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產業牽動普通人的情感與心靈寄託，也牽涉龐大資金與收益。2022年出版《紅毯戰爭》的作者舒瓦澤自2013年起加入《華爾街日報》，密切追蹤中國電影產業與好萊塢的互動，將其刻畫成一齣傳統的「三幕劇」，這種好萊塢電影常見的敘事結構包含開始、衝突、結局，一步步描繪電影如何成為「中美冷戰的代理戰場」。

舒瓦澤在書中回溯，1949年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長期禁止輸入西方娛樂，直到1994年，中國才首度開放外國電影進入中國市場。起初，一年只有10部好萊塢電影，能夠在中國為數不多的電影院上映。哈里遜．福特（Harrison Ford）主演的《絕命追殺令》（The Fugitive）是第一批准許進入的電影之一，藉由引進好萊塢大片，吸引中國觀眾走入電影院，提振當時還未成氣候的中國商業電影市場。

然而當時的好萊塢，還無法精準掌握在中國做生意之道。以日商索尼（Sony）在1997年捅下的漏子為例，原先計劃發行的電影《火線大逃亡》（Seven Years in Tibet）以西藏流亡政府領袖達賴喇嘛的生平為本改編，劇情涉及中共入侵西藏、造成達賴喇嘛在流亡中成長的故事。電影還沒上映，就引起中美外交危機。

索尼美國公司的公關部門高層被迫處理危機。他們針對中國駐美國使館人員舉辦貴賓限定的試映會、向大使低聲下氣表示「遺憾」，並忍受對方對於索尼日本母公司的冷言羞辱，加上贈送名牌禮物。經過一年多的關係打點，才得以安撫生氣的中國高層，重新獲得在中國做生意的機會。

迪士尼在1997年發行電影《達賴的一生》（Kundun）同樣觸怒中共當局，甚至得出動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出馬溝通，最後仍遭受在中國禁映一年多的報復。後來迪士尼在中國投資大量資金、購買中國本土電影的發行權，才換得旗下動畫《花木蘭》（Mulan, 1998）在中國上映的許可。

為了順利在中國蓋遊樂園，迪士尼展開長達20年的布局與臣服。2007年，先是成立迪士尼英語教室，向中國民眾推出英語課程，讓《冰雪奇緣》（Frozen）的Elsa、《星際大戰》（Star Wars）的天行者路克等經典角色深植人心；2016年，上海迪士尼樂園總算順利開幕。

2008年北京首度主辦奧運，向全球展現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的經濟成果。經濟實力與帶來政治實力上升，在電影產業領域也激發更多衝突。就在同一年，中國派遣電影公司高層到洛杉磯「上課」，跟美國電影專家學習如何拍出好電影。不過，從安分聽講的學徒，到主導市場的霸主，不過是短短幾年的事情。

這時，好萊塢已經將中國列為全球最大的單一電影票房市場，主要製片公司將中國單獨列為票房統計項目，涉及內容開發的潛規則，也進入商業計畫中。預先自我審查，成為大片在開發階段的必要步驟，不談政治、民主，以及任何可能觸及敏感神經的主題，畢竟實在沒必要犧牲14億人的電影票房市場。

舒瓦澤在書中舉出好萊塢片商為了中國投資方與市場而自我審查的案例：2009年，米高梅製作電影《紅潮入侵》（Red Dawn），劇情假設中國出兵攻打台灣、入侵美國。然而片場照片與劇情資訊流出後，中國官媒抨擊米高梅干涉中國內政，提出強烈抗議。擔憂遭到中國報復、喪失未來龐大商機，米高梅索性將敵人角色從中國改為北韓，並砸下重本聘請特效公司後製，抹除片中所有中國的旗幟或相關場景，替換成北韓旗幟與文字。

2014年發行的《變形金剛4：絕跡重生》（Transformers: Age of Extinction）則是第一部在製作階段，就優先考量中國市場的電影，例如派拉蒙影業為了呈現中國的英雄形象，將片尾拯救香港的救星，從機器人柯博文改為中國解放軍。

此前兩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與時任美國副總統拜登（Joe Biden）見面簽署協議，好萊塢電影進入中國市場的配額，從一年10部提升為34部，中國電影票房成為好萊塢電影公司的金雞母。製作一部迎合中國市場口味的電影是聰明之舉，也意味著劇本開發時就得步步為營，在大量加入中國場景、演員的同時，得審視所有元素是否踩到政治紅線。

跟台灣直接相關的例子是《捍衛戰士》（Top Gun）。這部在1986年風靡全球的戰爭英雄電影，在2019年左右準備推出續集《捍衛戰士：獨行俠》（Top Gun: Maverick），製作團隊在前期釋出的宣傳片中，將主角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飛行夾克上的中華民國國旗與日本國旗臂章去除，剩下美國國旗與聯合國旗幟。製片方因擔憂觸怒中國敏感神經拿掉兩國旗幟的作法，引起軒然大波。

這件經典外套，在1986年《捍衛戰士》首集就曾出現，紀念美軍巡洋艦加爾維斯敦號於1963至1964年行經日本、台灣的遠東巡弋任務。去除旗幟點燃的輿論，甚至讓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出面呼籲好萊塢莫為了票房，屈服於中國審查。最終電影於2022年正式上映時，恢復夾克上的中華民國與日本旗幟。

對內容預先審查，成為好萊塢為了迎合中國市場的製作標準流程，也被詬病為商業向政治權力低頭。不過，隨著世界秩序與市場權力的翻轉，中國準備把好萊塢甩到一邊。

中國在2016年開始「一帶一路」倡議，大舉輸出援助經費、基礎建設到中亞、非洲與部分歐洲國家。舒瓦澤前往非洲肯亞採訪時，發現農村居民使用中國製造的衛星設備，觀看李安的《臥虎藏龍》與其他中國電視劇；他每天閱讀《人民日報》頭條，也注意到中國政府宣布在摩洛哥啟動某個一帶一路項目不久之後，就看到中國與摩洛哥簽署合拍片協議的消息。顯見經濟硬實力與文化軟實力相輔相生。中國已打算「說好中國故事」，並打造自己的文化產品。

2025年初，舒瓦澤在洛杉磯郊區一間電影院觀賞中國電影《哪吒2》，他發現觀眾幾乎清一色華裔美國人，還有驗票員說，有華人觀眾在當週就來看了5次。中國本土電影受到中國觀眾歡迎，票房市場大幅成長，幾乎已經不需要好萊塢電影來抬升觀影意願。

然而，中國能夠取代好萊塢，成為全球電影霸主嗎？這還是得看觀眾是否接受中國電影傳達的價值觀。舒瓦澤在書中指出，許多好萊塢賣座電影都會批評政府，呈現美國不光鮮亮麗的一面。但是，中共願意給予這樣的創作空間，允許電影創作者拍出挑戰政府、呈現異議的故事與角色，以吸引全球觀眾嗎？

從舒瓦澤描述的這齣好萊塢與中國電影市場互動三幕劇可以看到，電影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娛樂產品，作為電影觀眾與消費者，當我們沉浸於高潮迭起的故事與聲光效果時，莫輕忽文化產品背後的政治、市場權力，並在情感層面潛移默化大眾對世界秩序的認知，或者誤解。

以下是《報導者》對舒瓦澤的線上專訪摘要，內容經《報導者》翻譯潤飾，並整合書中的部分內容。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最初是什麼吸引你開始報導好萊塢與中國的關係，並決定把這個題目寫成一本書？

舒瓦澤（以下簡稱「舒」）：我從2013年起加入《華爾街日報》，報導好萊塢電影產業動態。我注意到當時有很多跟中國相關的交易正在進行，例如用中國資金來協助電影製作，也有中國公司來好萊塢與大型片商合作，或者中國明星開始被選進好萊塢電影演出。這一切的原因很單純：中國票房正在快速成長。

一開始，這看起來像是典型的商業新聞，但對我而言，這也是一扇觀察中美關係的窗口。即便在那個時候，我們就已經可以預見，這將是兩個在哲學層面彼此競逐的體制。而電影，在美國長期以來本就承載國家利益，因此成為這場更大對話的代理戰場。

我在洛杉磯看到的，其實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發生在中國。好萊塢與中國之間存在非常複雜的對話。如果只寫好萊塢那一端，恐怕撐不起一本書的篇幅；但如果能在這兩個世界之間來回穿梭，那就完全不同了。

另外，川普（Donald Trump）第一次當選總統對我的書有某種「助力」，因為那次選舉讓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更受矚目。

書裡當然有一些中共不希望公開被討論的內容，但一位中國觀察者曾跟我說，其實這本書某種程度上是「對北京相當有利的」。因為就娛樂產業的野心來說，中國其實是成功的。他們贏了，而且整體來看，事情大致是照著他們的計畫發展。

報：中國的媒體與政策環境近年來變得更嚴峻，你是怎麼進行田野與採訪的？

舒：我多次往返中、美之間，都是持記者簽證，每次停留通常是一到兩週，有時甚至只是待個長週末。

我很清楚在中國做報導的困難，我們報社在北京有辦公室，他們每天都在處理這些問題。我在書中有些受訪者沒有用全名，或是使用暱稱，主要是出於保護，並不是因為他們提供了高度敏感的資訊，而是我不希望讓一些普通中國人承擔風險。

但整體來說，我在中國的採訪其實相當愉快，也沒有那麼困難。當然，我會做一些基本防範，比如備份筆記等等，但從未遇到實質上的麻煩。

我訪談的對象，多半身處一個對自身發展感到相當興奮的產業。他們對中國電影的成長與成功充滿自豪。所以我不是在敲門詢問什麼高度敏感的政治議題，而是在談一個他們感到驕傲的產業。

再者，當我訪問的是高階主管或媒體意識較強的人時，他們非常清楚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本身也早已在進行自我審查。

本書收尾階段，遇上COVID-19，部分訪談由我聘請的中國新聞助理代為進行，自從書出版（2022年）之後，我還沒有申請過中國簽證，無法確定是否受到影響。

報：好萊塢與中國之間的文化角力議題，對中文讀者而言為何重要？

舒：過去數十年間，好萊塢幫助美國建立起全球影響力，打造了一個文化帝國。我觀察到中國也懷抱著同樣的企圖，無論透過電影，或是其他文化形式，他們希望藉由這些文化產品，向世界各地介紹中國文化、價值觀、治理方式以及世界觀。

這個題目一方面看似在談電影，一種輕鬆、娛樂、休閒的事物，但另一方面，它其實是在談一場更宏大的行動：一個維持超級強權地位、甚至在某些情境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權的計畫。

其實台灣和香港在中國娛樂產業崛起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關鍵、而且極具指標性的角色。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的娛樂產業主要由政府主導，生產政治宣傳性質的內容。香港則是一個電影蓬勃發展的地方，很多電影創作在那裡開花結果。1980、1990年代的香港電影，在全球擁有相當高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至於台灣，我在書中採訪了李安。他談到自己在台灣成長的經驗，讓他能夠接觸到大量好萊塢電影與西方文化，如果他是在中國大陸長大，這些經驗幾乎是不可能擁有的。

所以你幾乎可以看到兩個平行世界的存在。在香港與台灣，娛樂內容自由流通，審查有限，存在創作自由；而在中國大陸，看電影更像是一種「履行公民責任」的行為，很大程度上是服務國家。

接著，香港與台灣也成為了非常關鍵的案例。因為在香港被北京重新納入治理之後，許多香港電影工作者轉而為中國大陸的製片方工作，因為那裡有更大的預算與製作計畫。

近年來也出現了一些非常值得關注的研究，指出北京正在鼓勵製作以「再整合」、「統一」為主題的影視作品，試圖動員國內的民族情感，為重新吸納台灣建立正當性。

因此，香港與台灣成了觀察北京如何控制娛樂產業、以及這種控制將走向何方的兩扇極為清晰的窗口。

報：你在書中提到，《捍衛戰士：獨行俠》早期宣傳素材中，為了中國票房考量，移除了主角湯姆．克魯斯夾克上的台灣與日本國旗臂章。這個事件揭示了好萊塢在「預防性自我審查」方面的哪些反應？

舒：《捍衛戰士》這部電影的資金來源之一是中國公司騰訊，「事先移除」國旗的做法，其實非常耐人尋味。

我認為製片方在這件事上誤判了一點，那就是他們低估了美國國內的反彈力道。美國觀眾並不喜歡看到影業公司對外卑躬屈膝，而共和黨人也同樣不樂見好萊塢向中國示好。在我看來，是美國國內的反彈，最終促成了這些臂章恢復。片商意識到，這樣的決定在美國本土同樣會引發問題。

但在那個當下，這個案例清楚顯示，即便是一部像《捍衛戰士》這樣極度愛國的美國電影，其製片人與好萊塢高層，早已將這些「潛規則」內化到如此程度，甚至不需要有人明確告知該移除那些國旗，就知道該怎麼做。

大多數好萊塢電影發行公司都有專門負責追蹤這些中國議題的員工，避免製作內容踩到紅線。如同某位主管告訴我的，他們都知道製作電影要避開「3個T」：西藏（Tibet）、台灣（Taiwan）和天安門（Tiananmen）。

曾經有段時間，製片方會為了迎合中國觀眾，將電影背景設在中國，但這種做法常常適得其反，除了3個T，還有很多其他問題是製片方無法預料的，可能拍錯場景、牆上掛錯政治領導人照片，或者其他細節失誤，這些都是必須避開的地雷。

報：你在書中多次以中國女星范冰冰的遭遇，作為中國文化野心與國家操控明星的象徵。她在2025年底以馬來西亞導演張吉安新作《地母》，獲得第62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被視為東山再起。

舒：她曾經是中國很受歡迎的超級巨星，最初在好萊塢與中國的合拍片，演出一些「花瓶」角色以吸引中國市場，例如《X戰警：未來昔日》（X-Men: Days of Future Past）、《鋼鐵人3》（Iron Man 3）等等。

然而，在2018年，她因為稅務問題，遭到中國當局取締、「被消失」，之後長達7年被中國影壇封殺，這代表中國共產黨能出手制裁任何背離國家需求的影視名人，娛樂產業仍然牢牢掌握在黨的手中。

報：《紅毯戰爭》出版已經3年，你書中最後談到，中國觀眾愈來愈傾向看中國本地作品，本土電影在票房表現也超越好萊塢大片，中國電影市場與好萊塢是否如其他經濟、政治領域，正在逐漸脫鉤？這3年多來，世界變化劇烈，如果你要更新書中內容，會加入哪些新觀點？

舒：目前中國尚未能產生具備全球文化影響力作品，像是韓國《魷魚遊戲》或《寄生上流》是中國希望達到的成功，但北京會允許中國電影拍這樣的作品嗎？

另外，3年前我並沒有預料到TikTok對美國帶來如此巨大的文化影響力。好萊塢影業的困境，不只是因為中國觀眾失去興趣，更是因為美國觀眾對於「進戲院看電影」失去興趣。如今美國人花大量時間在TikTok上，取代美國人的觀影習慣，這大大侵蝕了電影市場。從某種角度來說，這或許是中國對好萊塢的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