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台灣大學從校長遴選到學術倫理案件，引起各界廣泛關注，也顯示大學治理的危機。然而在這些「重大事件」外，校園的結構性沉痾同時在日常生活中展現，引起諸多師生困惑與不滿，員生消費合作社就是其中一個面向。

我在2019年至2020年擔任台大學生會長，上任之初收到的第一件投訴案，竟是台大合作社的數起爭議，包括表決取消學生理事當選資格、小吃部更換過程出現糾紛、決議開會禁止講台語⋯⋯。一連串事件讓我開始調查，發現合作社在管理績效與制度層面都出現問題：營業額下降，在疫情前一年就未能發放社員交易分配金；社員也不參與或關心組織，開會時爭執不斷，組織由特定人士長期把持，而這些壟斷者也常為利益彼此衝突。

但深究其因，合作社難以創造績效並不是單純經營管理不善，合作社社務運作失去公共性也不只是特定參與者造成，我認為必須回到校園合作社的發展歷程，以及高教環境的變化兩個軸線來理解。

近年轉型正義備受重視，然而校園要落實民主化，除了以往較受矚目的政治制度與象徵層面，組織與資源分配的改革也需要投入，教職員生如何能在校園生活中真正自我決策，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也因此我與一群關心改革的師生職員投入2021年改選，成為台灣有史以來第一位學生擔任校園合作社的理事主席。

一年多來，我們進行若干實驗，企圖重建社員連結，轉動合作社該有的民主、平等參與經濟活動的內涵。本文將從台大合作社的改革經驗出發，談及當前面臨的結構性困境，並提出大學合作社的理想圖像該如何運作、能回應當前社會發生的哪些問題，然後回到歷史場景，梳理大學合作社的前世今生，並提出最後的改革方向。

雖然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在台灣的出現並非社員自主形成，但其制度基礎，使其具有實踐合作社運作模式與價值的潛力。

首先，合作社不應只被當作超商的替代選擇。

現在各大學校園有許多校方招標引進，以獲利為目的的餐廳商場。合作社不同，它透過民主決策，結餘回饋消費社員及社區社會等公益事項，而非資方享有。合作社對社員也有教育意義，社員們學習透過參與公共討論提升公民社會的知能，對學生而言，參與經濟決策討論可以同時改善校園裡的消費需求與學習透過民主制度來形塑公共空間；對教職員來說也是一個可以跳脫校內官僚層級體制，平等參與的場域。

第二層意義是，比起其他校園外的合作社，位處高教機構中的大學合作社，應該與知識生產相互貢獻。

大學中有許多科系會製造產品甚至專利，從機械用具到農產加工品，不少處於研發階段或發展前期，尚未大量生產但需要通路實驗並收集回饋；又或者是社員個人創作或製造的商品，校園合作社通路以及校內師生是絕佳對象，對社員來說這些產品具有新意，且來自校內同儕具有親切感，對研發單位來說校內市場的實驗與回饋，可能更具建設性與包容性，可以幫助產品調整得更好，同時得到相應的經濟回報。

再者是合作社的經濟行為可以作為知識分析的對象，每天的人流、商品販售或業績等營業資訊，有長期貫時累積，應結合校內研究建構知識與推動改革，例如合作社人潮集中在什麼時候出現？如何配合周遭交通管理？或什麼商品受歡迎，如何改善供應配置來滿足社員？這些都是合作社與知識生產可以共創的進步。

最後是作為價值實踐的發聲者，大學合作社可以具有高度實驗性，針對不同知識主張產生的價值倡議，彰顯社員意志與關懷，不論是特定的經濟模式、營業型態、產品選擇與把關標準，乃至於特定的價值實踐，例如環境友善、性別平等、本土語言文化、連結在地社區等等。

基於上述構想，台大合作社這兩年開啟許多實驗，包括重建社群、提升服務、改革制度與落實價值。

首先，我們針對社員進行門市定位與飲食需求調查，希望合作社能回到以社員需求為主體的營運，同時加強社群媒體宣傳營業資訊並收集社員意見。例如冰淇淋新品在校內交流板引起廣大迴響，許多人意識到合作社的存在；我們還留下集體記憶強化社員的認同，小福冰淇淋是台大合作社多年熱銷商品，也是許多校友的回憶，我們在冰淇淋阿姨離職時進行口述歷史訪談，留下勞動者付出的身影。

合作社存在是為了滿足社員需求，2021年與2022年疫情期間人流減少甚至校園封閉下，校內各處餐廳都暫停營業，僅有合作社不計盈虧持續營業服務社員。合作社結餘除了社員交易分配金，還有部分提撥到公益金，我們重啟2005年後從未開放申請的教職員生社團公益活動補助，支持學生社團到偏鄉義診，或是進行文化教育公益表演，落實關懷社區與社會的價值；同時我們積極讓社員了解到合作社的可能性，舉辦創立以來首次合作教育講座，邀請台中楓生共居公寓以及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等不同實務組織分享經驗，與社員交流合作社可以發揮的影響力。

我們也把這個平台提供給社員，讓他們的產出能夠流通，從展售社員創作的卡片等文創商品開始，逐步延伸規劃其他新創育成商品的通路；在環境友善與永續持續受到重視下，我們開始供應有機蔬菜以提供社員更健康的選擇，支持多元生產方式；還有修復過去幾年發生「禁說台語」對本土語言造成的傷害，投入國家語言復振，針對具有不同國家語言名的產品，並陳不同語種名稱，同時在引進商品時考量多元文化價值。

這些改變，聽起來都與合作社價值理念契合，那麼為何過去無法達成，且時常反其道而行？近期推動改變時，也常收到「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不可能有效」的質疑甚至反對？

要理解合作社的困境與所處的結構環境，必須回到合作社的歷史脈絡，以及大學合作社在台灣完全不同的發展。

合作社最初來自19世紀英國社會主義運動，希望藉民主治理與共享利益的模式緩和工人在工業革命後面臨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經濟困境，包括社員民主討論決定經營方向，結餘回饋社員與社群而非由資本家享有。國際合作社聯盟制定了開放社員自願入社、社員民主管理、社員經濟參與、組織自治與經濟自立、合作教育與訓練、合作社間合作、關注社區等重要原則，即體現這樣的精神。

然而合作社在台灣的發展與起源地西歐差距甚大。戰後隨國民政府來台，三民主義憲法的「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被移植到台灣。戒嚴時期的各合作社大多並非社員自主組成、民主決策的組織，反而較接近國家分配資源的協力管道，包括機關與學校消費合作社皆是如此，例如全聯福利中心民營化前是「中華民國機關團體員工消費合作社聯合社」，受政府委託辦理公教人員生活必需品進貨、議價與供應事宜。

台灣的合作社運動到1990年代後才隨環保運動與消費者權益運動出現，例如主婦聯盟合作社主張共同購買安全且環境友善的產品，保護社員的健康同時支持友善的另類生產方式。

這個歷史趨勢也發生在校園，1950年代起政府陸續「輔導成立」許多人回憶中，各高國中小入學買制服、下課買飲料的員生消費合作社；大學則成立「公教福利社」，由國防部福利總處辦理軍公教福利品分配。

到了解嚴前後國家鬆綁管制的歷史時刻，1989年教育部發函，為「軍公教員工生活必需品供應改制作業」所需，要求部屬各校自行依《合作社法》組成員生消費合作社，國防部福利總處專營國軍福利品，不再協助機關學校福利社，因此有多所大學的員生消費合作社都在1990年成立，包括台大、政治大學、台灣師範大學、高雄師範大學、中山大學等（上述目前僅剩台大、政大尚存，其餘已解散）。

台大員生消費合作社的發展歷程也體現這樣的歷史變遷，「台大福利社」早期設於行政大樓內，由校方支援人員營運，且限教職員工消費，而未及於學生。

1989年中首任台大學生會長羅文嘉率領學生包圍當時的福利社門市（現小福廣場）抗議，批判教職員與學生受的差別待遇，並以「民生」角度來擴大學生運動與校園民主的向度，他們在外圍擺攤，以進貨價販賣食品，「道德勸說」要去福利社者不要進入購物，在外購買更便宜的即可，但校方無意談判與改革，抗爭後來無疾而終，但埋下爭取經濟民主的種子。1989年底台大總務處收到教育部函文，1990年才在校方主導下成立並開放所有教職員生入社。

這樣的組織，自然不是成員凝聚共識並滿足需求的組合，而是政策目標的產物，成立之初前三任理事主席由台大總務長擔任，與校方關係密切。既然如此，為何會逐漸走下坡，最終績效不佳又爭議不斷呢？近20年，隨高等教育新自由主義化浪潮，大學需自籌經費，校方的空間規劃與管理開始趨向營利邏輯，改變了整體生態。

校方追求收益，但同時卻缺乏消費需求的整體規畫，例如管理單位新闢多處商業空間對外招租，供過於求造成商家彼此惡性競爭，皆難獲得足以永續經營的合理利潤。合作社以外商家也面臨困境，像台大小福樓的二樓美食街由全家超商統包再轉包，這幾年數間店家陸續因經營困難離開；這些小頭家並非大廠商，他們懷著希望入駐，最終不堪流血競爭退出，一度只剩不到一半的櫃位，他們許多抱怨進來後發現跟開店前所知情況相差甚遠，甚至餐飲業群組中流傳不推薦前去營業的學校，提醒同行避免受害。在此同時校方坐收租金，並繼續招攬其他廠商，校園的人流與生活需求成為可計算的商機，由校方主導以市場邏輯主宰運作。

合作社在1990年代後期開始從跟校方協力的「棋子」，轉為令人困擾的「棄子」，校方申明合作社是校內「一般廠商」，從社員資格、盈餘分配、場租與空間使用等問題，雙方數次衝突還鬧上校務會議；同時競爭環境改變下，合作社營業額逐年降低，營運績效漸失競爭力，社務也出現許多問題。

由台大可以看見校園合作社的當前處境──內部，在校方營利邏輯，以及營運成本持續增加的夾擊下，合作社始終有不小財務壓力，經費不足難以提升服務品質導致惡性循環；外部也沒有相應的制度支持，從校方、合作社主管機關，到國家政策都欠缺整體規劃，使合作社在校內不被重視，在社會難以發揮影響力，社員也缺乏認同感。既然組織現況如此，校園合作社還有救嗎？有什麼改革措施有機會推動合作社重新成為被需要且能發揮影響力的組織？

這樣面臨諸多困境的局面，改革具有推動的意義嗎？我認為合作社的制度性基礎可以回應當前許多社會困境，從青年貧窮與經濟不平等、校園草根民主，到知識生產的流通都具有推動社會改造的潛力。經過這些經驗，我認為校園合作社要成為能服務社員需求，同時可以推動社會進步的組織，在個別組織層面與整體政策層面都需要進行改革。

這些改革可以如何開始？在組織層面，合作社應維繫與教職員生等社員的關係，讓社員感覺到自己是社群一分子，且這個組織跟我有關。校園是一個邊界相對明確的社群，教職員生並不像其他自行加入成為合作社員的組織，經過選擇與認同的過程入社，因此更需要積極打造社員的認同感，以提升社員關注、參與合作社決策之意願，讓經濟需求能以更民主、平等的方式被滿足。

更進一步，應積極培力社員，包含經濟民主與公共參與等面向的合作教育，使合作社能發揮更多社會改造功能。這些組織改革需要制度支持，過往的校園合作社制度大多有利於教職員參與，而對於校園的主體與多數，學生參與相對不友善。在今年（2023）1月《民法》成年下修至18歲以前，合作社選舉僅有大三以上等超過20歲的學生有機會參與，且許多學校教職員社員代表的選舉方式不透明，席次設計也欠缺合理與平等，還有任期和改選時間與學生在校時間難以對應等問題。

因此我認為合作社若要能連結占社員最大比例的學生，重要基礎就是友善學生的參與機制，使學生能透過參與合作社發揮影響力，進而願意投入其中，包括減少教職員與學生的參與門檻落差、檢討任期長度與起訖時間，以及選舉制度和席次設計使學生更有機會參與等。

個別組織以外，政策層面也需要改革。首先各大學校方管理校園空間的營利邏輯必須改變，不能只思考招租可以創造的收益，更要思考空間的多元可能性。把空間都變商場，雖對大學總收入有幫助，然而對廠商而言，學校沒有總體區位規畫而抱著廠商愈多愈好的態度，對實際人流與需求視而不見也未誠實揭露，造成商家們最終都難以永續經營，甚至虧損退出；對教職員生來說，許多可以作為學術交流、學生活動空間的地方都成為商場，失去其他可能性，且校園餐廳無法永續經營下也難以提供好的服務，簡單來說就是教師學生研究或活動的潛力空間，都成了包租者校方的生財工具。

同時，主管機關教育部對大學的管考評鑑，除學術發表、財務或國際化等績效，還應重視關乎大學內部經濟民主的合作教育，如學校願意放棄部分利益而提供校園空間與經濟分配有更多可能性，主管機關應給予實質鼓勵。

在法規層面，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本就不該被校方視為「一般廠商」，因為合作社最終的結餘都將回到社員身上──也就是校內教職員生。校園合作社的地位是受制度性肯認的，如「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明訂國產活化出租給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時，得不經過公開招租且享較低費用，合作社與大學的主管機關內政部、教育部應在制度上提供校園合作社更多空間。

大學合作社可以發揮「大學」與「合作社」雙重意涵：落實經濟民主並連結知識創新，最終作為社會教育推動改革。這個過程需要組織內部重新培力，以及校園空間治理典範改變還有法規制度配合。

大學合作社作為運動，可以是一場社會經濟改革實驗。台灣過往的歷史清算大多聚焦於政治與象徵層面，然而許多經濟組織與資源分配的問題仍有待重建與反省，讓過往利益分配的管道轉型為經濟民主的實驗平台，就是大學合作社改革可以具有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