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大火的全球教訓:政治與科學之間,民主國家如何「複製危機」?

澳洲野火自2019年延燒至2020年,新南威爾斯州的居民仍處於威脅之下。(攝影/REUTERS/Tracey Nearmy/達志影像)

原始於每年10月初至隔年3月底的年度澳洲森林大火季,卻在2019~2020年提早至9月,火勢橫跨全國。如今火勢集中於新南威爾斯州及維多利亞州邊界處,至今已有超過3個台灣面積的森林受焚,近6,000間房屋遭毀,34人死亡。然而這場看似毫無預警的大火卻在12年前已被一份氣候變遷報告預言,這份報告如何在2000年初帶動澳洲聯邦政府大膽的氣候政策?又為何政治權力鬥爭讓澳洲落為全球對抗氣候變遷的後段班?

手無寸鐵的民眾,如何在大人物口水戰的飛沫間,由下而上展開自救的草根行動,以嘗試撐出一個面對未來的希望空間?

在全球各地出現口罩搶購、短缺之時;在澳洲,人們搶的卻是水管和抽水馬達。

「自從限水政策開始,不管我們用多快的速度進貨,各種園藝用水管、轉換接頭、消防用水管等洗滌水(Greywater)再利用相關用品,在全澳洲都大缺貨⋯⋯商品還在貨車上,就已經有人在排隊等著搶了!」雪梨藍山國家公園裡,澳洲最大五金連鎖店在當地的店員可瑞亞(Stapahnie Correa)告訴我們。

從2019年中燒起的大火,延燒至今,除了限水,澳洲出現各種罕見畫面:隔海飄到紐西蘭的濃煙、多次連續超過40度以上的高溫、下午3點卻被黑雲籠罩的天空⋯⋯

大火至今已經燒掉3個台灣大小的面積,全澳洲仍有80幾處大火繼續燒著,造成超7億澳幣的災損(約新台幣140億元)、經濟生產損失預估也至少高達200億澳幣(約新台幣4,000億元)。走在路上,市區的行道樹漸漸變黃、綠色草皮跟著消失,公園裡水池見底,動物們在一片枯黃的烈日中尋覓僅剩的草食。人們用洗澡水沖馬桶、接洗碗水澆花,互相督促限時4分鐘的沖澡。在內陸城鎮的居民,有的需要開車到河邊,才有水可用。

在都市,人們則守著澳洲氣象局的預報App,查看氣溫、風向、降雨機率和空氣品質,見面談話不離:「森林大火離你們家近嗎?家都還好嗎?」人們戴著口罩慶祝聖誕節及跨年,許多餐廳及酒吧歇業,連門窗緊閉的住家內都聞得到燒焦的煙味。澳洲首都坎培拉及雪梨甚至在2019年底,數度衝上全世界空氣品質最糟糕的城市榜首,超越中國北京及印度德里。

睽違17年,澳洲首都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在澳洲各州已於這次森林大火中數次宣布緊急狀態後,2020年1月31號,另一聲警鐘敲響,這一次,是澳洲首都坎培拉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坎培拉上一次動用緊急狀態,是2003年,近500間民房遭摧毀或嚴重損壞。澳洲首都特區首席部長巴爾(Andrew Barr)表示,因為熱浪即將來襲,大火可能延燒至首都坎培拉南邊郊區,「情勢可能演變到無法控制的地步⋯⋯進入緊急狀態,是我們能對首都特區民眾發布的最強烈警示。」

對雪梨西邊、藍山國家公園附近的居民波都印(Jacques Beaudoin)來說,這場「緊急狀態」,從2013年就有了跡象──這場火是一連串的警訊之一,都市裡的人總算聽見。

喜愛登山及攀岩的傑克一家,住在藍山國家公園附近的森林,自建的房屋水電可自給自足。「搬到這裡6年,從屋頂接到水塔裡的雨水一直是夠用的;直到2019年9月,第一次需要打給自來水公司買水,」 傑克說,「2013年剛搬來時家附近的樹叢是很茂密的,然而這6年來,你可以清楚看見樹正因乾旱而受苦,雖然還沒死,頭卻已經禿了一半了,看了真的很難過。」

2019年底的聖誕假期前夕,傑克決定讓妻子暫時帶著兩個學齡前的女兒撤離,他說火燒到家門口是遲早的事,他把家內外都重新移動了,封住每一個門縫和窗戶,「我連晚上都沒有辦法安心睡覺,甚至到火已經過了,我都還是會半夜驚醒。」

好消息是,大火過後,傑克的家幸運地還在。壞消息是,這樣的極端氣候與大火,可能成為澳洲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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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都印的妻子及女兒走在住家附近被野火焚毀的森林。(攝影/洪滋敏)
波都印的妻子及女兒走在住家附近被野火焚毀的森林。(攝影/洪滋敏)

根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導,澳洲這場大火,證實了科學家們的預測:隨著氣候變化不斷惡化,澳洲的叢林大火將變得更加頻繁和劇烈。根據聯合國的科學報告,澳洲是已開發國家中,最容易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一國。

2019年不僅是澳洲有記載以來史上最熱的一年,又遇上印度洋偶極(Indian Ocean Dipole)強度異常造成的乾旱。長期、短期因素相加之下,造成這場20年來對社會經濟影響範圍最大的大火,至今已帶走30餘條人命,也在澳洲社會掀起論戰。

幾個月來的政治口水中,12年前、一份被遺忘的報告,終於被記起。

12年前,早已出現大火預言

2008年,澳洲經濟學家郜若素(Ross Garnaut)受當年工黨陸克文(Kevin Rudd)聯邦政府委託,做了一份長達600多頁的氣候變遷報告(Climate Change Review),調查澳洲經濟與氣候變遷的關聯,依此提出中長程的政策建議。

報告中,郜若素警告:「如果政府沒有及早且有力的行動,我們將會在2020年前的某個時候,被迫發現已被各種超出控制的災難包圍。」

災難包括火災。「火災季節將開始得更早、結束得更晚,且預計會更嚴重,」他當時預計,氣候變化造成的效應,會隨著時間加強,至2020年,將明顯可見。

報告中,郜若素還稱,氣候變遷帶來的損失,將成澳洲日常現實的一部分,對人們生活造成深遠的影響。以澳洲最大農業區墨累—大令盆地(Murray–Darling Basin)為例,氣溫、雨量的改變,將讓生產力下降20%,經濟成長數字減少5%,導致消費力下降5%,在下個世紀前後平均薪資將比現在少8%等。

不只提出警告,報告中郜若素也提出因應的做法,包括:政府必須將「交通」納入減少碳排放的行列;每年需投入30億澳幣(約新台幣600億元)在低碳研究及科技研發,需針對氣候變遷成立新的研究政府部門;在澳洲使用以市場競爭的方式運作販賣「排碳許可」;以及在能源轉型過程中的補貼政策等。郜若素還提到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有國際合作的框架跟措施,達到減碳標準的花費才能夠降到最低。

2020年的人們,讀著12年前的預言,紛紛回頭看這12年間澳洲政府做了什麼?為什麼無法逆轉預言中的災難性結果?

以煤炭出口為主的經濟,埋下導火線

要回答這題,時間必須回到郜若素報告出爐的那年。當時,當全球正因2007、2008年世界金融風暴而陷入經濟動盪,作為全球原物料出口大國的澳洲,經濟相對穩固。2007年重新執政的工黨聯邦政府,站在較為穩固的經濟基礎上,得以推行郜若素氣候變遷報告中建議的施政方針。

但以原物料、煤炭出口為主的經濟,卻也為報告的窒礙難行,埋下導火線。

一位雪梨居⺠蘇利文(David Sullivan)回憶當時澳洲的改變,「我花了1萬澳幣裝設太陽能板,政府補助了我6,000澳幣。不只如此,多出來的電還可以直接賣回給電力公司;至今我不僅一毛電費都沒有付,對方還要付錢給我。」

當時,澳洲政府依照報告建議,展開包括永續能源技術的發展及投資,許多早已想要在自家屋頂裝設太陽能板卻負擔不起的民眾,因而受惠。2016至2017年間澳洲永續能源局(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Agency)的統計指出,有3.1%的澳洲總用電來自太陽能,其中多數來自小規模家用太陽能板;在澳洲每5個家庭中就有一戶裝有自用太陽能板。

2012 年,工黨執政期間的另一任總理吉拉德(Julia Gillard),推出大膽「排碳價(Carbon pricing)」政策,意圖成為當時歐洲以外最具野心的碳排放交易計劃。這與郜若素在2008年提出的販賣「排碳許可」作為減低碳排放的機制不同。

「排碳許可」簡稱「碳交易」,是由國家立法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量,並發行數量有限的許可;「排碳稅」
工黨的排碳價(carbon pricing)其實跟排碳稅(carbon tax)非常相似,但因為一般民眾對於「稅(tax)」此一字眼過於反感,所以工黨用的文字是「排碳價(carbon pricing)」。
則是政府直接對二氧化碳排放課稅。前者是限制數量,後者是對數量課稅。依照各國的經濟政治及文化條件,兩者沒有一定的優劣之分。

2012年吉拉德領導的工黨聯邦政府,訂出每公噸「排碳價」為當年歐洲的2倍,同時,對受影響的排碳產業,如水泥及能源公司,政府輔以相對比例的減稅額度。對於可能因電價調漲而受影響的一般民眾,也有減稅額度作為補貼。吉拉德希望透過實施「排碳價」3年,之後漸漸轉向販售「排碳許可」機制。

但,此舉卻成為逆轉澳洲氣候變遷政策的序曲。

領先全球的野心,卻成政策地雷

澳洲最大的水泥製造公司阿德萊德布萊頓 (Adelaide Brighton, ABC) 先開砲,稱為因應生產成本上升,將關閉在地工廠;另一方面澳洲最大的鋼鐵製造公司博思格(BlueScope)則認為,工黨配合補助的新政策並不會影響到整體獲利。

瑞銀集團(UBS)在計劃頒布初期,估計此政策會讓像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及力拓集團(Rio Tinto)等跨國採礦公司的獲利減少3%至4%;國際金融服務公司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也對此舉做出負面的預測,稱國際間政治不穩,加上澳洲是否繼續參與京都議定書約束標準的不確定性,會讓國際「排碳交易」的價碼跌蕩,最終失去約束力。

另一方面,由艾伯特(Tony Abbott)領導的反對黨,則不斷向民眾釋放「電價及民生消費將因而大漲」的訊息,作為選戰主軸,使選民面對「前衛」政策的不安,直接轉化為恐懼及憤怒。即使澳洲氣候變遷及永續能源部(Department of Climate Change and Renewable Energy)在 2012 年「排碳價」政策實行後6個月指出,電廠排碳量數字已減低9%,澳洲整體的碳排量甚至在9個月後降至10年新低。但人心早已喚不回。

最終,工黨排碳價的政策抵不過社會壓力而夭折,在實施2年之後,便在2013年選舉時,由艾伯特領導的自由黨取代執政7年的工黨政府,以補貼排碳公司、鼓勵減碳,取代工黨的政策。

換句話說,澳洲政府對於企業減碳的態度,從「要排碳就請付錢」,進入「我付錢鼓勵資助你降低排碳」的新階段。澳洲也從減碳、建立新標準的前鋒國家,慢慢落到後段班。

在選舉中力挺煤礦產業的艾伯特,就任當年,就讓澳洲再生能源的生產下降7成,也在一次為煤礦剪綵的場合中,讚嘆煤礦是澳洲、全球發展的未來。「煤促進人類文明、促進繁榮,煤是我們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不管是在澳洲或全世界,」艾伯特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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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雪梨南方86公里處肯布拉港(Port Kembla)的鋼鐵工業區。(攝影/AP Photo/Rob Griffith/達志影像)
位於雪梨南方86公里處肯布拉港(Port Kembla)的鋼鐵工業區。(攝影/AP Photo/Rob Griffith/達志影像)

龐大利益支持,澳洲難以放開煤礦金雞母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澳洲政策的大轉彎,似乎不完全是意外。

澳洲為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國,佔世界煤炭出口總值(dollar value worth of coal)的36%,澳洲出口煤炭當中有75%皆送至世界煤炭進口國前四強(中國、韓國、日本、印度),其中,印度甚至有超過7成的煤炭進口來自澳洲。這讓澳洲的煤礦,不只扮演澳洲經濟金牛的角色,也成為全球燃煤大國所仰賴的物料來源,許多跨國資金,都投入澳洲煤礦開採。

以2019年中再度勝選的自由黨聯邦政府為例,選後最大的爭議之一,便是批准阿達尼(Adani)印度煤礦公司在澳洲的開採,阿達尼聲稱,將為澳洲創造超過8,000個工作機會;澳洲最大的煤礦公司必和必拓三菱聯盟(BHP Mitsubishi Alliance)中,日本三菱也擁有一半股權。以煤礦能源致富的澳洲,據2019年《富比世》(Forbes)刊登的澳洲前20大首富中,就有4位以採礦業致富,總資產高達240億澳幣。澳洲礦業不只在國內政經結構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成為跨國生產鏈中的一環。

在如此龐大的利益支持下,澳洲礦業委員會(Minerals Council of Australia,MCA)也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氣候政策反對者的前10名,是澳洲政治檯面上、檯面下的有力推手。

政治計算,讓氣候變遷成為選戰武器

轉向後的澳洲,從2012年雄心壯志的新標準制定者,至2017年被聯合國發出警告,表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澳洲從2017年開始在氣候政策上有所前進」。

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 2018年的統計數字報告,總人口2,500萬的澳洲為溫室氣體總排量全世界第16名,人平均排碳量高居世界第2名,同時,自由黨政府從2013年持續執政至今,其對逐漸加劇的氣候變遷影響,仍無動於衷。

「我們就這樣浪費了10年,」《衛報》(The Guardian)澳洲政治版主編墨菲(Katharine Murphy)評論,從2008年的郜若素氣候變遷報告開始,澳洲政府先是經歷了一個過於前衛的減碳政策、一場將選民對能源轉型焦慮化為憤怒的選舉,迎來否認氣候變遷存在的總理艾伯特,漸漸地,氣候變遷成為澳洲政治中的選戰「武器」,公共討論與科學的距離愈來愈遠。

墨菲把此稱之為「勝選方程式」,她以現任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為例,2019年的選戰中,在都市,莫里森將自己包裝成一個務實的,不否認氣候變遷的中間派,與過去的艾伯特切割,以吸引中產與知識分子。但在鄉村,莫里森把氣候變遷武器化,對煤礦區居民說,氣候變遷議題將把工作機會消滅,對郊區的中產居民則說,氣候變遷議題會讓開休旅車的他們生活負擔加大。對全國性的觀眾,莫里森則稱工黨的氣候變遷政策,會讓澳洲經濟衰弱、人們工作不保。

墨菲嘆道,「很不幸的是,歷史告訴我們,把氣候變遷武器化,對自由黨與民族黨的選舉真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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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2019年選舉中,把氣候變遷議題和政策成功「選舉武器化」。(攝影/AP Photo/Rick Rycroft/達志影像)
現任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2019年選舉中,把氣候變遷議題和政策成功「選舉武器化」。(攝影/AP Photo/Rick Rycroft/達志影像)

「科學議題」變成「信仰議題」

同樣來自保守陣營自由黨的前澳洲總理滕博爾(Malcolm Turnbull),曾試圖在保守陣營中調整對氣候變遷的政策,但改革失敗的他如此形容:「氣候變遷在我們這個時代變成一場政治悲劇,它從一個科學議題變成一個認同的議題,人們分成信與不信自由黨,一邊必須接受這是科學事實,一邊要面對操作氣候變遷搶票的誘惑。」

也因為氣候變遷變成「信仰」議題,即使大火已延燒超過4個月,否認大火與氣候變遷關聯的聲音依然存在。

火上加油的,還有不實資訊與社交網站。

這場大火中,社交網站上的不實資訊、資訊操作,出現大量的輿論引導,試圖把20年來損失最慘重的大火,歸因於人為縱火。

國際記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ournalists)全球研究總監波塞蒂(Julie Posetti)受訪時指出,有心人士操作的不實資訊,試圖錯誤歸因,將人們的焦點從氣候變遷轉移開來。「如果人們相信那些不實訊息,而不相信擺在他們面前的科學事實,以及氣候變遷與大火的關聯,那麼這將是(大火之外)另一場災難。」

澳洲還有機會力挽狂瀾嗎?

一場火,燒出政治裡的不堪事實,當時成功預言的郜若素如何看待?

在2020年1月澳洲國家廣播電台的訪問中,他認為,澳洲還有機會再試一次。以礦業為主要經濟來源的澳洲,有機會創造轉向零碳排放經濟(zero carbon emission economy)的可能道路,「澳洲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金屬鋁及鐵出口國,我們只需要使用永續能源來加工鋁及鐵,不僅經濟的影響會降至最低,甚至能置澳洲於世界在能源轉型上重要的位置,使澳洲整體經濟受益。」

郜若素的發言並不是天真。其實在20年前,澳洲就成功地轉向過。

1990年代初期的澳洲,因為經濟衰退,讓澳洲右派大力反對氣候變遷政策,讓澳洲在1997年加入美國的行列,成為少數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的國家。然而在2000年前後,澳洲經歷自歐洲移民至澳洲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千禧乾旱,乾旱持續至 2010年,期間伴隨著數次嚴重的森林大火,包括2001年吞噬超過100多間民房的黑色聖誕節森林大火,及2009年造成173人死亡的黑色星期六森林大火。一連串的災難再加上2006年影響全球的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加深澳洲人民對於氣候變遷的危機意識,順著這股力道,2007年澳洲聯邦選舉時,兩大黨皆提出因應氣候變遷的政策,而由工黨勝出,批准加入京都議定書、一連串減碳政策的實行。

如今面對的一切,包括自由黨在2013年重返執政、退出國際氣候協定,停止減碳計畫,以及如今仍未停歇的森林大火,歷史彷彿被人們重複了一次,但10年間,人們已把地球向環境負荷臨界點猛推一把。當大火再燒起,2020年的人們將如何反應?

澳大利亞研究所(The Australia Institute)在2019年11月對1,424人發出問卷調查,三分之二答卷者認為,澳洲身陷氣候危機,政府應該像面對世界大戰一般,動員所有資源回應危機。

但在1月29號,莫里森的回應,是這麼說的:

「我們知道澳洲自己是沒辦法控制世界的氣候變化的,我們的碳排放量只佔全球總量的1.3%。」這位世界最大煤炭出口國的領導人接著說,「我們也知道,沒有任何一場火災,與任何一個國家的碳排放政策相關。是的,我們都同意必須採取行動,但我們的行動,將是一個平衡的、負責任的減碳計畫。」

在場記者追問莫里森模糊不清的宣示背後,澳洲有沒有可能有突破性的做法,他說:

「澳洲已經做到我們需要做到的了。我絕不會做的事情,是出賣澳洲人,我不會因為某些嚷嚷著要加稅、提高電價的少數人(指倡議能源轉型、提高排碳成本),就拋下澳洲人的工作和我們的產業!」

總理仍以經濟優先,民眾展開自救

對比用政治口水回應大火的政治人物,有些澳洲民眾,在焦慮中展開自救。

森林大火燒出的大眾集體生態焦慮(Collective Ecological Anxiety),讓全澳洲最大的野生動物救援非政府組織「野生動物救援與教育服務」(Wildlife Information Rescue and Education Service)在2020年1月的第一週就創下了超過百萬的點閱率,足足比平均點閱數多了兩位數。

一位藍山居⺠史文森(Kathy Svensson)說道:「我強烈感到一種必須起身行動卻又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的無力感(disempowerment)。」後來她參加了野生動物救援的訓練課程,現在家中有一隻被安置的負鼠:「我每天看著牠心想:『你是我可以開始做些什麼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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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大火造成野生動物浩劫,⺠間與非政府組織合作進行野生動物救援。(攝影/洪滋敏)
森林大火造成野生動物浩劫,⺠間與非政府組織合作進行野生動物救援。(攝影/洪滋敏)

新南威爾斯州中部17區鄉鎮氣候變遷因應組辦公室主管芭絲蒂安(Lis Bastian),則透過網路,撰寫及分享各種因應森林大火的創意做法,她也在社區農場中帶領民眾儲存種子,教育民眾如何看待及使用水資源,幫助土地從乾涸瀕死的狀態中復生。

「這次澳洲會這麼乾旱,與我們長年以來大量『竊取』了本該是供給大自然的水源有關係,」莉絲舉例,大型農業使用單一大量集中的灌溉渠道,超抽地下水,使得原本保持土地濕度的溪流水量大量減少,讓澳洲成為巨型火柴盒。她說:「森林大火就是最高等級的乾旱。」

莉絲也是樸門永續生活設計(Permaculture)的教育推廣者。樸門源自於兩位澳洲生態學家莫利森(Bill Mollison)與霍姆格倫(David Holmgren),1970年代,他們為因應澳洲時常出現的極端乾燥或潮濕的氣候環境,及現代農業及土地發展對生態的影響,創造了一個農業、生態、經濟、防災四贏的設計哲學。莉絲認為樸門的概念有助於人們應對極端氣候的生活,它不只是教人們如何種田,也是創造、培養一個更緊密的社群(growing community)。

大火中的草根行動,讓人與自然重新連結

來自墨爾本的年輕環境運動者麥赫爾(Alice Mahar),則使用不同於大眾視角的方式參與森林大火的復原行動。「我認為這場森林大火燒出『社群』的重要性,」她認為環境復育的希望及起點,始於在地社區裡的微小行動。她所帶領的「轉角商店網絡(The Corner Store Network)」計畫,透過一個由貨櫃改造的工廠,讓婦女們以果醬及醃漬的方式利用本來將被丟棄的即期或是格外品,一年內拯救了500公斤的水果,間接阻止了800公斤的碳排放。

「我們沒有辦法加入滅火行動,我們沒有辦法拯救受傷的野生動物,但我們可以做的是盡量取得最多的食物,然後使用各種方法保存起來,得以將來給予那些因失去家園而需要食物的人民。」

芭絲蒂安認為這些每天發生在各個社區裡的微小行動,正是人們重新拿回生活主導權,戰勝恐懼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這般鏡頭外的草根行動,在大火中慢慢成為人們與自然重新建立連結、對未來不至失去希望的方式。政治上,以萬人計的街頭抗爭,是人們發聲的嘗試。在燒了4個月、燒掉3個台灣之後,這把火點燃澳洲人的怒火,也照亮人們與自然和民主政治都斷了連結的不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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