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台灣記憶是最好的追尋——直木賞作家東山彰良專訪

在台北民權東路的茶館裡,用大吸管喝冰珍珠奶茶,日本小說家東山彰良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說,那些關於夏日台灣的記憶,是他寫作時最好的追尋。

東山彰良本名王震緒,台灣出生,日本長大。2015年,他以小說《流》拿下日本文壇最高榮譽的直木賞,史無前例得到包括宮部美幸、東野圭吾等9位評審全票通過的滿分成績,擅長推理小說的作家東野圭吾還形容東山彰良是「娛樂小說界的王貞治」。

《流》不但突破了純文學和大眾文學的界限,也鮮明展現了1970年代台灣社會小人物的生活風景。東山彰良擅長將成長小說中的不安與衝撞發揮得淋漓盡致,懸疑中帶著幽默,即便是面對橫跨台灣與中國間的歷史洪流,也能坦然勾勒主角的的苦難與抵抗,是少數能用輕巧暢快寫就時代掙扎的小說家。

2018年,他的新作《我殺的人和殺我的人》,在奪得織田作之助獎、讀賣文學獎之後,又獲頒渡邊淳一文學獎。「我寫小說今年正好進入第15年,做夢也沒想到會成為作家,剛開始我只是很單純想寫一些有趣的故事,直到現在依然如此、沒有改變,」東山彰良在頒獎典禮上說。

台北廣州街,是他故事的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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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山彰良而言,台灣充滿活潑的氣息,有著取之不竭的民間題材,他總是透過細膩觀察轉化成精采故事。(攝影/蔡耀徵)

那些東山彰良口中的「有趣故事」,讓他想把印象中的台灣介紹給日本讀者,孩提時光居住的台北廣州街,是他故事的原點,廣州街上吹牛的大人們,是他故事的題材。「我是在日本長大,寫在小說裡的東西對我來說,可能就是在台灣自己家裡發生的事,好像沒有什麼新奇,所以我其實一直不知道值不值得寫下來,後來才決定以父親做範例,寫出了《流》。」東山彰良形容,自己像是拿了一個照相機,在台北拍了一張照片拿給日本人看,日本人會覺得很有台灣味,「可是我給你們看,你們可能覺得這什麼東西,路邊不就一堆,太平凡。」

但東山彰良就是有本事把那些平凡故事、庶民生活,寫得活靈活現——老兵鬥嘴、青少年幹架、華西街殺蛇、城隍廟前搬演布袋戲;書中的主角既熱血、又純情,在這個缺乏細節的時代,一下子就把讀者拉到那個1970、1980年代的台北時空,彷彿喚起的正是讀者自己的回憶,一邊捧腹大笑,一邊掩卷嘆息。《流》與《我殺的人和殺我的人》兩本從日文翻譯成中文的作品,能讓一個午后的閱讀時光,顯得青春熱烈。

比方說,《流》裡描寫主角作為高中生鬥毆的心理轉折:

我們注視著彼此,拼命尋找暗示著攻擊、妥協和退路的所有徵兆。令我驚訝的是,連主動上門挑釁的雷威,似乎也在尋找退路。我們又不是會因為殺人而感到興奮的野獸,誰想面對這種狀況?大家都是因為萬不得已的苦衷,才做出違背真心的行為。世界用這種方式馴服我們,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懂得愛人,也會不惜殺人。

東山彰良似乎有一種特異能力,可以鑽進青少年的心靈,透過青少年眼睛看世界。例如,《我殺的人和殺我的人》裡13歲的主角對無能為力的嘆息:

我們是小孩,這個世界無法如小孩的願。 正義蒸發,勇氣支離破碎,只有悲傷刺進皮膚。站在我眼前的阿杰已經不是我熟悉的那個阿杰了。

作品字裡行間展現著信手拈來的機智和洞察,東山彰良本人則顯得謙遜而爽朗,「我從小就乖乖的,沒有什麼不良少年時代,所以很羨慕像電影《艋舺》那種叛逆、有一群朋友可以打鬧,」他喜歡鈕承澤執導的電影,包括《軍中樂園》,說到這裡忍不住大聲嘆了一口氣,「很傷心發生那件事啊!(指鈕承澤被控性侵案)」

東山彰良喜歡懸疑、科幻的小說題材,也熱愛好萊塢電影,他的第一本小說《逃亡作法》受到描寫逃獄電影《驚爆轟天雷》影響;《我殺的人和殺我的人》則和電影《豪情四兄弟》《神秘河流》的主題呼應。在那些寂寂寫作、尚未成名的日子裡,他曾經一直幻想自己能寫出一部可以改編成電影、然後大賣座的小說,因此寫作的過程中會不斷朝著「改拍成電影」的方向、分量寫去。直到2013年他出版了長篇科幻小說《黑色騎士》(ブラックライダー),得到「ANX十大推理傑作」第1名、「這本推理小說最厲害!」第3名,他才發現,原來一個故事要在什麼時候結束,並不是作家能做決定的,而是要順著作品的意識寫下去,才能純粹地把小說寫好。

在《黑色騎士》獲得肯定後,東山彰良對自己的筆力開始自信,決定展開思考多年的家族故事,才誕生了得到直木獎的《流》。「寫完《流》之後,我還是想再把台灣作為小說的舞台,因此寫了風格不同的《我殺的人和殺我的人》。」對東山彰良而言,台灣充滿活潑的氣息,有著取之不竭的民間題材,他也喜歡甘耀明的《殺鬼》和吳明益的《天橋上的魔術師》,今年(2019)下半年將出版的新作品,主角則是生活在西門町的紋身街。

好的小說,能把人從框架中解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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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模糊一點也沒關係。」東山彰良覺得,人可以自某些框架中釋放出來。(攝影/蔡耀徵)

「對現在的我來說,一部好的小說的關鍵,是有沒有把一個絕對性的東西相對化,讓讀者在讀完之後,可以感受到,啊,這世界還是有別種存在的可能性,就算沒有人瞭解自己也沒關係。」小說有許多作用,但對東山彰良而言,他想藉著文學,把人從世界上某些框架住自己的界限中,釋放出來。

這或許與他在台灣出生、日本長大的經歷有關。東山彰良的國家認同是模糊的,小時候從日本回台灣,大人會問他,「日本怎麼樣?有沒有人欺負你?」回到日本,日本人也會問,「在日本生活了這麼多年,你算是日本人了嗎?」東山彰良說,「這些問題對我來說,都是很難回答的,因為我覺得兩邊都是故鄉。其實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覺得自己跟別人有點不一樣,但不是那麼不好的事,認同模糊一點也沒關係。」

國家認同並沒有給東山彰良帶來困擾,但作家這行的起步不容易。

從迷惘到專心致志的作家之路

東山彰良的父親王孝廉,是出過散文集的大學教授,頗有文名,小時候住在台中大肚,跟在地人東混西混,王孝廉好友邱坤良形容他:「從小鱸鰻鱸鰻
台灣閩南語,指「流氓流氓」。
,豪爽講義氣,有話直說,好惡分明。他說自己既不是高貴的外省人、亦非曾受殖民者眷顧的高貴台灣人,是跟在地底層沒兩樣的外省人。」東山彰良的成名作《流》一開頭,其實是引用父親王孝廉1970年代刊於中時人間副刊的詩作〈魚問〉:「魚說,只因為我生活在水中,所以你看不見我的淚。」他寫作這本小說時,也和父親一起結伴去山東田野調查,才打開了多年纏繞的父子心結。

丹.布朗(Dan Brown)創作《達文西密碼》時,是窩在父母家的洗衣房裡,用老舊的電腦,架在燙衣板上一字一句敲出來。讓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聲名大噪的第一本小說《魔女嘉莉》,是他住在貨櫃車裡的深夜,等孩子睡覺後寫出來的。在日本泡沬經濟下成長的東山彰良,就像許多找不到方向、對社會適應不良的年輕人一樣,為了就業,大學想讀文學或哲學,卻改讀經濟;畢業後進入日本航空公司大企業全日本空輸(ANA)工作,但做了一年就辭職,後來還跑去中國攻讀經濟學博士。博士沒讀完,他因為太太懷孕回到日本福岡,在餐廳打工、當入出境管理局和警察局的中文翻譯。

「那時候生活有很多壓力,就想要逃避在小說裡,寫小說是一種逃避現實的療癒。」後來,他在福岡的大學當兼任講師教中文,一教就是20年。為了抓住寫作的夢想,東山彰良在福岡市內不同的大學奔波,有時一天還得跑兩間學校。他也幫漫畫《火影忍者》寫劇本,開玩笑說自己的小孩都是《火影忍者》養大的,連家裡養的貓都叫主角的名字「鳴人」。

「一直到今年3月我都還在大學教書,日本的學制是到每年3月底,我從4月就不教書了,可以專心寫作,是專業作家了!」東山彰良特別強調自己終於可以靠寫作養家,開心之情溢於言表。

「東山彰良」筆名中的「東山」,取自父親的祖籍山東,「彰」則取自母親的故鄉彰化。王家三代在中國、台灣、日本漂流,是大歷史糾葛的縮影。這個用日文創作的台灣作家,在50歲的這一年,終於能在播放著搖滾與藍調的房間裡,全心投入心愛的小說寫作。而日本和台灣,都是他自由追求的心靈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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