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林蔚昀/最後一眼日本帝國的珍珠:日治時代波蘭人眼中的福爾摩沙
1936年到福爾摩沙度假的波蘭作家亞歷山大.揚塔─普欽斯基(Aleksander Janta-Połczyński),拍下原住民手拿波蘭報紙的照片,並留下一篇目前作者所知、篇幅最長的關於日治台灣的波蘭文報導,其中有有趣的遊記內容,也有如這張照片一樣,呈現當時代局限的凝視,以及作者對福爾摩沙的異國情調想像。(圖片提供/小波蘭數位圖書館(Małopolska Biblioteka Cyfro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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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這樣的(我發誓我沒有誇張),在福爾摩沙的山上(可說是窮鄉僻壤,這裡的白人少之又少),我們在路邊的一個涼亭停下休息。這涼亭是給像我們一樣的旅人歇腳用的,這裡有用竹管引過來的泉水。我們在此休息了幾分鐘。涼亭中央有一張淺色木頭做的桌子,你可以把手肘放在上面。四周的景緻很遼闊。我們的視線慢慢從遠方的山腰和翠綠的森林移回眼前的涼亭。突然我看到桌子上有字,這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用硬物刻在桌上的,而且這文字還很熟悉。上面用波蘭文寫著:J・謝斯基,來自澳門,1936年3月15日⋯⋯。」
以上這段文字出自波蘭知名作家/記者亞歷山大.揚塔─普欽斯基(Aleksander Janta-Połczyński, 1908–1974)
揚塔─普欽斯基寫了40幾本著作,其中很多是旅行文學,他遊歷過許多地方,足跡遍布歐美和亞洲,他也為波蘭報紙寫了許多人物訪談,曾訪問過王爾德(Oscar Wilde)的戀人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勳爵(Lord Alfred Douglas)、甘地、衣索比亞最後一任國王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羅斯福、卓别林、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法國作家紀德(André Gide)等人。波蘭共產化後他移民美國,和流亡海外波蘭人辦的雜誌如《波蘭日報及士兵日報》(Dzienniku Polskim i Dzienniku Żołnierza)和《文化》(Kultura)合作,也和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合作,並且在許多流亡美國波蘭人的文化組織中擔任要職。
前述文字摘自揚塔─普欽斯基的書《在亞洲的邊緣:印度、阿富汗、緬甸、暹羅、印度支那、中國、蒙古、福爾摩沙、日本》(Na kresach Azji. Indie, Afganistan, Birma, Syjam, Indochiny, Chiny, Mongolia, Formoza, Japonia),頁269-270。
。1936年12月,揚塔─普欽斯基和旅伴為了尋找更溫暖的氣候,來到福爾摩沙度假,他把他的見聞寫成〈在福爾摩沙〉(Na Formozie)
收錄在他的書《在亞洲的邊緣:印度、阿富汗、緬甸、暹羅、印度支那、中國、蒙古、福爾摩沙、日本》(Na kresach Azji. Indie, Afganistan, Birma, Syjam, Indochiny, Chiny, Mongolia, Formoza, Japonia)。本篇文章中的所有引文,皆引自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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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塔─普欽斯基著作《在亞洲的邊緣:印度、阿富汗、緬甸、暹羅、印度支那、中國、蒙古、福爾摩沙、日本》書名頁。(圖片來源/林蔚昀翻攝)
揚塔─普欽斯基著作《在亞洲的邊緣:印度、阿富汗、緬甸、暹羅、印度支那、中國、蒙古、福爾摩沙、日本》書名頁。(圖片來源/林蔚昀翻攝)
第一站.Taihoku(台北州):世界的拼貼,但缺乏自己的特色
第一站是台北,他描述:「沒有任何古蹟,除了中國統治時代留下的城門。尖銳的屋頂像弓一樣美妙地彎曲,看起來像朱鷺的嘴,這代表著馬來文化
他指的「尖銳的屋頂」應該是飛檐,但飛檐是中國南方建築特色(南方多雨,飛檐上翹可以排泄雨水),不是受到馬來文化的影響。揚塔—普欽斯基雖然去過中國,不過似乎只去過北方(他在《在亞洲的邊緣》寫到北京、承德和內蒙古),他對中國南方建築可能不是那麼熟悉(北方的屋檐為了承受積雪,比較平緩)。另外,台北除了城門,也有留下一些清治時代的宮廟和書院,但揚塔—普欽斯基可能沒注意到。
的影響。」
和許多到了國外就會去夜店或Pub的現代觀光客一樣,揚塔─普欽斯基也品嚐了台北的夜生活。他獨自出門遊蕩,結識了幾個學生,形容他們「8成是法律系或哲學系的學生,留著好幾個月沒剪的長髮、清癯蒼白、腋下夾著德文書(註)
這滿符合當時的學生形象的,日本醫學、法學以德國為師,重視德語。另外,台北高等學校文科乙類和理科乙類的第一外語都是德語。請見:鄭麗玲,〈外語教育與社會精英—以日治時期高等教育的外語課程為中心〉,《國史館學術集刊5期》。2005.03。
」,他們帶他來到了「娛樂區」,他覺得這裡「就像是小型的吉原,有著同樣的小房子,那些小房子總是有著很美觀的涼亭,有點像劇院。這裡的住戶有朝鮮女人、日本女人和中國女人。」(註)
請見《在亞洲的邊緣》,頁255。
學生們「把學生帽藏在大衣裡,把大衣領子翻起來,遮住制服的翻領(註)
這麼做可能是怕被人發現身分,畢竟帽子上有校徽,上衣領章上也繡有代表不同科系的英文字母。
」,跟在這名外國怪叔叔後頭,來到了他們平時不被允許進入的區域。
學生還帶他去了知名畫家楊三郎的哥哥楊承基開的「維特」咖啡(Café Werthers)。因為日本統治,西方的咖啡店文化
就像許多透過日本傳來的外國文化一樣,這「西方文化」是有透過日本加料的。日式的咖啡店文化有個西方咖啡店沒有的特色,就是「女給」。在《看見李火增III:這些人與那些人.臺灣1935~1945》中可以看到許多「維特」咖啡的照片。而根據陳柔縉在《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所寫,女給會端送食物和飲料,免費陪客人同席,還可以給顧客握腕抱腰。
透過日本傳到了台灣。對於從日本過來的揚塔─普欽斯基來說,這種咖啡館並不陌生,他在東京也看過類似的地方。不過,他原本誤以為學生要帶他去喝茶吃蛋糕的喫茶店(Tearoom)享受「寧靜、與世隔絕」的氣氛,沒想到他們來到的是貨真價實的「東京式咖啡」:
「那裡的氣氛根本一點都不維特。完全相反,那裡明亮、吵鬧、無憂無慮。從喇叭中傳出日本風的爵士,頗為感傷,沒有明顯節奏。那裡也有陪坐的小姐,她們有著天真的自信,口紅畫得很紅,看起來很好笑,但又有某種親切感。(⋯⋯)喝了一點酒的學生喧嘩吵鬧,不過,雖然他們在桌前和打開的窗口玩樂,卻滿節制的。11點後就沒有音樂了,12點遊戲結束,因為有宵禁。從這點來看,台北就像東京。福爾摩沙的異國情調要到別處尋找,到國度的深處。」(頁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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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特咖啡位於台北大稻埕延平北路,當時開在2樓,現在樓下是森高砂咖啡館。(攝影/林蔚昀)
維特咖啡位於台北大稻埕延平北路,當時開在2樓,現在樓下是森高砂咖啡館。(攝影/林蔚昀)

長居日本的揚塔─普欽斯基可能會在不自覺中把台北和東京比較,他想要看到異國情調,而不是另一個日本的複製品。他在文中說:

「我們突然想到,我們想要遇見一些當地人。『當地人?但是當地人到處都是啊,』嚮導解釋,『你們只要知道,他們有兩個種族就好:廣東人和福建人。』」(頁254)
「但是他們是中國人(Chińczycy)啊,我們失望地說。也就是『台灣人』(taiwańczycy)
這邊原文是用小寫的taiwańczycy,不像後來波蘭的拼法Tajwańczycy(Tajwańczycy是複數形式,若是單數會用Tajwańczyk或Tajwańka,前者是男性,後者是女性)。
,我們補充。但是我們想找的不是這些人,而是那些其他的,那些比較早來的,最早來的。理解地微笑:『啊,你們指的是野蠻人
這雖是歧視用語,但為了忠實呈現當時西方人的優越感和對台灣原住民的歧視,在本文中還是會使用。
。野蠻的小人,』Hanna小姐
原文是用Hanna,看起來像波蘭名字,但嚮導應該不會是波蘭人,而是日本人,所以這邊的Hanna推測是Hana(花子)。
說。之後在我們的談話中,我們就是這樣稱呼他們的。我們聽說過他們,他們是獵頭族。他們在宗教用途後,會把首級弄乾。所以,或許還會有機會弄到一些當紀念品吧?⋯⋯。」(頁254)
今天看來,這段文字充滿敘述者的優越感、獵奇心態和對原住民的歧視,而且還有錯誤資訊
把首級弄乾是南美原住民的縮頭術,台灣原住民是去掉皮肉,留下骷髏頭。
。來自「文明世界」的揚塔─普欽斯基來福爾摩沙想看的不是文明,而是未開化的「野蠻」,對他和他的旅伴來說,台北不是福爾摩沙本身,只是「在上山之前,深入島嶼深處的第一站」(頁253)。
第二站.太魯閣:動植物天堂,與彎著腰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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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是揚塔─普欽斯基在福爾摩沙的第二站,他在這裡看到了他想看到的原住民。照片為現位於錐麓古道的巴達岡駐在所,出自毛利之俊所著《東台灣展望》(東台灣曉聲會,1933)。(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太魯閣是揚塔─普欽斯基在福爾摩沙的第二站,他在這裡看到了他想看到的原住民。照片為現位於錐麓古道的巴達岡駐在所,出自毛利之俊所著《東台灣展望》(東台灣曉聲會,1933)。(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揚塔─普欽斯基進入的第一座深山是太魯閣。他用大量比喻,生動地描繪太魯閣,和寫台北的筆觸完全不同:

「福爾摩沙最大的特色是有著大理石的太魯閣峽谷。車子在峽谷入口停下,接下來就只有一條狹窄的步道了。在陡峭的峽谷底部,流著湍急的溪流,愈往深處,峽谷愈高聳。我們轉了幾次彎,如果往前看,會看到遠方一片彷彿屏風的岩壁,有著蒼白、翠綠、湛藍或是鉛灰的色彩。在我們頭頂,是一片濃密、多樣的植物,原始森林彷彿一頭毛茸茸的密髮,其中偶爾可見銀色的瀑布。」(頁260)
在太魯閣,揚塔─普欽斯基遇到了他一直心心念念的福爾摩沙原住民。在描寫和原住民的相遇之前,揚塔─普欽斯基花了一頁向讀者介紹他們,他說原住民有7族
他這個分類可能來自伊能嘉矩,伊能嘉矩在《台灣蕃人事情》中將台灣原住民分成8族。請見: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著,傅琪貽(藤井志津枝)譯註,《台灣蕃人事情》,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7。
,分為「野蠻人」
dzicy,應指生番。
「半野蠻人」
półdzicy,應指熟番。
,後者會上學、耕田,甚至繳稅。揚塔─普欽斯基也注意到,雖然原住民們穿著和服和足袋、行為舉止都像日本人(說日語、日式鞠躬),但這樣的行為是出於被壓迫的恐懼,是被殖民者訓練出來的。他甚至直白地說,日本人訓練這些原住民成為日本人的方式,就像訓練動物:
「我們瀏覽著這些面孔,有些面孔真的很美麗,但是大部分的面孔都是壞掉的。這些人由下往上看,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彎著腰(他們的工作是挑夫),但另一方面彷彿是因為恐懼,或是過於誇張的謙卑。後來我們比較了解他們後,就知道這舉止來自於教育。誰是教育他們的人?這一點不言自明。日式的鞠躬也是這樣的,同樣緊繃的身體,同樣把手放在膝上,然後用正確但膽怯的聲音囁嚅地說出:『Konni-ci-ua。』這是日文的『你好』。觀察了這裡的原住民幾小時後,我找不到其他的用詞來描述日本人對他們做的事:馴化(tresura)。即使在回答問題的時候,我也無法讓他們脫離『立正』的姿態,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說『稍息』。」(頁261)

當他真的看到了被馴化(或者該說被強制馴化)的「野蠻人」,他又表示:「至少這比為了宗教目的或敵視外人而獵頭來得好。」揚塔─普欽斯基清楚知道日人為了掌控原住民,曾用武力鎮壓原住民部落(他後面有寫到霧社事件,霧社事件在波蘭也有被報導),但他依然為日本人緩頰,安慰讀者或自我安慰,說原住民也有從文明得到好處:

「我們本來要住在太魯閣峽谷斷崖上的巴達岡(Batakan)部落,住在警官駐在所,那是我們這次旅途的終點。不過當我們到那裡後,我們發現那裡有可供旅客住宿的招待所,而且設備一應俱全。不用說,台灣總督府這40年來的治理把這座島嶼整治得很好。到處都可以看到改變和便利,這對原住民來說一定也是很重要、很好的改變。就拿這些吊橋來說吧,它們可以讓原住民節省多少路途啊,以前他們只能走小徑,有時候走一走還會突然偏離主要道路,走到布滿地衣、夾在岩石之間的獸徑上。(⋯⋯)畢竟使用新道路、新橋、新設備還有水力發電的不只是觀光客,和觀光客比起來,山上居民人數更多。」(頁262)

日本人確實在太魯閣做了許多建設,但這些建造的目的並非為了便利原住民的生活,而是為了方便日本統治者監視、管理原住民,後期也是為了吸引觀光客。日本人對原住民的暴行不只是屠殺,也包括改變原住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習慣,把他們從山林的主人變成殖民者的奴隸。

原住民怎麼看待這一切入侵、改變他們生活的「文明」?揚塔─普欽斯基沒有對此作出評論,只承認自己也不了解原住民的心情:「接觸到另一個世界,從完全野蠻過渡到目前狀態,親身經歷這一切改變的當地人,他到底感覺到什麼?有什麼想法?不管是我們的攝影機之眼,還是我們自己的眼睛,都無法看透,也無法理解。」(頁263)在拍照的同時,揚塔─普欽斯基也有意識到攝影機可能會讓原住民不安:「這錢不好賺。你得克服多少恐懼,壓抑多少迷信,才能勇敢地直視那玻璃之眼,一動也不動地站著,在此同時,攝影機黑色、閃亮的瞳孔就瞄準你的臉⋯⋯。」

揚塔─普欽斯基離開太魯閣,到霧社時,曾拿波蘭報紙
這趟旅程的見聞,他也寫在華沙文化週報《文學通訊》(Wiadomość Literackie)一則附有福爾摩沙照片的短訊。從照片上原住民的服飾和臉上的紋面來判斷,應該是賽德克族的原住民(關於這事,我有諮詢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示教育組的組長方鈞瑋的意見,方組長對泰雅族和太魯閣族的服飾頗有研究),他們手上拿著的「關於西朗斯克的特刊」是1936年11月15日出刊的,因此我們更加可以確信,他是在1936年12月來台。
給原住民,讓他們拿著報紙拍照。「原住民看報紙」這圖像看似好玩、無傷大雅,但其實它要告訴波蘭讀者的是:「福爾摩沙原住民也會看報紙,而且會看波蘭報紙,我大波蘭王國的文明也到了蠻荒之地。」這「野蠻」和「文明」的對比,和日治時代官製繪葉書中的原住民影像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在這張照片中來「開化」原住民的不是日本殖民者,而是波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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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16日《文學通訊》第8版刊登福爾摩沙的照片和短訊,標題為「《文學通訊》在福爾摩沙」(”Wiadomości Literackie” na Formozie),下方說明寫著:「亞歷山大.揚塔─普欽斯基在福爾摩沙停留時,新一期的《文學通訊》從東京來到原住民的村莊。和亞歷山大.揚塔─普欽斯基同行的波蘭人以及當地的原住民都津津有味地看著《文學通訊》關於西朗斯克的特刊。」(圖片提供/小波蘭數位圖書館(Małopolska Biblioteka Cyfrowa))
1937年5月16日《文學通訊》第8版刊登福爾摩沙的照片和短訊,標題為「《文學通訊》在福爾摩沙」(”Wiadomości Literackie” na Formozie),下方說明寫著:「亞歷山大.揚塔─普欽斯基在福爾摩沙停留時,新一期的《文學通訊》從東京來到原住民的村莊。和亞歷山大.揚塔─普欽斯基同行的波蘭人以及當地的原住民都津津有味地看著《文學通訊》關於西朗斯克的特刊。」(圖片提供/小波蘭數位圖書館(Małopolska Biblioteka Cyfrowa))
揚塔─普欽斯基對福爾摩沙及原住民的凝視充滿那個時代的侷限
就像曾經來過福爾摩沙的英國作家歐文.魯特(Edward Owen Rutter)和美國作家哈利.阿佛森.法蘭克(Harry Alverson Franck)一樣。
魯特雖然在他的《1921穿越福爾摩沙:一位英國作家的臺灣旅行》中有寫到原住民的悲慘,對日人的欺壓感到不平,但他還是把原住民看成需要西方/日本文明來拯救、教化、管理的「野蠻人」。魯特認為,日本人可以去北婆羅洲和英國人學習如何以有同情心、尊重的方式來管理統治原住民(當然,他所謂的同情和尊重並不是真正平等的同理和尊重,而是上對下的施捨),畢竟英國人「有治理原住民經驗」。
而法蘭克則在〈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福爾摩沙部分〉(本文收錄在《福爾摩沙.美麗之島:1910-20年代西方人眼中的臺灣》一書)中寫道,要馴服原住民,只要給他們酒精就好了,不用動用武力,等到部族人口自然減少,山地就會很快臣服。他還說日本人在取得更多資源時,也承諾為原住民設立保留區,因此他認為日本人或許像美國人處理這個局面時「一樣公正、人道又有效,就像我們在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或菲律賓所做的那樣。」(所以他的意思是,這樣慢慢把原住民殺死,比用電網、地雷、砲彈來得好,因為比較無痛、不血腥?)
,有點像在密閉車窗後進行Safari(野生動物觀察)的旅客。他們對文明感到厭倦,嚮往新奇的「野蠻」和「未開化」,但他們還是抱著安全距離和獵奇心態觀察,很高興自己躲在文明安全玻璃的保護之後。
第三站.日月潭和霧社:觀光產業中被展示的原住民樣板

離開太魯閣後,揚塔─普欽斯基和旅伴坐上了火車,來到島嶼西部。他對台灣的火車讚譽有加:

「火車旅程非常舒適、愉快,讓人幾乎不想離開車廂。昨晚我們談到日本人把這島嶼建設得多棒,把這裡治理得多好。我們會談到這個,可能是因為在這長度394公里、寬度最多122公里的島上,鐵路就有811公里,而且以後還會更多。當然,這還沒有把汽車的道路算在裡面。我們可別忘了,福爾摩沙是有多座3,000公尺高山的多山島嶼。」(頁263)
下了火車,他們在清晨坐車來到日月潭。揚塔─普欽斯基說:「住在湖岸的居民有著用大木塊敲出節奏
這應該是指邵族原住民的杵音,杵音原本是用木杵去除穀物外殼時發出的清脆敲擊聲,後來演變為表演形式。
,集體唱歌的習俗,這讓這裡成了太魯閣之外另一個吸引人的觀光亮點。」然而,更令揚塔─普欽斯基印象深刻的是湖中那些漂來漂去的島嶼
揚塔—普欽斯基筆下那些長了樹、可供耕作、浮在水上的島嶼,應該是日月潭上的浮嶼(又稱浮島),他有可能是從涵碧樓俯瞰它們。根據陳奇祿的《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這些浮嶼在邵族語言中被稱為rizin,並不是真正的島嶼,而是浮在水中的草堆,逐漸繁殖成一大片,上面能長高大的樹,還可以站人。因為魚會到水草根部去產卵,邵族人會在浮嶼上放捕魚器具(魚荃),捕捉魚類。原本日月潭上有許多天然浮嶼,但日本人在日月潭興建水庫後,電力公司擔心四處漂移的浮嶼會阻塞水道,於是把天然浮嶼移除。邵族人沒地方捕魚,於是想出了變通方式,用竹編的網架放在淺水處,上面種植草類,創造出人工浮嶼。陳奇祿在1955-1956年做調查時,有問當地耆老浮嶼何時被移除,他們說浮嶼是在20多年前被移除(推算回去,大概就是發電廠興建那時候),但在拉魯島(lalu)附近還有一小堆,陳奇祿去訪談時也有看到一個碩果僅存的天然浮嶼,還真的有走上去拍照。日月潭水力發電廠是在1934年完工,揚塔—普欽斯基是在1936年12月來到台灣,他看到的有可能是碩果僅存的天然浮嶼。
「沒錯,許許多多的小島,在上面甚至可以耕作。它們沒有連到湖底,風來的時候它們會從湖岸的一邊被吹到另外一邊,島上有樹,風吹在樹上,彷彿在吹船帆。太陽出來時,從湖畔高處日式旅館的陽台上,你可以看到湖上有許多像船一樣緩緩漂移的島嶼,那真是一幅美麗的景象。你幾乎會感到遺憾,世界上其他地方看不到類似這樣但更大規模的景象,除了研究者記錄下來的,美洲大陸在幾千年來的漫長漂移。」(頁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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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塔─普欽斯基筆下那些長了樹、可供耕作、浮在水上的島嶼,應該是日月潭上的浮嶼(又稱浮島)。(圖片提供/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除了拜訪日月潭的邵族部落,揚塔─普欽斯基也搭台車去了霧社。關於霧社,揚塔─普欽斯基是這麼說的:

「我們來到了被稱為Musia(霧社)的村子。這裡是日本殖民福爾摩沙下,最後一次(1930年)發生和原住民衝突的事件的地方。 這次事件的犧牲者(包括因討伐死亡的)有158名。村子很大,很有秩序,完全是個日本村子。 道路兩旁有一排排淺色的木造房子。在不遠處的山丘上有一座神社,隱蔽在蒼綠松樹的陰影中。種滿櫻花的道路穿過馬鞍形狀的山丘,通往更遠處的山丘。『現在不是開花的時候,』穿著黑色警察制服的官方嚮導近乎遺憾地說。」(頁265)

霧社事件在台灣如此慘烈,死了這麼多原住民(雖然死亡人數至今無法確定,但一定超過158人),而揚塔─普欽斯基竟然只用兩句話輕輕帶過,然後就去寫櫻花了。之後,他寫了小商店:

「這裡可以買福爾摩沙的基里姆地毯(之後當你把它掛在家裡,可能會被業餘的民俗學家誤認為是胡楚爾奇納或沃維奇
基里姆地毯(Kilim)是前波斯帝國(現在的伊朗、巴爾幹半島、哈薩克斯坦、亞塞拜然等地)著名的一種梭織地毯/掛毯,不過在這邊就是指地毯/掛毯。胡楚爾奇納(Huculszczyzna)是波蘭東南部靠近烏克蘭的地區,沃維奇(Łowicz)則位於波蘭中部,這兩個地方也有生產地毯/掛毯。
來的),還可以買人頭形狀的煙斗,也可以買弓箭(原住民都是神射手),或者買把刀身寬闊的獵刀,收在用鐵線固定的刀鞘,這些刀以前是用來獵頭的。原住民把人頭放在祭神的祭壇上──沒有人頭,就無法舉行收成、打獵和宗教的節慶。這一切都是為了祭拜自然的力量,太陽、月亮,或是蛇。人們用這血腥的庫帕拉節(Noc Kupały)
庫帕拉節是一年一度慶祝夏至的歲時節慶(類似北歐和英國的仲夏節),期間人們會在水邊放花環,還會跳火堆,目的是祈求豐收及除災,和出草不同。揚塔—普欽斯基的比喻有點不倫不類。
來向火、風、水的力量致敬,他們會先準備好犧牲者的人頭,然後就可以用這戰利品來裝飾山中的神殿。這裡許多老人一定還記得日本人來之前的時光,日本人馬上就有效禁止了這為了宗教目的進行殘忍的獵頭行為
如果某個不了解台灣原住民的波蘭讀者讀到這段文字,大概會認為,台灣原住民都是嗜血的宗教狂熱分子,沒有人頭就活不下去。事實上,愈來愈多研究顯示,原住民的出草有各種原因,包括報仇、祈求豐收、消災、表現英勇等。而出草也有很多儀式與禁忌,獵回的頭顱也會被祭祀,不是像揚塔—普欽斯基描寫得那麼隨便。
。那些節慶還有那些日子依然歷歷在目。當時山上一片混亂,不受控制,生活和習俗都野蠻
他把日本人來台之前描寫成一片混亂、弱肉強食的「野蠻」時代,意思就是,日本人來了之後這裡才有文明與秩序。可是,霧社事件源自日本人對原住民的壓迫,在原住民起義屠殺日人後,日人對原住民的鎮壓十分殘忍(包括使用國際禁止的化學武器)。之後,日本人更是煽動、利誘其他部落的原住民對投降或被逮捕的抗日原住民進行清算、出草,後來又強制六社遺族遷移到川中島。這種種一切,造成抗日六社幾乎滅族,從原本的1,200多人,到剩下200人。這就叫做文明與秩序嗎?難道因為是日本人動手,所以就不「野蠻」?
奔放,就像在大自然一樣,弱肉強食,族群之間爭鬥不斷,提供山民愈來愈多新的戰利品。」(頁265-266)

揚塔─普欽斯基對總督府理蕃政策的陰暗面輕描淡寫。他寫的是他想、他願意看到的原住民,同時也是台灣總督府想要、願意向外國觀光客展示的原住民。

戰爭爆發前,最後一眼「日本帝國的珍珠」

揚塔─普欽斯基的遊記最大的亮點,在最後一段:

「在福爾摩沙的最後一天,最後一夜。明天我們就要坐船回日本了。這島嶼充滿自然之美,當你想念陽光、自然氣息和寧靜,你就會想要回到這裡這美麗的世界一角。就像印度是大英帝國的珍珠,福爾摩沙在日本統治40年後,也可被認為是日本眾多為了武裝、防禦目的而建立的殖民地之中的第一顆珍珠。」(頁273)
「日本帝國的珍珠
「珍珠」這個比喻非常精確、傳神。揚塔—普欽斯基不是第一個用這個詞來形容福爾摩沙的人,1934年就有一家華沙報紙說「福爾摩沙是日本王冠的珍珠」。荷蘭也會用珍珠比喻其殖民地,比如,約翰.布拉肯謝克(Johan Braakensiek) 1916年所繪的漫畫「荷蘭最珍貴的珠寶」(Nederland's kostbaarst sieraad)就描繪一個少女(荷蘭的化身)拿著一串珠寶(象徵荷屬東印度各島)。
」──這個象徵可以完美形容日本對台灣的治理態度,以及日本想讓外國人看到的福爾摩沙形象。甚至可以作為日治下福爾摩沙的隱喻
珍珠的生成是有異物進入了貝殼,為了和異物共存,貝殼用自己的分泌物包覆異物,生成珍珠,這就像是殖民政府帶著外來思想、外來統治手段、外來暴力進入台灣,而台灣居民被迫與之共存,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生存方式,有心無意地形成了珍珠(其中也包括對民主的想望,雖然這不是殖民者想要的)。我們可以說,總督府治理台灣初期,就像是珍珠的養珠期。後來,珍珠養成了,溫潤飽滿,被大家注意到,殖民政府也努力行銷,讓世界看見它的美(看啊,我們日本把這珍珠養得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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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也會用珍珠比喻其殖民地,比如約翰.布拉肯謝克在1916年的漫畫「荷蘭最珍貴的珠寶」,就描繪一個少女(荷蘭的化身)拿著一串珠寶(象徵荷屬東印度各島)。(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荷蘭也會用珍珠比喻其殖民地,比如約翰.布拉肯謝克在1916年的漫畫「荷蘭最珍貴的珠寶」,就描繪一個少女(荷蘭的化身)拿著一串珠寶(象徵荷屬東印度各島)。(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揚塔─普欽斯基就在這珍珠最美麗、也是最後美麗的一刻來到這裡,替福爾摩沙留下了一幅珍貴的景象。雖然有很多刻板印象及歧視、有些東西寫錯,對總督府統治台灣的陰暗面也避重就輕,他的遊記還是很有趣、很好看。如果不是因為戰爭爆發,搞不好更多波蘭人會因為讀了他的文章,而來台觀光,看到帝國珍珠之美。然而,戰爭爆發了
先是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台灣總督府結束內地延長主義,開始皇民化運動,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1930年代的相對繁榮、相對太平與相對自由,也一去不復返了。另一方面,1939年德國也入侵波蘭,二次大戰爆發。揚塔—普欽斯基一開始當戰地記者,後來也加入了軍隊。再後來,太平洋的另一顆珍珠(珍珠港)也被捲入了戰爭,整個亞洲陷入腥風血雨。台灣經歷了戰時的物資減縮、做公工,台北大空襲、高雄大空襲,許多台籍士兵去了南洋上戰場(其中包括揚塔—普欽斯基於《在亞洲的邊緣》中寫到的緬甸和越南),有些人再也沒有回來。
。福爾摩沙這顆日本帝國的珍珠蒙塵、碎裂,光澤不再。

〈在福爾摩沙〉是目前我所知道的、篇幅最長的關於日治時代台灣的波蘭文報導,可以告訴我們當時波蘭知識分子怎麼看台灣,又在台灣看到什麼。雖然其中有些獵奇的想像令人不適,但它也讓我們看到當時的波蘭人對台灣有什麼刻板印象,是用什麼樣的眼光在看台灣。那樣的目光有其時代背景,但不用因此就接受這樣的看法,更不必用他們的眼光看自己。面對刻板印象和歧視眼光,我們也要有無畏的、瞪回去的勇氣和自信。

索引
第一站.Taihoku(台北州):世界的拼貼,但缺乏自己的特色
第二站.太魯閣:動植物天堂,與彎著腰的原住民
第三站.日月潭和霧社:觀光產業中被展示的原住民樣板
戰爭爆發前,最後一眼「日本帝國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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