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鄭秉泓/變化就是永恆 專訪《明月幾時有》導演許鞍華

本屆台北電影節重現了香港導演許鞍華第一部作品《瘋劫》修復版,而她的最新作品《明月幾時有》也進行特別放映。這是許鞍華自1979年完成《瘋劫》以來,第26部劇情長片,與1984年她拍攝《傾城之戀》相同,兩部都是以二戰時期香港淪陷為故事背景,而這些年來,許鞍華又經歷哪些變與不變?

為了《明月幾時有》在台上映,除了導演許鞍華,金馬影后葉德嫻亦特地來台出席映後交流,傳聞《明月幾時有》無法成為上海電影節開幕片,海報上也未見戲份甚重的葉德嫻芳蹤,多少與她因聲援香港雨傘運動而遭中國封殺、被貼上「支持佔中的藝人」這個標籤有關。
許鞍華和葉德嫻的情誼可追溯到1980年代,直到2011年的《桃姐》才是這對老姊妹在大銀幕上的首度合作。面對媒體與觀眾頻頻詢問,為什麼想找Deanie姐(港人對葉的暱稱)扮演故事主人翁方蘭的母親?許鞍華一貫的回應是方蘭與其母的抗日事蹟有憑有據,初次看到方母的照片,便覺得對方與Deanie神韻相近,所以非要由她來扮演。總覺得許鞍華就是有這個本事,用真誠而又幽默的方式四兩撥千斤,讓媒體有新聞點可做,自然也就不會在葉德嫻的敏感身份上做文章。

「異常」狀態下的真實生活

回溯許鞍華1984年執導的《傾城之戀》,電影完成於「中英聯合聲明
1984年12月19日,由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中國北京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列出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中國政府會確保其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維持「50年不變」。
」前夕;如今《明月幾時有》上映正逢香港主權移交20週年,這兩部相隔30多年的電影裡,都能找到許鞍華風格的影像語言——那些存於大時代夾縫裡的尋常百態。
在《傾城之戀》裡是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前夕,范柳原與白流蘇為了躲避轟炸來到淺水灣飯店避難,當飯店經理正在向住客解釋物資短缺,每人只能配給餅乾、牛油、咖啡或茶、同桌外籍貴客事不關己抱怨的同時,飯店遭到了轟炸,駐守陽台的英軍死了好幾個,窗戶也破了,優雅的維多利亞式廳堂瞬間滿目瘡痍。
而《明月幾時有》故事場景來到1943年,當方蘭前去參加表姐婚禮,見眾人七嘴八舌討論灑米的禮俗,飯店夥計忙著清點餐具並提醒賓客小心使用,只因上得了檯面的也就剩這些了,在物資短缺的戰時裡,連「好命婆」都得和別家分享,只見夥計話還沒說完,轟炸卻這麼來了,熱鬧喧騰的廳堂頓時一片沈靜。
我問許鞍華,這兩場戲雖然相隔30多年,卻有非常多的相似之處,是否意味著她對於如何使用影像呈現戰時生活的想法沒有改變?她笑說那麼久的事情,她都忘了,隨即又說,無論在《傾城之戀》還是《明月幾時有》、甚至是《黃金時代》,對戰時生活的描述,自己並不是挺滿意,由於她和劇組人員、演員沒有這樣的親身經歷,即使做了很多田調及準備,總覺得不夠。但她卻認為自己在《投奔怒海》(編按:許鞍華1982年導演的電影,以越南共和國滅亡之後為題材)掌握得比較好,因為打從她中五(等同台灣高二)開始,就非常關注越南議題,被《生活》(Life)雜誌上的圖片給吸引,並且電影背景也與她身處的時代相近。
然而許鞍華真正感興趣的,始終是人處於「異常」狀態下的真實生活。「異常」中存在什麼樣的真實?真實的生活又該是如何?許鞍華總忍不住去想,即便自己從沒經歷過。但她越做田調,越覺得傳奇之不可信,她讀薩空了的《香港淪陷日記》、陳君葆的《陳君葆日記》,她發現瘋狂是短暫的、恐慌是一時的,「異常」在很多時候其實是與安靜並存的。
「所以你才在轟炸與逃難的間隙,拍了這麼多關於『吃』的戲嗎?」
「陳君葆也老是在寫吃的啊,比如包子吃了一半之後如何如何⋯⋯」聽著許鞍華的回應,我腦海中不禁想起劉黑仔在夜裡帶了兩片眉豆茶粿,徵召方蘭加入游擊隊那場戲;又或是《桃姐》裡,梁家少爺回家吃著桃姐煮的菜的神情。很多時候,什麼都不用說,靠著吃,許鞍華要傳達的訊息,也就很清楚了。

遵從直覺的拍攝

談到為了拍攝電影所做的田調,《明月幾時有》裡許多角色確有其人,包括方蘭、方母、與劉黑仔都是真實人物。但坊間流傳關於他們的事蹟,摻雜太多穿鑿附會與英雄化,許鞍華要做的,是儘可能讓他們具可信度。但當許鞍華讀完李樺所寫的方蘭事蹟、藝文人士逃離香港的文獻之後,有時反而更感困惑,例如劉黑仔的死法就蒐集到多種說法,究竟真相是什麼?哪些可以跳過?又該如何拍?最終,她還是取決於自己的直覺——拍了再說。
有些人會認為主旋律電影應該要如何如何,但她並不想被綁住,即使被質疑不夠莊重也沒關係,所以她要飾演劉黑仔的彭于晏表現得輕鬆活潑一點,就像是去參加一場party,別一付沈重的樣子。因為她覺得一個抵抗軍沒必要總板著臉孔,若演出像個痞子、偶而營造一些笑料,也是很好的。與其去講述龐大的正史,她對劉黑仔這樣的小人物與庶民草根野史,反而更感興趣。
但老實說,我個人對彭于晏將劉黑仔一角過於「現代化」的詮釋,並不是那麼贊同,當然一名操著現代口條、吊兒郎當的抵抗軍,或許未嘗不可,但彭于晏的演出方式仍讓我有一種強烈的「穿越感」。不過,我沒有繼續就彭于晏的演出與許鞍華討論,也無法得知,彭于晏是否真是她心中無可取代的劉黑仔。但當她談著彭于晏的神色,確實讓我相信,她是真的滿意他所演出的劉黑仔。

在有限的篇幅裡,傳達個人特色

許鞍華其實並不擅長拍攝動作戲,但《明月幾時有》有場戲卻令我格外印象深刻,許鞍華雖然無法像林超賢(香港導演,以拍攝警匪動作片著稱)那般設計緊張刺激的森林追逐,但她卻在有限的篇幅裡,表現了她的特色:當劉黑仔帶著方蘭援救遭日軍囚禁的方母時,槍林彈雨從他們頭上飛過,兩人一路滑坡下去,在千驚萬險的逃命場面,兩人瞪大眼睛看著彼此,拚了命也要拉住對方的手,儘管只是手拉著手,但在久石讓華麗的配樂輔助之下,還真是浪漫得無以復加。我認為這是許鞍華「文人式的浪漫動作戲」。
《明月幾時有》工作照片,許鞍華與周迅。(圖/双喜電影提供)
《明月幾時有》工作照片,許鞍華與周迅。(圖/双喜電影提供)
有人看完又覺得這場戲太「跳」、太突兀,與整部片調性不太合,許鞍華則說:「如果做得好,整體應該會出現更新鮮的東西,可是這部片我有太多無暇兼顧之處。」她邊說邊笑了出來,不是尷尬也不是心虛的笑,而是非常誠懇地承認這部片還是有很多不足之處,但她隨即補充:「可是我很喜歡這樣,因為很自由。」
既然提到「自由」,我索性打蛇隨棍上,許鞍華從《書劍恩仇錄》開始,《上海假期》、《玉觀音》、《姨媽的後現代生活》、《黃金時代》一路拍到《明月幾時有》都是合拍片,問她對此又有什麼想法?
許鞍華說,拍戲是很困難的事,想要出鋒頭,想要賺錢,想要舒服,又希望這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卻不可能每項皆得,「人家不是說,變化就是永恆嗎?我其實不會也沒有必要去記住每個階段,因為隨時都在變化、都在改變,我只能盡量去符合客觀環境、適應時代,來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時強硬地想要去扭轉、對著政府去吼希望怎麼改善,也不會就此改變,所以倒不如好好想一想,怎麼在這樣的環境裡生存,把自己的片子弄出來,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拍《明月幾時有》開心嗎?有被電影公司要求嗎?」我問得更直白,這也是我訪談的最後一道問題。許鞍華堅定地說,電影公司沒介入細部情節的拍攝,給予她最大的創作自由,只要求她將前後兩個部份串連起來。對她來說,《明月幾時有》最重要的在於傳達方蘭之母的犧牲,並呈現那個時代的眾生相,而且能夠讓觀眾明確感受到,也就足夠了。
當訪談尾聲,準備進入拍照環節,許鞍華起身離開餐桌,隨意地穿鞋,一旁工作人員連忙拉了張椅子要她坐下。她一身黑色,簡約又隆重,腳上卻是一雙年輕洋溢的Converse天藍色高筒帆布鞋,她非常謹慎地將過長的鞋帶繞到後邊再交叉回來打結,那種細心的方式,讓我想到她的電影。
我們帶著她在中山堂走廊、樓梯間拍照,跟她隨意聊著天,聊中山堂的歷史,也聊葉德嫻,但沒有再繼續聊她的電影。有那麼一刻,看著這位面對鏡頭笑得一臉燦爛,拍完照還會擔心臉上擦的粉拍出來太白,囑咐攝影師視情況修圖的長者,我忽然忘了她是許鞍華、是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代表性人物、拿過3次金馬獎和5次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反而像是一個親切的朋友。離開中山堂時,我懊惱著忘了學《明月幾時有》裡的游擊隊成員,向她說聲「勝利見」。儘管創作是痛苦艱難的,但我知道許鞍華一直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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