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生祥出道20年──7座金曲獎也擦不亮的臨暗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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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彎進田間小徑,路越收越窄,前方疑無路時,一棟簡約風格的雙層建築,不張揚地種在稻子、木瓜樹環繞的田中央。遠處的美濃山稜線,拉開了山水畫的捲軸。林生祥在屋外候著來客,他穿著T恤與訂製的寬鬆棉褲,腳踩木屐,吸著菸吞雲吐霧,飄飄若有風。

林生祥說:「美濃的新居落成大約在2年前,為了讓女兒上小學後,有自己的房間與書桌。」新居裡什麼都大,連廁所都寬敞,除了角落有一張迷你的小木凳,彷彿錯放在巨人國裡,「2006年剛結婚時,老家還沒改建,我們所有的家當都塞在一個房間裡,桌椅、櫥櫃,每一樣家具都小小的。」

獨立出來後,一家人每天晚上還是回車程不過10分鐘的老家,吃林生祥媽媽煮的菜。我們抵達時已近中午,飯菜不夠,林生祥急call救星:頭戴斗笠,外罩客家花布的林媽媽,騎機車速速運來一大鍋剛炒好的美濃粄條。

七十幾歲的客家媽媽仍然勇健,晴天騎機車,雨天開她那台從前運送豬飼料的手排卡車,馳騁在美濃鄉間。林生祥家門前的一畝田,秧苗正翠,媽媽每天來巡田,照看稻子也照看兒子一家。林媽媽從前最多養過一千頭豬,問她現在還養豬嗎?她笑著說:「早就不養囉!現在只養一條大公豬,沒辦法淘汰呀。」大公豬指的是林生祥內向寡言的父親,林媽媽講笑話像她炒粄條的手勁,俐索有味。

收錄於《菊花夜行軍》中的〈風神125〉,一開始客家母親的口白,就是林媽媽所錄。林生祥說:「那時我媽開著卡車往返屏東養豬,空檔時來幫我錄這一段。」林媽媽補充:「錄音比養豬累多囉!」大學畢業、退伍後不久,林生祥在1998年就返鄉,一邊做專輯,一邊幫忙養豬,拿著一把小刀,在公豬離奶時把睪丸閹掉,「最辛苦的是賣豬時,要把一百多頭,一隻重達一百多公斤的豬趕上車,有些豬特別聰明,會抵抗嚎叫。如果我不去幫忙,爸媽就會更辛苦。他們要搬上百包穀包,膝蓋都開過刀。」

今年是林生祥出道20年,《菊花夜行軍》發行15週年。5月20日,生祥樂隊將要登上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演出這張專輯。〈風神125〉中林媽媽的口白提到都市人開BMW,農家子弟駛鐵牛車,「罔拖罔拖定著會有/高進介日吶」(湊合湊合一定會有/高進的日子)。林生祥眉飛色舞地說,到時候會弄到一台鐵牛車,駛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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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養豬時,林媽媽日復一日地親自開著手排卡車往返屏東運送豬飼料,養活一家人。林媽媽如今七十幾歲,身體仍然勇健,晴天騎機車,雨天開卡車,馳騁在美濃鄉間。(攝影/林佑恩)

同樣的舞台,在1994年,林生祥曾是台下的樂迷,在人群中搶奪著樂手從台上丟下的pick(吉他的撥片)。那時林生祥還是淡江大學的學生,得過校園歌唱比賽冠軍,和同學組成「觀子音樂坑」樂團。台上令他瘋狂的是英國搖滾歌手Sting,「當時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在這裡辦演唱會。」

1994年的一張門票是2,000元,林生祥省吃儉用好久才存下來。從美濃北上讀書,讓他見識了都會學生的日常用度,吉他社學姊有騎馬的嗜好,馬場採會員制,「聽到那費用,我的眼珠子都快要掉出來了。」

採訪到一半,請林生祥到家門前的稻田間彈奏月琴,讓我們拍照。他的脖子上掛著一條汗巾,南方日頭熾熱,豆大的汗珠不停滴落。他沒有抱怨,只是淡淡說起,以前這塊田種的是檸檬。隔天他來回開4個小時的車,去恆春的國小教唱客家民謠,演講時他說:「小學的暑假我每天都在檸檬園度過,一家六口全出動,永遠都有採不完的檸檬,我怕死了。」果園的童工自然沒錢學樂器,林生祥到了高中才自學吉他,他能看懂吉他的六線譜,女兒正在學鋼琴,而他至今看不懂那五線譜。

他告訴恆春的孩子:「這裡的雲和風流動得好快,老天爺給恆春特有的風土,你們不要去羨慕都市小孩。」

1994年,也是美濃反對興建水庫運動正熾熱時,那年,林生祥和大他7歲的同鄉鍾永豐,第一次見面,卻沒有激出任何火花。鍾永豐在〈歌手林生祥〉的散文裡寫,林生祥交給他一捲音樂創作的錄音帶,鍾永豐聽完之後覺得「不怎麼樣。」

1998年4月,當時的行政院長蕭萬長,宣布美濃水庫將在一年內動工興建。反水庫運動來到存亡危及之際,鍾永豐想到林生祥,文章裡寫:「我抽空去淡水看他,向他分析目前的危急情勢。生祥也跟著緊張,焦慮地問我可以做些什麼,但他除了唱歌又什麼都不會。我跟他說:生祥,運動的事我們自會處理,現在我們需要你來為運動造一顆文化原子彈。」

6月,鍾永豐將美濃鄉親北上立法院抗爭的情境,寫了第一首詞〈夜行巴士〉傳給林生祥,此後林生祥作曲、演唱,鍾永豐作詞的合作模式,不但造出文化原子彈,也斬獲多座金曲獎。

9月,林生祥決定回鄉,他關掉淡水的銀行帳戶,只剩57元,提領不出來。鍾永豐寫:「自1990年秀梅(按:指鍾永豐的妹妹鍾秀梅)回到美濃,組織田野調查隊以來,陸續返鄉的夥伴們,幾乎都在夏後離開都市。秋返,令我敏感。生祥在夏後回鄉,又是首位音樂人。預感會有新的連動,我特別記下他回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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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尊稱土地公為「伯公」,對「伯公」的信仰成了客家人生活的一部分。林生祥每次經過便會停下腳步,和「伯公」說些話。(攝影/林佑恩)
客家人尊稱土地公為「伯公」,對「伯公」的信仰成了客家人生活的一部分。林生祥每次經過便會停下腳步,和「伯公」說些話。(攝影/林佑恩)

音樂回到土地,介入現實,在鍾永豐家廢棄不用的菸樓,交工樂隊的《我等就來唱山歌》、《菊花夜行軍》都在這裡錄製。

林生祥說:「回來就是反水庫最忙的時候,我那時候的想法很簡單,要做運動音樂之前,首先要讓音樂運動起來。會反過來思考形式是什麼,醞釀了一段時間才把嗩吶搖滾化,而這個實驗方式,我居然是在夢裡先夢到。」

重回錄音室,先經過鍾永豐家的三合院祖屋,接著是大樹下的土地伯公壇,林生祥經過時拜了拜,再過去就是昔日的錄音室,經過南部幾次大地震後搖搖欲墜的舊菸樓,門前有淙淙溪水流過。

菸樓中,錄音的地方在以前燻菸葉的塔樓裡,能利用空間是上下,而非左右,生祥探頭進去張望,說以前鼓要用童軍繩吊在半空中打,看到用泡棉胡亂做成的低音陷阱,他忍不住自嘲:「這根本不是音樂工業,是手工業」;「我們沒有錢去租錄音室,想說菸樓附近比較安靜,結果把蟲鳴鳥叫也錄進去,算是意外的效果。」錄不進去的還有氣味,旁邊就是豬舍,濃濃的豬屎味,對於家裡養豬的林生祥,並不陌生。

1998年鍾永豐是反水庫運動的要角,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熟悉鄉里民情、地方掌故。他像老師,也像父親,將林生祥帶在身邊潛移默化,沃養小老弟在音樂美學和社會運動上的土壤。

林生祥說:「剛回鄉的時候,每天跟著永豐當他不支薪的助理,跟著他見各種世面。我真的不吝於跟大家講,永豐是我的貴人。」如父如兄的鍾永豐給出的養分,林生祥也並非全盤吸收,「我和永豐吵最多的是他用第一人稱寫的詞,那是他的感受,當那個第一人稱要跨到我身上來,我就會反駁他,應該是你一半我一半,如果你沒有照顧到我的感受,我就不能將歌曲詮釋得好。最後還是我要上台演出,我要去面對群眾。」

「我們吵架吵太多了,我之前有跟永豐撂過狠話。我對於父權這個東西很敏感,我的成長過程中,我們家族這麼多人,沒有任何人敢反抗長輩,反抗長輩就是不孝。後來我好痛恨這些事情,覺得不應該這樣子。」

吵架不會吵到想要拆夥嗎?林生祥說:「因為永豐有在政治圈打滾過,不像一些藝術家會吵到徹底翻臉,他不會當面吵到和你完全決裂,他不會這樣做。」

「我和永豐一路過來,早期像父子,後來像夫妻,《我庄》之後,關係變得比較平衡,現在像伴侶關係。永豐後來再婚,現在的太太影響他很多,讓我和永豐的關係也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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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工樂隊的《我等就來唱山歌》與《菊花夜行軍》兩張專輯,都是在鍾永豐家廢棄不用的菸樓裡錄製完成。(攝影/林佑恩)

林生祥帶我們回到改建後的老家,呈ㄇ字型的水泥樓房,每邊各有三層樓,年節時整個大家族回來,都住下還綽綽有餘。說起這棟房子,林媽媽就笑出一雙瞇瞇眼,樂中有苦,她說:「我用一千頭豬換來這棟房子,颱風天開貨車去餵豬,差點被水淹掉沒命咧,好辛苦餒!」

說起豬隻換來的房子,林媽媽的眼裡就有光。她從小家貧,上學前要挑著仙草蜜的擔子出來叫賣,賣完才准去讀書。林家見其能幹,便去說親。林媽媽是家中長媳,養豬養了四十多年,賺來的錢都要交給家族裡的族長,因此林生祥北上讀大學時,每個學期的生活費,都是由祖父匯給他。

《菊花夜行軍》整張專輯的詞幾乎都由鍾永豐包辦,只除了一首〈愁上愁下〉,填詞的是林生祥,填下的是母親,是客家婦女的心聲:

做人薪臼真多愁 (做人媳婦真多愁) 田坵離腳灶下走 (腳離田地走廚房) 家娘細姑正在嫌 (家娘小姑儘管嫌) 委屈受盡擁被嗷 (委曲受盡擁被哭)

說起往事的同時,一位家族中的男性長輩走過我們面前,空氣瞬間凍結,林媽媽把嘴邊的話急吞入肚,林生祥也安靜下來。

離開老家之後,林生祥才跟我們說:「每次到台北領金曲獎,我媽陪我去,路上都在訴苦。把苦的東西講出來,她漸漸有笑容了」;「我對父權,包括對阿公阿嬤,是我開始反抗,才真正改善我和他們的關係。我也鼓勵我媽分家,她到快60歲的時候才出去養豬,後來她用賺來的錢蓋大房子,給整個家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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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媽媽是家中長媳,也是重要的經濟支柱,她用養豬賺來的錢蓋房子,給整個家族住。說起改建後的老家,林媽媽總是眼裡有光,卻是樂中有苦。(攝影/林佑恩)

被美濃後生視為精神導師的作家鍾理和,曾在長篇小說《笠山農場》,呈現了一個被傳統深深壓抑、束縛的客家山村:

「200年前,他們的先民搭乘帆船,漂流到荒島來披荊斬棘開拓新生活的雄心,那種朝氣蓬勃而富於進取和創造的氣概,在他們身上已找不到一點影子,代之而起的是迂腐的傳統和權威思想的抬頭。」

在田間,生祥彈月琴,他不假思索彈奏的曲子,是收錄於《菊花夜行軍》中,那首沒有一句歌詞的〈嗷〉,「嗷」是農民與牛對話的方式,牛脾氣之硬之拗,絲毫不能有任何勉強。曲調柔中有韌,綿裡藏勁,婉轉中帶力氣。

「柔中有韌,綿裡藏勁,婉轉中帶力氣。」用來形容林生祥的個性,也未嘗不可。我問他為什麼交工樂隊在發了兩張專輯,也獲得金曲獎肯定後,卻要解散?

「關於這個,可不可以是我永遠保留的秘密,因為這只是從我的角度來看,講出來一定會傷到其他成員,後來大家各自都有好的發展。至少我那時候有勇氣喊停,我覺得這個決定是對的。」他接著感嘆:「2003年交工解散時,上了大報全國版,我心裡想,幹!我們比較好的新聞都沒上過全國版,解散才上,那種感覺,真的幹!」

夜深妻兒就寢後,林生祥習慣拉上加了泡棉的隔音厚門,客廳便成了他17坪的音響室。他指著其中一套音響,是交工解散後,拿著分家的錢買好音響,正式進階成了發燒友。音響的複雜線路交織成林生祥的小宇宙,他請我坐在沙發正中央,音場十字中軸線,聽音樂的「王座」。睡前他會坐在這裡,開一瓶威士忌或紅酒,挑一張黑膠,慢慢地飲,細細地聽。

交工解散所留給他的,當然不只是那套音響。「解散之後,2003年我得了躁鬱症,那時不懂得要看醫生,是後來聽朋友聊到躁鬱症的徵狀,我才恍然大悟是這個病。後來我發現我還可以寫歌,拚命地寫歌,才脫離那個狀態。」

「前陣子我在台北車站看到一個婦人在乞討,經過時她看了我一眼,眼裡充滿怨恨,彷彿在質問:『為什麼我淪落於此?而不是你?』我其實曾經離那個狀態不遠,寫《臨暗》的時候,我和永豐都處於人生的最低潮,兩個人吵得很兇,低潮的時候,人很容易就沉下去了。」

人生的低谷,一谷還有一谷深。2008年,林生祥的女兒出生,早產體重不足千克。在醫院裡,其他父母喜迎新生命,林生祥卻要簽下病危通知書。「女兒晚上11點出生,值班的護士插了兩個小時,才把管子插進去。生命真的好脆弱、好無助、好悲傷啊,寫歌真的有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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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對林生祥而言,極其脆弱,總是歷經煎熬,但仍不時出現讓人開心的快樂插曲, 一如家門前的稻子,再過一陣子就要金黃結穗了。(攝影/林佑恩)

女兒出生後,經濟擔子更重,迎來的卻是事業低潮,2009到2010年,林生祥幾乎接不到演出工作,「我媽有問我要不要接下養豬事業,但我算一算賺不到錢,而且養豬用的是大肌肉,彈琴用小肌肉,是衝突的。我也不知道到底為什麼,我都拿了7座金曲獎,居然還養不起家庭小孩,好諷刺呀!」

2011年,社群媒體所推波助瀾的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讓開電腦就會頭暈的林生祥,看到網路的潛力,「請朋友幫我設臉書帳號,我開始自己經紀自己,每天固定在臉書發文,這五六年把過去的歌迷都找回來了。」臉書(Facebook)露臉,人際網絡的連結,帶來新的演出機會。「我拚命賺錢,酬勞只有兩千塊也接,任何地方我都去。」

林生祥不太保養嗓子,菸不離手,酒也是睡前必備,他一年大約有一百天因為演出必須在外睡旅館,「都市很方便,到處都有超市,我會去買瓶酒好入睡。」最近因為做電影配樂累到了,他的口腔黏膜發炎,酒還是不能不喝,只是從威士忌換成紅酒。

喝酒的習慣來自一開始土法煉鋼的錄音過程,「菸樓無法隔音,沒辦法所有樂器一起錄,每一樣樂器都要對著節拍器分別錄好,最後再兜在一起,往往一首歌我要聽50遍以上,腦袋快爆炸,到晚上還停不下來,所以要喝醉讓我可以睡覺,第二天早上再起來工作。」

奔波在外,林生祥隨身帶著一隻桌球拍,他在北中南都能找到球友,有位球友幫他算了筆畫,將「生祥樂團」改名為「生祥樂隊」。出道20年的獨立音樂之路,走來艱辛,與夥伴之間的分離,理想與現實間的痛苦拉扯,7座金曲獎也平復不了的,反而是遠在高中時期的打球嗜好拉住他,「我很怕那個東西(躁鬱症)會回來找我,這也是我後來為什麼會打乒乓球。」

每天不管多忙,林生祥都會趁空做一下平甩功,桌球保精神健康,練氣功則保身體健康。林媽媽的大房子,是用一千頭豬還有磨損的膝蓋換來;林生祥的大房子,是為了要給女兒好的成長環境,前幾年卯起來演出賺錢,把身體弄壞的代價換來。

「生命對我來說,從頭到尾都很脆弱,歷經煎熬,真的是歷經煎熬。我總是站在最悲觀的立場去想事情,所以碰到稍微開心的事,就會好快樂。我最近的快樂是前陣子錄電影配樂(指國片《大佛普拉斯》),用英國的Neve VR48 console錄音設備,那聲音立體得像一隻活蝦,正在你面前嗶剝跳。出道20年才錄到那麼好的聲音。」

揹著電月琴,拖著疲憊的身軀,臨暗時刻,回到美濃山腳下的家。黑鳶劃過天際,樹林裡有鳥仔歇夜,田間有焚燒稻草的氣味。將出生時不足月的女兒,種在故鄉的泥土裡,陽光雨水滋潤,便如田裡的秧苗,一暝一寸地抽長,如今已長成小學三年級,學校跳遠冠軍的細細妹。

再過一陣子,家門前的稻子,就要金黃結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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