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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蟲洞】從反壓迫到民主鞏固——談台灣哲學的當代價值

台灣哲學並不是一個單一的學派,或是一個前後傳承的思想傳統;台灣哲學體現的是一個受多重殖民的移民社會的集體探索,以哲學理論回應時代困境。(攝影/陳曉威)
在台灣,「哲學
我們現今所說的哲學(philosophy)一詞,來自古希臘的philosophia一詞,原意是「愛智慧」,它作為一個系統性的學科,至少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在漢語世界裡,「哲學」一詞的使用歷史不過一百多年,是19世紀日本人西周首先結合了漢字的「哲」與「學」,以「哲學」翻譯philosophy一詞。
」是一個最為人熟知卻又最受誤解的詞語。從日常生活、學院研究到政治場域,許多事物都會被人冠上「OO哲學」之名,彷彿只要晦澀難懂,或者只要能說出幾分道理的東西,都是「哲學」。從語言使用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哲學」過度剩餘而浮濫的時代。

讀遍世界的哲學,但台灣的呢?

但詭異的是,儘管哲學一詞在台灣如此通行,大學裡也廣設課程,但「台灣哲學」卻是一個眾人相對陌生的概念。在大學的哲學系裡,希臘哲學、中國哲學、德國哲學、法國哲學、英美分析哲學等等,都已經是相當標準的課程配備,但卻未曾有人正式開設台灣哲學的課程。甚至,「台灣哲學」的說法,晚至八O年代末期才被學者廖仁義正式提出(註)
廖仁義(1988),〈台灣哲學的歷史構造—日據時期台灣哲學思潮的發生與演進〉,《當代》第28期。
。相較於早已受到國際肯認的日本哲學
國際上除了已有Journal of Japanese Philosophy、European Journal of Japanese Philosophy等專門探討日本哲學的刊物,2016年更已成立國際日本哲學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Japanese Philosophy)。
,以及極力建立自身主體性的韓國哲學
南韓學界除了持續發展自己的朝鮮儒學,也鼓勵當代韓國哲學的發展,2013年成立了北美韓國哲學會(North American Korean Philosophy Association),學術活動相當積極。
與越南哲學,具自我意識的台灣哲學的闕如,對台灣思想文化的長期發展將會是一個致命傷。
台灣哲學長期被漠視,除了台灣長期被視為是文化邊陲而不受重視,還有威權統治的因素,例如戰前台灣的代表哲學家林茂生(時代理台大文學院院長)因二二八事件被槍決、戰後批判黨國體制的殷海光被逐出台大,以及七O年代以反共為名、肅清自由派學者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使得哲學界長期處於相對噤聲的狀態,更難以建構具有台灣意識的哲學。所幸經過眾多學者的考察與累積,台灣哲學在近年來開始受到重視(註)
台灣大學哲學系於2006年成立「台灣哲學研究室」整理早期台灣哲學家的作品,是最早的系統性嘗試,接著,2014 年起中研院與科技部人社中心陸續舉辦相關會議,並於 2017 年啟動中研院「日治台灣哲學與實存運動」國際合作計畫,並建立了《日治時期台灣哲學文獻清單列表》資料庫
,除了代表性哲學家的著作
所謂「台灣哲學家」,目前學界採取的是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界定方式,因此戰後來台的殷海光與生於台灣的林茂生都被視為是台灣哲學的貢獻者。台大出版中心已於2013年出版21冊《殷海光全集》,並籌劃《台灣哲學百年論叢》系列,目前已出版洪耀勳戰前的日文著作選《洪耀勳文獻選輯》,林茂生批判日本殖民統治教育的哥大博士論文亦在翻譯中。
,也出版了探討戰前台灣哲學與戰後台灣哲學的學術論文集
過去5年已有中研院-聯經出版的《存在交涉:日治時期的台灣哲學》(2016,聯經)、台大出版的《啟蒙與反叛—台灣哲學的百年浪潮》(2019,台大出版中心)出版。

殖民歷史下,台灣前人的創造性反思

其實,在台灣這塊土地,具學術意義的哲學傳統已有百年歷史。融合儒家與基督教的李春生早在19世紀末已經發表其宗教哲學著作,台灣第一位留美博士林茂生也在1916年就發表了融合康德哲學與儒學的作品。不過,一個具有自覺與主體性的台灣哲學傳統,卻不容易勾勒,因素除了戰前與戰後的斷裂(註)
日治時期的哲學家的許多著作都是以外文(日文與英文)寫成,長期以來欠缺中文翻譯,加上年久佚失,所以不被戰後的研究者熟知,加上國家暴力與後續的白色恐怖,許多學者不是受害死亡(如林茂生),或流亡他鄉(如廖文奎),就是緘默不談戰前的研究(例如洪耀勳),產生台灣哲學傳統發展的斷裂。
,還有學派與取徑的多元(註)
根據《存在交涉》首章〈日治時期台灣哲學系譜與分期〉,日治時期的台灣哲學系譜有「歐陸—日本哲學」、「美國實用主義」、「基督宗教哲學」與「漢學」四大學派,戰後還有「分析哲學」、「新儒家」等等不同的新發展。 (洪子偉,《存在交涉》,聯經出版社,頁15-41。)
嚴格來說,台灣哲學並不是一個單一的學派(例如日本的京都學派),或是一個前後傳承的思想傳統(例如德國的觀念論),台灣哲學體現的是一個受多重殖民的移民社會的集體探索,以哲學理論回應時代困境。總體來說,台灣哲學是在地住民為回應所面臨的挑戰,應運而生的一系列思想與實踐。它原本以西方哲學為思想武器來抵抗殖民者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同化,後來發展成對人類普遍困境(價值與宗教衝突、殖民地的政治哲學)的創造性反思。它多元的文化基因以及多語言的特徵,更異於亞洲其他哲學傳統(註)
台灣除固有原住民族知識體系,自17世紀起即是東西洋貨物與思想的交換樞紐。除將西屬墨西哥的白銀轉運到明帝國,也從荷蘭吸收了喀爾文的一神論傳統。海洋台灣的貿易性格在接受新奇觀念與包容差異上較東亞鄰國有彈性。歷史亦顯示,台灣哲學常有獨步全球的創見:不論19世紀李春生批判赫胥黎演化論、調和基督教與儒家學說,或是20世紀初林茂生陽明學與林秋梧馬克思佛學皆然。而戰後新儒家與自由派學者來台,也增添台灣哲學豐富的文化基因。

日治時期的台灣哲學最突出的特色,在於強烈的入世精神,而非象牙塔內的頭腦體操。

舉例來說,1920年代起,林茂生就以普世價值批判日本在台灣、朝鮮實施軍國主義教育,乃是將統治者意識形態強加於學子。同時期,佛學研究者林秋梧為對抗社會不平等而提出「馬克思佛學」,它不但先於越南的左翼佛學,更早於七〇年代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此外,1933年廖文奎在芝加哥大學提出的政治哲學理論《個人與共同體》
此書奠基於廖文奎的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獲選於英國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hilosophy系列出版,與維根斯坦、羅素、胡賽爾、卡納普等世界一流哲學家的著作並列出版。
,他戰後向聯合國爭取台灣民族自決而成黑名單,餘生流亡在外。這些知識份子原本以歐美思潮來抵抗皇民化,卻逐漸發展成獨步全球的創新理論。他們從被壓迫者視角,替戰前地球上半數被殖民的人口發聲。

戰前反殖民,戰後反威權

日本殖民時代下,台灣知識份子的這種思想反抗,後來更轉化成台灣認同的自我探索。自1901年梁啟超發明「中華民族」一概念以維繫分崩離析的清帝國,不久後「中華文化」一詞也被創造出來。然而,日本殖民下的台灣人非但未參與這場中華國族建構,反而與朝鮮人、琉球人、阿依努人一同被迫成為「大和民族」並被寫入1938年日本文部省教科書。受韓國三一運動民族自決影響,這些台灣知識份子選擇了第三條路:建構自己的台灣人與台灣文化認同。

在這樣的殖民時代背景下,林茂生先後參與創辦高砂青年會(1915)與台灣文化協會(1921),而林秋梧、陳紹馨、郭明昆則加入語言文化的辯論。其中,洪耀勳以德國哲學所發展的〈創造台人的言語〉、〈風土文化觀〉更是三〇年代最具本土意識的哲學著作。換言之,在反抗中探索自我存在,正是戰前台灣哲學的時代精神。

台灣哲學始於日本統治下的現代化浪潮,卻在反殖民中成長茁壯。戰後的台灣哲學發展,更與民主化的進程息息相關。戰後渡台的中國自由派學者帶來民主與科學的論辯,同樣成為反抗威權的動力。胡適、殷海光的《自由中國》點燃了燎原星火,殷海光的自由主義哲學與邏輯思想成為對抗威權統治的利器,而任教於台大哲學系的洪耀勳、曾天從對學術自由的維護,卻也引來1972年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哲學系教師李日章、陳鼓應等人被清洗、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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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故居展示《自由中國》社成立時的學者合影。其後殷海光(中間者)因批判黨國體制而被逐出台大。(攝影/陳曉威)
殷海光故居展示《自由中國》社成立時的學者合影。其後殷海光(中間者)因批判黨國體制而被逐出台大。(攝影/陳曉威)

無論民主或獨裁,哲學都扮演重要角色

回首百年,台灣哲學的傳統瀰漫著反殖民、反威權的精神。這對於未來的台灣來說,不僅是寶貴的無形資產,也是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重要助力。

在人類歷史上,哲學思想對政治共同體命運的影響,比比皆是。18世紀,英國洛克(John Locke)、法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天賦人權」觀念,蔓延成捲歐洲大陸的革命風潮,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三權分立」設計被直接寫進了美國憲法。19世紀,英國彌爾的自由主義至今仍影響英國的政治文化,而突變自德國黑格爾與費爾巴哈哲學的馬克思主義,最終擴散全球導致百年來的國際局勢劇變。這些哲學思想,常是左右人類文明興衰的力量。

不幸的是,20世紀的法西斯政權,背後也有哲學作為其思想的脊椎骨,黑格爾的國家學說、尼采的超人哲學被當成是德意志國族乃至納粹興起的理論根基,而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也少不了京都學派「八紘一宇」等世界大同思想。21世紀,中國崛起後,習近平更以儒家天朝秩序為經緯,學者蔣慶等新儒家則重新包裝「內聖外王」,期許成為西方霸權外的普世價值制定者。

換言之,政治哲學在兩者中皆扮演重要角色:它在民主國家中常界定了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疆界,但在極權國家則成了合理化壓迫與擴張的關鍵。思想箝制與言論審查,更是獨裁者的重中之重。

哲學做為一種文化戰略

在這樣的視野下,我們有必要從文化戰略的高度看待台灣哲學的發展。對外,台灣哲學可以深化自身文化的主體性,確立立足於世界的價值與獨特性,並將台灣百年來反殖民、反威權的民主精神與共同信奉普世價值的文明國家嫁接。對內,台灣哲學的發展也有助於打造一個開放多元的社會,並鼓吹理性思辨以解決當代困境,盼藉由哲學批判與獨立思考來討論公共事務,養成追求理由與理解的公民素養,將民主國家所面臨的社會對立與兩極民粹轉化成有意義的價值競爭,以鞏固民主。

但不可諱言的,台灣哲學作為一個思想的傳統,在學院的生態裡是有待澆灌的幼苗,仍有待研究者與社會資源的長期投入。如學者陳瑞麟所言,台灣哲學的主體性需要團體性的支持,即其所謂的「台灣哲學建構團體」
見陳瑞麟(2019),〈論台灣哲學的主體性〉,《啟蒙與反叛》,台大出版中心,頁55-76。
,而非僅僅是個別學者的研究努力。最近,一些國內學者與台灣哲學學會、女學會、殷海光基金會、鄭南榕基金會、青平台、PHEDO等團體發起了「國立台灣哲學館」的設立倡議,以其作為學院與公共哲學(public philosophy)的橋樑,也是國內整合與國際交流的基地。畢竟,文化不只是藝術與建築,也在於語言與思想。

最後,誠如學者廖仁義所言,台灣哲學是「源自於民間尋找反支配思想的需求」,是一世紀來先民回應社會困境的反思與實踐。明年,剛好是台灣文化協會創立100週年。我們與1921年的台灣人同樣也身處歷史的轉捩。而新時代的台灣哲學,正是我們邁向下個百年,所不可或缺。

【哲學蟲洞】專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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