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口台地一僻遠處，搭計程車九拐八繞，沿途荒煙漫草，人煙已稀。前不著村，後不接店，懷著忐忑心情，我們終於抵達目的地，門口有個公車站牌，一天只有6班車，站名是「阿榮片廠」。

阿榮影業是台灣規模最大的電影設備、製景和攝影棚租賃公司。從門口走進去，迎面開來好幾輛貨車，車上都漆著阿榮影業，僻遠之地日復一日進行著熱鬧滾滾的營生。阿榮片廠占地2,000多坪，挑高的攝影棚最大一座就有400坪，人走在其中有種渺小感，彷彿置身於巨人國。從外而內，我們先經過宛如把整間建築材料行都搬來的木作工廠，幾位木工師傅正在裁切，此處是搭棚造景的基礎。接著經過油漆區，最裡面是核心的辦公區域，左側是餐廳，吃飯皇帝大，忙起來要準備40、50名員工的餐點，過了吃飯時間，幾隻野貓正懶洋洋地曬太陽。右側一樓門口神桌上供奉著神明，電影開鏡必然會有的祈福儀式，神明也看守最重要的資產，往裡頭去，滿坑滿谷都是造價不斐，動輒上百萬的燈具、攝影機，分門別類擺好。上了二樓是辦公區域，有一群電影科系的研究生正在上實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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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等待的人，像一陣風似地匆匆來去，「你們等我一下」。等到真正坐下來喝口水，手機仍不時響起，中秋前夕，阿榮片廠的門檻快被踏穿，都是來送禮的人。「這跟以前比還差得多」，今年63歲的林添貴，白色POLO衫配藍色短褲，踩著一雙跑鞋，記憶力奇佳，說話速度是常人的兩倍，上上下下裡裡外外指揮調度俐落，彷彿有用不完的精氣神。

林添貴人稱「貴哥」，是阿榮影業的負責人，那為什麼不叫「阿貴」影業？阿榮其實是阿貴的哥哥，林家6個兄弟姊妹，林添榮（阿榮）排第二，林添貴排第六，是家中老么，他們是家中的兩個男丁，其他都是姊妹。阿榮的年紀大阿貴10歲，當年進入電影圈，是哥哥帶他入門。

林添貴說：「1978年，我高二的時候，我哥就叫我來幫忙。那時候我哥已經在電影圈有10年資歷了。」阿榮影業的故事要先從大哥林添榮講起。林家原本在台北師大附近的泰順街開自助餐店，家中食指浩繁，生活艱辛。阿榮讀國一那年，媽媽懷老七的時候流產，讓家中經濟雪上加霜，阿榮聽到爸媽在討論繳不出他的註冊費，決定輟學去工作，先學做鈑金，父親看到阿榮每天回家手都被磨掉一層皮，心疼兒子，叫他不要做了。阿榮翻報紙廣告，看有沒有徵學徒的，接著就去學修理摩托車。「我哥頭腦好，記憶力強，他學不到3年就出師了，回家自己開摩托車修理店，我們家自助餐三分之一的店面分給他開店。電工機械的東西，他就是這樣摸熟的。」

國一就輟學的阿榮變成摩托車修理師傅，其中一位常客是在中影工作，負責訂便當、發通告的劇務。「那時我們家買了一台小貨車，專門幫別人搬家、搬東西，我哥有一天就和中影的劇務聊起來，劇務說，剛好我們拍片要搬東西，乾脆你來幫我們搬吧！」

早期拍電影照明所需的電，都要外接，如果是大瓦數，就必須從高壓電接下來，需要有變壓器將高壓轉為低壓，才能供電。阿榮開著家裡的小貨車到中影片廠，有時幫忙搬變壓器，有時幫忙開跟拍車，攝影機放在卡車後面，拍著後面的車子往前，要維持一定的速度。在中影，阿榮彷彿進入一個嶄新世界，有無盡的事物可以學習，他發覺工作起來還滿有樂趣的，索性把原本的摩托車修理店頂讓給當兵同僚。林添貴說：「以前拍電影酬勞都很高的，以那個年代來說，高中畢業出來打工一個月才3,000塊，去跟拍一部片子，最基層的一個月都有8,000、10,000塊。」

林添貴高中讀新店開明商工機械科，高二的時候就開始去哥哥那裡當學徒，「我禮拜一到五上課，週末的時候，我哥就讓我幫他去哪邊顧著，他就可以去顧另一邊。以前沒有手機，聯絡都要透過BB Call，我要聯絡他，都要先打電話回家留話，我家人再Call他，讓他打回家，家人再轉告，以前的聯絡都要這麼麻煩。」

「我去幫我哥沒有領薪水，都是當成家裡的事業在做。反正拍片現場有得吃、有得喝，還有得玩，我就決定，將來畢業後，我不會去什麼工廠上班，我就要去拍電影，和我哥一起。」

70年代尾聲，林添貴高三那年，阿榮買了第一台二手發電機，這是日後龐大的阿榮影業起家的根基。儘管是二手，但因為是日本製，而且是靜音的發電機，價格並不便宜，在當時一台也要60、70萬。哪來那麼多錢？林添貴說：「這個就是因緣際會，我爸媽原本在泰順街開自助餐，剛好附近有一棟大樓要蓋，就跟我家買了土地使用權，地賣掉我爸媽拿了100多萬，那時候這個錢很大耶。我爸媽就把店收掉，賣地的錢讓我哥去買了發電機，第一筆資金就是這麼來的。」

投資發電機的起心動念，並非來自先前的受傷經驗，而是學歷的局限。阿榮的學歷只有國中肄業，無法取得大專學歷才能報考的甲級證照，「我哥不是證照體系出來的，以前申請接電都要甲級證照，還要拜託有證照的人去幫你申請，從申請到獲得許可，最快兩個禮拜，最慢要一個多月，就會非常不方便，特別是在拍戲的時候。拍戲時常需要外景，外景就要申請，有了行動發電機，工作變得很快速，整個流程都改變了，不需要再提前2、3個禮拜申請，隨時就可以開拍。」

從第一台發電機的租賃生意，擴充到十幾台發電機，兩年後再從發電機擴充到燈光設備。阿榮從前在中影當電工，有空的時候常去幫忙燈光、攝影，學架燈、打光、拍攝，先前修理摩托車的機械基礎讓他一點就通，加上又勤快肯學，很快就學得一身技術。擴充設備的過程，在中影時就常合作的燈光師李龍禹，索性也將自己的燈具賣給阿榮，林添貴說：「剛好是我要去當兵的那年，李龍禹跟我哥說，與其自己投資器材，不如我把燈都賣給你，去你那裡打工。他那邊都是傳統的老燈，後來我哥又投資效能比較高的新式燈具，用電少，燈又亮。」

阿榮投資的新式燈具HMI，用於戶外照明，可模擬戶外光源（陽光、月光）。80年代初期，1981年虞戡平的《頑皮鬼》就用上了HMI燈具；虞戡平的另一部片，1983年入圍金馬獎多項的《搭錯車》，阿榮80萬瓦強光的HMI也幫上大忙，留下了大安森林公園前身，迷宮一般眷村群落的影像紀錄。「我記得當年一盞HMI 2.5K的燈就差不多20萬元，我們賺了錢就繼續投資新的器材，因為技術的東西更新很快，可能隔幾年就全面升級，翻天覆地了。」

當時電影圈缺什麼新技術，阿榮去國外看設備展時就補什麼新器材。1985年，阿榮影業將觸角伸向攝影機。林添貴記得那是他當兵退伍隔一年，攝影機的投資遠比發電機、燈光還大手筆，一套就要500多萬。「我哥當時本來沒想碰攝影機，因為我們也不想去碰別人的飯碗。當時有新款出來，ARRI的第二代變成第三代，我哥就去問攝影師要不要投資，人家沒有意願，我哥想你既然不做，那讓我來做，我要買來改變整個使用生態。」

阿榮影業在1985年添購第一部攝影機，隨即進入90年代，隨著西片拷貝數量及映演廳數一再放寬，國片節節敗退，陷入低谷，一路長黑，直到2008年《海角七號》賣座才起死回生。1986年新聞局先是取消以往的外片進口配額制，90年代初期，西片拷貝數量從8支放寬到12支，1995年已放寬到28支，到了1997年又放寬至50支拷貝、18家戲院映演，且一家戲院可以三廳聯映同一部影片。50支拷貝可讓一部好萊塢強片幾乎占據每家戲院，多廳的影城還可以一次安排三廳，嚴重擠壓到國片生存的空間。

為了電影而投資的攝影機並沒有打水漂，國片黑暗期的低谷，廣告業的繁榮填補上來。80年代後期台灣解嚴，隨著政治鬆綁，經濟同時起飛，股市首次衝破萬點，台灣錢淹腳目，因著消費市場而起的廣告業蒸蒸日上。林添貴提到：「以前的廣告片用16毫米拍，後來用35毫米，為什麼用35毫米？因為80年代廣告開始會在戲院播放，在片頭放麥斯威爾、黑松沙士的廣告，因為是大銀幕，所以都用質感好的底片去拍。」

廣告業長紅的80、90年代，阿榮一口氣投資3套攝影機，1套500萬，3套就要1,500萬。林添貴回憶：「平均每天都可以拍一支廣告片，那時的計價是12小時算一個通告點，有時候早晚班都要出，我們的攝影機一次出去就是12,000元。一年平均會出200天到250天，收入將近300萬。一台500萬的攝影機，不到兩年就回本了。因為生意太好，買了第一台沒多久，很快就買了第二台、第三台，為了要應付廣告業務，半年內就買了3台。」

「500萬不是小錢，是用分期付款，平均一年把它付完，當時分期付款也是很辛苦的，但剛好碰到台灣經濟正在往上衝的年代，錢一直進來滾動，讓我們能繼續投資新器材。」

發電機、燈光、攝影機，阿榮影業的擴展還沒有結束，接著是攝影棚，怎麼走到這一步？林添貴說，和兩兄弟一路走來的際遇一樣，並非自己主動，而是因緣際會使然。「應該是在1987年，我們不是有攝影機有燈光嘛，我們的設備比較新穎，器材要進到別人的攝影棚去拍攝，就踩到人家的地盤。他們也有燈光設備，就不准我們的燈光進來。」

阿榮出攝影機，燈光則由攝影棚這邊出，一旦最後的成品出了問題，責任不易歸屬。「我們後來就帶我們的燈光去測試，果然是對方的燈光出了問題，後來重拍的錢讓他們賠了快100萬。」兩兄弟心想，唯有找到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地方，才能掌控所有的品質，也不用再寄人籬下，看人臉色。「你不讓我們進，我們就要自己去找出路，隔年我們就開始找地方。」

1988年3月，阿榮找到了位於北投的中國製片廠（簡稱中製廠）。中製廠1933年在南昌成立，1949年人員隨著國民政府遷台，駐紮於高雄岡山橋頭一帶，高雄腹地狹小，1951年遷址於北投復興崗的原日軍賽馬場。梅長齡擔任廠長時，邀請李翰祥拍片，《揚子江風雲》（1969）、《緹縈》（1970）均由中製廠製作。直到1995年中製廠停止電影拍攝，正式走入歷史。1998年，中製廠膠卷全數轉交電影資料館（現國家影視聽中心）保存。

中製廠的尾聲剛好碰上國片黑暗期，已經沒有拍電影的業務，遂將廠房外租，阿榮在1988年和中製廠簽了5年合約。當時林添貴還在跟片，是虞戡平的《兩個油漆匠》（1990），林添貴擔任攝影助理，到花蓮的山區拍片，「從花蓮回來，我哥叫我不要跟了，要我去接中製廠。同時期我三姊（林美華）要出來創辦力榮影視，是做攝影機的輔助器材，也是我們家族相關企業，我也要去幫忙，那半年我真的忙到快瘋掉。」

一路走來，燈光攝影都難不倒從高二開始就跟在哥哥身旁學習的林添貴，然而搭棚又是一個全新的領域，木工的問題讓他十分頭痛。還好從前在中影熟識、噴雲畫天片的師傅李錫堅很幫忙他，「一開頭我哪懂木工，他說不要緊，我幫你介紹。我說我沒有油漆工，他說不要緊，我幫你找來。他真的是我的貴人。」在北投中製廠耕耘了一年，隔年3月，中製廠卻說不續約，要將廠區租給綜藝節目製作公司。阿榮兄弟只好摸摸鼻子，另尋他處。

「中製廠我們只有一個棚，沒想到來到林口，我一口氣弄了5個棚！」1989年，林添貴尋尋覓覓找到林口台地，儘管地點荒僻，但是5個棚需占地2,000、3,000坪的腹地，一個月的租金就要60萬，「租金要錢，建棚要錢，裝潢要錢，什麼都要錢！那兩年我們欠了一屁股債，因為現金流不夠嘛！」家族合作，其利斷金的力量，讓阿榮兄弟再次度過難關。泰順街自助餐的店面換來一台發電機，10年後，父母把當時的住處，永和耕莘醫院附近的房子賣掉，讓林添貴可以拿來填補財務的大洞，「從那之後，我和我爸媽就搬到林口，以廠為家。」

1989年是阿榮影業的關鍵轉捩點，林中有了兩條分岔路，一條在台灣林口建設腹地廣大的阿榮片廠，由么弟林添貴負責；另一條由哥哥林添榮西進大陸，往中國市場發展。林添貴回憶：「說起來也是因緣際會，1989年，我哥被找去拍葉鴻偉導演的《五個女子與一根繩子》（1991），製片是徐楓。那年是六四民運嘛，我哥擔心拍不成，徐楓說片子還是要拍的，他們在西安電影製片廠拍攝。中國電影第五代最重要的導演，很多片都在這裡展開，例如《紅高粱》。拍完《五個女子與一根繩子》，我哥就想那裡市場那麼大，中國的電影也正要起來，他就把一部分設備留在中國，有一些比較難運回來的發電機或燈具，就從西安、廣州，一路遷徙，後來放在福建。」

1991年初，阿榮成功在中國取得營業執照，林添貴說，「就這麼剛好，1月拿到license，3月《霸王別姬》開拍。」陳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監製也是徐楓，由北京電影製片廠和香港湯臣電影公司合作，1993年上映，獲第46屆坎城影展金棕櫚獎，是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獲得此獎項的華語電影。

林添貴回憶：「1991年，我們為了這部片，光發電機就從台灣運了3台過去，一整個貨櫃的燈光，然後還運了一台8噸半的大卡車進去。還有一部分的燈光我們是從香港直接拉貨進去，包括兩套全新的攝影機，兩台加起來就要1,000多萬。」

「我記得這部片的預算在當時有台幣4,000、5,000萬，這部片能拿獎，一定要有這樣的硬體，才能撐起來。我們阿榮影業放在中國電影史，有一個定位在裡頭，幫他們拿到第一個國際大獎。我哥後來就留在中國發展，我一開始會過去支援，幫忙做些教育訓練，後來台灣這裡愈來愈忙，就由我專門負責了。大約在1994、95年，我哥就將重心全部轉到中國，他在那裡深耕，徒子徒孫帶出了多少人，改變了他們的觀念還有做事情的方式。」

林家在影視圈開枝散葉，還包括老大林美枝跨足電視產業的合瑪製作，老三林美華開創力榮影視，專攻攝影輔助器材。老五林富美也在阿榮企業任職，《遠見雜誌》提到，阿榮一家6個兄弟姊妹，其中有5位包辦台灣9成以上的電影相關業務。

90年代開始，國片黑暗期的低谷，阿榮影業不畏懼市場的低迷，開始投資電影。阿榮投資的第一部片是龍祥影業出品，麥大傑導演的《國四英雄傳》（1985），這部片拍攝於台灣解嚴之前，諷刺當時的補習班現象及台灣畸形的升學體制，林添貴說：「在國片黑暗期，這部片的票房還不錯。」

第二部片投資的是黃玉珊導演的《牡丹鳥》（1990），為了投資這部作品，兩兄弟在1990年成立鴻榮影業。「為什麼會成立這間公司？因為以前要高中畢業才能申請電影公司的執照，我哥只有國中肄業，不能當負責人，所以就去申請一間公司讓我當負責人。」鴻榮影業投資的第二部片是張作驥的《忠仔》（1996），「張作驥也是以前拍片的時候認識的，虞戡平的《兩個油漆匠》，他剛進這行在劇組當副導，我是攝影助理。」《忠仔》啟用素人演員，沒有卡司，再加上邊緣人的八家將題材不符合主流口味，在國片低谷期推出這部片，媒體曾報導，張作驥的雙親到電影院看《忠仔》，卻發覺一天下來只有7個觀眾，於是勸他改行。在台灣票房慘澹，《忠仔》在國際影展卻時有斬獲，曾獲亞太影展評審團特別獎、釜山影展評審團特別推薦獎。

鴻榮影業第一部投資的黃玉珊導演，後來成為南方影展創辦人，第二部投資的張作驥導演，後來屢屢入圍金馬獎，以《當愛來的時候》（2010）囊括金馬獎14項提名，最後獲最佳劇情片、攝影、美術等獎項。當初栽下的小樹苗最後長成一大片森林，要等到伯樂遇到第三匹千里馬，林添貴才會真正豐收，享用到甜美的果實。不過在此之前，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阿榮影業還需先度厄，遭逢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災難。

2006年8月2日，位於林口的阿榮片廠發生大火，短短15分鐘，燒掉片廠的木工房和最值錢的器材室，損失將近1億元。

林添貴猶記得，發生火災時，蔡依林還在其他沒有受波及的攝影棚拍攝歌曲〈舞孃〉MV。MV（音樂錄影帶）是阿榮影業在國片黑暗期的另一個生財之道，90年代是台灣唱片業的黃金年代，屢屢有破百萬的唱片大碟。1992年，江蕙《酒後的心聲》銷量破百萬，隨後1993年，張學友《吻別》破130萬。1996年，張惠妹的第一張專輯《姊妹》破120萬。隨著唱片黃金年代而起的是MV產業，阿榮兄弟在1989年的遠見，在林口一口氣建設了5個棚，再加上最新的拍攝設備，正好成為MV的滋養地。

林添貴說：「那年代90%的MV，都是在我們阿榮影業拍的。我記得我還到美國拍王力宏的〈情敵貝多芬〉（1995），那是他第一張專輯，他剛剛要出道。我因為有美簽而且燈光攝影都會，太好用了就被找去，MV導演是葉鴻偉，就是《五個女子與一根繩子》的導演，緣分就是這樣牽來牽去。」

阿榮影業靠著廣告、MV撐過國片黑暗期，但對於電影本業始終沒忘，包括投資有潛力的新導演。繼黃玉珊、張作驥之後的第三隻千里馬是魏德聖，卻來得很不是時候。結束黑暗期的電影正是魏德聖的《海角七號》（2008），林添貴2005年看了劇本就答應要投資，2007年開拍之前，卻遇上阿榮片廠大火。

林添貴話說從頭，他和口中的「小魏」相識於1994年，楊德昌拍《獨立時代》，小魏剛入行還只負責道具，阿榮影業旗下的李龍禹則擔任共同攝影。林添貴真正對小魏有深刻的印象，是看了他得到金穗獎最佳短片的《七月天》（1999）。

「《七月天》真的拍得不錯，2004年我看了小魏在《大愛電視台》拍的一套戲劇，也覺得他拍的真的很不錯，剛好我那時想要拍電視劇，還在弄劇本，想找他來合作。他說好呀，我們就這樣牽上線。2005年我要出國開會前，小魏丟給我一個劇本讓我在旅途中讀，那個劇本就是《海角七號》，我覺得他很會講故事，就說好，我來投資。」

2006年8月阿榮片廠大火，隔了一個禮拜，魏德聖心情忐忑地找上門來，問林添貴還要不要投資《海角七號》。林添貴此時已自顧不暇，只好叫小魏先去投投看國片輔導金，「我心裡想，他申請到再說，如果他沒申請到，這件事就不了了之，我也不用再煩惱沒有錢投資。」

年底，《海角七號》在新聞局輔導金審核以最高分通過，該來的還是要來。「我三姐唸我，說泥菩薩過江已經自身難保，你還去保別人，不要到時候害了別人。我回她說，我已經答應人家，說話要算話，雖然資金我的確沒辦法提供，但我可以拿出我所有的資源設備來支援他。」

火災後阿榮影業先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貸款，可用廠房設備做抵押借1億元，扣掉自付額，七折八扣後剩下7,200萬。秉持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的原則，阿榮影業在火災後將器材大幅更新，林添貴說：「重新買了全新的攝影機，一台就要1,000多萬，我還買了兩台。火災隔一年，2007年初我們就去拍了周杰倫自導自演的《不能說的．秘密》，結果票房還不錯。」

2007年9月底，《海角七號》開拍，阿榮影業以技術入股的方式，無償提供器材設備，隔年8月電影上映，截至當年年底，在台灣的票房共有5億3,000多萬。「電影是2008年大賣，但是2007年在拍攝的時候，阿榮片廠的資金鏈完全斷掉，我們一直在借錢。包括因為電腦燒掉，我們有很多帳目原本在電腦裡，找不出來，結果人家不認的，錢討不回來，那段時期真的嚐盡人情冷暖，非常辛苦。」

因為一股義氣，林添貴所主掌的阿榮影業，不但信守承諾，支撐《海角七號》，也回頭拯救了自己，《海角七號》票房超過5億的巨大收益，幫助阿榮影業度過火災後最險峻的關卡，也讓台灣電影於低谷期後再度起飛。「《海角七號》2008年上映，2009年開始，台灣電影從一年10部變成20部，再到30部，把以前流失的觀眾都找回來了。」

《海角七號》只是前菜，《賽德克．巴萊》才是魏德聖真正想完成的重頭戲。這部片分上下兩集的超大製作，阿榮影業也投身其中。「你能想到嗎？片裡頭的霧社村，就在林口，就在我們阿榮片廠旁邊，近在眼前。」

《賽德克．巴萊》開拍前夕，2009年台灣發生莫拉克風災，導致多地土石流，還發生小林村滅村事件。魏德聖事先看好的戶外拍攝場景都無法執行，林添貴幫忙想辦法，「美術來找我，說要非常廣大的地，我說需要多大？我旁邊就有一塊這麼大的地，我用手機點衛星圖給他看，後來我們就到樓頂去看，美術覺得好像可以，就約了導演來看，我還拿割草機幫他們開一條路。小魏本來還想去花蓮拍，我說去花蓮成本要增加2,000萬喔，後來就決定在這裡搭景。」

林添貴找來附近十幾個地主，進行談判，好不容易把一個月的租金從100萬壓到60萬。《賽德克．巴萊》的製作非常龐大，籌資不易，剛開始拍攝搭棚，金額都是由林添貴墊付，「我還要去借錢幫他搭景，起先都沒有收到費用，拍到中間我忍不住去找製片黃志明，請他跟導演說去弄一點錢來，要不然真的撐不住。他陸續給我一些，拍完之後，算完帳，他還欠我8,000萬。2011年2月，中影郭台強和小魏簽約，投資3.5億，我開了一筆5,000萬的發票給中影。還有最後一筆3,000萬，是到了2011年9月上映之前，8月底小魏找了國發基金投錢進來，才把我的最後一筆錢付掉。」

「上片之前我幫他墊那麼大一筆錢，墊了很久，真的是很苦呀！我覺得這就是一種承諾與信任，前面《海角七號》你幫我賺到錢，《賽德克．巴萊》再怎麼難我都要幫你挺下去。我幫忙他在林口搭的景，後來就把李安吸引過來，他準備要拍《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 2012）。我一開始先去台中水湳機場幫李安看電，發覺舊機場的原有電力已經夠用，不用發電機了。這部片最重要的是水，我也幫他想，找我們公司的張簡廉弘師傅下去，他是台北工專（今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專業，他去負責造浪池場景搭設。」

「盧．貝松（Luc Besson）在台灣拍《露西》（Lucy, 2014）也找來，燈光攝影都是我們。後來李安又介紹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來台灣拍《沉默》（Silence, 2016），也是跟我們合作。機緣真的是環環相扣。」

不只滿足於技術類的代工，林添貴也想進軍原創的領域，2015年創辦貴金影業，找了專業經理人合作，想要發展影視IP。作品有電影《狂徒》（洪子烜，2018），曾獲金馬獎最佳攝影、最佳動作設計獎。電視影集有器官捐贈議題的《生死接線員》（邱晧洲、王傳宗，2018）。然而隔行如隔山，又加上2020年之後的疫情衝擊，貴金影業無疾而終。林添貴說：「整個產業的發展還不成熟，剛好又碰上疫情，真的把整個產業都幾乎摧毀掉。疫情期間，我們每年都賠1、2,000萬，所以今年把林口阿榮片廠的地賣掉，現在改成用租的。」

疫情之前，在中國發展多年的哥哥林添榮正好準備要退休、撤出中國市場，「人還是有一點運氣，我哥先前已經把他在中國的資產處理掉，套現回來，所以沒有受到疫情太大的影響，疫情後中國的影視寒冬也影響不了他。」

林添貴的實力也為他帶來運氣，他說：「電視劇因為網飛（Netflix）的壟斷，廣告後來也不行了，唱片業也不景氣，MV的預算少了，反而電影因為有政府和企業的投入，算是這裡面發展到現在最好的。雖然電影黑暗期那15年的低谷，我們都靠廣告和MV生存，但我們始終沒有放掉電影，這才是我們的本業。黑暗期10部裡頭有9部都是我們阿榮做的，給的錢都不多，杯水車薪，但我們堅持下來，讓這個產業還有我們培養的電影班底，能繼續走下去。」

「我從16歲進入電影圈，到今天已經做了40幾年，可以說全台灣沒有人像我們這樣在這個領域堅持下來，而且還持續投資電影，我哥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投資。」

我們的採訪在2025年10月初，正逢即將上映的《泥娃娃》（解孟儒，2025），以及11月上映，此屆金馬獎入圍最多獎項的《大濛》（陳玉勳，2025），都有林添貴的投資手筆，他說：「現在一年至少投資3、4部片。我們做代工到一定的門檻，阿榮片廠是產業鏈的最下游，你只能保本吃到飯，我下一步想的是怎麼把麵粉變成麵包。我們要慢慢轉到原創的層面，但是代工我也不會放，像片廠的木工都跟我十幾年了，還有爸爸帶兒子進來，父子兩代技術傳承的。」

投資電影內容，也不斷投資最新的技術、器材，採訪到了尾聲，林添貴帶我們來到樓下的攝影棚，2025年初，林添貴開始和一間視覺特效製作公司「夢想動畫」合作，「我們開了一個大型LED棚，結合他們LED虛擬背景的專業，再加上我們搭棚的專業，燈光、攝影還有木工，不是只有電腦特效而已，你要有中景，有前景，這樣才能製造景深，看起來才有真實感。」

棚裡的場景正模擬921大地震土石流的畫面，這是為電視劇《逆風行動Seagull 7026》而準備，是台灣首部空中救災職人劇。使用大型LED虛擬攝影棚及六軸平衡台等高規格技術。高空懸吊、暴風駕駛、夜間海上搜索，以及土石流大型災難現場等高難度場景，在阿榮影業的攝影棚我們看到了最初的雛形，那是影像、燈光與虛擬空間的魔術，觀眾能得到如臨現場的極致視聽享受，導演與製作團隊不必再上山下海危險拍攝，也不必再借貸抵押房產，傾家蕩產來拍片。電影技術的不斷推進，端賴有像林添榮、林添貴兄弟的職人工匠精神，數十年來如一日，始終堅守在第一線。

林添貴長期在世新電影科系授課，還讓學生來廠裡實作，片廠收藏豐富的攝影機、燈光都成了最好的教材。我問有沒有上完課想來當學徒，學技術活的，林添貴說：「一個都沒有，現在年輕人都想要當導演。」他接著說：

※本文亦刊載於《Fa電影欣賞》第2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