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台北植物園旁的捷運萬大線工程如火如荼進行，中研院考古團隊也正加緊搶救底下上千年前新石器時代的古文明遺跡，在距離地表1.5公尺下，意外挖掘到一具姿態詭異、非屬傳統墓葬的人骨，計畫主持人中研院研究員郭素秋請來墓葬人骨專家、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邱鴻霖到現場勘查，後續並帶回清大進一步研究。透過遺體姿態、物質分析與空間脈絡，抽絲剝繭的結果，指向可能與二二八事件有關的受害者。
《報導者》獨家專訪邱鴻霖如何解開隱藏在人骨中的時空密碼，並從歷史文獻中考證，還原79年前台北市植物園發生的大屠殺現場。
「像這張桌子大小的箱子，要怎麼樣塞得進去一個人？」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邱鴻霖指著面前的一張木桌問道。就在清大人文社會學院的這間考古學研究室裡，他與助手猶如偵探般抽絲剝繭，將一具從台北植物園旁出土的人骨逐步清理、測量、記錄，從骨骼位置還原生前姿態，並透過伴隨的鈕扣及鐵釘等物件推論可能的年代，以及時間與空間的脈絡，一步步解開圍繞著這具人骨的種種謎團。
「他是沒有來跟我託夢。之前在整理或晚上在這裡喝酒時，論文寫到快累死，（曾對著人骨說）『你也稍微跟我說一下，到底對還不對』，我很怕我寫錯。」
邱鴻霖輕快的語氣中，隱藏不住近距離逼近台灣近代史上最慘痛一頁的沉重心情：二二八事件。
「衷心希望我的判斷是錯的，我做人骨（考古研究）這麼多年，很不希望看到這種東西。我一直在過濾各種條件，希望能夠排除跟二二八事件的關聯性，雖然因為沒有直接證據，不能說絕對就是，但是最終無可迴避，導向最有可能的還是『它』。」
2016年3月2日，一具不尋常的人骨遺骸，意外開啟一扇通往黑暗記憶的門。
「植物園文化F65灰坑在國語實小⋯⋯，最大範圍約360x360平方公分，厚度150公分，上層受擾亂，遺物密集堆疊，陶質遺物形體相對小，局部有整器受擠壓破碎，其中有一具日治時期人骨裝於長寬各為70公分、55公分之木匣，為M1，M1打破植物園文化F65灰坑，伴出日治時期鈕扣、鐵釘及人齒二顆。」
邱鴻霖完成精細的人骨平面圖後，從骨骼相關位置與特徵推測死者生前最後的樣貌：身高約164.2（±5.0）、40到45歲的中年女性，死亡超過2到3天後被放進木箱，雙手反綁、上半身與屈膝的下半身對折。
還原了人骨的第一道謎──從死亡時間到彎折進木箱裡的姿態，另一個問題橫陳在眼前：他死於哪一個年代？
「那時候在挖掘現場，我就認為他是近代的人骨，但是沒有辦法確定多近，有可能是清代、日本或是現代。出土的遺物裡面，有三顆扣子，掉在頸部下面，材質非常特別，是玻璃做的，我家都還有。」
三顆平凡的鈕扣，使邱鴻霖連結起成長在日治時期阿媽的回憶──她抽屜裡的針線盒仍留有數顆類似的扣子，用在戰前人們的內衣與西服。
邱鴻霖說，玻璃扣子大部分是在日本生產，「台灣是不是有生產，我有去追過，但是沒有追到。」這顆玻璃扣子的技術成分並不高，在某一時期相當普遍，他便進一步透過成分分析與文獻資料，聚焦這些物質最可能生產與使用的年代。
逐一排除清代、日治早期與各種合成物質出現的1970年代，他將死者的年代框限在日治中期到戰後初期，也就是1940年代到1960年代之間。
標定出「時間」的範圍，接下來要解答的第三道謎題，是在「空間」尺度上，他的死亡跟所在的地理位置有什麼關聯性？
「日治時期遷葬後，出土（M1）人骨之處當時已經是馬路邊了，戰後又是高度管制的博愛特區，都不可能用做墓葬，而且挖那麼深，工程很浩大，若是殺人棄屍，不會找那個地方；而白色恐怖時期，也已有一套標準的流程，拉到新店溪旁刑場執行，」邱鴻霖強調。
排除掉清代、日治時期、戰後白色恐怖的時空關聯性，二戰前後的時間點，當地還有什麼與死亡相關的歷史事件、記憶或傳說，與M1人骨有關？
「以前這裡一帶是平房，我父親是林試所的人，所以這一帶以前就是宿舍，你們現在挖的是以前的林產大樓，是這裡最早的大樓，比林試所還高。以前這裡在蓋這些的時候，下面都有挖到人，以前小時候常常來這裡玩，但是大人說這裡不乾淨，後來就蓋大樓，以前偷偷來的時候常常都會撿到一些以前的東西。」 （註：引用自《植物園遺址搶救發掘計畫發掘報告》153頁）
彷彿回到日日夜夜面對這具植物園骨骸，不停思索推敲、抽絲剝繭欲解開其身世之謎的那一段日子，邱鴻霖問道：
那邊發生了什麼不可言說的「刣人」，未曾被記錄，也無人訴說，僅模糊停留在一兩代人的集體記憶中？
1947年，來自中國的記者唐賢龍在台灣各地採訪考察途中，意外遭逢二二八事件爆發，他寫下第一手親歷見聞，同年6月於南京出版《台灣事變內幕記》，是史上首度從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留下的二二八紀錄。
書中，唐賢龍詳細寫下國軍3月8日從基隆登陸後一路掃蕩，整個島嶼陷入一片肅殺後，台北市慘絕人寰的煉獄圖景。他與妻子及一行記者從3月9日到3月11日之間，受困在友人位於植物園的小屋中，3月12日上午，槍林彈雨聲稍歇，他們冒險在戒嚴中走出屋外「到劫後的台北街頭巡禮」：
「一走出植物園，便是博愛路，我們剛踏上馬路没有幾步，就看到有三具僵硬的屍體；一具躺在陰溝裏、像是一個送報的小孩，他旁邊還掛了一個褪了色的報袋；一具横卧在大馬路上，殷紅的血濺满了一地，因爲身體是伏在地上，看不清面部；另一具則是一個送牛奶的青年，很多破碎的牛奶瓶子，還零亂地散佈在死者的身邊。
「當我們走到前日本總督府的附近時，又看見了幾具屍體、橫七豎八的躺在大馬路上，屍旁地上，血跡斑斑、附近爬滿了蒼蠅，發出一陣陣的惡臭、令人作嘔。而有些地方、雖然屍體己被移去，但死者破爛的衣服，依然殘存在地上；没有主子的野狗，更常常啣了一隻人腿或一個骼髏，在荒僻的防空壕旁啃噬；有些野狗更啣着死者的皮靴、鴨嘴帽、内衣等，在馬路上到處奔跑。而在每一條馬路上、幾乎到處可以看到一灘灘的血跡。
「⋯⋯而在台北（建功）神社附近、我們又看到五六具屍體、東倒西歪的睡在路旁，雖然已經腐爛了，也無人聞問。由後門踏進植物園時，我們更看到在有些樹木的枝枒間，竟然掛着十幾塊炸碎的人肉。」
「戒嚴解除後，我和我先生四處打聽、找尋弟弟的下落。起初我們想他住的地方接近螢橋，就到川端橋（今通往永和的中正橋）下的新店溪尋找。到了那，一片嚇人的景象，河面有許多漂浮的屍體，岸邊也有許多。有的兩三個人被鐵線穿手掌而過，綁在一起；有屍無頭的、眼睛突出的、斷手斷腳的、穿衣服，沒穿衣服的都有，都被泡得全身浮腫。我們一邊走一邊認，都沒有看到弟弟，想起來就傷心。
「這樣到處找，大約找了一個星期後，有人來告訴我，植物園內也有不少陳屍，我就和先生兩人一起去找。植物園裏有許多屍體，遠遠的就聞到陣陣的屍臭味，在大樹下，有的躺在地上，有的靠著樹幹。看起來，有的人可能是在植物園外面被打死，然後拖進去的。各種的死亡慘狀都有，很殘忍。從那次以後，我再也沒有去過植物園。」
再過了近30年，躺在清大考古研究室的人骨M1，猶如被時間封印的黑盒子，經過抽絲剝繭與仔細推敲，邱鴻霖將那「無法迴避的可能性」，寫成〈植物園遺址出土非典型墓葬及人骨遺骸的脈絡分析〉一文，發表在2024年6月《南島研究學報》：
「關於遇難者遺體的處置方式，例如二二八事件發生在台北市南港橋遺址（今日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的8位遇難者，綜合了多位地方上的目擊者與家屬的口述記載，死者被發現時，双手双腳被反綁、遺體凌亂、開始腐爛、部分死者只穿內衣褲等狀態，後續透過南港當地居民湊錢，將死者裝入木箱，供人認領以及就地埋葬，從事件發生到遺體處置的過程，也大約經歷2～3天。事件發生後遺體的收屍處置方式與 M1墓葬所見的狀況顯有類似之處。
「換言之，這個區域曾發生殺人與棄屍，而植物園與本文墓葬M1出土地點相距僅數十公尺，接近涉及事件發生的區域。但以上是少數當時的訪談與報導紀錄，呈現出當時該區域的狀況，此處並無指涉或暗示本文出土墓葬M1即為上述的特定個人，這必定需要有更多的證據與研究才能作為推論依據。
「基於以上資料，雖仍無法直接證實M1個體的死因，也無法證實這裡是一處作為『刑場』之處，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之時，卻曾是一處發生大量死亡與棄屍事件的地點，換句話說，也可以被視為單一事件的刑場，成為台北城南老一輩居民的歷史回憶。」
從2016年挖掘出土至今10年，M1人骨仍保存在清大考古研究室的庫房中，邱鴻霖表示，按照法律規定，人骨（無名屍）歸屬權應該是主管機關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殯葬科，然而北市府一直沒有任何表示，中研院史語所方面，也由於植物園遺址出土物件龐大，無多餘空間存放。
近代人骨涉及倫理問題，因此在2016年做完鑑定之後，邱鴻霖便不再任意展示或對其有更多研究，儘管蘊含許多值得探討的方向，以其牙齒為例，從病理狀況發現有牙周病，其中也包含驗DNA的可行性，但在目前無任何家屬出面的情況下，也沒有進一步進行血緣分析的正當依據。
「植物園遺址的考古資料還在中研院整理中，希望能盡快完成，最後一起在某個博物館或專業的典藏展示空間，（M1人骨）一直在我這裡也不好，因為我的保存條件跟空間並不是博物館等級。未來如果真的有二二八受難家屬或是正式的研究案，也都要由公部門發動，而不是我個人的材料，」邱鴻霖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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