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19人死亡的「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潰壩」，經過近兩個月，堰塞湖仍在，猶如一顆不定時炸彈令光復鄉民惴惴不安。雖然量體縮小，但因上次溢流帶下大量泥沙後，河床嚴重淤積。專家提醒政府要盡快疏濬清理，提升馬太鞍溪通洪能力，避免淹水災難發生。

台灣每年編列預算疏濬河川，但長期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現象。例如：過去10年，馬太鞍疏濬次數只有5次，其中2次還集中在2025年；而砂石含量高的河川，具有經濟價值，疏濬次數就高。造成這個現象的機制何來？未來怎麼解決？

同時，科技的即時監控與民眾參與的工具逐步建立，我們可以從水利署在公開網站的即時影像隨時監控疏濬現況，自媒體與智慧型手機拍攝的興盛也讓民眾可以透過手機、媒體隨時揭弊，再加上政府鼓勵吹哨揭弊檢舉，監督密度比過去大幅提升，讓過去黑箱操作空間縮小許多。

從表面上看，制度已經補強：中央收回、監視加強、吹哨管道暢通、黑道退場，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改革。問題是，當我們看向花蓮的馬太鞍溪、2024年嘉義的八掌溪，在颱風暴雨過後依然慘狀頻傳。

問題不在於「有沒有疏濬」，而在於「怎麼疏濬、疏哪裡、由誰來疏」。制度進步固然重要，但真正的困境，隱藏在市場誘因、地方治理、公共利益的三角張力之中。

早期河川疏濬以個案方式向當地縣市政府申請，許可採石區零亂分散，無法充分掌握砂石採取狀況，故常有超挖、越區等盜濫採砂石行為；2006年，政府辦理「採售分離」政策，嚴密管制外運土石數量，改善採售合一帶來的問題，阻絕盜採砂石發生。然近年隨著缺工與原物料高漲，廠商掌握技術與設備優勢，話語權反而變大。水利署雖保有最終核定權，但在實務上只要工程不斷流標，一切都只是「紙上計畫」。

可是，疏濬量每年都達標，不是嗎？

表面上，每年水利署與各地方政府都對外宣稱「疏濬量達標」。然而仔細拆解就會發現：北部、中部、高屏攔河堰這些石塊比例高、價格好的河段，實際疏濬量遠超目標量，廠商基於利潤好，承攬意願高。反之，泥質比例高的河段，實際疏濬量最多略高於目標量，甚至是不疏濬。

2024年嘉義的八掌溪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八掌溪中上游段極易淤積、氾濫，但因為交通不便、泥質含量高，疏濬材料因為價值低難以轉賣，廠商投標意願薄弱而經常流標。長期下來，河道淤積愈發嚴重。與此對照，高屏溪、濁水溪等石塊比例高的河段，因為「好挖好賣」，年年都有廠商搶標，疏濬量甚至過高，有河床不斷下切的疑慮。這種「不怕沒有，只怕不均」的現象，說明了疏濬治理的最大矛盾：市場導向，決定了安全優先的公共需求能否被滿足。

花蓮的馬太鞍溪則是另一個極端。花東地區河川雖然泥質不高也頗具經濟價值，卻因為位處偏遠不易辦理疏濬；而東部河川比西部河川更加源短流急，颱風來襲讓石塊、泥砂傾瀉而下卻幾乎沒得緩衝，對下游聚落造成巨大威脅。但根據政府採購與標售的公開資料，2014至2025年間，中央政府、花蓮縣政府對馬太鞍溪的疏濬次數不到5次，其中還有2次集中在2025年。在長達10年的時間裡，這條河川幾乎未被積極整治。

這樣的隱患並不是特例，台灣許多中南部高泥質河川、東部偏遠河川都有類似處境，深山支流與主流交會處最需要疏濬，卻因為交通不便、土石難以販售，而經常淪為疏濬死角。對廠商而言，承攬這樣的工程等於「虧本做」。對水利署、地方政府而言，所有主管機關都很清楚一些河段疏濬的急迫性，然而現行政府採購辦理與預算執行，若一直處於不斷流標、低執行率，容易受到立法院、監察院、各上級機關與審計部的強力監督。所以數字能整體達標、細項執行不利成為這個體制的妥協，因此風險從未真正解除。這就是當前疏濬治理的弔詭：我們能挖的都挖了，但該挖的挖不到。

制度改革讓舞弊少了，但另一個矛盾浮現：廠商的話語權反而變大了。

先解釋疏濬怎麼變成一門「生意」。河道土石本就是很有價值的建材原料，以水利署所屬主要負責河道疏濬的水資源作業基金（水基金）來說，水基金3個最主要收入：

不過這幾年水基金為因應極端氣候帶來的旱澇不均，水庫建設了大量各式防洪、沖淤設施，這些新設施從帳務折舊費用的提列與維護都讓水基金已是長年虧損（詳下表）。再來，近年水庫管理傾向採用高水位操作以保留水庫用水而不輕易放水，導致水力發電減少，讓發電收入銳減；給台水公司及農田水利署的各式用水，售水收入不能隨意漲價的多重夾擊下，土石銷售收入成為水基金最後的活水、最大的一筆收入，就以2024年來說有超過4成的收入來自土石標售。

對水利署與各地方政府而言，理想的疏濬模式是「採售分離」：由政府決定要疏濬的區段，工程完成後再公開標售土石，這樣能同時兼顧安全與收入。

但對廠商而言，最有利的模式是「採售合一」：承攬疏濬，同時直接獲得土石銷售的權利，這樣利潤較高，風險較小。當市場缺工、施工難度升高時，廠商自然會更傾向於這種方式。

目前疏濬原則上採行「採售分離」，例外採「採售合一」。熱門、高經濟價值的河段，水利署即使「採售分離」，廠商仍會絡繹不絕、不怕流標；「採售合一」多在不易決標河段（位處偏遠、經濟價值與投標意願低)，必須適度讓利、甚至賠錢才能決標。

偏偏，近年台灣正值缺工潮。機關愈來愈仰賴廠商，談判籌碼下降，結果就是：理想狀況與現實選項之間，機關只能不斷妥協。這種妥協逐漸削弱公部門的主導性，讓公共安全陷入「市場邏輯」的綁架，河川治理受可獲利區段左右。這種矛盾形成惡性循環：好挖、好賣的河段，年年疏濬，甚至出現過度挖掘的疑慮；難挖的河段，則因為流標或廠商不願承攬，始終得不到有效整治。長期下來，我們看到一種「治理反轉」：不是政府決定哪裡該挖，而是市場決定哪裡能挖。公共安全的優先順序，被市場利基不斷侵蝕。

同時，疏濬辦理最賣力的水利署，所屬的水基金本身早已因為這幾年太多水庫的防災、防洪、抗旱的水庫建設，年年提列折舊與維護讓水基金近幾年陷入常態性虧損，若再兼顧辦好疏濬虧損河段更顯力不從心。當亟需疏濬的區域難以帶來收入，機關承擔了「做也虧、不做更危險」的兩難。做，水基金更虧；不做，災害一來就被指責怠惰。

這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治理結構問題。當災後畫面出現在新聞時，民眾第一個指責的是政府「為什麼沒早點處理？」但在行政體系內部，問題不是「沒疏濬」，而是「廠商不來疏濬」。

水利署將採售分離、採售合一制度化本是為了防止廠商與官員勾結，卻在市場缺工與財政吃緊的現況下喪失主導性。制度本意是「杜絕弊端」，但在現實裡卻變成「廠商主導」──廠商決定能不能挖，政府則被動等待誰願意來投標。

這就是我們疏濬治理的尷尬現實。

我很好奇其他國家都怎麼面對疏濬與勞動市場短缺的困境。

對應台灣的水利署，美國聯邦政府設有墾務局（United States Bureau of Reclamation），負責管理聯邦層級的水利建設與水資源調度，也有聯邦層級的公營事業──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實際管理水庫、發電與治理。不過河道疏濬的執行不只是民間廠商的事，美國陸軍工兵部隊（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透過聯邦政府整合跨州河川治理，由工兵部隊直接執行河川疏濬。即使美國政府的治理主流依然是州權大於聯邦權、民間自治優先於政府管制，相較於台灣屬於小政府的治理型態，不過在跨州流域的河道治理，此部分屬於工兵部隊定期業務與訓練的一環，而且不只有廠商承攬，還搭配部隊親自疏濬外加與民間廠商兩者併行的混合模式。

或許這不失為在勞力市場短缺、不易決標又亟需疏濬河道的可行方式。

同前面所述，在台灣，常見的瓶頸包括偏遠河段流標、泥質高無利潤、交通困難、廠商供給不足。或許在這樣的現在進行式之下，國軍不再只有臨時性的水庫清淤與災後清運，讓國軍開始常態性進行河道疏濬是一條可行解方。

首先，國軍具備的重型機具與後勤調度，是一種具備及時響應與跨區支援優勢的資源。若水利署與地方政府能從現在小規模的水庫清淤，讓國軍在易流標區段、偏遠河段、高風險但無利潤區段定期疏濬，便能在不完全依賴民間的情況下，維持河道功能與公共安全。

其次，國軍參與並不是取代民間，而是「備援角色＋重點補強角色」。為避免國軍過度侵入民間市場、扭曲疏濬產業秩序，可以在相關法令中明訂「國軍僅介入流標或無人承包河段」為條件。最重要的是，工程訓練與災防任務可合一 ，國軍在合規前提下可透過河道疏濬訓練工兵機具演練與後勤隊伍的操作經驗。防災與工兵本就是很接近軍事行動的演習行動，平時即熟練機具與人力調度的疏濬恰好符合國防部一直呼籲的「全民防衛」及「防災備戰」。

最後，我認為我們不應只把疏濬當成挖土賣石的工程，而要兼顧河川生態與流域治理整體。日本同屬季風氣候區，狀況最接近台灣：島國、人口稠密、山多平原少、降雨集中夏季，同樣都有夏季颱風侵擾。雖然制度顯有差異卻仍值得參考的是，日本在河道治理不只有疏濬，同時兼顧了河川生態保育，在許多河川整治案中，已逐漸從過去單純混凝土護岸、河槽拓寬，轉向生態緩衝、曲流恢復、河岸植生等設計。這種設計理念的轉化，是一種提醒：即便我們動用國軍或中央力量，也不能失去「河川永續」的精神。

把國軍納入常態疏濬行列，應該是以「保全公共安全、維護河道功能、生態復育」三者兼顧為目標。這樣的路徑不僅具策略可行性，也可能成為台灣河川治理的新選項。

花蓮的馬太鞍慘況、2024年嘉義的八掌溪緊急疏濬，都是同樣的縮影：我們知道風險在哪裡、有制度與技術去監督、但我們始終無法有效處理，因為市場誘因、財政壓力、政治角力，交織成一張難解的大網。

短期來看，這意味著我們只能在災後「搶救式疏濬」──颱風過後，立刻編列預算，緊急動員，想盡辦法降低災害，卻始終落後災害一步。長期來看，若疏濬跟河道治理無法提升，易淹河段依然淪為流標荒地，極端氣候將使這種亡羊補牢代價愈來愈高。

花蓮的馬太鞍溪泥沙還在清運，2024年嘉義八掌溪那800萬噸疏濬土方還躺在台糖的土地上。河道治理困境不會因為媒體焦點轉移而消失，也不會因為今年的總決算報告或一次災害檢討而徹底解決。真正的挑戰在於：我們能不能承認，疏濬問題不是單純的工程題，而是結構性的治理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下一次的災情，仍然只是一個「什麼時候」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