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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記憶拼圖

巴爾幹來的小說地圖:在大屠殺嘆息中,讀《德里納河上的橋》後來的事

(攝影/陳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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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報導者》主編張子午而言,書從小就是逃離現實的救贖,但閱讀取向總偏離開啟成功人生金鑰的方向,而是一些無用的歷史與文學之類。在一段年輕歲月中,旅行也是,當以為無路可去時,到一個陌生的異世界探索、隨機與人相遇、想像在乾渴的心靈中澆灌累積了一點什麼,或許是一個重新開始的契機。 當旅行計畫在心中浮現時,總是沉迷於尋找那裡有什麼著名作家與文學作品,那一年帶著一本書踏上巴爾幹半島、一首重複問候的〈晚安〉歌曲,就此成為他最後的一場遠行。

出發

這片土地是我最後一次獨自出國,此後再無有意識的旅行;現在最大的挑戰,是說服小一女兒願意一起到郊山的步道健行。

2013年與2015年,我花了數個月時間漫遊巴爾幹半島上,充滿差異與矛盾的景觀:嶙峋的山脈、羅馬皇帝的海濱宮殿、種族屠殺的現場、狂歡的派對、永懷強人領袖的陵寢、東正教聖殿、伊斯蘭教宣禮塔的喚拜聲。

從炙熱溽暑到冰天雪地,不間斷的腳步穿梭在一個個讀來拗口、彷彿帶著金屬色澤的地名:塞拉耶佛(Sarajevo)貝爾格勒(Belgrade)札格勒布(Zagreb)佩奇(Peć)斯普利特(Split)斯雷布尼查(Srebrenica)維舍格勒(Visegrad)⋯⋯。

情緒如雲霄飛車般,不斷在狂喜震顫、溫暖人情、悲傷感懷中洗滌著全部感官與心靈,在這個於當今世局無足輕重的歐洲邊陲。

曾經懷抱著熱切的自我期許,能將這一切記錄下來,但如同逃避人生種種大大小小的困難般,我終究沒有完整寫出來。那些感受與經歷,隨著現實生活的不斷向前,如旅行搜集的明信片等紀念品,堆疊在床底下的雜物箱,幾乎沒有再打開。

要再度開啟塵封的旅程,是困難的,拾起一小片不完整的紙與上頭手寫的電話地址,就像掉入漩渦般,陷入記憶中不能動彈。

就像那個炎熱的下午,參加完一場預料之外的葬禮,拖著疲憊身軀回到旅館床上一覺不起,不斷做著黏膩燥熱的夢,直到深夜⋯⋯。

朝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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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幹半島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的代表作《德里納河上的橋》(The Bridge on the Drina),凝縮了這片歐洲邊陲之地500年來複雜的身世。這是1979年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的譯本,書頁陳舊泛黃,卻是意外美妙的閱讀經驗,引領作者朝聖般來到這座橋。(攝影/陳曉威)
巴爾幹半島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的代表作《德里納河上的橋》(The Bridge on the Drina),凝縮了這片歐洲邊陲之地500年來複雜的身世。這是1979年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的譯本,書頁陳舊泛黃,卻是意外美妙的閱讀經驗,引領作者朝聖般來到這座橋。(攝影/陳曉威)

一開始,這幾乎像是一場朝聖。

當巴士從覆滿綠意的鄉間小路,慢慢開向蜿蜒的河谷,我的期待與興奮迅速攀高。黝黑粗礪的山脈中間,墨綠色的河就在右側,彷彿唾手可及。那條陪伴好一陣子上下班捷運車廂時光的河,以及橫跨深河上的橋:德里納河上的橋

出發前搜集閱讀相關資料時,知道前南斯拉夫出過一位諾貝爾文學奬得主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台灣幾乎找不到譯本(除了古早無版權年代的諾貝爾文學奬全集中的零星作品摘錄)。經過不懈地尋找,居然幸運地在二手書店挖到一本他最知名代表作《德里納河上的橋》(The Bridge on the Drina),1979年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書頁泛黃飄著霉味,像是薄餅一折就會斷開。

不抱任何期待,翻開書頁多少瞄幾眼,沒想到就再也停不下來。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美妙的閱讀經驗,像是國小時在床頭抱著歷史故事捨不得熄燈、國中時在餐桌手捧金庸飯早涼了還不忍釋卷,每每捷運到站還無法闔上書頁。

已過中年的舊書經不起折騰,書脊很快斷裂以致書頁脫落,得用夾子固定,每當拿出來看的時候,就得扳開夾子兩側的金屬環,「啵」的一聲,常引來身旁乘客側目。

啊,那條歷盡風霜仍屹立不搖的永恆的橋,馴服兇險深河與崎嶇山谷,為不同宗教與文化的人搭起生命連結的橋,由土耳其最偉大的建築師米馬爾.希南(Mimar Sinan)設計。血腥的動亂與鎮壓、月光下的兒女情長、黃昏下村民閒磕瓜子漫步徜徉、不同族群攜手對抗大洪水⋯⋯都隨著時間的沖刷流進河裡了。但500年的橋還在,安德里奇的文字還在,永恆地刻畫下維舍格勒這座小鎮的生命──500年來巴爾幹的縮影。

來不及寫進書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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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勢力曾經深入巴爾幹半島,留下許多深刻的文化與歷史印記,包括建造於1577年、位在波士尼亞與塞爾維亞邊境小鎮維舍格勒(Visegrad)的十孔石橋,現已被列為世界遺產。(攝影/張子午)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勢力曾經深入巴爾幹半島,留下許多深刻的文化與歷史印記,包括建造於1577年、位在波士尼亞與塞爾維亞邊境小鎮維舍格勒(Visegrad)的十孔石橋,現已被列為世界遺產。(攝影/張子午)

十孔石橋優雅的弧線緩緩伸展,當泛黃書頁成了眼前的真實風景,真的好超現實。堅實而沉靜、簡練而深邃,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不過如此吧!

更想不到的是,橋上聚滿了黑壓壓的人群,就像書上描繪的,人們聚集在橋上議論、歡笑、密謀著,那一個又一個的革命、變局、慶典,宣洩滿腹的情感,面對不確定的未來。

浪漫的想像過不了多久,馬上面臨現實的問題,拖著沉重行李箱的我,該怎麼穿越重重人群到對岸的旅館呢?橋的入口站著警察與幾名消防隊員,我湊上前,好奇地問到底發生什麼事?

「紀念、政府、殺人」,唯一懂點英文的女消防員說出幾個基本單字,全身上下一陣顫抖:不會吧?居然被我遇上,在原本只是單純想來文學朝聖的這一天。

橋上的事情,與人們所為何來,都來不及被寫進諾貝爾文學奬大作。

1992到1995年,前南斯拉夫內戰期間,波士尼亞東部的穆斯林遭到塞爾維亞政府軍
當時稱作南斯拉夫人民軍,簡稱JNA。
與民兵殘酷的屠殺。「天啊,波士尼亞幾乎每個城鎮都像是巨大的墳場!」出發前查找背景資料時,某天晚上剛看完YouTube上《BBC》的斯雷布尼查大屠殺紀錄片後,我記得在心裡如此吶喊。

這場慘劇是20世紀末西方世界永恆的汙點,5天之內8,000名男子從世界上消失,且並非像當年納粹大規模有系統地用毒氣「解決」,而是以刀槍等原始方式殺戮。而當時這裡才剛被聯合國規定為「安全區域」,禁止交戰或使用武器。

這個南斯拉夫解體後最血腥的一刻,現在被定性為二戰後歐洲最嚴重的「種族滅絕」。關於此事件的調查、專書汗牛充棟,2020年波士尼亞導演將其拍成電影《阿依達的救援行動》,在多年後又讓全世界對此有新一波的關注。相對於此,波士尼亞其他地方的戰爭創傷,猶在不知名的無邊黑暗裡。

旁觀他人之痛苦

在這片土地上,我聽著人們說,那些都過去了,應該往前看。可是我知道他們還沒過去,他們就在這裡。

古橋路面由一塊塊掌心大小般的石頭鋪成,凹凸不平,行李箱寸步難行,我只能提著它笨拙地穿越人群,接近橋的中心。一眼就可認出,低調簡約的橋身,中央有塊兩層樓高凸起的石碑,那是土耳其統治者張貼詔書的地方,每當書中描寫到時,通常意謂著有不安的大事發生,現在底下站了一排拿著長條標語的婦女與小孩。石碑對面,是青少年在上頭消磨時光,綽號「沙發」的平台,是書中幾處氣氛最輕鬆的場景,現在陸陸續續上來西裝筆挺的大官、著長袍戴帽的伊斯蘭教士。

而在我的周遭,則是手持相機不停走動的攝影記者,以及披著頭巾的婦女,一張張蒼老的面孔。教士作完祝禱儀式,音樂響起,沙發平台上少女開始唱歌,婦女們開始哭泣。我極度暈眩,身體像是被釘住一般動彈不得,眼光不知要往哪裡擺,悲傷那麼近。

前一刻,腦中裝滿了對傳奇小說與古橋的浮想聯翩,這一秒,卒然無防備地,正在旁觀他人之痛苦。強迫自己拍了幾張照片後,眼淚止不住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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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前南斯拉夫解體後,區域內複雜的歷史、宗教與政治差異瞬間引發血腥內戰,波士尼亞穆斯林成為大規模屠殺的受害者,20多年後遺族家屬來到維舍格勒古橋上憑弔逝去親人。(攝影/張子午)
1990年代前南斯拉夫解體後,區域內複雜的歷史、宗教與政治差異瞬間引發血腥內戰,波士尼亞穆斯林成為大規模屠殺的受害者,20多年後遺族家屬來到維舍格勒古橋上憑弔逝去親人。(攝影/張子午)
我知道他們所為何來,為何如此悲傷:發生在內戰初期1993年的維舍格勒大屠殺。波士尼亞東部的穆斯林與塞爾維亞人已混居了幾百年,他們萬萬想不到這些鄰居匆匆搬走後,手握最先進武器的軍隊與民兵這麼快就大舉進入(前南斯拉夫的軍火幾乎都在塞爾維亞生產製造),要把他們這群波士尼亞的穆斯林(Bosniaks)「清洗」掉,以建立一個純粹塞族的土地,回復失落已久的榮耀
1389年,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戰役中敗給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此後土耳其人不斷占領波士尼亞的邊境地區,其中一群被主流教會排擠的波格米爾派(Bogomilism)信徒,在土耳其人到來後很多改信伊斯蘭教,成為今日的波士尼亞的穆斯林(Bosniaks)。

因為戰爭初期聯合國採取武器禁運,波士尼亞軍隊幾乎遠遠不是塞爾維亞部隊的對手,更遑論這些鄉村地區的農夫村婦,完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他們被驅趕、轟炸、槍擊、刀砍,被一個一個像動物一般,帶到德里納河上的橋上,不分男女老幼,以最原始的方式割喉、丟入水中,3,000人死亡或失蹤。鄰近一處歷史悠久溫泉區的著名飯店,則成為惡名昭彰的「強暴集中營」,穆斯林婦女被帶到這裡,任由塞爾維亞軍人日夜凌虐,連懷有身孕都無法倖免。

20多年過去,維舍格勒這座曾經有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們居住在一起的城鎮,已成為幾乎純粹塞族的領地。這些失去家園的穆斯林,只能在這一天來到橋上,紀念他們痛苦死去的至親。紀念活動的最後,人們將300朵玫瑰拋入河中,艷紅的玫瑰在湍急的水中轉眼就消失不見。至今仍有600到800人找不到一絲骸骨,無法辨認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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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古橋上排列的紅玫瑰,象徵最近找到的遺體數量,仍有600到800人找不到一絲骸骨。(攝影/張子午)

不知是有意還是碰巧,橋旁邊的飯店正在舉行吵雜熱鬧的婚禮,一輛輛親友的轎車大鳴喇叭遊街,典型的巴爾幹歡慶方式,車窗升起大大的塞爾維亞國旗,神氣地隨風飄盪。

永遠不要忘記

塞拉耶佛來的記者告訴我,下午在鎮上的墓園有一場葬禮,顧不得整天幾乎未進食,我到旅館放完行李後馬上動身前往。

那天有7具遺體要在維舍格勒的穆斯林墓園下葬。內戰結束後,國際失蹤人口委員會(ICMP)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為了波士尼亞而成立,多年來已建立一套先進的DNA比對系統,一一將被屠殺者的遺體拼湊比對,回復他們的身分,包括當日這7位。

他們都是在從鄰近的佩魯恰茨湖(Perućac)裡尋獲,2010年7月趁著水位降低時,工人前往維修水力發電站時,赫然在水壩周邊發現這些隨河水流到湖裡,卡在樹枝或泥灘之中的骸骨。除了1992年維舍格勒大屠殺,甚至還有1999年科索沃戰爭的受難者,「估計有超過2,000具遺體在湖裡,此地是歐洲最大的亂葬崗,」波士尼亞失蹤人口協會主席馬索維奇(Amor Mašović)表示。

7具棺木中,有兩具特別迷你,他們是7歲的小男孩伊比舍維奇(Nihad Ibisevic),埋在他的媽媽旁邊;6歲的小女孩比爾達娜.祖契奇(Vildana Zukić),埋在他的母親與祖母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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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橋上的紀念儀式結束後,親屬在伊斯蘭教士帶領下,於鎮上的墓園為透過DNA技術新近比對出身分的罹難者舉行隆重葬禮。(攝影/張子午)
古橋上的紀念儀式結束後,親屬在伊斯蘭教士帶領下,於鎮上的墓園為透過DNA技術新近比對出身分的罹難者舉行隆重葬禮。(攝影/張子午)

「沒有言語能形容親人的痛苦,我弟弟的人生才正要開始,如果他還活著,今天就滿28歲,可能已經成家立業。我們家有5個女兒,他是唯一的男孩。最初家人還抱著一絲希望,因為很多孩子被送到塞爾維亞,如今希望已死,痛苦持續。」小男孩的姊姊穆希奇(Senad Muhic)說,她還有一個妹妹的遺體仍未找到:

「我們知道誰是兇手,全都是我們的鄰居幹的,但沒有證據,無法將他們送進法庭,只能告訴孩子,永遠不要忘記這些鄰居對我們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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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下葬的7具棺木中,有兩具特別迷你,其中之一是7歲的小男孩伊比舍維奇(Nihad Ibisevic),埋在他的媽媽旁邊。(攝影/張子午)

小女孩的叔叔薩希爾.祖契奇(Šaćir Zukić)說,這是他一生中最艱難的一天,卻也感到安慰,因為他侄女的遺體已找到。他姪女的全家都遇害,只有10個月大的最小弟弟至今仍未找到。經過DNA比對,確認身分,比爾達娜小小的骨骸被裝在試管,埋進土裡。

經過上午在古橋上極度的悲傷及拋下玫瑰的儀式,下午在墓園時,親屬的情感張力似乎稍稍有些釋放,許多婦女與小孩坐在墓園周邊的草地上閒話家常,久別重逢的男人彼此問候,但當棺木一一入土,親屬接力用剷子埋下他們的摯愛後,沒有人能說出半句言語,除了拭淚與凝望著簡單的木製墓碑。

我希望有一天還能重回德里納河上的橋,永恆的橋,沒有悲傷與恐懼。

#旅行的歌單

麵包與鹽樂團 ,〈晚安〉

冷戰時期的巴爾幹半島雖然屬於共產國家──名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整個國度也長期由一位強人領袖──鐵托(Josip Tito)所統治,然而他卻有意識地不與美蘇兩大集團靠攏,聯合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發起「不結盟運動」,直接影響到南斯拉夫在東西方對立的國際局勢中,走出非常獨特的「第三條路」。

一直到現在,巴爾幹半島上許多經歷過1970、1980年代的人們,還是非常懷念那一段「最好的時光」,他們的護照可以自由旅行歐洲各國,開放的思想與文化環境更孕育出許多搖滾樂團,融合各式多元的風格,從爵士、迷幻、龐克、重金屬到新浪潮,擁有其他共產國家少見的多元風貌。與國際名導演庫斯杜力卡(Emir Kusturica)長期合作的音樂家哥倫・布雷戈維奇(Goran Bregović),就是1970年代成立於塞拉耶佛的「白鈕釦」(Bijelo Dugme)前團長與吉他手。

但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來自北馬其頓首都史高比耶(Skopje)的樂團「麵包與鹽」(Leb i sol)──名稱源於斯拉夫民族的好客傳統,當遠來的客人進入家裡,總是端出麵包與鹽,向貴客表達誠摯心意。

他們將民族風格融合進爵士與迷幻搖滾,帶著一股舒緩而哀傷的味道,但總是懷抱著向前的希望,很適合陪伴一個人的獨自旅程。這首出自1984年第7張專輯《Tangenta》的曲子──〈晚安〉(Laku noć),副歌重複著早安/晚安,是在巴爾幹各國旅行時,我每天最常與當地人說的話。

Dobar dan, dobar dan kazem i sam laku noc, laku noc pozdravlja dan

早安,早安 即使我對著自己說 晚安,晚安 我向這一天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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