒現年8歲、兒子6歲半,兩人都已是出色的旅人。當他們還在學步的年紀,別人會說:「他們實在太小了,絕對記不得西班牙是什麼樣子。」不過當前的體驗不只是為了未來的回憶,探險自有其價值,即使時效只限於當下。雖然我預期喬治和布蕾恩大概記不得特定地點,但我知道自己會記得帶他們去過那裡,他們也會盡早理解世上有各種風俗與信念,而這層理解將會影響他們的性格。布蕾恩3歲的時候,有一回我帶她到巴黎一間餐廳外頭看協和廣場的日落,並且告訴她,我從前也跟我母親一起看過同樣的景色。布蕾恩說:「喔,爹地,我現在好高興喔。」一年後,我們坐在自家地板上玩她的娃娃,她宣布:「艾瑪餓了,她要找東西吃。」

我說:「這樣啊,艾瑪想去哪裡找東西吃?中央市場好不好?」 「嗯,不要去那裡。」 「那要去哪裡呢?」 「去巴黎。」

我兒子喬治對地圖特別感興趣,可以一口氣連看幾小時,在上面尋找各國如何鄰接。曾有個紐約的計程車司機對我們說他來自塞內加爾,引起當時5歲的喬治注意。

他透過後照鏡與喬治對上視線,說:「小朋友,我打賭你不知道塞內加爾在哪裡。」 喬治說:「在茅利塔尼亞南邊,馬利和幾內亞的旁邊。」那個司機差點撞壞了車。

過了幾個月,我們問喬治如果任他挑選,他想去世界上哪個地方。

他想了想才回答:「敘利亞。」 約翰與我聽了都心生警覺,我們說:「敘利亞!為什麼是敘利亞?」 喬治耐性十足地用我們家常聽見的一句話說:「得有人去告訴那些人,他們在做不應該做的事。」

與我的孩子一起旅行有三大樂趣。首先,他們對新事物的喜愛也會感染我,不論是搭乘貢多拉渡船、洛磯山脈的風光,或是白金漢宮的衛兵交班,都因此又新鮮起來。許多老掉牙的景點之所以過度曝光,正是因為獨特而壯觀,孩子讓我們有藉口再欣賞一回。其次,旅行的種種優點也足可成為珍貴的傳家寶,我何其幸運,早早就有人把世界送到我面前。把這份恩賜傳承下去,也使我重溫與母親的親情,帶我的孩子遠赴他方是向我對她的回憶致敬。最後,孩子也反過來讓我覺得旅行深具意義。我去過那麼多地方、看過那麼多東西,有時感覺旅行好像只是充斥著日落、教堂和紀念碑。我的心智因為這世界的變化多端而拓寬,或許也開始到達伸展的極限。然而,在面對孩子的心智發展時,一種堅定的使命感重又燃起。我不指望喬治有天會解決伊斯蘭國引發的衝突,但我認為他和布蕾恩,以及他們同父異母的手足奧利弗和露西正在積累的知識,將放大他們與生俱來的善良,從而增加這個星球枯竭的同情心。

《比遠方更遠:走入個人與國族,凝視政治下的創傷與差異,一場起於變革年代的人性之旅》,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著,林凱雄譯,大家出版
《比遠方更遠:走入個人與國族,凝視政治下的創傷與差異,一場起於變革年代的人性之旅》,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著,林凱雄譯,大家出版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有你才有報導者
有你才有報導者

這篇文章的完成有賴讀者的贊助支持,我們以非營利模式運作,

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讓報導者能夠走更長遠的路。

瞭解更多

有你才有報導者

這篇文章有賴讀者的贊助完成,我們以非營利模式運作,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讓我們能走更長遠的路。

瞭解更多

報導者支持方案上線,用你的方式支持報導者!

瞭解更多

開創組織永續經營之路
報導者支持方案上線,用你的方式支持報導者!

瞭解更多

即時追蹤最新報導
即時追蹤最新報導

開啟文章推播功能得到報導者第一手消息!

開啟通知

即時追蹤最新報導

開啟文章推播功能得到報導者第一手消息!

開啟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