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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買不了我當勞動力,一生安那其——「香港獨立音樂傳奇」郭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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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資本主義發達的香港,抵抗商業法則,用最貧瘠的條件做出反映時代的異議之聲——黑鳥樂隊在1999年解散前,是香港獨立音樂界的傳奇。前主唱郭達年是黑鳥的靈魂人物,睽違多年後發行個人專輯,在被資本宰制得更加厲害的世界裡,他繼續上路,不會退一步。

巡迴演出來到最後一站,郭達年脫下亮黃色高統帆布鞋,換上拖鞋,彷彿回到家一樣自在。在高雄美濃鄉間的三合院,晒穀場上擺放十來張藤椅,夾雜著狗吠與嬰兒哭聲,演唱開始了。日落炊煙起,村人餓了就起身走動,去旁邊盛碗炒粄條或綠豆湯,也無傷大雅。家在美濃的歌手林生祥,除了出借吉他,還臨陣上場成了音控,十足「交工」精神。
這是前黑鳥樂隊主唱、63歲的香港歌手郭達年為了新專輯《抱靈賦》來台,唯一一場不收費的演出。氣氛家常,隨意但不隨便,面對客家聽眾,郭達年為大部份以英文寫作的歌詞而致歉,他特意安排一首此次巡迴未曾唱過的粵語歌曲〈香港史話〉,伴著胡琴,從鴉片戰爭的殖民史一路吟唱,以母語回應這個從清朝就移民開墾的傳統客家村落。
〈香港史話〉收錄於1984年黑鳥樂隊的第一張專輯。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草簽,預告97年香港回歸大限。遭逢歷史關卡,郭達年與第一任妻子Cassi組成的黑鳥樂隊自費出版第一張卡帶《東方紅/給九七代》,之後加入英國鼓手彼得小話(Peter Suart),在1999年解散前共發行7張專輯,關注議題遍及反核、大限前的移民潮、聲援被迫害的各國異議者、拒絕支配的安那其思想⋯⋯。
因為錢不夠,《東方紅/給九七代》只花了6小時就在錄音室錄完。80年代的香港是劉德華、張學友等四大天王的全盛時期,唱片工業達到頂峰。同樣在香港,月球的暗面,郭達年的吉他猶然是年少時打工用幾百塊港幣買來的基本款,處理音檔的電腦是在專賣舊貨的鴨寮街淘來的,擴音機與錄音設備都是玩音樂的朋友淘汰出來給他的。第二張專輯《宣言》更捨棄正規錄音室,大多在自己或朋友家用非常陽春的設備錄製。

低成本的「爛」音樂

手工、粗糙、低成本,先天設備不良,後天也沒有練習太久,郭達年說:「我以前參加合唱團要練習200次才上台,黑鳥卻練習不到20次。」出了唱片,郭達年時常將「很爛」掛在嘴邊,包括這次的作品《抱靈賦》,郭達年在誠品的講座說這張專輯跳過音樂工業標準,錄音、收音都很爛,「以前的作品更爛,記錄了整個失敗。」
郭達年曾說:「我們並非專業歌手,不能全部時間花在打磨我們的音樂上。我們要勞動維生。⋯⋯我自己的取捨是:我寧可要一節具有深意的歌詞而不要一段『好猛』的結他
港澳對樂器吉他(guitar)的稱法。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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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不申請補助做音樂的郭達年。(攝影/林佑恩)
堅持不申請補助做音樂的郭達年。(攝影/林佑恩)
黑鳥堅持不申請任何企業或政府的補助,音樂之外是為了生存所需的勞動。高門檻的音樂他們玩不起,降低門檻的作品,卻招致不少批評。失敗者不介意將自己蹲低成一塊墊腳石,讓更多人踩上去,郭達年說:「我歌唱得不好,不是科班出身,這證明普通人也可以玩音樂,而不用進入唱片工業那一套。」
低成本的音樂是否就「很爛」?香港作家陳智德曾寫到:「黑鳥雖強調訊息,其音樂本身也不簡化粗糙,收錄在《宣言》的純音樂〈Internationale〉,仿照吉米.罕醉克斯(Jimi Hendrix)1969年在胡士托音樂節變奏美國國歌的彈法,改編成酒醉版的〈國際歌〉,跌盪而抑壓的演繹,在頹敝和消沉中顯出更大的抵抗和叛逆。」

思潮文化是共產

唱片錄製好了,黑鳥隨即聲明「版權公開,歡迎翻版」,不維護所謂的「智慧財產權」。黑鳥每一張專輯裡通常有類似這樣的說明文字:
「爲了這作品不致淪爲另一件商品,請你把它翻錄給那些無能力負擔的朋友。我們希望你視所付出的,爲對這些創作活動的一種支持,而不僅是另一次音樂消費。⋯⋯對於那些真的拮据的朋友,我們亦可以給你寄贈。請來信。」
不僅讓別人翻錄,也逕自翻版他人的作品,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黑鳥出版《民眾擁有力量》,同名歌曲即翻唱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的〈People have the power〉,當然,沒有給任何授權費用,只是填上中文歌詞就唱。在郭達年最新的作品《抱靈賦》中,仍然「不告而取」地翻唱了約翰.藍儂(John Lennon)等人的歌曲。
郭達年並非第一次這麼幹,早在70年代末,他和朋友在灣仔駱克道開書店,就已經盜印不少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書,「當時覺得香港一些年輕人沒有條件把書從外國訂回來,我們找到偷到弄到的書就馬上印,還買了一台小型的印刷機器,掌握自己出版的條件。覺得思潮和文化是共產的,沒有管版權,印就是了,我們不追求印刷品質,賣得很便宜。」1984年底郭達年到威尼斯參加全球安那其大會,才發現並不孤單,「他們都很驕傲擁有一部印刷的機器,80年代全球很多年輕人都自己印刷出版。」
80年代黑鳥樂隊所主張的對抗資本、去宰制的安那其思想,早在70年代的少年郭達年身上萌芽。

垮掉的一代文青

還在讀中學的郭達年投稿報刊,受到香港作家崑南賞識,便邀至主編的《香港青年周報》寫專欄,學校老師認出這個專欄作家,15歲的郭達年因而被老師引介給一群大他十多歲的文青中間,到當時的文藝地標,位於海運大廈的巴西咖啡館,聽大人談文論藝。這些青年都受到1968年的反戰思潮影響,介紹他讀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如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詩歌。
70年代在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在台灣,仍禁錮於黨國的戒嚴體制中。郭達常說自己是讀原文書長大的「番書仔」,當時的香港是難得豁免於獨裁專政的自由之島,接收與英美幾乎同步的文化資訊。早在1964年,Beatles的第一次出國巡演,就曾在香港演出。到了70年代末,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共有120家中文報刊,以及4家英文報,300多種文化刊物。
郭達年說:「我們這班年輕人沒人管,剛好在時代的小缺口,享受了成長的自由。」
豐沛的出版土壤,讓一個工人家庭的孩子也能接觸文學。家裡窮到只能拿豆腐配飯,郭達年的大哥因為要幫忙家計,小學畢業就不再升學。郭達年排行第二,和弟弟約好要一起去考香港中文大學。「弟弟想讀新聞系,我那時在彈古典吉他,想考音樂系,筆試都考過了,剩下最後的作曲。」
郭達年還記得自己背著吉他,在月台上等火車,火車過了一班又一班,他躊躇再三,最後沒上車。
讓他上不了車的有兩個人,一是寫了《拒絕聯考的小子》的台灣人吳祥輝,二是美國嬉皮教主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利里和理查.亞培特(Richard Alpert)合寫迷幻藥界的聖經《The Psychedelic Experience》,Beatles以這本書為靈感,創作花椒軍曹經典大碟。利里的「Drop out」,離開資本體制宰制的想法,影響了1968年前後的一整代嬉皮。
郭達年從深浸於1968思潮的年長朋友們那裏知道了利里。決定不搭上火車,就是「Drop out」的第一步。
從大學「Drop out」出去,郭達年一邊和朋友維持駱克道的賠錢書店,不放棄補充思想彈藥,另一方面創辦日後影響深遠的音樂刊物《結他》:「我和印刷廠熟,而我自己又能採訪,成本降得很低。雜誌賣得還不錯,我還訂吉他來賣,所以樂器行來登廣告,又有收入。這只是做一個維生的可能,我對這個工作有興趣,但不會給我人生的目標。」
辦雜誌之外,郭達年還舉辦了兩屆音樂比賽:「我一直覺得人的交流很重要,如果每個人只在家裡玩吉他,是沒意思的,辦活動讓年輕人有機會可以出來。」優勝者包括Beyond、鮑以正、達明一派的劉以達,都是日後香港的重要音樂創作人。
香港資深音樂工作者鍾錦培說:「以前沒有網路,透過黑鳥的歌才知道很多事情,例如英殖民地的填鴨教育、中英聯合聲明出賣香港人,還有麥當勞在非洲圈地養牛、生產CD的菲利浦也有做軍火生意等等,受到很多衝擊。」

離開體制,永不回來

來到1989年,郭達年決定停下來,「六四之後出了最後一期,我這麼寫:我們要好好活下去,但是我們要做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辦這個吉他雜誌了。」
雜誌不辦了,郭達年和一票劇場以及音樂界的朋友,每週末在街頭演出,重現六四當天的鎮壓場景,一開始帶著義憤與熱情,久了產生路線上的分歧,有人覺得如果要長遠做下去,應該要跟政府申請補助;有人覺得不應該跟政府拿錢,那會變成收編。前者後來成了每年手上有幾百萬港幣資源的香港劇場界大佬,後者是再一度「Drop out」的郭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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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達年長年關心許多社會議題與運動,當了一輩子抗拒宰制的安那其。(攝影/林佑恩)
郭達年長年關心許多社會議題與運動,當了一輩子抗拒宰制的安那其。(攝影/林佑恩)
「Drop out」,離開資本的宰制,多年來郭達年始終沒有再回去過。他賺的錢只足夠維生,沒有存款,名下也沒有房子、車子等任何資產,3年前他甚至把銀行的帳戶全都停了,他說:「不想和經濟系統有任何關係。」現在他偶爾還幫《明報》寫稿,要大費周章地讓編輯代領稿費。
「我不是沒有能力賺錢的人,我去拍紀錄片一個月可以賺十幾二十萬,為什麼我只賺五千(港幣)就不動手了。因為我不想在資本遊戲裡玩,我的孩子都是我寫稿養大的,香港沒有一家報章雜誌我沒寫過,兩個兒子都大學畢業,我自由了。我絕對不想有資產,在你人生中最珍貴的時間裡,錢把你買了做勞動力,安那其最反對這個。你的人生你說了算,你選擇站在哪一邊?」
「你的人生你說了算」,郭達年說到做到,幫也想要「Drop out」的兒子辦休學:「小兒子曾經不想讀書,想停學一年學畫畫。他的班主任叫我去見面,聽我說了一大堆後,說原來不是見家長,是見老師,被我徹底說服了。」
2005年世貿會議在香港舉辦,全世界反WTO的抗爭者在香港集結。郭達年推著嬰兒車在人群中,放催淚彈時,嬰兒車裡的娃娃大哭,他說:「多虧了抗爭的韓國農民給我一種舒緩的藥膏。」這是郭達年在第二段婚姻生下的女兒,從誕生那天就從正規醫療體系「Drop out」,郭達年在家中接生,女兒在溫暖的水盆中,聽著巴哈的無伴奏大提琴出生,自然脫落的胎盤形狀像朵蓮花,和樹苗一起埋在山上。
女兒的出生激發中年男子的溫柔,先前絕不置產的郭達年,為了讓女兒有接近大自然的成長環境,破例跟一位老伯頂下山上的一間小屋子。他說:「當年大量難民逃來香港,佔地用很少錢就蓋起來的房子,地還是政府的,給你居住權,這叫牌照屋。除非政府要拿回土地,要不然可住好幾代人。」

支配生存的土地

「土地一直在支配人的生存」,郭達年神情一黯,他坦承自2013年之後,他和女兒的母親鬧翻後,他再沒有見過女兒一面。
「地產商來了,整個村所有人都瘋狂了,包括女兒的媽媽,她想要把房子賣掉,我不肯。她叫人來打我,把我趕出去,最後她把女兒帶走,從此不讓我見。我在山上差不多瘋了,我唱那首〈I ain’t got no home anymore〉是我的真實處境。」
「Drop out」出去,當了一輩子抗拒宰制的安那其,終究還是被資本所驅使的貪婪人性輾壓過去,妻離子散,無家可歸。2013年,郭達年沉到最黑暗的谷底,得了重度憂鬱症,有自殺傾向。
在台北河岸留言的演出,郭達年唱起那首收在新專輯中的〈I ain’t got no home anymore〉,他邊唱邊說:「我被地產商趕出來每個月賺錢都給了交租,這是一種不公義的生存。」他的身體裡彷彿藏了一頭因負傷而嚎叫的野獸,就要從喉頭躍出⋯⋯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離失所 咽下人行天橋,咽下長滿水鏽的生活 我再也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經咽下的現在都從喉嚨洶湧而出
許立志〈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摘錄
許立志是在富士康跳樓身亡的中國工人,《抱靈賦》中收錄這首詩,誦讀的是郭達年現在的音樂夥伴也是愛人同志June。細長眉眼的June來自杭州,母親在中國因為修練法輪功被迫害,June回不了家鄉,再也見不了母親一面。兩人相遇在各自痛苦的深淵。
2014年,身上都帶著傷痕的兩人,和香港大多數人一樣,都參與了雨傘運動。郭達年重新拿起吉他,在抗爭現場隨唱隨走,當時發放的傳單上寫著:「巨輪下的微唱——不會、不要、不可退一步。」
傳單上寫了時間地點,還寫上「反核、反戰、反體制」,獨獨沒有寫演出者是誰。無論是黑鳥樂隊或者郭達年Lenny,這些曾經響亮的名號,宛如水滴般匯入雨傘下的大海裡。

紮根在河堤上不會退一步

郭達年說:「雨傘運動的金鐘現場,馬路有個很高的落差,原本跨不過去。有位朱伯伯是木工,運了很多木材過來,在那裏釘木凳,讓大家可以跨過去。我們需要像這樣的合作,這是雨傘運動裡最美麗的風景。我在那邊紮營、唱歌,還把一個在大嶼山撿到的樹幹帶去種在那邊。」
樹幹上寫著:「像那大樹紮根在河堤上不會退一步。」
來台巡迴走唱,開場時郭達年總說:「這是一個混亂、分裂、互相排斥的年代,我們是極少數的一群人在這裡。」他往下傳遞他的黑色筆記本,封面有顆手榴彈的圖樣,他要觀眾們一一寫下email,「我要和你們交朋友。」
在沒有email的年代,郭達年和全世界的安那其朋友用一封封手寫信連結。如今email在社群媒體年代已顯過時,但郭達年堅持不用臉書:「(祖克柏)寫這個程式是去報復女友,是個負面能量,original creation是鬥爭性針對性的,變成hater的天堂,按讚、絕交、五毛黨、無聊的argument⋯⋯我相信所有的物質都有精神性,這麼多無聊負面的東西在那麼大的網路裡傳來傳去,把群眾的精神狀態完全扭曲,造成很大的傷害。」
雨傘運動清場那天,當警察發出最後通牒的廣播時,郭達年隨手帶走了一樣紀念品,那是朱伯伯做的小木凳,他將之取名為「鐘仔」。2017年,郭達年帶著鐘仔過台灣,在中壢、新竹、台南、恆春各地演出,他對台灣聽眾介紹鐘仔的故事:
「我們需要這種人心結盟的鋪墊,去跨越那座堵住我們前進的高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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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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