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這整個歷程是夢靨的開始。沒想到，台灣部份高職為了賺錢，搭著政府的新南向政策，輸出扭曲的教育方式。

課堂上，雖然學校一直強調學生都經過遴選，有一定的中文能力，但在教學現場，「中文無法聽說讀寫的」與「中文聽說讀寫流利的」、不同國籍的學生，被混編在相同班級，根本難以進行課程，更不用說學生是否能夠進行真實的學習了。

少子化的台灣社會，本地學生數量不斷創下新低，私立學校的手腳快，腦筋很快動到東南亞國家，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大量招收僑生至台灣就讀；部分私校透過「買辦」或是原有經營的華僑親友網路、友校關係，鼓勵東南亞當地學生至台灣就讀高職建教班。企業也聽聞東南亞僑生耐操、聽話、便宜，而與學校洽談建教合作。東南亞的學生與家長，則在資訊不對等的結構底下容易片面相信、或因語言隔閡誤解學校招生原意，而母國與台灣薪資水平差距甚大的現實，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誘因。

在東南亞僑生技職專班的系統中，學校一開始常是買辦心態在運作，出國招生時允諾學生低學費，或是給予補助，誘使學生來台就讀，而這些額外由學校付出的成本，必定會透過另一種方式達到損益的平衡──學校透過在學僑生的收支項目來做調整，如增加在台僑生的住宿費、伙食費、制服費用、輔導課費用，或是繼續努力招收僑生，迎合政府政策，賺取更多學費以及教育部補助。

雖然建校生在企業工作時，受《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的保護，但主管機關很難監督某些學校與企業私相授受、或因僑生特殊處境而「因地制宜」，導致實務現場有許多違法或不合理的行為；而由於東南亞僑生本身中文能力不足、來台的動機很大一部分來自於經濟因素，因此他們不是根本沒發現違法，就是有口難言。

例如：工作的內容未被告知，有工作爭議時不知如何求助；企業的供餐、住宿相關費用未明確向學生說明，導致學生認為自己被公司苛扣薪資；企業主管會依平常工作的配合程度安排工時，一旦學生被貼上不配合的標籤，就可能在產能需求低時被放無薪假；又或是學生連在生病時都不敢和產線主管請假。

在學校時，學校雖然不斷向基層教師說明東南亞僑生的中文程度經過篩選，但為數不少的學校以族群融合之名義混合編班，使得越、印、泰、緬、馬等地學生混合成班，而學生在中文程度良莠不齊，有人可以流利以中文談話，有人連說出一句完整的中文都有困難，對基層教師而言根本難以進行教學。中文程度低於認知理解水準的結果，就是導致學生完全失去學習的熱情和信心。

老師們雖然向學校反映過這個問題，學校欲以「呼籲教國文科老師能夠在課程中融入華語教學」做為解方，但國文科老師所受的訓練並非華語教學，且私校教師基本堂數比公校高，國文科老師即便有心也很難在繁雜的課務和導師角色中挪出時間備新課。最終學校的具體處理措施僅是外聘講師，並增加第8節語言輔導課程──在學生已經上了7節他們聽不懂的課程之後 。

原本我以為，成為老師，能夠帶領學生探索與學習，但我只是成為執行制度的壓迫者。

當我面對一群來自東南亞的學生，他們坐在台下，帶著他們的夢想和期待來到我的國家，我卻恍然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帶領他們。我只能假裝維持班級的形式，選出中文較為流利的僑生當幹部，應付學校對環境整潔的嚴謹要求。生病時帶學生看醫生、情緒關卡過不去時陪學生聊聊。學生無法理解為什麼媒體採訪時，學校總是挑選最聽話、外表最主流的同學、更無法理解為何校慶跳的多元族群之舞中，越南人被要求跳印尼舞、印尼人被要求跳泰國舞，只為了滿足舞蹈的隊形。

學生無法理解，為什麼技能檢定明明在母國不被承認，但學校卻一而再、再而三的軟硬兼施要求他們死背硬記，考過乙丙級檢定，只為了增加學校的證照通過率。他們不能理解學校課程設計的邏輯，也不明白學校不允許學生在上課日請假回國超過兩週，但企業廠房有需要臨時增派人手時，就可以馬上調派他們過去支援。

我經常浮現學生們對我的提問：

學生甲：「老師，看不懂中文，題庫（丙級）要怎麼背啊？」

學生乙：「老師，為什麼你們台灣人在宿舍餐廳吃飯都規定不可以聊天？為什麼你們規定拖完地要把拖把的『頭髮』排整齊？」

越南籍的孩子跟我說：「老師，我去公司已經兩個月了，都沒有固定的工作。領班很兇，我中文不好不知道怎麼辦⋯⋯」然後她的眼淚就掉下來了。

印尼一群男生：「老師，我們好累啊！」、「老師你不要聽他亂講，是好熱。」「哈哈哈哈。」（他們在鍋爐附近工作）

那幾個月，早上騎車到學校的路上，我感覺臉上是濕的，心中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我這樣也算老師嗎？」

那時某一天，我實在受不了自己再繼續開放自己的同理心，因為看到學生受苦，而且是這種結構性壓迫造成的痛苦，我每天上班都感覺很想死，於是我求助了輔導室的老師。

A輔導老師跟我說：「並不是因為你讀了那些書（社會學），所以你才痛苦。」

B老師則說：「在這裡教書雖然很累，可是學生都很有禮貌、尊敬你，這是一種當老師的尊榮。」

C師說：「如果你不這麼做（威權），你會被他們騎到頭上。」

A師說的，我慧根不足，至今不能理解。B師說的，我心裡默默罵髒話，我當老師不是為了追求尊榮感。C師說的，我能理解，但是我兇完之後，學生就突然不痛苦了嗎？就突然解決他們的困境？還是只是解決我的困境？

幾次下來，我便很少再跟其他老師討論我面臨的困境，我得到的往往不是「看到結構性因素的洞見」，只是因為歲月而累積的自圓其說或不堪驗證的巧門做法。

根據〈僑務委員會補助僑（華）生技職專班經費作業要點〉之辦理原則，華僑在台念完技職專班之後，「承辦學校應積極與技專校院合作，使建教專班畢業僑（華）生可接續升讀產學攜手合作僑（華）生專班」，這是既定政策。目前越南、印尼、緬甸等東南亞各國的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遠低於台灣的基本薪資，各國政府對華僑又在制度、法律有許多不平等的內容，這就鋪成了阻力最小的路──如果來台灣念書，我可以拿到學歷、學好中文還可以賺人生第一桶金，為什麼不呢？

成千上百的東南亞僑生抱著這樣的願景踏上寶島，有些人甚至不屑被人與母國勞工相提並論，認為他們自身的身分是學生，而非勞工。

但是當今台灣社會的技職教育、建教班制度準備好了嗎？

越南同學： 「老師，我們上你們中文的那些古文有什麼用？還要背注釋。」 「老師，為什麼來的都跟當初招生的時候說的不一樣？」

印尼同學： 「我們以前3點就下課了，這邊（台灣）也上太久了吧！」 「以前招生不是說高中大學念完就可以永久居留嗎？現在怎麼又改口了？」

108課綱即將上路，台灣政府正積極透過教育改革，培育新世代的人才，此際我們看到高職新課綱內容有更多包含勞動權的教育內容，技職各群科內之核心素養都包含了「學生應具備對專業與勞動法令規章與相關議題的思辨與對話素養，培養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等語。那麼，教育者如何在兼顧自身生計與教育理想中實踐新課綱內容？如何在班級環境中建構一個能夠友善討論勞權的環境？

台灣的教育體系面臨少子化危機，大舉進入東南亞教育市場招生，但這個過程，主管機關是否盡到了監督責任？如果已盡監督之責，又是什麼原因導致學生在台灣求學與工作的過程這麼痛苦──學不到東西而且被壓榨。勞動部、教育部、僑委會，如已知特定的企業或學校有違法事實，仍舊繼續核可學校與這些企業嗎？

我國政府推展新南向政策，大量透過私立學校機構招生，辦學品質卻讓一群對台灣滿懷憧憬的年輕學子帶著悔恨和被欺騙的心情回到母國，而教育者、主管機關、學校卻看不見他們，或愛莫能助。

台灣的外交處境已十分艱難，台灣人透過這種剝削式的教育體系處理本國少子化問題，長期來看，沒有僑生會感謝台灣人，至少，若中間沒有那些留下來繼續幫助他們的基層教育工作者、企業中少數友善的人資部門，他們絕對是帶著滿滿的恨意離開這裡。而這樣的現況，絕不會是台灣教育與外交之福。

最後，我想引用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中的一段話：

幾乎沒有一個奴工在某天當上工頭之後，沒有不對其過去夥伴表現嚴厲壓迫的嘴臉。被壓迫者身上是住著壓迫者的身影與價值觀，若沒有經過不斷地反省、對話，那獲得自由之後，就會以另一種壓迫者姿態出現。

老師也好、學生也罷，在過度勞動和壓迫自由的體系中，是沒有人會學會仁慈的。

（註：本文所引用之數據、報導，非指定特定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