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大眾對於詹京霖的初始印象，大抵是他執導的《狀況排除》以短片之姿，在2013年奪下「台北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的聲名鵠起；還有在典禮上，當發表得獎感言的時限鐘聲催響時，他仍面不改色，提起給予他創作發想的大埔事件，「希望大家重視這些，比電影還要電影情節的現實。」

當時島國氛圍像個悶騰的壓力鍋，匯集了各種風起雲湧的騷動。不管是反媒體壟斷運動，對言論自由被政金勢力推到懸崖邊的恐懼；抑或像洪仲丘事件、關廠工人案那般，權威體制對孤離弱者傾軋的人間煉獄，都讓人急於索求關於公平正義的答案，彷彿只要再施以一點火苗，隨時就能達到狂熱的沸點。詹京霖那段鏗鏘有力的呼籲，讓人對這位影壇初生之犢，有了電影之外的「社會性想像」。

然而，整段得獎感言裡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反倒是那句：「當然，我對自己也是非常有自信的，我覺得我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導演。」

訪談之初，隨即拋出了這個回憶，試圖了解詹京霖當時的語境。他啜了一口咖啡說：「你說那句喔，其實我那句話不是那個意思，被挺多人誤讀，覺得我臭屁臭屁的。」沒有急於澄清的倉促，更沒有一絲被誤讀的委屈，他接著說：「那句話的意思是，我整個學習電影的過程都靠自己來，沒人可以靠，寫劇本自己來，早期燈光還自己做，當然每個階段都會有工作人員投入，但我還是得決定整體方向。」

台北電影節獲獎，讓半路出家的詹京霖覺得自己紮實練功、摸索出來的電影系統原來是可行的，「好像我的土法煉鋼是管用的，可操作的。」

詹京霖大學念的是新聞系與法律系，卻從沒立志成為記者或司法人員，反而心中存著對藝術的嚮往，但手邊沒有任何作品可供他報考藝術創作研究所。所幸，當時成立未久的世新大學廣電所／電影創作組，伸出了橄欖枝，願意提供一半入學名額給沒有經驗與實績的叩關者，詹京霖於是轉身邁向電影路。

土法煉鋼的起步是大量看電影，「我大學看過的片子，用十隻手指頭可以數得出來，看片量很少，而且很多都是好萊塢的爛片。」然而考取研究所後，詹京霖有自覺當一天和尚就得撞一天鐘，念更多經。「我是有計畫有系統地吸取，當時一天大概會看到三、四部，一個禮拜看完一個大師的全部電影，接著瀏覽完台灣電影回顧，每天搞死自己。」畢竟，「我是魔羯座嘛！」詹京霖補充。

從早期以大埔事件、中科搶水事件為題材的短片《狀況排除》，到以國道收費員為故事背景的《川流之島》，容易使人在依循其創作脈絡做出這樣的認定：詹京霖應該很關心社會議題。而當我們問及創作與社會議題之間的連結時，卻讓詹京霖停頓許久，歷經幾秒沉默後，他以緩慢語速說道：「一開始的觸發點不一定是事件本身，有可能是腦海裡有先存有巨大的象徵和隱喻，然後，在我平常就有接觸社會事件的情況下，它們就會容易跑進來成為素材。」他如此梳理創作的序位。

以《川流之島》為例，國道收費員的生活一直讓詹京霖充滿好奇，這些人佇立在車陣川流間工作，輪班結束後，從地下通道回到宿舍休息，隔日繼續上工。地面與地底的流動，充滿無限想像，「該說他們像是從地獄回到人間，或是從人間走進地獄？」他這樣聯想著。他也從田野調查得知，收費員生活中認識的對象，泰半是潮來潮往的國道警察與固定路線的貨車司機，在固守著票亭「給票、取票」的瞬間，存在著情感流動與命運交錯。「我就是從這隱喻性，慢慢引伸出《川流之島》。」

詩意的象徵性與隱喻，是詹京霖的創作本體，即使關注社會議題，但他不是走在社會前線高聲吶喊的人，也非「議題先行」的社運者。甚且，面對社會運動，詹京霖說自己一直都有著深刻的焦慮，「我念了那些社會、哲學相關的書，信仰也在那邊，有時候會覺得挺無力的，我常常看到反抗的結構性本質，也是複製他所要反抗的對象，所以我從中會感到巨大的荒謬感。」他提起過去身為記者時，跑政黨線的經歷：在國會過半席次首次由新面孔奪下的「歷史新夜」，開票當天他眼看著身邊充斥嘉年華式的狂歡感，彷若一切的理想都彰顯了，就此世界大同。但時過境遷後，「一切像泡沫一樣，輕碰一下就沒了」，人間依然是冷冽殘酷的修羅場。

「我無法把我的作品當作宣揚理念的工具。」他深知，理想的實踐永遠不會是鐵板一塊，每個組織都有政治操作，有妥協就一定有犧牲，有權衡也一定有不對等的權力存在。關注階級問題的他，無法跳過這些不論，僅去高談崇高的理想，哪怕他說自己也羨慕真心不疑、純粹相信某種價值的人，只是他寧可永遠保有質疑。

費力說明完「有所不為」的脈絡後，談起「有所為」時，詹京霖恢復了滔滔不絕的神采，「現在我比較能說服自己：當一切都在漂浮、都是虛無、抓不到穩定力量的時候，那就回到人的本質狀態⋯⋯，『人』這件事情很重要，在日常的壓迫中，人怎麼處於混濁的狀態，比單一抗爭事件重要。」也因此，詹京霖作品更多著墨於小人物細膩的情感流動。

《川流之島》設定在國道收費站被電子收費系統取代，「站亭拆毀、人流離」的背景，劇情核心則著眼於收費員女主角尹馨，與日日行經收費站的貨車司機鄭人碩間，彼此相會的短暫美好與關係崩解。

當時女博士的言行成了大眾的笑柄，但詹京霖正色道：「我自己在看這件事，就不會站在批判、嘲弄的立場，」他繼續提出想法，「搞不好女博士也知道這是騙局，但匯錢給情人的動作，為的就是求一個證明愛情存在的可能；搞不好她就是要讓自己覺得有個愛情在遠方等待著她，她才有活著的意義。我覺得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哪怕世界都是謊言，當人有信仰，人的行動被信仰所指引而往前行，那便是真的。」資本主義的詭計、階級的傾軋、人世的渾沌，詹京霖再敏感不過，回到創作裡，他保持思辨也認真看待情感的赤誠渴慕，寫出日常裡無所不在的壓迫，也不忘尋覓人間煉獄裡，教人不致絕望的純真情感。

回顧自己拍攝《川流之島》的過程，詹京霖認真說了好幾遍：「太痛苦了，直到2016年4月初把成品交出去前，真的都生不如死。」

2015年10月，嘗試自製電視電影的中視，找上了詹京霖，提出合作拍片計畫。他掐指一算，若要在隔年4月順利播映，回推時間得在2月把片子拍完，而這短短的4個月之間，除了實際開拍，還包括了找場景、找演員的前置工作，更別說詹京霖在答應拍片的當下，劇本WORD檔裡還是一片空白，半個字也沒有。

問起思慮縝密的詹京霖，何以自找罪受地接下燙手山芋？他說：「答應接拍，算是我對自己的承諾，我知道接這案子會很痛苦，可是我想知道我會怎麼應付那種痛苦，我到底可以在這種資源極端的狀況下，把作品維持到什麼程度？」他自問，難道一定要等到所有資金、人力、物力，都因緣俱足的完美狀態下，才能開啟下一步創作嗎？

確定接下拍攝工作後，除了劇本由詹京霖自行掌舵，如何找到合適的演員與符合故事情節的拍攝場景，則是兩項考驗。

談及演員的選擇，詹京霖說：「我大概不會去挑那種跟劇本角色很像的演員，因為我知道我可以改變角色，劇本是我寫的，都可以改，所以我是去挑我想合作的演員，要有想像力，要有某種靈性的⋯⋯，我喜歡那種有強烈意見的演員，甚至是敢反駁我的。」這樣的思考與創作方式，如實呼應了詹京霖「把人當人看，是很重要的」的信念。倘若他的創作談及的是正視日常生活無所不在的壓迫，但在拍片現場，自己卻只把演員當成符號與工具，豈不荒謬？

演員選定，拍片場景則遇到諸多困難。起初向國道高速公路局申請拍攝就屢遭不順，最後雖然借到了收費站，拍攝過程中卻又發生了插曲，「當我正在拍攝時，高公局知道自救會擔任（拍片）顧問這件事，非常氣憤，揚言提告。我才花12天拍攝，但那12天每天都很戰戰兢兢，想著要怎麼跟高公局斡旋。其實我是法律系的，我覺得自己站得住腳，有合法申請，也沒有約定什麼義務，你高公局當時社會觀感差，又於法無據，我根本不用害怕，大不了就是跟你拚了！」面對緊張的拍攝過程，詹京霖展現出兵來將擋的篤定，自知這是自己的選擇，山芋再燙也只能想辦法解決。

「我很想測試自己會怎麼應付壓迫，⋯⋯但這種情況一次就夠了，我不想再經歷一次了！」詹京霖重溫「劫難」後，發出如歷劫歸來的爽朗大笑。他認為，與其說自己是個導演，其實更像是個資源分配者，僅225萬拍片預算與12天拍攝時間，沒有時間浪費任何一毛錢，處處在虎口上求生。而他最終交出了《川流之島》這部帶著他走向金馬的作品，無疑也印證了他在北影得獎時，銳氣千條的那句感言：「我覺得我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導演」。

《川流之島》先在2016年金鐘獎獲得了最佳導演、編劇與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獎項，女主角尹馨也因此獲得肯定，此次入圍金馬，詹京霖檢視此片的創作歷程，提及拍攝條件的艱困：「在接拍的當下，我就告訴自己，我一定會討厭這部作品，甚至它會是我最不滿意的作品。果不其然，有很多不完美。」看待作品，詹京霖嚴格也誠實。

訪談進入尾聲時彼此聊起了金馬戰況，詹京霖口裡關心的還是劇組團隊，也遺憾在中國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獲得「最佳男主角」的鄭人碩未能入圍金馬，「我一開始寫劇本時，就明白這個角色是枚險棋，喜歡的人會很喜歡，無法接受的人，就是從頭到尾都無法被說服。很多人都說這角色很有魅力，但是無法相信世界上存在這種人的，就是無法。」他連續重複提了幾次：「這是我的問題」。

不謀其前、不慮其後、不戀當今。詹京霖把作品的好，歸功於與演員們交流後形塑出的成果，而作品裡的未盡之處，則收歸成自己日後電影路上的修道課業，持續泅渡在不完美的川流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