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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摘

隱藏在職務背後的人──托育、墮胎到同婚爭議,梅克爾的務實變革戰略

2017年6月30日,德國國會針對同性婚姻法案進行投票,梅克爾以保守派基民黨(CDU)黨魁身分投下紅色的反對票,但當天身著與贊成票同色的藍色套裝,被解讀為其真正的政策意向。(攝影/AFP/MICHAEL KAPPELER)
精選書摘

本文為《梅克爾總理時代:從科學家到全球最具影響力領袖新典範》部分章節書摘,由遠流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由《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她,是德國第一位女總理(在任15年338天)、老牌政黨第一位女性黨主席,經歷4位法國總統、5位英國首相、4位美國總統⋯⋯,相對許多男性政治人物強調個人魅力,帶有民粹風格,梅克爾(Angela Merkel)始終以「隱藏在職務背後的人」自居,一步步「從東部過來的附屬品」登上總理大位,在她的時代不僅帶領德國改變、成為歐洲中心,其豎立的領導典範也在世界刮起旋風。

現任柏林《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副總編輯烏蘇拉.維登菲(Ursula Weidenfeld),長期關注政治人物與政壇動向,她從獨特的「東德」角度為敘事原點,從童年到2021年COVID-19疫情危機,逐一勾勒梅克爾的特質、行事風格,分析她執政的最高點、最低點與終點,冷靜評析政治生涯功過與影嚮力。

本文細數梅克爾作為女性政治人物,從婦女部部長到總理在各項重要女性議題上的進展:墮胎、婚姻平權、托育政策、婦女職場保障名額⋯⋯,分析在面對黨內強大反對勢力下,梅克爾如何以務實手段推動改革。

人們很少看到德國總理的表情如此驚愕!2017年夏天舉行的世界二十大工業國家的柏林婦女高峰會議上,梅克爾與國際貨幣基金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美國第一千金伊凡卡.川普(Ivanka Trump)、荷蘭王后馬克西瑪(Máxima)等超級顯赫的女性一起在台上同座。她們討研了如何提高婦女地位、政治上的女性保障名額與女性創業家精神等許多議題。

其間,梅克爾被問及她是否是一名「女權主義者」。總理一下表情就怔住了,凝神思索了一下。很明顯,她從來沒有對自己提出過這個問題,就算有,她也沒有對外透露她的想法。 她花了幾秒鐘時間,彆扭地解釋她為什麼「不想用這個羽毛裝飾自己」。她覺得如果自稱是女權主義者,那彷彿是要從德國的女權主義者們如愛麗絲.施瓦澤(Alice Schwarzer)等人身上,竊取了她們才應得的名聲。

與會者都認同她的說法。下了台後,全世界都知道伊凡卡.川普是一位女權主義者,荷蘭王后馬克西瑪是一位女權主義者,國際貨幣基金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也是。

但梅克爾自認,自己並不屬於政治婦女運動的一部分,西方學術界的沙龍式女權主義對她來說是陌生的。然而,身為女性的榜樣、一位女性政治人物,又曾擔任德國家庭事務部長,她推動的事比許多人所知的多,當然也比那些在2017年夏天歡慶女權主義的女性要多。

今天的小女孩和年輕女性,已不再懷疑身為女性是否能成為總理。擔任婦女事務部長的時候,梅克爾替職業婦女爭取到了保障孩子能進入幼兒園托育的權利;擔任總理的時候,她廢棄了基民黨一個「神聖」的傳統家庭定義,為所有人帶來了婚姻平權的權利。在她自己的政黨中,她納入許多女性參與政策的制訂,而在她的政治生涯結束之際,甚至通過了在大型企業的管理階層中必須普及實施女性保障名額的理念。在基民黨內,她認為現在已經到了談論平等的時候了,也就是在職位和任務上的平等分配:「在我看來,平等應該是合乎邏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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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世界二十大工業國家婦女高峰會議上,梅克爾與國際貨幣基金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左3)、美國第一千金伊凡卡.川普(Ivanka Trump,左2)、荷蘭王后馬克西瑪(Máxima,左1)等國際女性領袖同台座談。(攝影/AFP/PATRICK VAN KATWIJK)
2017年世界二十大工業國家婦女高峰會議上,梅克爾與國際貨幣基金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左3)、美國第一千金伊凡卡.川普(Ivanka Trump,左2)、荷蘭王后馬克西瑪(Máxima,左1)等國際女性領袖同台座談。(攝影/AFP/PATRICK VAN KATWIJK)

當年,「幼兒托育照顧政策」被視為是政治上的左翼思想

女性的信念變強了嗎?還是戰鬥精神提高了?還是因為自20世紀以來全球女性持續以自信爭取參與權,使得連保守的執政黨也被迫轉變接受女性?甚至連保守的執政黨也要被迫去適應?

許多跡象顯示,梅克爾一直是那個推動改變的人,至少在她從政的前四年是如此。而且與其說她是出於女權主義的信念而推動改變,不如說是因為她的東德背景與政治的謀略。

為了瞭解梅克爾為女性的付出,讓我們回到1990年代初期兩德統一的時代。1991年,梅克爾在統一的德國擔任婦女事務部長時,西德的職業婦女不到64%,其中大部分是兼職。(在德國統一的25週年紀念專輯當中,德國家庭事務部指出,目前只有約一半的女性在上班)。家裡有幼兒的母親通常會待在家中,不會外出工作。而那些找到幼兒園名額的職業婦女則必須付出高昂的托育費用,而且一般來說日間的托育照護會在午餐之前就結束。至於收納3歲以下孩童的托兒所,恐怕得用放大鏡來找。

家長互助托育團體和兒童友善商店幫助不大,因為只有在大城市裡才有這些東西,而且需要雙親的時間投入。若是雙親都有全職工作,照顧小孩和上班則難以兼顧。此外,「幼兒的托育照顧政策」被視為是政治上的左翼思想,是來自1968年學生運動時期的反權威主義精神,這種被汙染的想法,不適合傳遞給當代保守派思想父母的下一代。

德國的社會氛圍很明顯:凡是生了孩子、又讓孩子儘早獲得托育照護的職業婦女,不是來自有錢人家的寵壞女人,就是懷抱左翼思想的自私女性。或者以上都是。當時若有人以為「德國社會對育兒的態度正在現代化」,那麼就是想太多。至少在基民黨中,保守的家庭形象已經定型:丈夫有一份足以養家活口的工作,養活了整家人,妻子待在家裡照顧家庭與孩子,頂多就是有個小小的兼職工作貼補家用;而婚姻,就應該只有男人和女人共同組成。保守派人士認為,有事業心又有孩子的婦女,應該重新溫習她們對家庭的觀念,而不是在那邊要求男女平權。但梅克爾對此看法不同。她深受東德女性形象的影響,這個形象在許多方面比西德還更為現代。《法蘭克福匯報》援引她的話說:「只要房東能容忍房客養狗,但不能容忍房客有小孩,那這樣就不對了。」在1990年代初,這樣的說法在基民黨中已經接近現代主義了。

在德國統一之前,易北河以東有80%以上的婦女都有工作,大部分是全職。東德的兼職被稱為「暫時性附帶條件限制的工作」(德文叫Schonarbeit),只有不到30%的婦女兼職,但是她們兼職的時數(每週20到30小時)又遠遠高於西德的兼職者。在東德,兼職的工時通常是專門為那些身體虛弱、健康不好的老年婦女所保留的。

而東德的托兒照顧是全方位的。東德領導層最關心的是如何儘早地以社會主義精神照顧與教育兒童。東德的政治領袖一方面努力使父母們融入共產集體主義的勞動世界,另一方面至少也花了同樣的心力,讓孩子們儘早接受照顧與教育。孩子照顧到了,也可以讓父母們受到政府的控制。此外,東德自從1980年代以來就出現了勞力短缺,必須動員婦女進入勞動市場。東西德統一之際,東德80%的3歲以下兒童在日托中心或托兒所得到照顧。幾乎每個3歲以上的兒童都上幼兒園,80%的小學生參加課後安親班。這些設施從早上6點開放至晚上6點,遇到特殊情況時也會在晚上與週末開放。父母不必為這種服務花費太多。幼兒園的中餐費用是0.35馬克,遠低於自己在家做飯給小孩所需要花的錢。

當時薩克森邦總理、基民黨的比登科夫(Kurt Biedenkopf)在一次工會大會上解釋說,許多西德男性的期望很明確:東德的母親們很想抓住任何可以離開職場的機會,回家照顧孩子,如果女性回歸家庭,也會緩解在1990年代人力逐漸供應過剩的勞動市場。如果東德婦女的就業率逐漸下降到西德的水平,災難性的勞動力市場數字也會顯得較為溫和。由此可見,許多基民黨的政治人物以及婦女事務部官員,都不認為東德婦女回歸家庭是個問題,反而將之視為一個解決方案。因此梅克爾在1992年夏天指控說:「事實上,是有人努力將婦女排擠出勞動市場」。

梅克爾沒有小孩,當時也還沒再婚,她上任前從未處理過婦女與家庭政策問題。她甚至對這個主題並不是特別感到興趣。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講述到,時任總理的科爾(Helmut Kohl)有次出人意料之外地邀請她到總理府,問她是否「善於和女性相處」。

科爾總統的計謀與梅克爾務實策略的成長

梅克爾回答「是」,但她心裡不知道科爾在打什麼算盤。她當時的政治前輩、曾擔任東德首任民選總理的洛塔.德.梅齊耶(Lothar de Maizière)曾在她獲任命前悄悄告訴她,高層在討論延攬她當官,說不定是某部會的政務次長。但她自己不抱持任何幻想。幾天後,她沒有成為部會的政務次長,反而成為了部長。柯爾只是想找一個有基督教信仰背景、來自東德、又是女性的內閣成員。在這點上,她是個理想的角色,可以說是一個有三重保障的人。

她得到的是一個部會的三分之一:婦女事務與衛生福利部拆開了,基社盟的格爾妲.哈塞菲爾特(Gerda Hasselfeldt)接管了衛福部,基民黨的漢娜洛蕾.龍施(Hannelore Rönsch)得到了家庭與老年人的事務管轄權。「這下子,好像這三個女人都滿意了吧。」《明鏡週刊》這麼調侃道。

然而,梅克爾正在自己接管的部會內,展開了創新。這個部門之前是由同樣具有博士學位、同樣辛勤工作的麗塔.蘇斯穆特(Rita Süssmuth)領導,接著由一位對婦女問題沒啥興趣、專門研究高齡化議題的學者烏蘇拉.勒赫爾(Ursula Lehr)接手。梅克爾既沒有蘇斯穆特的傳教士精神,也沒有她對女權主義的熱血,更沒有勒赫爾對學術的興趣。但她意識到,基民黨保守、傳統的立場,在婦女問題上已經站不住腳了。

「在婦女和家庭政策方面,我站在變革的位置上。在這裡我看到,我們的社會要適應新的改變,是多麼地困難。」

她在《明鏡日報》的訪問上如此說道。當她在說「我們的社會」這幾個字的時候,其實大可以直接替換為「基民黨」這三個字,這樣更能反映出她的真實心情。

相形之下,長期致力於婦女問題的綠黨,早已在議會中確立了自己的政治新力量。德國西部的年輕女性再也不希望由別人來規定她們要如何生活、如何工作;而東邊的婦女則覺得,基民黨與基社盟對婦女角色懷抱著保守與傳統的看法,這簡直是大開時代倒車。梅克爾接受《繽紛》週刊訪問時高調表示,德東區域在平權問題上走得有多先進:「德西區域只有17%的男性會幫助打掃、除塵等家事。在前東德的區域,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男人還知道要把抹布擰乾。」

梅克爾認為,如果基民黨和基社盟想要保住各邦的女性選民,那就不能再讓宗教團體繼續主導婦女與家庭政策。她在這方面得到了總理的支持。科爾先前將麗塔.蘇斯穆特這樣的角色引進政壇,就是因為科爾很清楚,他的政黨與政府無法永久抗拒這個兩性平權的強大趨勢。而梅克爾這位女性,將超越只是做為家庭與母親的角色發展。現在科爾一邊幫助梅克爾,一邊鎮靜地看著這位年輕的女部長與基民黨中的保守派進行對抗。

電視媒體在1991年10月對梅克爾的電視採訪中指出:

「在某些方面,梅克爾這個來自東德的人,比某些西德人所以為的還要特立獨行。」

梅克爾在投入政壇的前四年,把西德波昂政府的座標轉向東德看齊──至少在家庭政策方面。這一點,與所有期望背道而馳,尤其是她所屬的政黨。

她並不清楚西德關於墮胎、育兒和婦女角色等議題的傳統意識型態,這些議題一直在西德引起強烈的爭論。這使得她有機會採取務實的解決辦法,而且也讓她學習到很多關於政府政策機制如何運作的知識。而科爾的詭計則是,把這些帶有社會爭議、但無法避免的議題,留給這位女性部長,讓她去面對自己黨內的怒火。此時梅克爾「不透露自己意圖與策略」的行事風格,將首次受到考驗,這也成為日後梅克爾當上總理後處理問題的標準程序。

她任期內的3個主要議題:德國刑法218條禁墮胎的改革、幼兒園名額的權益,以及後來所謂的解放法,為家庭政策的現代化打開了大門。她的繼任者,基民黨的烏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21世紀持續推進這個改革。馮.德萊恩擔任家庭部長的時代,家庭部早已不是個次要的政府部門了,它已是社會變革的政治中心。這一點,梅克爾的貢獻良多。

梅克爾在婦女部長任內並沒有選擇議題的餘地,因為兩德剛統一的時候,政治上要優先處理哪些事項,是由兩德簽訂的《統一條約》來規範的。而統一之後的第一個立法會期,重點在於如何整合兩個德國之間的法律。但她利用她在婦女部的職務以及她身為黨副主席的高度,使自己成功受到外界注目,並且從中獲利。

她成功了。早在1992年4月《法蘭克福匯報》就撰文指出:「如果說有哪一位女性,擁有受到廣泛認可的政治前途,能夠成為基民黨與基社盟聯盟未來的第一位女總理,那應當就是梅克爾了。」

面對黨內反墮胎壓力,她明面保持距離、暗地助攻推行

東德法律允許自由墮胎,婦女在受孕後的頭三個月內,無需經過許可就能終止妊娠。相反地,西德刑法典第218條文中,基本上是禁止中斷懷孕,只有在定義非常嚴格的特殊情況下才可以。可以說,幾乎沒有一個政治議題,能讓保守派與自由派至今仍針對「什麼才是對的」進行如此激烈的爭論;幾乎沒有一個議題,在德國這個以基督教義為基礎的保守社會裡,出現了如此巨大的世俗化轉變;幾乎沒有任何其他議題,可以使得執政的女性部長變得如此飽受批評。「我家人總是說,似乎所有棘手的議題,都得由我來面對。」這位部長在1992年10月接受《世界報》採訪時哀聲嘆息道。

在托兒政策與婦女就業議題上,梅克爾的黨內同志與基督教會的期望很明確:維持現行的西德政策。不過這位部長起草了一項法案,規定民主統一德國的墮胎解決方案:效仿東德的3個月內可終止妊娠,但是必須先經過強制諮詢。當梅克爾著手推動立法時,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基民黨內保守派對她的集中抵制與厭惡,日後只要她繼續在自己的政黨中擔任高層,就會不斷感受到這樣的排擠。

梅克爾是婦女部長,墮胎議題實際上應該是由梅克爾的同事、家庭部長漢娜蕾.龍施來負責才對。可是梅克爾察覺到:乖乖牌龍施的保守西德觀點佔了上風,於是她就決定要勇往直前。

梅克爾選擇冒個險,這是一個經過評估與衡量的險。她瞭解她的草案在政黨聯盟的議會小組中絕對沒有機會過關,但是她也知道總理科爾支持她的立場,所以她選擇了一個不沾鍋式的、自己不必親自涉入的戰術:在總理科爾的默許下,先從自由派的基民黨議會成員,加上社民黨與自民黨,聯合提出一項刑法218條文修正案。這個法案雖然與基民黨和基社盟多數人的意願不符合,不過最後還是通過了。最重要的是,這項修正案的基本要點與梅克爾的草案相似。

不過,梅克爾並沒有在聯邦國會裡投下贊成票,她反而投了棄權票。

根據她自己的說法,她甚至是「毫不猶豫地」參加了保守派在聯邦憲法法庭提出的合憲性訴訟,由大法官來審查這個新修正的法條是否符合德國的憲法《基本法》。然而,依據她的傳記作者格爾德.蘭格斯(Gerd Langguth)的調查,訴訟聲請書中沒有梅克爾的名字。

梅克爾這一系列的動作,是向總理科爾學習的:如何在不疏遠其黨內同志的情況下,達成自己的目標。科爾的確簽署支持刑法修正案,但他也想向自家國會議員發出和解的信號,因此也參加了審查刑法修正案是否合憲的訴訟行動。梅克爾從科爾那裡學到了如何推行一項政策,卻又同時巧妙地讓政策與自己保持安全距離。日後她將更常運用這樣的技巧。

不出所料,一年後聯邦憲法法庭宣告跨黨派提出的修正案不符合憲法的意旨。一直要到1995年,聯邦國會才達成了共識,就是持續實施至今的「墮胎前先經諮詢」解決方案。墮胎依舊是非法的,但如果在懷孕頭3個月內、且經過諮商後執行墮胎,則不會受到起訴。這個折衷方案,或多或少就是梅克爾在1992年向國會提出的建議。

這事件成為後來梅克爾主義的一個早期例子。但也引起對她的極大指責,說她是個投機分子,沒有站在保守的立場;還說她對於自己所屬政黨「基民黨」的那個「基」字──代表基督──從來都無感,說她不理解也不尊重教會。還說她如果到其他黨派──例如社民黨──恐怕也可以混得不錯。

事實上,沒多久之後梅克爾對於「基督」這個問題就說出了一句名言:「我有我的困難處。」她不能為基民黨的基督做些什麼。不過她後來永遠沒有重複說過這句話,因為外界批評她這句話簡直是把自己的政黨當成工具:只要她的信念能夠獲得夠多的票數,而且切實可行,那她就會持續實踐信念;但如果情況生變,她也可以立刻拋下自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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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爾以「隱藏在職務背後的人」自居,她的從政風格,可說是「不是做想做的事、而是做可能達成的事」。(攝影/AFP/Lian MATZKE)
梅克爾以「隱藏在職務背後的人」自居,她的從政風格,可說是「不是做想做的事、而是做可能達成的事」。(攝影/AFP/Lian MATZKE)

「我嚮往能夠達成的事」

她自己對於要做出的決策,其實是帶著矛盾的態度,這是直到她政治生涯結束都不會改變的情況。這點在2017年夏天的一個事件中表現的相當明顯。那次是總理在《德國女性雜誌》舉辦的一個夏日講座活動中,澄清了她對於「婚姻平權」這個話題的態度。

夏季講座舉辦的同時,敵對陣營的社民黨和綠黨想趁著基民黨拒絕同性婚姻平權的機會,在9月間即將舉行的聯邦國會選舉中,一舉擊潰基民黨。而基民黨早就知道自己的立場已經站不住腳。畢竟,註冊的民事伴侶關係和同性戀的有限制收養權,自21世紀之初就已經存在,且憲法法院已經多次裁定支持平權。社會變遷是遠遠走在保守派前面的。那些熱切贊同總理的難民政策、且可望在2017年9月首度投票支持基民黨的年輕首投族們,可能會被基民黨「拒絕婚姻平權」的立場給嚇跑。他們看到的不是一個現代的政黨,而是一個由落後村民組成、古老又保守的基民黨。當代選民們早已不再關注政黨的長期政策與基本立場,選民們反而會在短時間內做出投票的決定,而且判斷愈來愈常是取決於知名人物或當下重要的議題。

因此總理在夏季講座上大聲疾呼:支持同性戀伴侶擁有完全平等的權利,並不慌不忙地打破了黨內最後一絲保守派家庭觀念的形象:

「同性伴侶也像我在異性男女婚姻中一樣,生活在同樣的承諾價值中,這就是我為什麼想讓大家明白,因為這更像是一種良心上的決定⋯⋯」

基民黨內反應簡直炸鍋了。國會議員們的不安,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價值觀和信念遭到背棄──他們封閉世界中最後、最微小的殘餘堅持,已經遭到背棄了。最重要的是,他們對這個程序感到氣憤:沒有正式討論、沒有辯論、沒有工作小組為他們準備資料來迎接黨內這項政策轉彎。還有,顯然這事情對總理來說似乎微不足道,以至於她竟然在一場談話活動中,像是順帶提過似的就宣告了這項政策髮夾彎。

梅克爾又幫自己出了一招。她建議在7月的聯邦國會大選中,廢除黨內在國會黨團小組的強制投票要求。這樣一來,她就避免了在自己陣營中遭到失敗。最後同性戀婚姻合法的法案在反對黨的社民黨、綠黨、聯邦民主黨、左翼黨和一些保守派的投票下,順利通過。

那麼在保守派中,是誰沒有投票支持平權婚姻呢?想也知道,又是梅克爾。她重操多年前刑法218條修正時的老把戲。她與他的基民黨保守派系的大多數成員,一起投下了反對婚姻平權的一票,在唱名表決中把紅色的反對票扔進了投票箱。但她穿了一件藍色的西裝外套,這個動作在她自己的隊伍中被理解為一個信號,表示她事實上有不同的想法。

以前她曾在媒體訪談時說過「我嚮往能夠達成的事」,如果這些能夠達成的事情,還能為她獲得到權力,那就更好了。

《梅克爾總理時代:從科學家到全球最具影響力領袖新典範》,遠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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