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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幹轉型正義(中)

找回失落的名字──回復大屠殺死難者身份的漫漫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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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幾乎無人能相信歐洲會再度發生種族滅絕事件。但殺戮的歷史仍在20世紀末的東南歐重複輪迴,可幸的是,科技的長足進步使無名死者的身份得以重見天日,在波士尼亞一座不起眼的工業城市裡,歐洲史上最大規模的DNA鑑識計畫仍在繼續進行中⋯⋯

灰棕色物體嘩啦啦從綠色網袋滑落,清脆地碰撞金屬檯面,伍契提琪(Dragana Vucetic)輕輕撥開凌亂的成堆碎片,將形狀一致的分別擺放,有的像細長樹枝,有的狀如瓦片,也有的彷彿沖刷河岸的凹凸石礫,「這些零散骸骨,從頭到手、腿、軀幹,目前還無法判斷彼此之間的關聯,暫時放在這裡整理分類。」她一面拿起一根小腿骨檢視一面說道。

這裡是全歐洲最大規模的「人骨拼圖」現場:波士尼亞東北的圖茲拉(Tuzla)。

儘管這座灰撲撲的城市在巴爾幹地區之外名不見經傳,但對整個區域卻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除了是工業命脈──全國最大的發電廠從共產時代興建運轉至今,還是當代波士尼亞少數維持戰前文化多元性的城市。

當1990年代塞爾維亞裔軍隊對波士尼亞東部進行「種族清洗」,將信仰伊斯蘭教的波士尼亞克人逐出家園時,在波士尼亞政府軍掌控之下的圖茲拉是最後的庇護之地,成千上萬波士尼亞克人在砲火下從斯雷布尼查(Srebrenica)翻山越嶺,穿越重重森林,逃往圖茲拉。

DNA鑑識,拼湊出失落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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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殺、楊芬瑩、林思佑
找回失落的名字──回復大屠殺死難者身份的漫漫長路_1表_(資料整理/楊芬瑩,製圖/林思佑)

但倖存者終究只是少數,罹難者失去血肉的身驅碎片,多年來持續被送來圖茲拉──他們生前來不及抵達的避難所,接受鑑識,逐漸拼湊出失落的名字。

「曾經有某位罹難者的骨骸,分別從四個亂葬崗的15處地點拼湊而成,這也就是為何此計畫花了這麼長時間,戰後20年都還無法完成,」伍契提琪表示,她是國際失蹤人口協會(ICMP)的資深法醫人類學家。

在歐美各國的支持下,ICMP成立於戰事方歇的1996年,致力找出前南斯拉夫內戰期間罹難者的遺體,並透過DNA技術比對出失蹤者的身份。這場持續四年的戰爭帶走巴爾幹半島上超過10萬人的生命,在三個主要參戰族群(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克)中,以波士尼亞克人受創最鉅,除了超過3萬軍人戰死,平民罹難人數也超過3萬。

由於斯雷布尼查大屠殺的被害人數規模為二戰以來歐洲所僅見,ICMP為存放、鑑定大量開挖出來的罹難者遺骸,特別在2000年於圖茲拉成立德里納河谷鑑定計畫(PIP, Podrinje Identification Project)。

當骨骸從被發現的亂葬崗運來後,經過清洗、乾燥程序,再由如伍契提琪般的專家結合人類學與法醫解剖學知識比對骨頭的位置、找出證據判斷死因,更重要的是,從遺骸中選取樣本,送去鄰近的鑑定協調處(ICD, Identification Coordination Division)比對家屬的DNA資料庫。

「我們通常會切下5公分的骨骼送去ICD,三個月後可看到報告。有時成功有時無法萃取,不是所有骨骼都適合檢驗,太老或太年輕(小於20歲)的成功率都很低,因為組成人體骨骼80%重量的皮質骨密度不足。DNA鑑定的成本非常昂貴,不可能每個骨骸都取樣本,必須整理出各部位骨頭數量,試著在解剖台上以專業經驗組合,再從整體中取一小部分,送去DNA鑑定的成功機率為30%,意即三個樣本中兩個會失敗,」伍契提琪解釋。

「這不是人人都想做的工作,每天面對並思考死亡,很不好受。因為所學專長骨學(Osteology)非常冷門,在塞爾維亞很難找工作,偶然得知這裡有職務需求而前來應徵,在此之前我完全不瞭解ICMP。」由於當年的屠殺事件在塞爾維亞國內一直是禁忌話題,過去她甚至並不清楚斯雷布尼查曾經發生的一切,「身為塞爾維亞人,我在這裡工作並無問題,從家鄉沙巴茨(Šabac)開車來此只要兩小時,不需要護照,無論地理還是心理,兩個地方其實很類似。但愚蠢的戰爭還是發生了,我希望未來能正常的生活下去。」

科技讓不可能成為可能、讓歷史無所遁形

屠殺後塞軍為了掩飾罪行,最初的掩埋地點在戰後又被開挖,許多死者被移到第二、三處亂葬崗,往往屍體的不同部份分散在不同地點,只有從歷年來家屬主動提供的血液樣本建置龐大的DNA資料庫,交叉比對之下才能拼湊出完整遺體,進而確認罹難者身份。

「雖然不幸地發生戰爭與屠殺,但另一方面,巴爾幹地區卻也因此提供一個絕佳的教室,十多年來在這裡建立出的模式,使我們成為世界上唯一有能力鑑識大規模戰爭衝突或天災人禍失蹤者之機構。」國際失蹤人口協會總監邦伯格(Kathryne Bomberger)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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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失落的名字──回復大屠殺死難者身份的漫漫長路_2_PIP儲藏室內還有大量的骨骸等待鑑定。(攝影/張子午)

至今國際失蹤人口協會的影響力已跨出巴爾幹半島,遍及世界各地,如協助內戰結束後的利比亞尋找近一萬名失蹤者的身分,也從戰後地區擴展到自然天災,如協助找尋2004年南亞海嘯中900名泰國罹難者,以及2008年風神颱風的菲律賓沉船中死者身份。

「當年我們進行的是相當前衛、革命性的實驗,我記得1998年時,所有人都說這耗費過大、技術上無法執行,不可能成功。但DNA讓不可能成為可能,它是無可辯駁的科學證據,如今世人無法否認斯雷布尼查發生的事。我來自美國,但在這裡,我們都是波士尼亞人。如果國際社會能幫助波士尼亞成功處理這個議題,那麼明天我們或許也能夠幫助敘利亞或其他經歷複雜衝突的區域。在這裡學習的課題,讓整個世界都受惠。」邦伯格強調。

經過多年來的努力,波士尼亞擁有全世界單一國家內最大規模的DNA資料庫,斯雷布尼查大屠殺總計遇害約8千名死者中,至今已有約9成,近7千人的身分被比對出來,並有超過6千人陸續下葬,在波多查里(Potočari)的紀念墓園入土為安。

但仍有近一千名失蹤者尚未尋獲,PIP儲藏室內也還有大量的骨骸等待鑑定。

族群政治的阻礙,轉型正義之路充滿不確定

蒼白的日光燈下,成排鐵製開架內排滿2千袋等待鑑識的遺骸,但目前只有3名專業法醫人類學家可從事此一工作,人力嚴重不足。「預算已有6個月未撥下來,我們沒有錢付給員工薪水、電費、暖氣,之前有20名專職工作人員,現在僅剩8名。」伍契提琪表示。

考量到前南斯拉夫內戰塵埃落定已久,ICMP從2010年6月開始陸續將尋找失蹤人口的任務,移交給波士尼亞本國單位失蹤人口協會(MPI, Missing Person Institute),投入更多資源在世界其他角落。但因為波士尼亞國內複雜的政治情勢,導致失蹤人口協會的運作並不順利。

1995年《岱頓協定》結束殘酷血腥的戰爭,在各方談判與妥協之下,劃分出波士尼亞複雜的族群政治。一個人口4百萬不到的小國家裡被區分出兩個同等位階,卻又各自為政的政治實體:波士尼亞克─克羅埃西亞聯邦、塞族共和國,總統則由三個族群輪流擔任。

此一表面的「公平原則」同時擴及到各種全國性組織,包括失蹤人口協會,就有三個來自不同族群的總監,常常在包括預算等許多事務上難以達成共識,組織效率不彰,甚至常呈現癱瘓狀態。

戰爭已結束20年,1990年代在歐洲土地上發生的殺戮與仇恨塵封在模糊的雲霧裡,波士尼亞退到當今這一團渾沌的世界後方,不再是國際新聞的頭條,國際的關注焦點轉向新一波深陷動亂的國家,難民問題與恐佈主義陰影更讓歐美各國自顧不暇,因此來自外部的資源與捐款大幅遞減,失蹤人口協會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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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失落的名字──回復大屠殺死難者身份的漫漫長路_3_在鑑定協調處ICD的實驗室裡,工作人員以「濾紙乾血法」採集失蹤者家屬血液在特殊試紙上,乾燥後以打孔機取得樣本。(攝影/張子午)

原本完整的生命,如何分裂四散地來到這裡?

「昨天有一位參訪人士問,『為什麼一定要找到失蹤者?』對我們而言,那只是統計數字,但對於家屬而言,每位罹難者就是一切,還有一千名失蹤者,我們必須找到他們。在他們遭受了非人待遇,死得不成人形之後,每個人都必需像『人』一樣安葬,每個母親都想到兒子的墓前為他祈禱,而非任由他們被丟棄在荒郊野嶺。」伍契提琪一路以極為專業的態度解說工作流程,幾乎不曾流露出個人情緒,但這時她的語調出現些許變化。

剛踏進PIP,或許是因為眼前景象過於震懾不太真實,也或者斯雷布尼查的象徵意義太過強大,刻意讓自己抽離開來,就像替我解說每日工作流程,冠上不同專業頭銜的法醫人類學家、專案經理、總監,盡可能不帶情緒,客觀、冷靜地訪談、錄音、拍照,希望忠實記錄下或許是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DNA身份鑑識工程。

直到參訪行程即將結束,有那麼一瞬間,那些排列在金屬檯面上的碎片、擱置在袋子裡等待重啟鑑識的檔案、被鋸下一小節送往ICD的樣本⋯⋯無盡的骸骨彷彿脫離了數據,從20年不算漫長的時間裡撲面而至,無聲提問著:原本一個完整、真實、獨一無二的生命,是怎麼分裂四散的來到這裡?

在無暖氣的空蕩走道上,我下意識地拉緊外套領口。

「你會冷嗎?」伍契提琪看著我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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