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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裡戲外,搶那片刻的天光──胡波與他的最佳影片《大象席地而坐》

今年金馬獎最感傷的一刻,在宣布最佳劇情片得主為中國已故年輕導演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代為領獎的胡波母親久久哽咽不語。這是胡波生前處女作、也是遺作,4小時灰色調的電影裡,拍攝過程日日在「搶天光」之中完成。那道光,是絕望裡仍繫著最後祈求的證明,這也是胡波短短29年生命的映照。《報導者》獨家越洋訪問本片攝影師范超、演員彭昱暢,以另一種方式,看見胡波與他的作品。

《大象席地而坐》中國|2018

獲第55屆金馬獎最佳劇情長片、最佳改編劇本(胡波)

4個人,一連串的麻煩,演變成無路可逃的困境,都在漫長狼狽的一天裡:為朋友出頭的少年、為弟弟報仇的哥哥、身陷醜聞的女孩、老無所終的男子。傳說中,滿州里那頭整天坐著的大象,似乎成了他們唯一的救贖。胡波以多線敘事、大量一鏡到底的手法,在將近4個小時的時間跨度中,徐緩交織生命的錯綜,也對殘酷的世界發出詩意的咆哮。

胡波

1988年生,逝於2017年10月。中國獨立導演與小說家,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2014年金馬電影學院學員。中篇小說〈大裂〉曾於台灣獲得世界華文電影小說獎首獎。《大象席地而坐》為其首部長片,獲柏林影展青年論壇影評人費比西獎。

遠方傳來象的鳴聲,一天將盡。這是電影的最後一幕。
胡波,2017年10月自縊過世,他生命的光輝黎明,雖遲了一年,還是亮了起來。《大象席地而坐》,不僅奪下了第55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更獲頒最佳劇情片,同時也是台灣觀眾票選出的最受歡迎影片,得到評審與觀眾的雙重肯定。
頒獎典禮上,站在胡波母親身旁的北京電影學院老師王紅衛,在致謝時真摯道出:「這個獎不是只給這一部影片,也是給胡波、給整整這一代青年導演。在這樣的華語電影至高的平台上,評審能夠把這個獎給這樣一部電影,是對青年最好的感召,這也證明了金馬獎是迄今為止推動華語電影前進,最勇敢的力量。」 
胡波與台灣甚有淵源,《大象席地而坐》改編自《大裂》一書中的電影同名小說,場景即設置在台灣的花蓮市;而早在2014年,胡波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不久,隻身來到台北參加「金馬電影學院」,尋求他的電影夢。他也是繼2013年新加坡導演陳哲藝以《爸媽不在家》後,金馬學院第二位拿到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的傑出學員。
當時擔任學院剪接指導的廖慶松(廖桑),回憶起與胡波的相識,難掩愛才之心,「他是我看過北京電影學院裡面,最有才氣的。」在廖桑記憶中,胡波高大帥氣,但兩人談話過程中,觀察敏銳的廖桑仍能感受胡波即使笑著,眼尾藏不住憂鬱。
與胡波一起在金馬學院同組創作的新加坡導演曾威量,則記得胡波是個寡言的人,只有偶爾休息抽根菸,兩人才會說上幾句,「也許他話語不多,但可以在他的作品裡看到他這個人。我看了胡波小說和電影後,越發現他的吶喊和宣洩,全都在影像裡。」
對於胡波在金馬學院時面對創作的堅持,曾威量也印象深刻,「他對想要執行的東西,非常清楚,不妥協的。」這段形容與匈牙利名導貝拉・塔爾(Bela Tarr)對胡波的描述相似。2017年西寧FIRST青年訓練營期間,塔爾擔任胡波的導師,他曾如此談起對胡波的觀察:「非常了解自己想要的。」
胡波的創作才華,亦受到導演侯孝賢的肯定。在今年金馬學院的結業式上,侯導連三次稱讚《大象席地而坐》,「我昨天看了胡波的片子,我真的非常感動。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比我們年輕時拍片,都還要好。」胡波離世一年多來,探究胡波逝世原因的談論,遠高於對電影的討論。所幸藝術作品自有生命,2018年2月,《大象席地而坐》獲柏林影展青年論壇影評人費比西獎,此次再獲獎金馬,台灣觀眾終於有機會進入這位年輕導演的創作世界。
「滿洲里的馬戲團有一隻大象,牠他媽就一直坐在那,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牠,也可能牠就喜歡坐那兒,很多人就跑過去,抱著欄杆看,有人扔什麼吃的過去,牠也不理。」
《大象席地而坐》
胡波不只是導演,也是一名優秀的小說家,他擁有一個寫小說時才使用的筆名「胡遷」。身為小說家的「胡遷」,文字節奏俐落;然而身為導演「胡波」,打從一開始就決定要以一個又一個的長鏡頭,織成一部長篇,才能把故事說盡。
在胡波筆下,4個角色、一天時間、各種委屈。不論是描寫年輕人真心換來冤枉不義、青少女情竇初開得來謊言背叛、孝親奉養的人倫悲劇、或是友情愛情天秤兩端的孰重孰輕,這些在外人看來沒啥大不了的「小事」,更加深他們心中有苦,無處可去。
這樣故事基調,同時也定義了《大象席地而坐》的影像顏色──灰。
胡波清楚,掌握灰的方式就是避開光,避開世人對「光」的理解──希望。胡波懂光,知道往太陽的暗面才能去到灰色的地方,這點清晰的反應在拍攝過程中。「我們每天都是在太陽出現前,還有太陽下山的兩段時間抓緊拍戲,」飾演電影男主角的彭昱暢,在接受《報導者》電話採訪時,這麼告訴我們。
雖然胡波給了《大象席地而坐》抹除希望的灰色,卻仍留給4個角色一線希望:去滿洲里看大象──讓那頭久坐動物園裡不動的「象」,做為逃遁現實世界的隱喻,做為「生活在他方」的慰藉。
但經過近4個小時的冒險後,4個人卻始終沒有抵達滿洲里。載著他們的巴士停靠在公路旁,男孩韋布踢起毽子,眾人圍著,你一腳啊,我一腳啊,踢著。
對某些觀眾而言,4小時的「灰」或許難以承受,但只要過完這4個小時,戲院就會再次亮起。而再也無法得知的是,銀幕後那4個受傷取暖、踢著毽子的人,是否找著了滿洲里,是否繼續走下去?
攝影師范超(左)與導演胡波於拍片現場。(攝影/潘圖)
以下為《報導者》於金馬獎典禮前,透過電子郵件與越洋電話,獨家訪談《大象席地而坐》的攝影師范超、男主角彭昱暢,編輯整理而成:
報導者:《⼤象席地⽽坐》取景地位於河北省⽯家庄邊界的工業區井陘,影像幾乎灰⾊基調。請攝影師范超談談在取景與拍摄過程中,如何與胡波導演溝通拍攝想法?你們遇到的最⼤困難又是什麼?
范超:最初確立完本子那會兒商量分鏡,雖然也明確了長鏡頭,但會有一些詩性的意向性鏡頭。後來明確基本上一場戲一鏡之後,那些鏡頭也基本都剔除了(在以往的拍攝中,胡波很善於設計這種帶有情緒的意象,但這次他認為那些鏡頭會打破寫實的連續性和真實感)。我們看景時間有一個禮拜多,他自己還多待了一陣子。分鏡的調度基本是看景的時候確立的。
華北的冬天多霧霾,井陘又是老工業區,所以看景的時候展現出來的是混沌與蕭索,很符合故事的背景氛圍。但開機時正值北京開會,周邊廠子一關,每天都是豔陽。所以最大的困難是,只能每天在天矇矇亮到日出之前拍一段、日落之後黑死之前拍一段,其餘時間練走位調度。搶天光就像賭博。
報導者:《⼤象席地⽽坐》一共拍攝幾天?身為攝影師的您是否理解或支持胡波「4⼩時⼀⼑不剪」的概念?
范超:25天拍攝。當初設定的就是一場戲一個鏡頭,所以我們拍完就基本剪完了,只是細微地調整了節奏。每天拍完回去看素材,胡波都會看一眼時間碼,然後說,對,這場戲應該多長到多長,占全片比例多少。所以他對最後成片時長和效果成竹在胸。
影片花了近4個小時來跟隨4個受傷害的人的一天,全片是運動的、淺焦的,最大化地對人物跟隨凝視。在這個過程中會跟隨人物完成真實情緒上的積累積壓,直到最後的象鳴如同一個洩壓閥,然後結束場燈打開,看完會有疲勞、不適、沉默、感動。
4個小時對許多觀眾是冒犯,而另外的觀眾能達到沉浸和通感。

只會踢毽子的人

報導者:電影中的男主角韋布唯一擅長踢毽子,請飾演該角色的彭昱暢談談,您如何理解胡波導演對「踢毽子」的設定?
彭昱暢:韋布他只會這個,從小到大也只有踢毽子得過獎。但是踢毽子這個行為的表現,就權治來看,其實是一個沒有什麼實用價值的事。電影裡有一場戲,當黃玲在猴子籠問韋布:『你會幹嘛?』韋布說:『我會踢毽子。』黃玲說你去那邊(滿洲里)可以給大家表演踢毽子。但踢毽子踢再好能幹嘛呢?在這個世界裡面,其實是滿諷刺的事情。
報導者:在兩位與胡波的相處中,最喜歡與欣賞胡波的什麼特質?
范超:善良、剛毅、純粹⋯⋯種種。
彭昱暢:胡波導演是一個隨性自由的人,他不會限制演員的表現。在拍攝現場,他跟我還有章宇,我們關係都非常好,大家會談天說地,各種聊天。
報導者:曾有報導提及,胡波在北京電影學院時曾有導師不滿意他的作品,希望他轉向拍攝「韓國商業類型⽚」,這樣的建議是出於「個⼈創作理念」與「主流商業機制」的不同⽴場。有不少青年導演⼼中雖保有理想創作的電影類型,但為賺取生活費接拍廣告⽚或商業微電影,請范超談談對此的觀察。
范超:我覺得這得分什麼類型的導演。廣告屬於快銷品,訓練的都是對應市場的視聽,所以以後走商業片導演的路子,可能還真的要有點這種積累。但是如果希望在內容與形式上完成自己的探索,創造自己的語言,就要耐得住寂寞,你之前接的活兒帶有的迎合,都會稀釋和干預你的純粹性。
胡波所敬佩的導演塔可夫斯基曾說:「沒有任何曾經背叛自己原則的人,能夠與生命維持單純的關係。因此,當一個電影創作者說『他要先拍一部賺錢的電影,如此才有力量、財源拍攝自己夢想的電影』時,這純然是一種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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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席地而坐》劇組合影。(攝影/潘圖)
《大象席地而坐》劇組合影。(攝影/潘圖)

真正的減法

報導者:請問范超,在您與胡波完成這部電影後,對於您在攝影創作上是否留下什麼實際影響?
范超:在上學和工作的這些年,一直在做加法,而這部片子是真正做減法的一部:沒有任何討好和雕飾,最樸拙真摯的,是最生猛的。
報導者:請問兩位如何理解「大象」在電影中的隱喻?你們認為是充滿希望、或是面向悲觀?
彭昱暢:我覺得《大象席地而坐》充滿希望又悲觀,因為大家無處可去,那是他們唯一可以找到目標的事情。滿洲里是一個讓人有希望、有憧憬的一個地方,但同時折射到我自己身上時,我就會發現自己很可悲,因為我只能去那邊。
范超:2013年冬天,我們有次從北京經北戴河,再到葫蘆島看景。一天的路程很疲勞,臨近葫蘆島時胡波突然要下車。我們看到一片安靜的凍海,他良久駐足凝視。我覺得胡波對蒼涼穹勁之美的敏感,是對生命有悲憫心,而這種性格和氣質均帶到了他以往的作品裡──沒有大事件,受傷害的小人物彼此含蓄的慰藉,是最後的溫暖。《⼤象席地⽽坐》最後的結尾是溫暖的。
報導者:《⼤象席地⽽坐》劇中⼈物處在不得已、不快樂、無奈的氛圍下。最後想請兩位談談,在拍攝這部電影的過程中,你們所記得的痛苦與快樂。
彭昱暢:我們這齣戲要灰色調,所以找了個天氣不太好的地方,結果沒想到那一個月天氣都特別好,天天大晴。所以沒辦法,只能藉著太陽出來前那種不是很亮的光去拍,還有太陽下山的時候。每天只有兩個時間點拍攝,早上6點多鐘太陽出來,下午太陽落山的時候。拍攝完後,早上吃完早飯,大家去睡覺,睡到下午3點鐘,再起來。所以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每天凌晨夜裡3點要起來化妝。快樂的事是大家每天出工很有熱情,在現場特別開心,等戲的時候也會聊天,能聊上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
范超:其實除了頭幾天有來自製片方對拍攝方式不滿的干預,其他時候組裡很和諧,主創、演員都很有熱情。我們唯一的困難就是複雜的長鏡頭調度需要搶天光,甚至是賭天光,而每當搶下來時每個組員是興奮的,如果這時鏡頭裡還會呼嘯過一列火車──那就是饋贈!
提醒您:珍惜生命,若需要進一步協助,請聯繫以下單位: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24小時安心專線:0800-788995 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 張老師專線: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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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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