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台北市延平北路六段，轉進社子島區域，雙向六線道的寬敞道路瞬間縮為兩線道，一旁的高樓街景變成磚造三合院的矮房，狹小的道路旁掛滿著斗大字樣的「土地買賣」廣告。

2010年，時任市長的郝龍斌提起開發計畫，對社子島規劃為「台北曼哈頓」；但2015年柯文哲主政後卻改為「台北威尼斯」開發計畫，舉辦了i-Voting公民投票後，選定以「生態社子島」為主軸、進行全區區段徵收的開發路線。

社子島土地徵收爭議，則延燒成為當地福安里里民間的對立。自認一路為里民爭取徵收權益的里長謝文加，成為開發方眼中的絆腳石，支持開發的居民對他提出罷免案，在罷免理由書中洋洋灑灑地指控里長，在宣導開發計畫上行政不中立。

「我阿加啦！」

罷免投票下個月才要進行，但在社子島福安里狹小巷弄中，已嗅出選戰的火藥味，掛著紅色支持罷免與反罷免的黑色布條就在一路之隔，說明了社子島聚落之間里民住得很近，彼此對開發的想法卻不同。

「他失職！」

提起罷免案的陳正勇劈頭就指控里長謝文加，他說其實罷免理由不是因為要不要開發，而是里長向里民傳遞錯誤的訊息，罷免理由書13點，就有多項指責里長行政不中立，並抨擊里長「刻意製造矛盾立場，來讓里民在選擇開發或選擇不開發之間造成對立」。

陳正勇強調，里長一直說政府開發就是要來搶土地，造成里民的誤解跟對立，他認為里長應該是站在中立的立場，傳達政府的政策，成為贊成方與反對方之間的潤滑劑，所以他站出來提出罷免里長。

穿著「罷免加1」衣服的陳正勇說，他靠著一個人騎著腳踏車，到處跟里民宣導罷免的理念，甚至連署期碰到中秋節，有人在路邊烤肉，他也拿著連署書上前拜託，最後收集到600多份罷免連署書。

陳正勇表示，會有罷免里長的念頭，是從高雄前任市長韓國瑜遭罷免上得到啟發，知道人民有罷免的權利，可以透過投票方式對做不好的政治人物罷免，透過上網查資料，也打電話到北市選委會問做法，一路自己摸索，最後二階段通過罷免成案，他自豪：「現在北市信義區的黎順里也來請教我怎麼提起罷免！」

陳正勇走過從小長大的古厝，三合院的磚造平房已加蓋起鐵皮屋，指著小時住的房間，感嘆社子的環境愈來愈差，一間廁所好幾戶共用，「這是台北市嗎？」

我們問起罷免里長可以解決社子島的開發難題嗎？陳正勇也明白表示，社子島開發還是要回到市政府決定，但若罷免成功，至少可以讓居民不會只聽里長的聲音，可以獲得參與開發說明會的資訊，讓每個人去選擇自己的權益該怎麼做。

社子島福安里是罷免門檻降低後，台北市首次出現的里長罷免案。高雄市前任市長韓國瑜遭罷免後，近半年內罷免案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花蓮、台北、嘉義、台南與屏東等地。

其中花蓮縣更是一口氣出現3件罷免，繼富里鄉長陳榮聰罷免案將於11月28日舉行投票，另外秀林鄉景美村長金治雄、鄉民代表連一龍的2椿罷免案，日前也公告成案，將於12月12日投票。

2016年門檻下修，才讓罷免潮遍地開花？身為罷免門檻降低修法提案人之一、且又成為第一位適用新門檻被發動罷免的前立委黃國昌表示，他不會這樣解讀。

「每一次選舉選出多少不同層級的公職人員？當選的人數跟被提罷免的人數比例還是差很多，」黃國昌說，《選罷法》在尚未修正前，台灣的罷免制度形同虛設，可以說是修法後，人民才終於有實踐民主的權利，現在開始才是民主深化的時刻。

黃國昌認為，全世界沒有完美的罷免、選舉、公投制度，罷免門檻下修到現在也才經過2年，除非這套制度有很致命性的錯誤，才需要立即修正；否則應該讓制度多運行一些、穩定之後再來討論是否調整。

但這波罷免潮也被不少人解讀為「報復性罷免」，擔心會淪為政黨惡鬥工具。長期研究各國憲政體制的巴黎第一大學法學博士許有為表示，世界各國行使罷免權，除了避免適用於所有層級的民選公職之外，幾乎都對罷免制度設下相當嚴謹的門檻，在中央或地方皆有罷免制度的設計，全世界只出現在台灣。

因為，從法理而言，當人民投下選票選擇時，形同與當選人訂下任期期間的契約。除非當選的人實在過於不適任，或者觸犯法律又不願自行辭職時，方有罷免權適用的餘地。

許有為認為，除國會彈劾而去職的情況之外，總統或國會議員的中央層級罷免應儘量少用，原因在於人民對這些政治人物已隔太遠，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一般人民難以判斷總統或國會議員是否真的需要被罷免，當罷免成為一種政治惡鬥或政治操作時，往往就容易流於情緒或被帶風向。

至於地方層級的公職人員，雖與當地居民比較接近，罷免對象可能就是你的鄰居，但全世界也僅美國幾個州、加拿大一個省和瑞士二十六個邦中的六個邦有設置罷免權，還是相對少見。他認為罷免需更謹慎，可借鏡某些外國罷免制度，須經獨立機關認定是否成案等方式提高審核標準。

高雄前市長韓國瑜遭罷免引發全國矚目，被認為引發了罷免潮，他形容，這是民主發展過程中的模仿效應，像法國從大革命熱潮第一共和那期間，帶來激進改革的澎湃感，許有為說：「當人民覺得某一種制度好用，就會爭相模仿使用，盛行一段期間後，才會漸漸趨於常態。」

許有為強調，必須持續觀察台灣出現的罷免熱潮，是否會影響公職的穩定與服務品質，得從結果來判斷罷免門檻是否應該調整。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指出，監督公職人員有彈劾和罷免兩種方式，早期彈劾跟罷免是合在一起，後來才分開。彈劾就是法律途徑，需要有相對明確的法定理由；罷免則是政治途徑，不需要什麼特別理由，只要選民不喜歡你就可以罷免，也因為罷免都是政治理由，制度上必須要特別謹慎。

「政治領域過度動員的話，會陷入選擇，非黑即白，但民主是要討論的，不能都在對決，」林佳和認為，歐洲國家較少採用罷免，就是要避免過度政治動員，以及維持政治體制的穩定性；但台灣卻是政治過度動員場域的社會，很多議題到最後都是政治解決，「民主體制下人民卻被過度動員到沒有理性空間。」

另外台灣《選罷法》第75條第1項規定，「就職未滿一年，不得提出罷免」。韓國瑜罷免案就有過此爭議──是只要提案連署書送達日期在就職一年後就好，還是要一年後才可以動員進行連署？最後，中選會回應是，只要提案領銜人提案日期是在就職滿一年後就好。

林佳和解釋，如果遇到「當選就落跑」的民選首長，其實該從《選罷法》中訂定最低任期制度──換句話說，就是不能剛贏得一場選舉、就馬上投入另一場選舉；而非從罷免門檻中限制一年後才可提罷免，不然代表候選人當選的隔天，罷免就可以開始動員，只要滿一年再正式提出就好？「選輸的人會覺得有希望（反敗為勝），讓政治不穩定，這樣不會有首長還願意好好做事。」

2016年《選罷法》新制下修門檻以來，除了直轄市市長韓國瑜被罷免成功外，還有另外2名成功被罷免個案，分別是屏東縣南州鄉壽元村和宜蘭縣員山鄉中華村的村長。因為村里長選區選舉人數較少，罷免條件相對大選區來說相對容易成案，只需少數人即可通過。

「中央（罷免）比較難限縮在單一議題，但愈是地方，（罷免）愈會和單一議題有關，」林佳和說。

以宜蘭縣中華村村長許正東為例，就是因為村長支持採礦案，才會遭到村民罷免成功。而即將舉行罷免投票的北市社子島狀況卻相反，當地福安里里長謝文加未積極協助市府進行區段徵收，被部分里民提案罷免。

不過，社子島區段徵收範圍並非只限福安里，土地徵收更不是里長層級能處理的問題，「這代表罷免不是最好手段，就算把人罷免掉，也無助於解決複雜議題，」林佳和強調。

那複雜議題要如何解決？林佳和指出，如果是單一議題，全民公投的創制和複決就可以處理，不需透過罷免，「公投是針對政策方針，理論上應該要比較簡單；罷免是人下台，人下台往往會是政府垮台，付出的行政成本更高。」

林佳和說，歐洲國家是「對事」的公投（創制、複決）蓬勃發展，但「對人」的罷免不興盛；台灣目前則是剛好相反，罷免相對容易，但公投卻很難。

回到台灣的罷免制度，林佳和建議，可以考慮取消對民代的罷免權，行政首長的部分則保留，畢竟首長掌握有政治實權，更應該受到人民監督，但仍要有更嚴謹的程序與門檻。同時，也應該降低公投的難度，逐漸往「對事不對人」的民主體制發展。

全台此起彼落的「罷免潮」，究竟會朝深化民主方向邁進？或是更加造成政治動員與撕裂？各項利弊值得社會各界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