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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仁碩/極右天誅與極左革命的差別?日本政治暴力的歷史與邏輯
2015年6月22日,一名日本右翼組織成員駕駛宣傳車前往日韓官員會談場地抗議時,被警方攔截。宣傳車上寫著右翼傳統激進標語「天誅」等字眼。(攝影/REUTERS/Thomas Peter/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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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7月8日於街頭助選時遭槍擊身亡,震驚國際社會。許多人不解地問,日本治安一向良好,對槍枝管制又嚴,為何會發生重大槍擊案件?然而,日本的政治暴力其實有著相當淵遠流長的歷史,並不純然是治安問題,亦有不同樣貌,必須從日本不同派別的政治思想與實踐加以分析。

所謂「政治暴力」,意指「為實現政治目標而使用暴力」,包括由政府所發動的戰爭及白色恐怖,以及人民發動的革命或恐怖主義。由政府體制性發動的政治暴力,往往影響深遠且傷害巨大;但難以預測的個別襲擊,也經常引起超乎個案的政治效應。根據目前報導,嫌犯開槍的動機似乎無涉政治目標,因此尚無法論斷本案是否屬於政治暴力。但以本次事件為契機,再次受到世界矚目日本的政治暴力,其實也提供了我們一個理解日本政治史的重要視角。

右翼:「一人一殺,一殺多生」

政治黨派的分類,往往高度依存於各國的政治脈絡。這裡談的「日本右翼」,是指以保護天皇、國家與民族為旗號,外交上反中反韓,內政上持保守態度(反移民、反性別平權、反社會福利等等)的政治群體。其主張也會隨時代變遷,例如冷戰時期主要針對蘇聯的反共主義,在蘇聯解體後已不再是主要議程。內部也可再細分為宗教右翼、網路右翼、黑道右翼等等,目前成為新聞焦點的統一教,就是日本宗教右翼的要角。

在戰前日本,右翼大舉刺殺政商要人的「血盟團事件」
昭和時代的右翼政治暴力組織,由僧侶井上日召率領,在1932年接連暗殺了前日本銀行總裁井上準之助與三井財閥的總帥團琢磨男爵。井上日召後來向警方投案,獲罪無期徒刑,但卻在1940年被特赦出獄,並一直活躍到戰後。
「五一五事件」
1932年5月15日,血盟團事件爆發後不久,日本海軍少壯派軍人武裝攻入了日本首相官邸、刺殺了護憲運動領導者、時任內閣總理大臣犬養毅。
「二二六事件」
日本近代史上的最大叛亂。1936年2月26日,日本軍隊以青年軍官為主的「皇道派」(以天皇與日本文化為傳統,主張征俄)在東京發動政變,意圖推翻高級軍官為主的「統制派」(以軍部獨裁建立軍國主義為主,主張征華)──但最後結果是政變失敗,統制派全面當權。
相當知名。例如在「五一五事件」中,就是由不滿貧富懸殊與日軍擴張受到國際條約限制的血盟團殘黨和軍人,對內閣成員、日本銀行、變電所、警視廳等發動武裝襲擊,時任總理的犬養毅就在官邸被槍殺,成為導致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重要轉捩點。

而戰前日本右翼政治暴力所秉持的行動理念,是「一人一殺,一殺多生」──亦即透過針對性的刺殺(一人一殺),來達到政治改革的目標以救世(一殺多生)──此一理念也持續留存到戰後,成為右翼合理化政治暴力的口號。

然而,在戰後美國從「鬼畜美英」
戰時的口號,鬼畜為惡鬼畜生的簡稱,這裡借代英美敵國皆為非人類的死敵。
變成了統治者,而天皇也發表了「人間宣言」,不再被神格化,日本右翼一時失去了政治旗號,只剩下四處攻擊工會與左翼政黨的行動。但當韓戰爆發,右翼便抓緊了美國轉向「反共」的政治機會,重新與保守政商人士結盟,並成立「防共挺身隊」,以大規模的宣傳車隊四處宣揚理念,這也成為今日不少日本民眾對右翼的主要印象。

右翼走向街頭,並不代表放棄了「一人一殺」。戰後日本到1990年代為止,政壇大致呈現以自由民主黨(自民黨)為長年執政的主要保守政黨,在野黨則有中間路線的公明黨民主社會黨,以及屬於左翼的社會黨日本共產黨

1960年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在公開演講時被17歲的「大日本愛國黨」黨員山口二矢刺殺身亡。而根據山口在口袋裡寫好的「斬奸狀」,社會黨的「罪名」在於以「訪中」以及(在1960年反安保運動)「煽動群眾衝進國會」,因此施予「天誅」。

山口在被捕後自殺,右翼將其視為烈士並舉辦盛大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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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0月12日,在東京日比谷公會堂舉行的三黨黨首選前演講會上,17歲的「大日本愛國黨」黨員山口二矢衝上演講台,以短刀刺殺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攝影/Yasushi Nagao;影像來源/Worldpressphoto.org)
1960年10月12日,在東京日比谷公會堂舉行的三黨黨首選前演講會上,17歲的「大日本愛國黨」黨員山口二矢衝上演講台,以短刀刺殺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攝影/Yasushi Nagao;影像來源/Worldpressphoto.org)

三島由紀夫甚至稱讚:「(山口二矢)他在事後果斷自殺,貫徹了日本的傳統,非常偉大。」而他自己為了對抗左翼學運,集結青年成立武裝部隊「盾之會」,並在1970年挾持自衛隊將官,過程中將馳援的自衛隊員砍成重傷。三島隨後發表演說,呼籲自衛隊隨他發起政變,推翻規定日本不發動戰爭、不擁有軍隊的戰後憲法。在無人回應他的主張之下,三島與盾之會成員便當場切腹自殺,一般稱為「三島事件」。三島事件給予右翼很大的刺激,之後發生了針對日本共產黨委員長(1973)與社會黨委員長(1974)的刺殺事件,但並未成功。

從三島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人一殺」的矛頭未必只指向左翼政治人物,受到1960年代左翼學運的刺激,部分右翼開始將日本國憲法與日美安保等戰後政治體制,稱為「YP(雅爾達
雅爾達體系:指1945年「雅爾達會議」後,世界走向美國-蘇聯二元對抗的冷戰體系
波茲坦
這裡以1945年《波茲坦協定》來借代二戰之後,同盟國為主的國際強權,對日本等戰敗國命運的宰制地位。
)體制」,視為必須打倒的對象,被稱為「新右翼」。而屬於「YP體制」一部分的外國使館、媒體、企業甚至保守政黨等等,也成為新右翼「天誅」的對象。
1980~1990年代間,自稱「赤報隊」「日本民族獨立義勇軍」的集團,陸續對美、蘇大使館、《朝日新聞》以及韓僑會館等「反日分子」發動槍擊、縱火、炸彈攻擊,連自民黨前首相也收到恐嚇信
中曾根康弘與竹下登,都在1988年收到恐嚇信,要求他們在指定時間內參拜靖國神社。
。其中嫌犯以散彈槍襲擊《朝日新聞》阪神支局時,造成記者1死1重傷
1987年5月3日,兵庫縣西宮市的《朝日新聞》阪神支局,遭到蒙面槍手闖入開火,現場29歲的值班記者小尻知博身上多處中彈,失血身亡;另一名記者犬飼兵衛則身受重傷,但後來仍康復返回崗位,並於2018年因病逝世。小尻知博之死,是戰後日本第一次有記者在執勤中遭暗殺殉職,但全案至今未破,是未解的重大懸案。
。雖然相關案件都有明確的犯罪聲明,但始終未能逮捕犯人,至今仍是懸案。 而在2002~2003年間,則有「建國義勇軍國賊征伐隊」在全國各地對韓僑同鄉會、社民黨黨部、自民黨政治人物、外交官等對象開槍、縱火、寄送爆裂物或子彈。根據警方資料,主嫌村上一郎透過在自己經營的刀劍雜誌上撰寫右翼評論,在讀者中物色同志,對其所認定的「親北(朝鮮)反日」組織發動攻擊。相關案件共有24起,共有17人被捕,並起出了10把手槍。

在許多案件當中,右翼都有辦法在槍枝管制嚴格的日本取得所需槍械,這與右翼和黑幫的結盟有關。由於許多右翼政商關係良好,因此除非案情重大,警方向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警方甚至須要求警員不要公開對右翼幹部使用敬稱,以免社會觀感不佳,足見雙方關係。

而根據警方的報告書,不少黑幫會利用右翼團體做為掩護以逃避掃黑,基於雙方都有「能以極少人數獲得巨額資金」的特性,金錢與人脈成為合作主因。也不時傳出部分政治人物透過右翼仲介,委託黑幫處理一些事情的報導。因此除了前述政治立場鮮明的指標案件外,在許多右翼政治暴力案件中,其動機究竟真是基於右翼政治理念,抑或是涉及政治鬥爭與金錢糾紛,其實愈來愈難分辨。

左翼:「粉碎資本主義」

談到日本的政治暴力,除了前述與右翼相關的案件之外,應該也有不少讀者會想到由左翼的聯合赤軍,挾持人質與警方槍戰的「淺間山莊事件」

但與右翼承繼自戰前日本的獨特傳統不同,戰後日本左翼的政治暴力,在相當程度上是與世界上的社會主義浪潮密切相關的。

在戰後的佔領期,初期作為民主化改革的一環,獲釋的左翼政治犯在社會上被視為英雄,重生的工會與左翼政黨蓬勃發展,發生了許多大規模的罷工,以及反對在日美軍基地以及各國核武試爆的和平運動。但隨著韓戰爆發與反共政策,轉而展開對左翼的鎮壓。對此日本共產黨一度嘗試發動武裝抵抗,但因缺乏思想與組織上的準備,僅有發生零星的襲擊事件,最後決議重回議會路線。

針對日本共產黨轉向議會路線,許多左翼學生感到不滿,因此脫離既有政黨自立門戶,成為了1960~1970年代日本社會運動的重要行動者,被稱為「新左翼」
新左翼的內部有許多不同的派別,在當時主要是從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與殖民歷史的批判出發,具體訴求包括: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反對日韓基本條約、反對越戰、反對核武、反對成田機場、要求大學改革、支持沖繩回歸等等。

但在1968~1970年間一度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最後被警方徹底鎮壓。在大學的運動據點陸續瓦解,許多領導者被捕或逃亡,也未能成功達成主要的運動訴求,或是撼動自民黨的執政地位。

在對群眾運動的退潮感到挫敗之下,面對象徵國家權力的警方,舉槍與之對峙的聯合赤軍,一度被視為左翼的英雄。然而,在聯合赤軍被捕之後,有成員供出在躲藏於深山間的據點時,成員內部發生了「肅清」──也就是以政治學習與自我批判為理由,對成員施加肉體上的痛苦致死──在肅清的犧牲者遺體被發現後,新左翼的社會形象跌到了谷底。

夏威夷大學社會系教授斯坦霍夫(Patricia G. Steinhoff),透過分析相關人士的訪談與書信內容,試圖回答肅清的成因。

首先,當時警方的嚴密追緝,讓新左翼組織面臨解體,殘存的成員陷入失去領導與路線、被迫逃入地下的困境。而聯合赤軍之所以喊出「用槍打一場對國家權力的殲滅戰」,是因為比起土製炸彈,槍的殺意更加明確,象徵了一種簡單易懂、較群眾運動更加基進的革命路線。而且對左翼來說槍枝相當難以取得,聯合赤軍是從獵槍店搶來的,掌握槍枝也代表掌握了組織的權力。

然而,「槍桿子」帶來了內部權力不平等。掌握槍桿子的幹部,在組織內部發生矛盾時,持續以曖昧模糊的「共產主義戰士」標準,恣意地對成員進行檢驗與批判。

幹部要求受到批判的成員,須以精神超越肉體受拷問的痛苦,倘若死去則代表作為戰士的「敗北」,以此正當化內部肅清。而日本文化中將以身殉死連結至政治道德優位的思想,以及將被逐出組織視為社會性死亡的文化,讓成員們不僅被困在深山,也被困在思想的牢籠中,不敢自基地逃離。直到警方開始搜山,才有部分成員逃竄到淺間山莊,對警方作出最後的抵抗。

在聯合赤軍事件讓新左翼信用破產之後,在更早之前逃往黎巴嫩的「日本赤軍」,為了挽回巴勒斯坦解放陣線的信任,作為投名狀,持槍掃射了以色列的盧德機場。而在日本則有「東亞反日武裝陣線」,專門對右翼的紀念碑以及企業等進行炸彈攻擊;在傷亡最慘重的三菱重工事件中,導致了8人死亡,數百人輕重傷,該陣線則在1975年遭警方破獲。在此之後,仍有不同派別,對美軍基地、成田機場、警察宿舍等不同目標,發動零星的縱火或爆裂物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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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21日,策劃參與盧德國際機場掃射事件而被以色列政府判處無期徒刑的日本赤軍成員岡本公三,因以色列政府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協議換俘獲釋,在利比亞的黎波里機場接受被一同釋放的戰友歡呼。(攝影/AFP/PHILIPPE BOUCHON)
1985年5月21日,策劃參與盧德國際機場掃射事件而被以色列政府判處無期徒刑的日本赤軍成員岡本公三,因以色列政府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協議換俘獲釋,在利比亞的黎波里機場接受被一同釋放的戰友歡呼。(攝影/AFP/PHILIPPE BOUCHON)

在1980年代之後,新左翼對外以爆裂物為主的政治暴力,比起殺害特定對象,更重視藉由犯罪聲明表達政治主張。但考量到運動的現實面,目前大多數的新左翼派系,均宣言放棄武裝鬥爭路線。許多知名運動者在事後,也表達了對政治暴力的反省。

例如日本赤軍的重要幹部重信房子,在今年5月服完20年的刑期出獄時就表示:「我們以前將戰鬥放在第一優先,因此不惜挾持人質等等,牽連了許多無辜民眾,即便過去有過去的時代背景,還是希望藉此機會,表達我深切的歉意。」

另一方面,新左翼部分派系間的內鬥卻愈演愈烈,在1968~1970年運動高峰期留下來的宿怨,在整體運動面臨嚴重衰退下,部分派系將矛頭指向了同為左翼的其他派別──主要以棍棒、汽油進行集體械鬥,或是埋伏狙殺重要幹部為主。數十年下來,三大主要派系的死者,估計各自在數十人至上百人不等。這不僅讓運動嚴重內耗,也讓左翼的整體形象更加惡劣。

安倍事件裡,莫將和平抗爭與政治暴力混為一談

經過前述的爬梳,可以整理出日本左右翼政治暴力的一些異同之處。與黑幫及保守派政治人物關係密切的右翼,以槍枝或刀械為主,目標主要為透過殺害特定對象,達成所訴求的政治主張;而在左翼的歷史當中,由於缺乏組織與資金的奧援,以土製爆裂物為主,目標主要為透過在具象徵意義的地點製造爆炸事件,引起世人對其政治主張的關注。

但兩者在政治思想上,均非常強調行動在思想上的重要性,也嚮往成為殉道者;也以日本戰後體制的牢不可破,以及主流群眾運動的挫折,來強調暴力路線的必要性。最後,雖然右翼期待「日本人」的覺醒,或是左翼則主張「無產階級」的團結,但採取政治暴力的派別,基本上與群眾是處於斷絕狀態的,大部分的社會運動也對他們敬而遠之。

藉由了解日本的政治暴力歷史,也能夠一併釐清在本次事件中,將和平抗爭與「政治暴力」混為一談,希望藉事件來壓制不同政治主張的說法。

在槍擊事件發生後,就有網路說法指出,是先前札幌地院對警方不當執法判賠,才導致維安漏洞,此說也迅速在華語網路世界流傳。但若細究判決,法官雖認為驅離喊口號、舉牌的和平抗議民眾違法,同時也認為阻止民眾接近宣傳車是合法的。此外,在事件發生後,警方也對媒體表示維安並未因該判決放鬆。也有媒體調出了事發前幾日的新聞畫面,在造勢現場抗議的民眾雖不再被驅離,但安倍前首相與岸田首相周圍,都有架設防彈帷幕以及手持防彈公事包的隨扈緊隨。

而在這次事件的錄影中也可以看出,嫌犯與支持者一同拍手,表現得跟支持者並無二致;代表若真是有意襲擊政治人物,是不會大老遠就高喊口號或高舉標語,徒然引人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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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30日,大批示威民眾在日本國會外,手持標語呼喊口號,抗議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強行推動允許日本自衛隊部分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新安保法案。(攝影/REUTERS/Thomas Peter/達志影像)
2015年8月30日,大批示威民眾在日本國會外,手持標語呼喊口號,抗議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強行推動允許日本自衛隊部分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新安保法案。(攝影/REUTERS/Thomas Peter/達志影像)
網路時代,政治恐嚇的新發展

回到日本的政治暴力,在缺乏群眾基礎之下,除了與黑幫互利共生的派系之外,堅持傳統政治暴力路線的左右翼均漸漸凋零。而在日本的政治光譜中抬頭的,是被稱之為「網路右翼」的新勢力。根據學界的定義,網路右翼意指「排外」、「保守」、「積極使用網路參與政治活動」的群體,約佔全體網路使用者的5%。

而正如許多透過網路串聯的社會運動一般,最初發源自網路論壇的網路右翼,這幾年也漸漸開始走向實體社會。從號召排外集會遊行,到對人權律師發動大量的申訴攻勢,其政治動員愈來愈純熟而受到矚目。仿照過往右翼的政治暴力路線,對政治人物、媒體等寄送刺殺、炸彈等脅迫訊息的案例也正在增加。

雖然網路右翼要取得槍械或爆裂物,實際上並不容易,但基於日本政治暴力的血跡斑斑,許多人對這類信件均寧可信其有,因寒蟬效應而導致活動停辦、電影停映、作品撤展、教師解聘等現象,在日本社會屢見不鮮。這也可以看出政治暴力事件的影響,往往不會止於個案本身,更令人擔憂的是後續的模仿,以及日本社會中寒蟬效應的擴大。

近年涉及政治恐嚇的當事人,在被警方逮捕或遭受害者循司法求償時,經常發現他們並不像傳統的左翼或右翼一樣,有明顯的政治思想或所屬組織,而是非常普通的上班族、中小企業主或是退休人士──比起藉機表明政治主張,他們多半強調自己只是誤信網路消息,並迅速認罪道歉。

根據報導,本回安倍晉三刺殺事件的嫌犯,是從網路上學習如何製造土製槍械。正如「建國義勇軍」是透過特定雜誌招募成員的一樣,以當前高度分眾化而陰謀論橫行的網路社群生態,若再加上土製武器的知識普及,對日本的民主體制與言論自由,恐將構成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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