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報導者》的《山思而行》專欄，即將滿一年，開始有種想說的話已說完的失語感。常常在想，一個專欄作者，得有怎樣的生命厚度與經歷，才有足夠的內容與大眾讀者分享？

12月中的一晚，正準備入睡，Facebook多個登山社團，同時跳出幾則新貼文，斗大的「協尋」兩字映入我眼簾。「又是個登山失蹤的啊……」隨著今（2020）年登山人潮暴漲，許多人沒有準備妥當就往山上衝，這種新聞已見怪不怪。只希望失蹤者能被尋獲，有個好結果。

不過仔細一看，這個協尋的內容好像不太一樣。「15歲少年帶著5包泡麵及一些保暖衣物，打算以5天獨攀能高安東軍，父母擔心因而報案協尋。」

接下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少年在凌晨的天池山莊外被尋獲，由當地協作載送下山。網路上一片罵聲：「浪費社會資源！」、「父母管教不當！」、「不好好上課跑出來玩命！」諸如此類的聲音紛至沓來。

我好奇，我們的社會，是如何期待一個15歲青少年生命該有的樣貌？乖乖每日往返家中與學校，迴圈在日復一日的填鴨中。頂多課餘打打籃球、滑滑手遊，作為日常調劑？但不管如何，獨自一人，背上背包踏上能高安東軍的旅程，絕對是個逸出常軌的暴走。

但，若仔細回想你我的15歲，是不是又會露出一絲可以理解的微笑？

15歲，正是對世界的一切充滿好奇，內心最為炙熱的年紀。你還沒對周遭的一切習以為常，只要朝生活日常外踏出去，一切都是多彩且新鮮，充滿了探索的興奮。而你已不再是一切都需父母陪伴的小小孩，開始擁有獨自面向未知的智性與膽識，可以完成許多事情。但同時，在各種新經驗面前，卻又不是那麼篤定，忐忑在內心小角落浮沉。

而立之年後的我們，可能會稱其為「年少輕狂」，是好友聚會時配著冰涼啤酒一飲而盡的談資。但這其實就是「探險性格」萌芽的時刻。在這個年歲，這種萌發於內心的，對大千世界的悸動，若能好好被呵護，被引導到好的方向，這個人的生命會完全不一樣。

20世紀最偉大的探險家之一：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自傳《我的探險生涯》中提到，15歲時，他在家鄉的斯德哥爾摩港目睹偉大北極探險家諾登舍爾德（Nordenskiöld）衣錦榮歸的瞬間。那熱烈而歡騰的氛圍，讓15歲的他從此立定志向。

探險，以及其過程中伴隨著的，那些超越生活常軌的極境故事，本身就帶有感染性的魔力。我永遠記得國二那年，在圖書館借閱高銘和的《九死一生》，這本講述他在聖母峰史上最嚴峻的山難中，於8,300公尺的高處露宿一晚，卻奇蹟生還的故事。那閱讀時的震顫，一直延續到掩卷闔眼的夢境中。

在歐洲及北美大陸，登山探險作為社會組成的一環，已是常態。登山嚮導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企業也普遍支持各種探險活動。以登山領域而論，已經發展出一個穩定的社群，對於新加入的年輕新血有完善的引導。無論是官方的登山學校，或者是民間的教學機構，又或者是稱為Mentorship的「師徒制」，歐美的年輕人多的是管道進入登山探險的殿堂。

其實，從早年開始，無論是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抑或梅斯納爾（Reinhold Messner），都在10多歲的年紀就接觸攀登，20出頭就闖出名堂。更遑論21世紀的攀登神童如大衛．喇嘛（David Lama），20歲前就在攀岩世界盃獨孤求敗。

但若回頭看看開篇提到的少年獨攀能安的例子，我們卻會發現兩個問題：

一是台灣社會將青少年幼體化，不將他們視為有獨立行為能力的主體看待。這樣的現象是普遍的。只要是任何涉及學生身分的社會事件，媒體與輿論首先一定會要當事者的父母及校方「負責」。你會發現在鏡頭前道歉哭泣的，永遠是「管教不當」的家長，或「未盡教導之責」的師長。但這也意味著，我們從來都將青少年視為他者的附屬物。

第二則是，在沒有信任以及傳承路徑的情況下，如果青少年要自行摸索一件未知的事物，比如學習登山知識。他只能在浩繁如湮海的網際網路中，設法尋找有用的資訊。但在現今的網路生態中，資訊往往是零散且片段，需要耗費大量心力辨別與篩選。

我很幸運。在成長歷程中，擁有兩個與大部分青少年不同的要素。一是一雙願意信任孩子，且不被既有框架限縮的父母；二是就讀一間以自由與包容為核心價值的實驗中學。

記得是國二上學期結束前，那是電影《練習曲》還沒出現，馬路上騎單車的人簡直鳳毛麟角的時候。就在寒假開始前幾週，學長阿果（就是今天那位以無氧攀爬八千米巨峰為志的阿果丶呂忠瀚） 找來我與幾個同齡的死黨，大力抒發「青春的寒假就是要單車環島！」的遠大願景，聽得我們幾個小毛頭一愣一愣，然後就回家跟爸媽說「我們要去單車環島！」。

我娘聽到這個狂想，只問了一句：「你們打算怎麼騎？」我們當時對台灣公路路網的概念可謂一無所知，立馬啞口。其中一位死黨名「A仔」的父親，是當時便在騎公路車的少數前衛人士，他笑笑地接下了這個擔子，說：「沒關係，我來帶他們計畫。」就從家裡抽屜翻出一套上下兩冊的《全台灣道路地圖》。於是一整天，我們拿著原子筆，一點一點的在空白紙上，勾勒著每天騎乘的路線以及里程，用筆尖沿著島嶼的海岸神遊。

學期結束那天，我們3人，一個15歲、兩個14歲，乘著東北季風出發了。21天後，我們踏著踏板，回到台北街頭，眼中還殘留著西濱工業區的煙雲、南島的熱帶風以及花東的山海一線。家人雖然擔心，但也僅限於電話中幾聲關心，並且忍住在我們在蘇花上頭與砂石車奮戰時，現身護法。

這樣的經驗對我是重要的。我從14歲起就知道，只要掌握方法，我能夠離開家人的羽翼庇蔭，自由的探索這個世界。而這不是什麼天賦或特例，只需要一個信任的空間氛圍。

我的母校全人中學，可能是台灣最早有登山課程的中學。而且登山課程跟時下許多聘請大量嚮導帶領，將學生置於保護傘的登山體驗不太一樣。從學期初，就由學生自主選出「總召」，而這個總召要自己建立幹部群，並主導整個全校登山活動的進行。

在這個過程中，教練是知識提供者，以及掌控安全底線的角色。除非在山上的決定影響到團隊安全，否則我們不會介入總召與幹部群的判斷與決策。而在這樣運作幾年後，我們發現，蜘蛛人電影中那句「能力愈強，責任愈大」，反著說竟也成立。在登山課的經驗中，我們相信，給青少年的責任越大，他們隨之成長的能力就會越強。

這樣的信念，我認為擺在山林開放的今天，也頗為適用。

媽寶慣了的孩子突然間得到了遠超能力的自由，陣痛期必不可免。但在這跌跌撞撞的過程中，被賦予責任的登山者們，會逐漸長出相襯的能力，而終能乘著自由的重量飛翔。

另一方面，除了信任的氛圍，建構一個可靠、系統性且易尋得的知識提供管道，或許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社會尺度的變遷，往往發生在不知不覺間。我樂觀的相信，終有一天，當任何一名15歲的少年，想要以足履度量自身生長的土地時，能夠有柔軟的信任與包容承接他的衝勁。同時，也有充裕的資訊來源，去教他如何睿智的「探險」，而非魯莽的「冒險」。

到了那天，我們這座島嶼的探險性格，也就算長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