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林蔚昀／最後一眼日本帝國的珍珠：日治時代波蘭人眼中的福爾摩沙
「事情是這樣的（我發誓我沒有誇張），在福爾摩沙的山上（可說是窮鄉僻壤，這裡的白人少之又少），我們在路邊的一個涼亭停下休息。這涼亭是給像我們一樣的旅人歇腳用的，這裡有用竹管引過來的泉水。我們在此休息了幾分鐘。涼亭中央有一張淺色木頭做的桌子，你可以把手肘放在上面。四周的景緻很遼闊。我們的視線慢慢從遠方的山腰和翠綠的森林移回眼前的涼亭。突然我看到桌子上有字，這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用硬物刻在桌上的，而且這文字還很熟悉。上面用波蘭文寫著：J・謝斯基，來自澳門，1936年3月15日⋯⋯。」
以上這段文字出自波蘭知名作家／記者亞歷山大．揚塔─普欽斯基（Aleksander Janta-Połczyński, 1908–1974）。1936年12月，揚塔─普欽斯基和旅伴為了尋找更溫暖的氣候，來到福爾摩沙度假，他把他的見聞寫成〈在福爾摩沙〉（Na Formozie）。
揚塔─普欽斯基寫了40幾本著作，其中很多是旅行文學，他遊歷過許多地方，足跡遍布歐美和亞洲，他也為波蘭報紙寫了許多人物訪談，曾訪問過王爾德（Oscar Wilde）的戀人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勳爵（Lord Alfred Douglas）、甘地、衣索比亞最後一任國王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羅斯福、卓别林、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法國作家紀德（André Gide）等人。波蘭共產化後他移民美國，和流亡海外波蘭人辦的雜誌如《波蘭日報及士兵日報》（Dzienniku Polskim i Dzienniku Żołnierza）和《文化》（Kultura）合作，也和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合作，並且在許多流亡美國波蘭人的文化組織中擔任要職。
前述文字摘自揚塔─普欽斯基的書《在亞洲的邊緣：印度、阿富汗、緬甸、暹羅、印度支那、中國、蒙古、福爾摩沙、日本》（Na kresach Azji. Indie, Afganistan, Birma, Syjam, Indochiny, Chiny, Mongolia, Formoza, Japonia），頁269-270。
收錄在他的書《在亞洲的邊緣：印度、阿富汗、緬甸、暹羅、印度支那、中國、蒙古、福爾摩沙、日本》（Na kresach Azji. Indie, Afganistan, Birma, Syjam, Indochiny, Chiny, Mongolia, Formoza, Japonia）。本篇文章中的所有引文，皆引自此書。
第一站．Taihoku（台北州）：世界的拼貼，但缺乏自己的特色
第一站是台北，他描述：「沒有任何古蹟，除了中國統治時代留下的城門。尖銳的屋頂像弓一樣美妙地彎曲，看起來像朱鷺的嘴，這代表著馬來文化的影響。」
他指的「尖銳的屋頂」應該是飛檐，但飛檐是中國南方建築特色（南方多雨，飛檐上翹可以排泄雨水），不是受到馬來文化的影響。揚塔—普欽斯基雖然去過中國，不過似乎只去過北方（他在《在亞洲的邊緣》寫到北京、承德和內蒙古），他對中國南方建築可能不是那麼熟悉（北方的屋檐為了承受積雪，比較平緩）。另外，台北除了城門，也有留下一些清治時代的宮廟和書院，但揚塔—普欽斯基可能沒注意到。
和許多到了國外就會去夜店或Pub的現代觀光客一樣，揚塔─普欽斯基也品嚐了台北的夜生活。他獨自出門遊蕩，結識了幾個學生，形容他們「8成是法律系或哲學系的學生，留著好幾個月沒剪的長髮、清癯蒼白、腋下夾著德文書（註）」，他們帶他來到了「娛樂區」，他覺得這裡「就像是小型的吉原，有著同樣的小房子，那些小房子總是有著很美觀的涼亭，有點像劇院。這裡的住戶有朝鮮女人、日本女人和中國女人。」（註）學生們「把學生帽藏在大衣裡，把大衣領子翻起來，遮住制服的翻領（註）」，跟在這名外國怪叔叔後頭，來到了他們平時不被允許進入的區域。
這滿符合當時的學生形象的，日本醫學、法學以德國為師，重視德語。另外，台北高等學校文科乙類和理科乙類的第一外語都是德語。請見：鄭麗玲，〈外語教育與社會精英—以日治時期高等教育的外語課程為中心〉，《國史館學術集刊5期》。2005.03。
請見《在亞洲的邊緣》，頁255。
這麼做可能是怕被人發現身分，畢竟帽子上有校徽，上衣領章上也繡有代表不同科系的英文字母。
學生還帶他去了知名畫家楊三郎的哥哥楊承基開的「維特」咖啡（Café Werthers）。因為日本統治，西方的咖啡店文化透過日本傳到了台灣。對於從日本過來的揚塔─普欽斯基來說，這種咖啡館並不陌生，他在東京也看過類似的地方。不過，他原本誤以為學生要帶他去喝茶吃蛋糕的喫茶店（Tearoom）享受「寧靜、與世隔絕」的氣氛，沒想到他們來到的是貨真價實的「東京式咖啡」：
就像許多透過日本傳來的外國文化一樣，這「西方文化」是有透過日本加料的。日式的咖啡店文化有個西方咖啡店沒有的特色，就是「女給」。在《看見李火增III：這些人與那些人．臺灣1935～1945》中可以看到許多「維特」咖啡的照片。而根據陳柔縉在《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所寫，女給會端送食物和飲料，免費陪客人同席，還可以給顧客握腕抱腰。
「那裡的氣氛根本一點都不維特。完全相反，那裡明亮、吵鬧、無憂無慮。從喇叭中傳出日本風的爵士，頗為感傷，沒有明顯節奏。那裡也有陪坐的小姐，她們有著天真的自信，口紅畫得很紅，看起來很好笑，但又有某種親切感。（⋯⋯）喝了一點酒的學生喧嘩吵鬧，不過，雖然他們在桌前和打開的窗口玩樂，卻滿節制的。11點後就沒有音樂了，12點遊戲結束，因為有宵禁。從這點來看，台北就像東京。福爾摩沙的異國情調要到別處尋找，到國度的深處。」（頁256）
長居日本的揚塔─普欽斯基可能會在不自覺中把台北和東京比較，他想要看到異國情調，而不是另一個日本的複製品。他在文中說：
「我們突然想到，我們想要遇見一些當地人。『當地人？但是當地人到處都是啊，』嚮導解釋，『你們只要知道，他們有兩個種族就好：廣東人和福建人。』」（頁254）
「但是他們是中國人（Chińczycy）啊，我們失望地說。也就是『台灣人』（taiwańczycy），我們補充。但是我們想找的不是這些人，而是那些其他的，那些比較早來的，最早來的。理解地微笑：『啊，你們指的是野蠻人。野蠻的小人，』Hanna小姐說。之後在我們的談話中，我們就是這樣稱呼他們的。我們聽說過他們，他們是獵頭族。他們在宗教用途後，會把首級弄乾。所以，或許還會有機會弄到一些當紀念品吧？⋯⋯。」（頁254）
這邊原文是用小寫的taiwańczycy，不像後來波蘭的拼法Tajwańczycy（Tajwańczycy是複數形式，若是單數會用Tajwańczyk或Tajwańka，前者是男性，後者是女性）。
這雖是歧視用語，但為了忠實呈現當時西方人的優越感和對台灣原住民的歧視，在本文中還是會使用。
原文是用Hanna，看起來像波蘭名字，但嚮導應該不會是波蘭人，而是日本人，所以這邊的Hanna推測是Hana（花子）。
今天看來，這段文字充滿敘述者的優越感、獵奇心態和對原住民的歧視，而且還有錯誤資訊。來自「文明世界」的揚塔─普欽斯基來福爾摩沙想看的不是文明，而是未開化的「野蠻」，對他和他的旅伴來說，台北不是福爾摩沙本身，只是「在上山之前，深入島嶼深處的第一站」（頁253）。
把首級弄乾是南美原住民的縮頭術，台灣原住民是去掉皮肉，留下骷髏頭。
第二站．太魯閣：動植物天堂，與彎著腰的原住民
揚塔─普欽斯基進入的第一座深山是太魯閣。他用大量比喻，生動地描繪太魯閣，和寫台北的筆觸完全不同：
「福爾摩沙最大的特色是有著大理石的太魯閣峽谷。車子在峽谷入口停下，接下來就只有一條狹窄的步道了。在陡峭的峽谷底部，流著湍急的溪流，愈往深處，峽谷愈高聳。我們轉了幾次彎，如果往前看，會看到遠方一片彷彿屏風的岩壁，有著蒼白、翠綠、湛藍或是鉛灰的色彩。在我們頭頂，是一片濃密、多樣的植物，原始森林彷彿一頭毛茸茸的密髮，其中偶爾可見銀色的瀑布。」（頁260）
在太魯閣，揚塔─普欽斯基遇到了他一直心心念念的福爾摩沙原住民。在描寫和原住民的相遇之前，揚塔─普欽斯基花了一頁向讀者介紹他們，他說原住民有7族，分為「野蠻人」和「半野蠻人」，後者會上學、耕田，甚至繳稅。揚塔─普欽斯基也注意到，雖然原住民們穿著和服和足袋、行為舉止都像日本人（說日語、日式鞠躬），但這樣的行為是出於被壓迫的恐懼，是被殖民者訓練出來的。他甚至直白地說，日本人訓練這些原住民成為日本人的方式，就像訓練動物：
他這個分類可能來自伊能嘉矩，伊能嘉矩在《台灣蕃人事情》中將台灣原住民分成8族。請見：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著，傅琪貽（藤井志津枝）譯註，《台灣蕃人事情》，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7。
dzicy，應指生番。
półdzicy，應指熟番。
「我們瀏覽著這些面孔，有些面孔真的很美麗，但是大部分的面孔都是壞掉的。這些人由下往上看，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彎著腰（他們的工作是挑夫），但另一方面彷彿是因為恐懼，或是過於誇張的謙卑。後來我們比較了解他們後，就知道這舉止來自於教育。誰是教育他們的人？這一點不言自明。日式的鞠躬也是這樣的，同樣緊繃的身體，同樣把手放在膝上，然後用正確但膽怯的聲音囁嚅地說出：『Konni-ci-ua。』這是日文的『你好』。觀察了這裡的原住民幾小時後，我找不到其他的用詞來描述日本人對他們做的事：馴化（tresura）。即使在回答問題的時候，我也無法讓他們脫離『立正』的姿態，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說『稍息』。」（頁261）
當他真的看到了被馴化（或者該說被強制馴化）的「野蠻人」，他又表示：「至少這比為了宗教目的或敵視外人而獵頭來得好。」揚塔─普欽斯基清楚知道日人為了掌控原住民，曾用武力鎮壓原住民部落（他後面有寫到霧社事件，霧社事件在波蘭也有被報導），但他依然為日本人緩頰，安慰讀者或自我安慰，說原住民也有從文明得到好處：
「我們本來要住在太魯閣峽谷斷崖上的巴達岡（Batakan）部落，住在警官駐在所，那是我們這次旅途的終點。不過當我們到那裡後，我們發現那裡有可供旅客住宿的招待所，而且設備一應俱全。不用說，台灣總督府這40年來的治理把這座島嶼整治得很好。到處都可以看到改變和便利，這對原住民來說一定也是很重要、很好的改變。就拿這些吊橋來說吧，它們可以讓原住民節省多少路途啊，以前他們只能走小徑，有時候走一走還會突然偏離主要道路，走到布滿地衣、夾在岩石之間的獸徑上。（⋯⋯）畢竟使用新道路、新橋、新設備還有水力發電的不只是觀光客，和觀光客比起來，山上居民人數更多。」（頁262）
日本人確實在太魯閣做了許多建設，但這些建造的目的並非為了便利原住民的生活，而是為了方便日本統治者監視、管理原住民，後期也是為了吸引觀光客。日本人對原住民的暴行不只是屠殺，也包括改變原住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習慣，把他們從山林的主人變成殖民者的奴隸。
原住民怎麼看待這一切入侵、改變他們生活的「文明」？揚塔─普欽斯基沒有對此作出評論，只承認自己也不了解原住民的心情：「接觸到另一個世界，從完全野蠻過渡到目前狀態，親身經歷這一切改變的當地人，他到底感覺到什麼？有什麼想法？不管是我們的攝影機之眼，還是我們自己的眼睛，都無法看透，也無法理解。」（頁263）在拍照的同時，揚塔─普欽斯基也有意識到攝影機可能會讓原住民不安：「這錢不好賺。你得克服多少恐懼，壓抑多少迷信，才能勇敢地直視那玻璃之眼，一動也不動地站著，在此同時，攝影機黑色、閃亮的瞳孔就瞄準你的臉⋯⋯。」
揚塔─普欽斯基離開太魯閣，到霧社時，曾拿波蘭報紙給原住民，讓他們拿著報紙拍照。「原住民看報紙」這圖像看似好玩、無傷大雅，但其實它要告訴波蘭讀者的是：「福爾摩沙原住民也會看報紙，而且會看波蘭報紙，我大波蘭王國的文明也到了蠻荒之地。」這「野蠻」和「文明」的對比，和日治時代官製繪葉書中的原住民影像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在這張照片中來「開化」原住民的不是日本殖民者，而是波蘭人。
這趟旅程的見聞，他也寫在華沙文化週報《文學通訊》（Wiadomość Literackie）一則附有福爾摩沙照片的短訊。從照片上原住民的服飾和臉上的紋面來判斷，應該是賽德克族的原住民（關於這事，我有諮詢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示教育組的組長方鈞瑋的意見，方組長對泰雅族和太魯閣族的服飾頗有研究），他們手上拿著的「關於西朗斯克的特刊」是1936年11月15日出刊的，因此我們更加可以確信，他是在1936年12月來台。
揚塔─普欽斯基對福爾摩沙及原住民的凝視充滿那個時代的侷限 ，有點像在密閉車窗後進行Safari（野生動物觀察）的旅客。他們對文明感到厭倦，嚮往新奇的「野蠻」和「未開化」，但他們還是抱著安全距離和獵奇心態觀察，很高興自己躲在文明安全玻璃的保護之後。
就像曾經來過福爾摩沙的英國作家歐文．魯特（Edward Owen Rutter）和美國作家哈利．阿佛森．法蘭克（Harry Alverson Franck）一樣。
魯特雖然在他的《1921穿越福爾摩沙：一位英國作家的臺灣旅行》中有寫到原住民的悲慘，對日人的欺壓感到不平，但他還是把原住民看成需要西方／日本文明來拯救、教化、管理的「野蠻人」。魯特認為，日本人可以去北婆羅洲和英國人學習如何以有同情心、尊重的方式來管理統治原住民（當然，他所謂的同情和尊重並不是真正平等的同理和尊重，而是上對下的施捨），畢竟英國人「有治理原住民經驗」。
而法蘭克則在〈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福爾摩沙部分〉（本文收錄在《福爾摩沙．美麗之島：1910-20年代西方人眼中的臺灣》一書）中寫道，要馴服原住民，只要給他們酒精就好了，不用動用武力，等到部族人口自然減少，山地就會很快臣服。他還說日本人在取得更多資源時，也承諾為原住民設立保留區，因此他認為日本人或許像美國人處理這個局面時「一樣公正、人道又有效，就像我們在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或菲律賓所做的那樣。」（所以他的意思是，這樣慢慢把原住民殺死，比用電網、地雷、砲彈來得好，因為比較無痛、不血腥？）
第三站．日月潭和霧社：觀光產業中被展示的原住民樣板
離開太魯閣後，揚塔─普欽斯基和旅伴坐上了火車，來到島嶼西部。他對台灣的火車讚譽有加：
「火車旅程非常舒適、愉快，讓人幾乎不想離開車廂。昨晚我們談到日本人把這島嶼建設得多棒，把這裡治理得多好。我們會談到這個，可能是因為在這長度394公里、寬度最多122公里的島上，鐵路就有811公里，而且以後還會更多。當然，這還沒有把汽車的道路算在裡面。我們可別忘了，福爾摩沙是有多座3,000公尺高山的多山島嶼。」（頁263）
下了火車，他們在清晨坐車來到日月潭。揚塔─普欽斯基說：「住在湖岸的居民有著用大木塊敲出節奏，集體唱歌的習俗，這讓這裡成了太魯閣之外另一個吸引人的觀光亮點。」然而，更令揚塔─普欽斯基印象深刻的是湖中那些漂來漂去的島嶼：
這應該是指邵族原住民的杵音，杵音原本是用木杵去除穀物外殼時發出的清脆敲擊聲，後來演變為表演形式。
揚塔—普欽斯基筆下那些長了樹、可供耕作、浮在水上的島嶼，應該是日月潭上的浮嶼（又稱浮島），他有可能是從涵碧樓俯瞰它們。根據陳奇祿的《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這些浮嶼在邵族語言中被稱為rizin，並不是真正的島嶼，而是浮在水中的草堆，逐漸繁殖成一大片，上面能長高大的樹，還可以站人。因為魚會到水草根部去產卵，邵族人會在浮嶼上放捕魚器具（魚荃），捕捉魚類。原本日月潭上有許多天然浮嶼，但日本人在日月潭興建水庫後，電力公司擔心四處漂移的浮嶼會阻塞水道，於是把天然浮嶼移除。邵族人沒地方捕魚，於是想出了變通方式，用竹編的網架放在淺水處，上面種植草類，創造出人工浮嶼。陳奇祿在1955-1956年做調查時，有問當地耆老浮嶼何時被移除，他們說浮嶼是在20多年前被移除（推算回去，大概就是發電廠興建那時候），但在拉魯島（lalu）附近還有一小堆，陳奇祿去訪談時也有看到一個碩果僅存的天然浮嶼，還真的有走上去拍照。日月潭水力發電廠是在1934年完工，揚塔—普欽斯基是在1936年12月來到台灣，他看到的有可能是碩果僅存的天然浮嶼。
「沒錯，許許多多的小島，在上面甚至可以耕作。它們沒有連到湖底，風來的時候它們會從湖岸的一邊被吹到另外一邊，島上有樹，風吹在樹上，彷彿在吹船帆。太陽出來時，從湖畔高處日式旅館的陽台上，你可以看到湖上有許多像船一樣緩緩漂移的島嶼，那真是一幅美麗的景象。你幾乎會感到遺憾，世界上其他地方看不到類似這樣但更大規模的景象，除了研究者記錄下來的，美洲大陸在幾千年來的漫長漂移。」（頁264）
除了拜訪日月潭的邵族部落，揚塔─普欽斯基也搭台車去了霧社。關於霧社，揚塔─普欽斯基是這麼說的：
「我們來到了被稱為Musia（霧社）的村子。這裡是日本殖民福爾摩沙下，最後一次（1930年）發生和原住民衝突的事件的地方。 這次事件的犧牲者（包括因討伐死亡的）有158名。村子很大，很有秩序，完全是個日本村子。 道路兩旁有一排排淺色的木造房子。在不遠處的山丘上有一座神社，隱蔽在蒼綠松樹的陰影中。種滿櫻花的道路穿過馬鞍形狀的山丘，通往更遠處的山丘。『現在不是開花的時候，』穿著黑色警察制服的官方嚮導近乎遺憾地說。」（頁265）
霧社事件在台灣如此慘烈，死了這麼多原住民（雖然死亡人數至今無法確定，但一定超過158人），而揚塔─普欽斯基竟然只用兩句話輕輕帶過，然後就去寫櫻花了。之後，他寫了小商店：
「這裡可以買福爾摩沙的基里姆地毯（之後當你把它掛在家裡，可能會被業餘的民俗學家誤認為是胡楚爾奇納或沃維奇來的），還可以買人頭形狀的煙斗，也可以買弓箭（原住民都是神射手），或者買把刀身寬闊的獵刀，收在用鐵線固定的刀鞘，這些刀以前是用來獵頭的。原住民把人頭放在祭神的祭壇上──沒有人頭，就無法舉行收成、打獵和宗教的節慶。這一切都是為了祭拜自然的力量，太陽、月亮，或是蛇。人們用這血腥的庫帕拉節（Noc Kupały）來向火、風、水的力量致敬，他們會先準備好犧牲者的人頭，然後就可以用這戰利品來裝飾山中的神殿。這裡許多老人一定還記得日本人來之前的時光，日本人馬上就有效禁止了這為了宗教目的進行殘忍的獵頭行為。那些節慶還有那些日子依然歷歷在目。當時山上一片混亂，不受控制，生活和習俗都野蠻奔放，就像在大自然一樣，弱肉強食，族群之間爭鬥不斷，提供山民愈來愈多新的戰利品。」（頁265-266）
基里姆地毯（Kilim）是前波斯帝國（現在的伊朗、巴爾幹半島、哈薩克斯坦、亞塞拜然等地）著名的一種梭織地毯／掛毯，不過在這邊就是指地毯／掛毯。胡楚爾奇納（Huculszczyzna）是波蘭東南部靠近烏克蘭的地區，沃維奇（Łowicz）則位於波蘭中部，這兩個地方也有生產地毯／掛毯。
庫帕拉節是一年一度慶祝夏至的歲時節慶（類似北歐和英國的仲夏節），期間人們會在水邊放花環，還會跳火堆，目的是祈求豐收及除災，和出草不同。揚塔—普欽斯基的比喻有點不倫不類。
如果某個不了解台灣原住民的波蘭讀者讀到這段文字，大概會認為，台灣原住民都是嗜血的宗教狂熱分子，沒有人頭就活不下去。事實上，愈來愈多研究顯示，原住民的出草有各種原因，包括報仇、祈求豐收、消災、表現英勇等。而出草也有很多儀式與禁忌，獵回的頭顱也會被祭祀，不是像揚塔—普欽斯基描寫得那麼隨便。
他把日本人來台之前描寫成一片混亂、弱肉強食的「野蠻」時代，意思就是，日本人來了之後這裡才有文明與秩序。可是，霧社事件源自日本人對原住民的壓迫，在原住民起義屠殺日人後，日人對原住民的鎮壓十分殘忍（包括使用國際禁止的化學武器）。之後，日本人更是煽動、利誘其他部落的原住民對投降或被逮捕的抗日原住民進行清算、出草，後來又強制六社遺族遷移到川中島。這種種一切，造成抗日六社幾乎滅族，從原本的1,200多人，到剩下200人。這就叫做文明與秩序嗎？難道因為是日本人動手，所以就不「野蠻」？
揚塔─普欽斯基對總督府理蕃政策的陰暗面輕描淡寫。他寫的是他想、他願意看到的原住民，同時也是台灣總督府想要、願意向外國觀光客展示的原住民。
戰爭爆發前，最後一眼「日本帝國的珍珠」
揚塔─普欽斯基的遊記最大的亮點，在最後一段：
「在福爾摩沙的最後一天，最後一夜。明天我們就要坐船回日本了。這島嶼充滿自然之美，當你想念陽光、自然氣息和寧靜，你就會想要回到這裡這美麗的世界一角。就像印度是大英帝國的珍珠，福爾摩沙在日本統治40年後，也可被認為是日本眾多為了武裝、防禦目的而建立的殖民地之中的第一顆珍珠。」（頁273）
「日本帝國的珍珠」──這個象徵可以完美形容日本對台灣的治理態度，以及日本想讓外國人看到的福爾摩沙形象。甚至可以作為日治下福爾摩沙的隱喻。
「珍珠」這個比喻非常精確、傳神。揚塔—普欽斯基不是第一個用這個詞來形容福爾摩沙的人，1934年就有一家華沙報紙說「福爾摩沙是日本王冠的珍珠」。荷蘭也會用珍珠比喻其殖民地，比如，約翰．布拉肯謝克（Johan Braakensiek） 1916年所繪的漫畫「荷蘭最珍貴的珠寶」（Nederland's kostbaarst sieraad）就描繪一個少女（荷蘭的化身）拿著一串珠寶（象徵荷屬東印度各島）。
珍珠的生成是有異物進入了貝殼，為了和異物共存，貝殼用自己的分泌物包覆異物，生成珍珠，這就像是殖民政府帶著外來思想、外來統治手段、外來暴力進入台灣，而台灣居民被迫與之共存，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生存方式，有心無意地形成了珍珠（其中也包括對民主的想望，雖然這不是殖民者想要的）。我們可以說，總督府治理台灣初期，就像是珍珠的養珠期。後來，珍珠養成了，溫潤飽滿，被大家注意到，殖民政府也努力行銷，讓世界看見它的美（看啊，我們日本把這珍珠養得有多好）。
揚塔─普欽斯基就在這珍珠最美麗、也是最後美麗的一刻來到這裡，替福爾摩沙留下了一幅珍貴的景象。雖然有很多刻板印象及歧視、有些東西寫錯，對總督府統治台灣的陰暗面也避重就輕，他的遊記還是很有趣、很好看。如果不是因為戰爭爆發，搞不好更多波蘭人會因為讀了他的文章，而來台觀光，看到帝國珍珠之美。然而，戰爭爆發了。福爾摩沙這顆日本帝國的珍珠蒙塵、碎裂，光澤不再。
先是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台灣總督府結束內地延長主義，開始皇民化運動，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1930年代的相對繁榮、相對太平與相對自由，也一去不復返了。另一方面，1939年德國也入侵波蘭，二次大戰爆發。揚塔—普欽斯基一開始當戰地記者，後來也加入了軍隊。再後來，太平洋的另一顆珍珠（珍珠港）也被捲入了戰爭，整個亞洲陷入腥風血雨。台灣經歷了戰時的物資減縮、做公工，台北大空襲、高雄大空襲，許多台籍士兵去了南洋上戰場（其中包括揚塔—普欽斯基於《在亞洲的邊緣》中寫到的緬甸和越南），有些人再也沒有回來。
〈在福爾摩沙〉是目前我所知道的、篇幅最長的關於日治時代台灣的波蘭文報導，可以告訴我們當時波蘭知識分子怎麼看台灣，又在台灣看到什麼。雖然其中有些獵奇的想像令人不適，但它也讓我們看到當時的波蘭人對台灣有什麼刻板印象，是用什麼樣的眼光在看台灣。那樣的目光有其時代背景，但不用因此就接受這樣的看法，更不必用他們的眼光看自己。面對刻板印象和歧視眼光，我們也要有無畏的、瞪回去的勇氣和自信。
索引
第一站．Taihoku（台北州）：世界的拼貼，但缺乏自己的特色
第二站．太魯閣：動植物天堂，與彎著腰的原住民
第三站．日月潭和霧社：觀光產業中被展示的原住民樣板
戰爭爆發前，最後一眼「日本帝國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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