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天允許，M希望能回到7月7日那天早上。在一切還來得及挽回之前。

過去一年，他眼睜睜看著父親拜倫，從泰國來到台灣當廠工12年後，卻因為病痛和經濟而陷入掙扎，性格變得沮喪且消沉。不過那天早上，父親的氣色明顯好多了，用熟悉溫暖的聲調問M：「要出門了嗎？幾點回來呢？」

M不疑有他，甚至有些開心父親恢復精神。他告訴父親：「中午就回來了，等我回來了，我再幫你煮飯。」今年4月，他們住進希望職工中心的庇護所，這是一所由天主教設立的中心，安置受虐待或職災移工已經30年。

出門不過一個小時，M就接到電話。希望職工中心的社工要他趕快回來：「你爸爸出事了！」社工的語氣有些焦急，M開始緊張起來。

警車的尖鳴聲此起彼落，中心裡所有人都在忙亂地奔走。不過M一句中文和英文也不會說，只能拉著翻譯不斷地問：「怎麼回事？」、「爸爸發生什麼事了？」但沒有人敢向他開口。直到警察帶M作筆錄時，他才得知，父親跳樓自殺了。

一場悲劇，暴露移工在台遭遇職災後求償無門的難題。

2008年，當時43歲的拜倫來到台灣工作，落地桃園龍潭的三永鐵工廠。一晃眼12年過去，2019年7月16日，根據拜倫自述，他被一位台籍員工叫去操作「橋式起重機」，按下橋式起重機的定位按鈕後，打算將鐵塊安置到定位，卻因懸吊鐵片的鋼索搖晃，讓他被數噸重的鐵塊撞傷胸腹部。原先拜倫不以為意，直到隔天早上痛得起不了身，才由朋友協助送醫。

醫生的診斷結果是內臟破損，膽汁嚴重侵蝕腸道，必須整段切除，最後醫生為他留下一段小腸，形成人工造口，並判斷他這輩子接下來的進食與排泄，都得仰賴這細小的引流管。一聽說父親在台灣出事，M顧不得市場裡的豬肉生意，急著飛來台灣照顧父親，抵達桃園機場時，他只帶了5套衣褲，沒有太多行李

「可能兩個月就回家了，」M當時面對妻子的詢問，「我想爸爸在台灣有雇主、有仲介還有同事，他們都會幫忙的。」他安撫著眼前不安的妻子。

沒有想到，M這趟來台灣，待了將近一年，他護照上的入境戳記仍停留在：2019年7月29日。剛抵達台灣時，將近8個月的時間，在希望職工中心介入之前，他每天晚上睡在父親病床旁的躺椅；為了省錢，他只吃剩下的醫院餐，每天幫父親擦澡、清理排泄物、隨時注意儀器上的生命徵象，24小時都繃緊了神經。

拜倫的工殤，對不少從東南亞來台工作的移工是很常見的故事。長期來，移工在台發生職災的比例都比台籍勞工更高。監察院在今年（2020）提出調查報告，指出外籍移工因職災而失去工作能力的比例，更是高達台籍勞工的兩倍以上。

每年向勞保局請領職災給付的移工約1,500人，不過，這樣的數字在中國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教授李健鴻眼裡，是被嚴重低估了。李健鴻指出，若勞工要申請職災勞保給付，必須由雇主在申請書上蓋章，方能向勞保局申請，但在第一道關卡，「雇主和仲介大概就先擋下一半了。」

雇主向勞保局申請職災給付後，勞工局會派員做職災認定，但認定的過程相當嚴格，受災勞工必須證明「傷害」與「工作場所」的因果關係，「通常雇主不願意保全證據，他就可以說監視器檔案毀損了，」李健鴻解釋，現行的職災認定不利於勞工，這不分本國籍或外籍。

不過，外籍移工比台籍勞工更為弱勢，因為他們必須時刻揣摩雇主的心態。移工的契約3年一期，「他們會擔心申請職災補償後，雇主要把我送回去怎麼辦？如果3年合約到期後，雇主不跟我續約又怎麼辦？」李健鴻說。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科長陳志祺則認為，關於勞工發生職災請求補償，現行法規都已經有明確規範，即使是外籍移工都能依規定向雇主求償。他口中的職災補償規範在於《勞基法》第59條，勞工因職業災害而無法工作，雇主必須補償醫療費用、就醫期間的薪資，以及勞工治療結束後，依照失能程度給予補償。

依規定，勞工在發生職災後，可依法向雇主請求醫療費、原領薪資（在就醫期間原本應領的薪資）、勞保職災給付，以及依照勞工失能程度，雇主一次性給付的勞動力補償。

「就算是法定要付的補償，遇到賴皮的雇主，說不付就不付， 」希望職工中心的社工許惟棟擺擺手說，「通常移工遇到這類案件都要走法律訴訟，才能讓雇主吐錢出來。」

今年1月，希望職工中心介入後，許惟棟很快地替拜倫申請職災認定；2月，桃園市勞動局認定整起事件是職災，雇主應負起職災補償責任，而且針對雇主「未24小時通報」、「就醫期間未給付薪資」連續開出兩張罰單。

不管是罰單、薪資、醫藥費、補償，雇主一毛錢也不打算支付。

「我們開過2次協調會，雇主的態度從一開始就很強硬，」李珮琴接受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委託，成為拜倫的辯護律師。這類案件她並不陌生，因為她協助移工追討職災賠償已有7年時間。這些經驗告訴她，除了在司法上攻防，幫移工爭取盡可能高的賠償外，她還得隨時緊盯工廠的營業狀況，「我們最怕工廠突然惡意脫產。」

接受《報導者》專訪時，李珮琴道出她處理這類案件最為洩氣的經歷。有時候，好不容易在法庭上，幫移工爭取到條件好一些的賠償，公司下一秒就把資產轉移，只留下一家空殼公司，「我們去查封公司的資產也扣不到，雇主就跟你說他也沒錢啊。」

為了規避責任，仲介還幫雇主想出許多不付出全額的花招。像是在外籍移工受傷時，不叫救護車，而是用私家車載去醫院，就是為了避免留下正式紀錄；又或是私下塞紅包和解，趕緊把移工送回母國，再換一個新人來台。

這些遭遇職災後的移工，對雇主來說，不過是隨時可棄的勞動力。

如果不是因為愛，希望讓孩子有機會脫離貧窮，拜倫不會拋家棄子，遠走至2,000公里外的國度，也不知何時才能和家人再相見。

問起M對爸爸的印象，他說爸爸是個「犧牲」的人。

從他記事起，為了給家人更好的生活，爸爸總是努力賺錢。他們住在泰國東北，一個靠近寮國的小農村，拜倫平時的工作是農民，農閒時，他會兼職在建築工地當臨時工、輾米工廠搬貨，或是當三輪車司機。

12年前，拜倫在晚餐時宣布：「我決定要到台灣工作。」餐桌上一片寂靜，M回想當時，「我很想阻止爸爸，但是我知道他要去台灣工作，是為了支付我上大學的學費。」

「你是哥哥，你要照顧好妹妹。」M記得父親離家當天的傍晚，他送爸爸到客運站坐車，爸爸緊緊擁抱他，靠在耳朵旁邊，對他說出在家鄉的最後一句話。

那年43歲的拜倫，在移工中已經屬於年紀偏大的一群。他付了9萬泰銖的仲介費，相當於新台幣8萬3千元，來到桃園的三永鐵工廠當鐵工，做的是台灣人最不願從事的3K行業：每天在高溫高熱的環境下，組裝裁切鐵模、操作天車搬運鐵片。

全台約有45萬名產業移工，當中從事3K行業就有30萬人左右，其中有部分的人感到憂鬱、無法適應艱苦的環境，很想念家人，想趕緊回到家裡去。但在我訪問拜倫的同事、醫院的護理師、協助的社工與律師後，他們都提到拜倫是個樂觀的人，即便在身體最痛苦的時刻，他也沒抱怨，對所有人保持笑容。

但沒有人能夠想到，眾人眼裡樂觀的拜倫，會選擇跳樓輕生，結束自己的生命。

2020年7月7日早上9點，M為了延展簽證出門後，拜倫躺著床上錄下給兒子的遺言，最後時間顯示在10點42分。他幾乎是爬著接近窗台，連點滴針頭都沒有拔下，最後從4樓房間的窗戶跳下。「你很難想像，他死的意志有多堅定，」李珮琴眼裡銜著淚水想像拜倫的最後一段路。

所有人都在惋惜這起悲劇。隔天一早，李珮琴辦公室接到傳真，雇主的律師傳來寫好的訴狀，上頭寫著：「債權人既已死亡，其爭執之法律關係已消滅⋯⋯是本件依法應駁回聲請。」

拜倫身邊的助人者，卻是陷入深深的自責中。許惟棟在Facebook寫下網誌，控訴顢頇的職災補償制度與惡質的雇主，不過，他也問自己：「 我還有哪裡做得不夠？」

「從一開始稍微移動就喊痛，到後來可以自己從床上坐上輪椅 ，」許惟棟看著拜倫相當努力，身體也在一點一點地進步，正當他覺得一切都好轉的時候，拜倫仍舊走上絕路，「我們都一起走了那麼久，他為什麼先放棄了？ 」

他對拜倫的決定不解，也為自己的無能為力感到憤怒。

一個人自殺的原因可能無從得知。不過，M認為自己要付的責任要大一些，他一直回想父親自殺前有沒有任何異狀，是自己沒有察覺到的。他想起事發前兩天，社工告訴他爸爸的勞保給付還要再等2個月；他幫爸爸擦澡時說，「爸爸，我們再撐一下好不好，之後我就帶你回家。」

「我可能撐不到那時候了，我沒辦法跟你回家了。」拜倫幾近崩潰地哭著跟兒子道歉：「對不起，我來台灣是為了賺錢的，現在卻成了你的負擔，對不起，對不起⋯⋯。」

M的情緒也跟著潰堤。「我們不要爭取賠償了好不好，我可以帶你回家，雖然生活辛苦一點，但你還有我們，還有孫子。」

時間是壓垮拜倫父子的最後一根稻草。M是泰國家裡唯一的經濟支柱，平時就靠他在市場擺攤賣豬肉，可這趟來台灣就是一年，不但已花光了旅費，連家中經濟也陷入困頓，他還有個11歲的兒子與2歲的女兒要養。

對拜倫而言也是，他清楚自己後半輩子都需要人家協助，從移動、換藥、餵食、排泄都是。最後，在拖累家人與犧牲自己下，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後者。

拜倫去世幾天後，李珮琴擔心M無法支撐太久，她重擬了與雇主的和解條件，「我們要求的金額幾乎是原本的一半，金額少了約兩百萬，」但她清楚記得那次調解的場面，還有對方律師轉述來自雇主的每句話，「拜倫告我，害我多跑兩次法院，我非常非常生氣，」對方的律師強調，「我們絕對不會和解的。」

「遇到這樣不願意付錢的雇主，說真的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桃園勞動局的外勞科長陳秋媚解釋，勞動局已經對雇主做出行政裁罰，但對雇主沒有強制性。陳秋媚後來只能透過其他的行政程序，逼著雇主賠償，「因為雇主要再申請外勞，我們扣著雇主的文件。」

全國每年大約有300名移工在等待勞保局職災失能給付。他們是一群堅強的人，熬過了雇主與仲介的威脅、努力要保全受傷時的證據，有些人還得撐過曠日費時的法律訴訟，以及長時間沒有收入的掙扎，最後才可能領到這筆法定的職災補償。

陳秋媚能給他們最好的忠告是，希望他們能遇到個有良心的雇主。

「到底是多冷血的雇主，可以這樣不把人命當一回事？」許惟棟陪著拜倫父子走過復健，共同經歷兩次與雇主的在勞動局的協調會，他替拜倫的遭遇感到忿忿不平。

那通最終留在拜倫手機裡的遺言，沒有一句責怪雇主的話，有的只是對兒女最深的虧欠：

「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你們要過好自己的生活，爸爸會想念你們，只是爸爸沒辦法再繼續保護你們了。」 最後兩句，拜倫是在鏡頭前哭著說完的：「爸爸要走了，你們保重，再見。」

告別式上，鬍髭勾勒出M削瘦的臉，在靈堂的黯淡光線下，看來有些灰暗，而台灣繁複的喪禮儀式，讓他連悲傷的時間都沒有。我注意到，他趁隙靠在父親的棺材旁說話。

「跟父親說了什麼？」我問。

「你不要擔心我，我是哥哥，我會照顧好妹妹的，像你以前交代我的那樣。」M在訪問過程幾乎是用氣音擠出每個字，講話有時候小聲到聽不見，「爸爸，我要帶你回家。」唯有這句話透過翻譯轉述，聽見他每個字的堅定。

如今，M仍在為了官司而苦苦掙扎，但他繼承了父親的勇氣。「我的父親在台灣死掉了，但我不希望他的生命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希望在台灣爭取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