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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幹轉型正義(下)

在加害者標籤之外──巴爾幹壞男孩的鄉愁與夢魘

2015年是前南斯拉夫內戰結束20週年,這場二戰後歐洲土地上最嚴重的戰爭帶走超過14萬人的生命,近400萬人流離失所。在戰後20年的此刻,《報導者》除關注當年「受害者」的經歷與處境,更深入長期有著「加害者」刻板印象的塞爾維亞,聆聽當地人們的聲音、追索複雜的歷史脈絡,嘗試撥開誤解的迷霧,期望以更人性的態度,理解從衝突到後衝突社會的歷程。

白色大理石棺上蓋滿花束,周遭圍繞綠色植栽,溫暖明亮的陽光從透明玻璃屋頂撒下,不分男女老幼職業性別,人們的眼神定定向前,篤定如凝視應許之地,出神如遙望烏有之鄉。

最醒目的是盛裝的孩子,從幼童到少年,一身共產時代「少年先鋒隊」的標準裝束:天藍色船形帽前有著耀眼紅星,脖子繫上紅色領巾,跟著母親來向一個已經消失的國度致敬。

這個國度已隨統治它的強人鐵托(Josip Broz Tito),一同埋葬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Belgrade)市郊的陵墓「花之屋」(House of Flowers)。儘管今天的少年未曾經歷過那個時代,但在長輩的追憶中,他們會知道那是所可能擁有最好的時光。

隨著冷戰終結,鐵幕瓦解,實驗失敗的共產主義被棄如敝屣,但在歐洲東南一隅的巴爾幹半島,人們持續從四面八方來到鐵托墓前,悼念這位共產時代的領袖,悼念曾經是「一個國家」的南斯拉夫,幾乎像是一種朝聖。

被完整呵護的幸福童年,已成為遙遠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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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斯拉夫時代為主題的展覽,孩子們也穿上共產時代的裝束,即便已解體超過20年,許多人們仍對過去充滿鄉愁。(攝影/張子午)

「想到南斯拉夫,我想到小時候每年夏天去克羅埃西亞的海邊度假,也想到在司普利特(Split)、札格拉布(Zagreb)的童年好友,還有去波士尼亞首都塞拉耶佛(Sarajevo)玩時,吃的土耳其傳統甜食果仁蜜餅(Baklava)。」貝爾格勒大學國際關係助理教授阿札罕默(Vladimir Ajzenhamer)說著,滿載鮮明、快樂的回憶,就像被完整呵護的幸福童年,沒有仇恨與傷害,成人的世界還很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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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幹、張子午、林思佑
(資料整理/張子午;製圖/林思佑)

阿札罕默小時候的南斯拉夫,曾經是一個同中有異又彼此和諧共存的奇妙統一體:由塞爾維亞(Serbia)、克羅埃西亞(Croatia)、波士尼亞(Bosnia)、斯洛維尼亞(Slovenia)、蒙地內哥羅(Montenegro)、馬其頓(Macedonia)六個共和國,加上伏伊伏丁那(Vojvodina)、科索沃(Kosovo)兩個自治省組成。境內包含三種宗教(伊斯蘭教、東正教、天主教)、三類人種(南方斯拉夫人、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塞爾維亞北部的匈牙利人),二套文字系統(西里爾字母、拉丁字母),看似相斥的脈絡交雜,卻又像斑爛織錦,映照出多元豐富的文化色彩。

當鐵托領導的共黨游擊隊贏得二戰勝利,在巴爾幹半島成立一個以斯拉夫人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度後,他便有意識地淡化、消弭各種內在差異,在「兄弟情與共同體」的大纛底下,強調南斯拉夫的集體認同。對外,他則積極聯合美蘇兩大強權之外的世界各國,倡導「不結盟運動」,在冷戰對峙時期掌握微妙的權力平衡。

「毫無疑問那是一黨專政的極權時代,但是社會卻相對自由。」阿札罕默強調,「即使是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也會說鐵托的時代比現在好得多。那時有非常好的教育、醫療、社會福利,薪水與退休金都很理想;文化多元,我們可以看各國的電影、喝可樂、出國旅行、聽世界各地的音樂。對其他共產世界的民眾而言,這簡直難以想像。」

是謊言或真實?戰爭歷史各自表述

從「花之屋」回到貝爾格勒市區,卻像被拉回苦澀的現實。

1999年的轟炸遺痕是這座城市鮮明的傷口,這場由北約發動的大規模空襲迫使當時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結束南斯拉夫分裂後的最後一場衝突──科索沃戰爭。國防部的殘破廢墟多年後依然矗立,裸露扭曲的鋼筋水泥與焦黑牆面彷彿提醒全世界:瞧,我們也是受害者吶!

塞爾維亞友人艾莉克斯在東正教復活節的日子,邀我到位於新貝爾格勒(Novi Beograd)的家裡作客,公寓旁即是當年被炸的中國大使館空白遺址。在那一年的5月熱浪中,我們一起染著彩蛋,並按照習俗挑出一顆放在家裡,去年的「舊彩蛋」則準備功成身退丟入河裡,象徵年復一年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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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果從工作的餐廳輪完班回到家,親吻幸運的彩蛋,接著拋入平靜的多瑙河。(攝影/張子午)

當艾莉克斯的先生伊果從工作的餐廳輪完班回到家,我即隨著他的腳步,來到附近河岸,慎重其事地親吻這顆承載了過去一年祝福與幸運的彩蛋,接著拋入平靜的多瑙河。那揮手的姿態,既像告別過去,又像迎接未來。

但他沒有辦法真正告別過去。

「天大的謊言在這裡,」我們看著多瑙河上的夕陽,話語像是千斤重的石塊,艱難地從他的口中吐出,「過去20年發生的事,你應該也知道到了,許多我們的人都被送上ICTY
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
,許多的謊言、謊言、謊言⋯⋯」伊果斷斷續續說著。

「你聽過『斯雷布尼查』(Srebrenica)吧,當年我就在那裡,知道『真正』發生什麼事!」1990年代前南斯拉夫內戰期間,伊果是塞爾維亞軍官,按照現在的西方定論,當年他就是「斯雷布尼查大屠殺」加害的一方,「我知道我沒有殺任何老人、小孩,或犯下任何戰爭罪行,」伊果強調。

「當時兩邊都持續互相攻擊,波士尼亞部隊在之前,就已經對塞族人的村落發動多起突襲,屠殺許多村民,我到過現場,無法形容在那邊看到的慘況⋯⋯」伊果痛苦地回憶著。「我們後來包圍了波士尼亞克人(Bosniaks),跟他們說:放下武器,沒有人會死。他們舉了白旗,一個半小時之後卻又突圍,試問我們該怎麼反應?《日內瓦公約》36條規定:若一方舉白旗投降後又再動武,另一方可毫不手軟還擊。這是公平的『戰爭』,不是『種族滅絕』!」他一再堅定地重複說道。

血淋淋的創傷,數個世代之後仍未平息 

「我們都已先讓所有婦女與小孩搭上巴士,去到自己決定的地方,全部存活,如何能叫做種族滅絕?」他強調。「戰後我跟同僚談過,瞭解到確實有五到六百名波士尼亞克男性被俘虜後處決,這是戰爭罪行沒錯,但並非『八千』這個數字。會發生處決背後的原因,跟這片土地前幾個世代沒有平復的仇恨有關。」

到底這是對手無寸鐵平民的大屠殺?還是實力懸殊下,另一方死傷慘重的戰爭?對於該事件的歷史詮釋,從巴爾幹地區到國際法庭一直爭議不休。

2015年7月8日,聯合國為紀念斯雷布尼查大屠殺20週年,特別在紀念活動之前決議將其定性為「種族滅絕」,卻遭常任理事國俄羅斯動用否決權,塞國總理尼科里奇(Tomislav Nikolić)肯定忠實友邦俄羅斯此舉,「沒有讓全塞爾維亞民族被污名化為種族滅絕的兇手」。

塞族共和國指揮官姆拉迪奇(Ratko Mladic)被認為是這場大屠殺最主要執行者,他在2011年於塞爾維亞北部村莊被捕,引渡至荷蘭海牙的國際法庭,被以戰爭罪、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起訴。2015年12月國際法庭傳喚的證人卻稱大屠殺數目為假造,其中許多死者為波士尼亞軍人,他們在逃竄的途中遇襲身亡,因為屍體與平民埋在一起,後來全被計為無辜的死難者。

「我無法瞭解為何每個政客、每個人都要導向戰爭罪與種族滅絕?每個生命都是美好、可貴的,但如果有人要攻擊我的國家,我會是第一個拿起槍保家衛國的人,這是我對國家及同胞的責任!在巴爾幹我們有一句諺語:『如果他有槍,我也有槍,我最好在他射我之前先開槍。』」海牙很遠,聯合國的國際角力很遠,在伊果激越的語氣中,只有揮之不去的痛苦回憶,以及不得不捍衛曾經親眼見證、參與過的一切信念。

從貝爾格勒的濕熱河岸,到斯雷布尼查的冰封谷地,20年後巴爾幹的戰火已經止息,我的採訪不需承擔人身安危,但那血淋淋袒露的創傷,卻帶來不下於炮聲的衝擊,隆隆地在心中迴響,那原先不容質疑的二分法:塞爾維亞人即等於殘暴屠夫/波士尼亞克人即等於無辜受害者,已被重重搖撼。

歷史的舊恨,還魂為新仇

南斯拉夫這個曾經看似和諧的大家庭到了分家的時刻,人們何以深仇大恨非要置人於死不可?伊果口中「前幾個世代沒有平復的仇恨」,或許是理解20世紀末這片被仇恨籠罩的土地的關鍵。

雖然在鐵托的意志與個人魅力下成為冷戰時期的「緩衝區」,此前的一切被當作不曾發生一般,被一黨獨大的歷史消抹掉,但深埋底層的「火藥庫」陰影揮之不去。1914年奧匈帝國王儲於波士尼亞首都塞拉耶佛遇刺,觸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戰時的巴爾幹更被各股交雜勢力撕裂。

1941年納粹德國入侵,在克羅埃西亞扶植法西斯政權「烏斯塔沙」(Ustasha),將成千上萬塞爾維亞人抓進集中營;由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及保皇黨人成立的南斯拉夫祖國軍「切特尼克」(Chetniks)則與納粹展開抵抗;與此同時,鐵托領導的共產游擊隊同時與法西斯及切特尼克作戰,共黨勝利後,切特尼克部眾被監禁及處決,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在共產時代長期被禁絕;二戰時的穆斯林則分散在不同陣營,甚至有一支納粹親衛隊漢扎分隊(Handzar division),對塞爾維亞人進行殺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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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納粹德國在克羅埃西亞扶植法西斯政權「烏斯塔沙」,成千上萬塞爾維亞人及猶太人在亞森諾維奇集中營被處決,原址於1966年設立名為「石之花」的紀念碑。(攝影/張子午)

1990年代的內戰,幾乎讓人似曾相識地想起二次大戰在此發生的一團混戰。500年前都是一家親的南方斯拉夫人,把歷史名詞當作標籤,粗暴、簡化地貼在不同陣營之間:塞爾維亞是有著骷樓頭的「切特尼克」,克羅埃西亞是納粹同流者「烏斯塔沙」,波士尼亞克人更被輕蔑地稱為「土耳其人」,直接指稱他們在鄂圖曼土耳其統治期間改宗伊斯蘭教,傾向統治者的事實。

用歷史的舊恨號召,還魂為新仇,或許不是頭一遭,但加諸在巴爾幹人民身上的一切,說明了當過去的冤魂還沒有被平息時,某一天反撲的力道會是多麼駭人。

以遺忘與服從為代價,換取美好的生活

「我這一代多數人打從心底相信,可以靠著遺忘與服從,換取他們所認為的美好生活⋯⋯包含我在內,無人預測、防止,甚至反抗目前發生的戰爭⋯⋯」德古麗琪(Slavenka Drakulic)在《歐洲咖啡館:尋找自我的東歐世界》(Café Europa: Life After Communism)中寫到,此書出版於前南斯拉夫戰事方休,正式分裂成各個「民族國家」的時刻,可說是對這場二戰後發生在歐洲土地上最嚴重戰爭的註腳。 

我們在克羅埃西亞首都札格拉布(Zagreb)的咖啡館碰面時,她正從僑居的奧地利回到故鄉小住。德古麗琪是克羅埃西亞在英語世界最知名的作家之一, 因為聚焦書寫1990年代內戰相關主題,遭受人身財產威脅,選擇離開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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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古麗琪是克羅埃西亞在英語世界最知名的作家之一, 因為聚焦書寫1990年代內戰相關主題,遭受人身財產威脅,選擇離開祖國。(攝影/張子午)

成長在共產時代,歷史對她而言意味著兩個版本,學校裡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和家裡不經意閃現的殘影:祖母回憶隨共黨游擊隊征戰四處,幫忙洗衣做飯的日子,剛收復被切特尼克劫掠的村莊,聞到屋裡飄散的食物氣息,打開爐子上的鍋蓋一看,裡頭是像烤小豬一樣的嬰孩;或者是偶然翻到陳舊書頁,泛黃的黑白照片上是堆積如山的屍體,直到長大後參觀了「亞森諾維奇」(Jasenovac)博物館,她才想起小時候可怕的圖輯書名,就是此地,烏斯塔沙在亞森諾維奇集中營處決了七萬名塞爾維亞人、吉普賽人、共產黨徒。

「當一個社會沒有集體的歷史事實,而只是個別、片斷的回憶與印象,人們便很難抵抗有心的政客藉此渲染、攪動情緒,人們薄弱理性輕易崩壞。」德古麗琪說。生於1949年的她身為戰後嬰兒潮世代,享有南斯拉夫最平穩的一段歲月,卻是以遺忘歷史為代價,她曾為游擊戰士的沈默父親從未說過二戰往事;而當共產體制崩解之時,又是第二度的遺忘,歷史從1990年開始重寫,往昔的社會主義成了人人摒斥的過街老鼠;到了前南斯拉夫內戰好不容易結束時,人們已疲乏到不想談論任何戰爭議題,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同樣的沈默、同樣缺少對真相的追索、同樣的操弄現實。」她如此形容從二戰、1990年代內戰至今的社會氛圍。或許是源於整個世代袖手旁觀的罪愆感,1990年代的戰爭爆發初期,她便投入所有精力報導、剖析相關議題,戰後更著手描寫那些被形容成怪物的「加害者」。

「犯下可怕罪行的人通常被認為是不正常的瘋子,與生俱來殺戮的本性,我認為這是一種心理防衛,使人們不要去相信他們事實上只是『普通人』,」她提到。在準備寫作的過程中,她親赴位在荷蘭海牙的國際法庭,從2000年秋天待到2001年初共五個月的時間裡,每天到法院聆聽審理程序、觀察這些戰犯,並調閱公開檔案,由此選擇數個案例,用生動的文學筆觸賦予角色血肉,而非只是新聞裡罪大惡極的殺人兇手。

「我們能夠想像,被判刑或被關押的『壞人』樂於報復這個世界,但要如何相信,昔日鄰人眼中的好好先生一夕之間變成殺人如麻的惡魔?當大部分人發現必需決定向左或向右走時,環境時常決定了人們的行為。」她說。「從寫作這本書中,我得出一個非常黑暗的結論:所有的人類,包括你跟我,都有行善跟作惡的潛能,我們不能保證,在特定情況下會如何反應。許多人會說,『喔,我連一隻蒼蠅都不敢殺』,但你永遠不知道,你能做出什麼。」

這本少數剖析戰爭「加害者」的書名就叫做《他們甚至不會傷害一隻蒼蠅:海牙法庭中的戰犯》(They Would Never Hurt a Fly: War Criminals on Trial in the Hague)。其中的觀點重新定義了受害者/加害者的二元對立,進入加害者不常為人所知的生活片段,以同情的理解,敘述出他們曾與你我無異的生命,如何被扭曲,走向不可挽回的毀滅。

了解過去,最重要的是了解事實

無可諱言的,作為發動大多數戰事的一方,戰後塞爾維亞的名聲一落千丈,「巴爾幹壞男孩」的刻板印象如影隨形。「塞爾維亞人永遠被認為要負最多責任、承擔最多罪惡,我們覺得很無奈也很不公平。但有時這種負面形象也是種優勢,比如到西歐時,人家聽到你是塞爾維亞人,立刻反應就是倒抽一口冷氣悄聲說,『哇,不好惹的來了!』」符拉迪米爾自嘲地說道。

雖然塞國主流論述對於戰後被國際社會貼上的標籤充滿不平,但仍有一群人持續追求真相與公義,在這個普遍被視為「加害者」的國度,為受害者爭取權益,1992年由塞爾維亞人權工作者康迪琪(Nataša Kandić)成立的人權法律中心HLC(Humanitarian Law Center),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間團體。在戰後無所不在的威脅與壓力下,其中一個最著名的成就是公布塞軍在斯雷布尼查處決六名波士尼亞穆斯林的錄影畫面,並作為證據呈送國際法庭。在科索沃戰爭結束之後,HLC透過蒐集事實資料,定期發表白皮書追究戰爭罪行的責任歸屬。

「以犯下最多戰爭罪的549旅檔案(Dossier: 549th Motorized Brigade of Yugoslav Army)為例,我們從國際法庭的網站上找到當時的軍事資料,重建軍隊駐紮地,同時蒐集倖存者、居民與士兵的證詞,在不同素材間交叉比對,從而推導出該村落遭到塞軍『清洗』的結論。」HLC現任總監歐洛維琪(Sandra Orlovi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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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法律中心(HLC)現任總監歐洛維琪表示,除了追究加害者的責任,HLC另一個重要的工作是幫助者及家屬打賠償官司,重建關於受難者的記憶。(攝影/張子午)

除了追究加害者的責任、幫助受難者及家屬打賠償官司,重建關於受難者的記憶是HLC另一個重點工作。「科索沃記憶之書」蒐集了約30,500位罹難者的資訊,包括家庭背景、實際遇難狀況等,讓他們能「活著」,而非只是統計數字,累積的資料亦成為追究加害者責任歸屬的基礎。

因著戰後需面對的相似處境,從2008年開始以HLC為首,巴爾幹各國的NGO團體展開區域合作的聯合倡議,要求由各國官方出面支持成立跨區域的「真相委員會」,超越各自民族本位,建立對話機制,朝向未來的和解之路邁進。目前已有1,500個單位加入此一名為RECOM的區域合作計畫,各國總統均對所提出的草案表示開放的態度,研擬納入政府層級。

從1990年代戰火正熾到21世紀的現在,HLC匯聚了幾代人對公理與正義的信念,而如同大多數此類團體,他們的經費大多來自歐美國家的捐助,往往成為被指控與汙名化的口實,「叛國賊」只是最輕微的標籤。

「當自己的國家政府不支持我們的工作,又能如何呢?我們不期待所倡導的價值被大眾接納,特別是塞爾維亞背負著以國家之名犯下的許多罪行,人們無法接受。如何與社會大眾溝通,是很大的考驗。但與十年前無人承認相較,至今連最民粹的政客都為戰爭罪行道歉,雖然說一套做一套是另一回事。」歐洛維琪表示。

2015年12月,當塞爾維亞與歐盟就入歐議題進入標準最嚴格的第23章〈關於司法與基本權利〉談判前夕,塞爾維亞司法部發表一份2016~2020年的全國性計畫草案,內容關於追訴1990年代前南斯拉夫內戰期間的戰爭罪行,這是該國對此議題史無前例的宣示,明顯是為了符合歐盟所設定的門檻。根據草案內容,自2003年戰爭罪行法庭移交塞爾維亞國內後,該國司法部門未能盡到職責,「12年來沒有明確策略,也缺乏起訴程度之決策標準。」根據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的報告,被起訴的多為情節輕微案件,沒有任何高階軍官被判刑。

「了解過去最重要的是了解事實。今天的世界比百年前容易找到資料,我們有許多文件、證人、判決,找到事實不難,卻不容易說服政府與社會將迷思與神話擺兩旁,接受他們。」歐洛維琪說,「21世紀的塞爾維亞是歐盟候選國,屠殺老弱婦孺的兇手還在我們當中,令人無法接受。這不只是道德上的責任,也是未來融合進歐洲的前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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