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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典型中國人」的寓言──專訪《暴雪將至》導演董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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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雪將至》中國|2018

入圍第55屆金馬獎項:最佳男主角(段奕宏)、最佳新導演(董越)、最佳原著劇本(董越)、最佳美術設計(劉強)、最佳造型設計(劉強和李華)、最佳音效(龍筱竹和張金岩)

1990年代中國南方一個小城發生了連環殺人案。擔任協警的工廠保安幹部余國偉想趁機破案立功,好讓自己從警察編制外人員正式進入體制。案情膠著之餘,徒弟小劉在調查中意外身亡,讓余國偉的人生慢慢走進低谷,緝兇成了他實現自我的最後希望⋯⋯

董越

中國導演、編劇。2006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曾任多部電影攝影及廣告導演。2017年編導首部長片《暴雪將至》,已獲東京影展最佳藝術貢獻獎及第12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新導演。

中國導演董越以首部長片《暴雪將至》,獲東京電影節藝術貢獻獎的殊榮。董越說起獲獎感言語氣沉穩謙遜,將身邊所有幫助過他的人感謝了一輪。41歲交出第一部自編自導的作品,身為一位不那麼「年輕」的新銳導演,董越講起話來多了幾分周延與內斂。
他說自己最初想拍一部關於「一群人被時代遺忘」的故事。《暴雪將至》時代背景在1997年,那是中國極為關鍵的轉折點──不僅提倡改革開放的鄧小平過世、香港主權移交,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市場化,國有企業面臨制度改革,有如鐵飯碗的職業一夕大裁員,失去工作的人們無以為繼,沒有其他技能者也難以再次就業。而《暴雪將至》正是以中國1990年代「工人大下崗」為事件背景,並透過一樁連續殺人懸案,描述大時代下的小人物悲劇。
這部電影勾勒了大時代的轉折,銀幕之外也見證董越的10年創作歷程。

畢業遇上好年代,卻沒好境遇

2006年董越剛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那是中國電影正要起飛的年代──電影產量與票房持續增長、電影院數量快速增加(註)
根據統計,2006年底,中國的電影院數量約1,300家,銀幕數約3,000塊。到了2017年,銀幕數已達50,776塊。
。那一年,第六代導演賈樟柯以《三峽好人》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婁燁的《頤和園》被禁演,而與董越年紀相仿的寧浩,也以青年導演之姿拍出低成本的話題之作《瘋狂的石頭》。然而,當時的中國電影環境,對一位剛從電影學院畢業的新人來說,好機會不算多,也沒有太多創投的媒合平台,多數資源仍掌握在上一世代的手裡。
從電影學院畢業後的那4年,董越以攝影師身分參與電影製作,但始終沒能遇上滿意的團隊與作品,「我做攝影師的這段經歷非常鬱悶,很不愉快,而且感覺越來越不好,因為我很難參與到真正有意思的電影拍攝。當時遇到的電影劇本或拍攝環境,我都相當不滿意,覺得離我想像中電影拍攝的樣子,相差太大。很難碰到真正讓人有想法的故事。」
對創作環境失望,卻讓董越透過電影表達創作想法的念頭越來越強烈。他一邊拍廣告與MV求生存,一邊尋找創作靈感。2013年,他在網路上看到一則報導談及甘肅玉門能源產業枯竭、人去樓空,照片裡滿街碎石瓦礫,廢棄的建築裡只剩老人居住,這樣傾頹的景象令董越特別有感受,觸發他想拍一部關於一群人被時代遺忘的故事。
故事的圖像在腦海中慢慢成形,起初抱著試試看的心情,董越趕在截稿前幾小時,將劇本寄給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的創投單位。壓根兒沒想太多的他,一個多月後幸運地收到入選通知。發表會上他認識了如今的製片人肖乾操,就此打開電影創作之路。

寓言化的、嚮往體制內的「典型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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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雪將至》導演董越。(攝影/蔡耀徵)
《暴雪將至》導演董越。(攝影/蔡耀徵)
《暴雪將至》以犯罪類型片的外殼,包裹時代嬗變的內核,這是喜愛犯罪電影的董越最初就定好的明確路線:「我那時有個明確的想法就是,不希望做一部純粹的文藝片,我想做類型片。」希區考克( Alfred Hitchcock)的《迷魂記》(Vertigo,1958)、柯波拉(Francis Coppola)的《對話》(The Conversation,1974),影響了董越對電影的看法:「透過懸疑犯罪的外殼,來講述人的異化與迷失,讓我看到了完全不一樣的真實。」
終於有機會拍自己的電影,董越只希望能與眾不同。但當他開始撰寫劇本時,卻發現自己寫下的幾乎是所有犯罪片類型片的影子,「我意識到我不能這樣做下去,我一定要找到自己真正的感受,我不需要為了完成一部電影而選擇一個保險的敘事模式,應該要說出最想說的、呈現出自己認識世界的方式。」
起初,劇本的人物描寫相當寫實,兇案有清晰的結果,也側寫殺人犯的犯案動機,是典型的犯罪片寫法。第一稿劇本原名為《編外往事》,聚焦在一位老警察尋找兇嫌的犯罪懸疑故事,但隨著訪談與研究的工作持續進行,董越越來越不滿意以警察作為主角的刻板設定,他不想套用全世界犯罪片司空見慣的做法,他想創造一個「典型的中國人」角色。
「什麼樣的人物最能代表中國人的群體狀態?我想就是『嚮往體制內』的一類人。我想到工廠裡保衛科的保衛人員,這群人在中國是很尷尬的處境,因為他既在工廠裡面擁有一定權力,但同時他們對於公安體制也充滿好奇與嚮往,這是其他文化、地域裡比較少見的一種身分,非常獨特的人物,我覺得圍繞著他身分上的欲求,是種有意思的探索。」於是,「余國偉」這個角色就此誕生。
在《暴雪將至》中,由段奕宏飾演的主角余國偉,即是在鋼鐵廠保衛科工作的保衛人員,因多次破獲工廠的竊盜案件,人稱「余神探」,克盡職守,堅信著自己的價值觀,並嚮往有一天能受到重視,進入體制成為真正的警官。卻沒料到為了追查一起連環殺人案件,從此陷入了命運的泥淖之中,「中國社會那時面臨『工人大下崗』,余國偉唯一的生存身分──工廠保衛科也不復存在了,這是個人遭遇和集體遭遇的雙重打擊。」時代的悲劇與個人的不幸,便因此糾纏在一起,難分難解。
修改劇本的過程中,他不斷將人物與環境寓言化,將原本具體的橋段刪減掉,董越認為這才是他所喜歡的電影風格,也最能表達他印象中的90年代。「我想把這座小城寓言化,想把這座小城做成一個『無人能真正從中離開』的小城,無人有能力離開,沒人能夠把握自己的命運。無論是哪個角色,那一代人,都某種程度被困在這裡,」董越說。

從東北到湖南的工業迷宮

為了深刻描寫那時代壓抑的氛圍與人物心境,董越透過朋友引介,前往中國東北做了一番研究,「東北是中國相當有名的工業老基地,1997年國有企業體制改革對東北的影響非常大。」董越請朋友幫忙把符合劇本角色原型的人都盡量找來,包括老工人、老警察、工廠保衛科的人。
「我當時天天請這些人吃飯,聊天、訪談,將訪談內容錄音並整理。那段經歷對我後來的寫作助益很大,不單是瞭解了這些人在那時代的遭遇、命運與心境,甚至我對他們的言談舉止、音容相貌也有切身的感受。」然而調研結束後,考量不少影視作品以中國東北為題材,便在肖乾操的建議下,轉往同為工業基地的湖南衡陽。
「湖南的雨季多發生在冬天,幾乎是終日見不到太陽,我一聽就覺得,哇啊,這實在太適合我這電影了!」濕潤刺骨的寒冬,不單對人的身體,包括內心都能產生極大的影響,這和《暴雪將至》充滿變數與未知的外在環境相當匹配。
電影中有一場極為精采的追捕嫌犯動作戲,發生在宛若迷宮般的工業廠區中,血肉構成的渺小身軀,如螻蟻一般,在碩大冰冷的鋼鐵巨獸之下,更顯得無助而受擺佈。這段戲是董越一開始就寫入劇本裡的,儘管他自承沒考慮商業的元素,不遵循犯罪類型片的窠臼,但他依然想把電影中的某一段做得很類型片,「希望能夠藉此吸引觀眾吧,因為我也不太確定其他文戲可以怎麼吸引觀眾,索性就設計這樣一段戲。」作為創作者的堅持與掙扎,在董越的作品中留下清晰的痕跡。

在極致的環境下,才知道何為「人」

劇本與場景確定後,正式拍攝的過程卻讓董越面臨了極大的挑戰。董越採取按劇本時序的順拍方式,但拍到後半部時,劇組工作狀態產生了明顯的變化,觀察力敏銳的董越,強烈感受到劇組裡的壓抑、焦慮氛圍正在蔓延,「我感覺劇組裡的人都失去了耐心,他們覺得碰到了一個不靠譜又很較真
東北方言,意指認真、太當回事、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執著態度。
的導演,覺得這導演成天都在瞎折騰,估計這電影拍出來八成也會一敗塗地,不了了之。」與男主角段奕宏之間,也因為對角色設定產生意見分歧的摩擦,段奕宏甚至一度對董越撂下「我永遠不會再跟你合作了!」
董越回憶起那段最艱困的時刻,原先平穩的語氣有些許起伏,「那段時間很困難,確實是我很難得到別人的信任,我不知道這部電影有沒有機會讓人看到,我自己看不到希望,也很有可能會不了了之,無法進入院線,」這或許是新手導演的必經之路,對一位在他人眼中未有豐富經驗的創作者而言,如何與團隊建立默契與信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總算有機會拍自己電影的他,必須面對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我知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這部電影一定要拍完,而且一定要剪完,我自己得首先有耐心,這點我很堅定。」浮浮沉沉這許多年,經歷了結婚、生子,生活因著家庭成型而慢慢穩定下來,電影圈轉了一圈嘗到為人作嫁的不暢快之後,董越更加清楚什麼對他而言是重要的。
電影終究拍完也剪完,順利上映,甚至受到了國際矚目,如今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聽著董越談起這段經過,不由得覺得他其實是個挺較真的導演,甚至與他筆下《暴雪將至》裡的主角余國偉的執著有點相像。但問他是否覺得自己跟電影中哪個角色相似時,董越立刻回應:「我不要把我自己跟他們比(笑),他們的結果都太悲慘了。」沈吟了一會兒後,他接著說:「我覺得我的自我意識可能更清晰吧!20年前的人(指劇中的90年代)自我意識可能沒有太強烈,多是隨波逐流的狀態。我跟我的角色之間沒有可比性。」
電影還在面市,董越已開始著手蒐集新的劇本題材,仍與犯罪題材相關。問他為何對犯罪片特別執迷?董越回說:「唯有在極致的環境下,你才知道何為『人』?人的灰色地帶、邊緣是什麼?犯罪片提供了探討這題材很好的表達方式和途徑。」即便董越自認與筆下角色無可比性,這段描述仍是創作者自身經驗與核心關懷,難以隱匿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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