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 World 國際週報》
日本棒球與高中體壇的年度盛會──夏季甲子園──今年（2025）開幕之際，卻爆發一起驚動全國的名校球隊霸凌事件，更迫使甲子園史上第一次有參賽球隊因醜聞中途退賽。但令日本社會震驚的，不僅是高中棒球過去100多年來長期累積、至今仍難以擺脫的體罰、暴力指導與階級霸凌問題，而是全案竟在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迅速演變成一場徹底失控卻虛實難辨的網路公審案？
2025年8月7日晚間7點29分，日本高中棒球的聖地──阪神甲子園球場，正在舉辦一年一度、被稱為「夏季甲子園」的全國高等學校棒球錦標賽。每年夏季，全日本超過3,000所高中的棒球隊，都會為了稱霸全國的夢想奮力揮棒，但只有49支晉級隊伍能踏上甲子園的黑土球場。
當晚的比賽，是由北海道北區的旭川志峯高校迎戰代表廣島縣出賽的傳統強隊廣陵高校。在夜間仍將近30℃的濕熱高溫下，旭川志峯雖在4局上半先馳得點，接下來幾局卻遭廣陵逆轉，最終以3：1的差距敗下陣來。
然而，除了現場觀賽的10,000名觀眾之外，這場比賽竟以一種極為極端的方式成為了全日本關注的熱門議題──在日本社群網路上，關於廣陵與旭川志峯比賽的話題聲量，甚至比同一天的廣島原爆80週年紀念還要高。但網友們關注的，卻非比賽內容精彩與否，而是一面倒地向獲勝的廣陵高校棒球隊喝倒彩，甚至極為激動地怒罵：
「霸凌隊友的棒球隊，才沒有資格在甲子園打球。」
這起事件最終不僅逼使廣陵高校成為甲子園史上第一支因霸凌醜聞而中途退賽的球隊，也重新燃起日本體壇與教育界針對體罰、隊內暴力等痼疾的討論，甚至進一步延燒為關於「日本棒球未來」的激烈辯論。
在因涉入霸凌風波而淪為「全民公敵」之前，廣陵高校其實是日本高中棒球界的百年名門之一──在廣島縣內，廣陵26次晉級夏季甲子園的紀錄不僅是全縣第一，更曾三度奪得春季甲子園的冠軍。根據校方的介紹，包括選手與球隊經理在內，廣陵高校棒球部目前約有164名學生成員，放諸全國都算是相當龐大的編制，這不僅反映了校方對於棒球隊品牌的重視，也顯示出廣陵作為傳統強隊的傳統與雄心。
然而，正當廣陵成功晉級今年夏季甲子園、野心勃勃準備挑戰全國冠軍之際，2025年8月初，一封針對廣陵棒球隊的網路檢舉信，卻在甲子園開幕式前夕於社群網路上流傳。
這封尚未獲得證實卻已廣為流傳的檢舉信，指控廣陵高校棒球隊內存在「學長暴力襲擊學弟」的霸凌事件──今年年初，甫加入廣陵棒球部的一年級新生A，因故被隊上十多名二年級學長以不守隊規為由，拖至宿舍走廊公開毆打，造成頭部、胸部與四肢受傷，甚至涉嫌性侵。儘管被害人A與家長隨即提出檢舉，但63歲的球隊監督中井哲之不僅試圖吃案，還涉嫌與校方高層以及主導學生聯賽事務的日本高中棒球聯盟（高等学校野球連盟，以下簡稱「高野連」）聯手壓下本案。最終，幾名涉案學長僅被短暫處分便回到球隊，甚至若無其事地以「廣島代表」之姿出戰甲子園；但身心嚴重受創的被害A生，卻只能黯然退隊、轉學，並被迫遠離自己熱愛的棒球。
檢舉信流傳之初，廣陵校方與高野連都態度消極，甚至刻意「冷處理」──一方面是因為時逢8月5日甲子園開幕前夕，主辦方不希望橫生枝節、影響大會氣氛；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甲子園素來對學生醜聞極為敏感，此前不僅屢有球隊因隊內選手未成年吸菸、飲酒、無照駕車等違紀行為曝光而被迫「全隊退賽」，也有同校非棒球隊學生涉入社會事件，導致無關的球隊被「社會形象連坐」退賽的案例。然而每逢賽季，高野連也經常收到大量針對各隊王牌或主力選手、企圖讓其因行為不端而無法出賽的「黑函攻擊」，因此大會方面對社群媒體的控訴說法才抱持著極大戒心而消極回應。
然而，自稱是學生A家長的投訴者，不僅在網路上提出驗傷單與各種駭人的隊內施暴細節，還引用大會手冊的參賽選手資料，將疑似涉入霸凌案的未成年球員姓名、照片等一一曝光公審──儘管這種爭議行為明顯違法，但瞬間沸騰的日本輿論，卻讓遲遲不願正面回應的廣陵校方，愈來愈像是「做賊心虛」。
在輿論壓力下，廣陵校方終於在8月6日發表書面聲明，承認網路流傳的霸凌控訴「雖有誇大，但確有其事」。校方表示，這起隊內暴力事件發生於2024年1月底，被害者A因違反隊內規定，在非用餐時間於宿舍臥房內偷吃泡麵，因而遭4名二年級學長揪住衣領、摑巴掌並捶打胸口與腹部。案發當日，球隊與校方在接獲通報後，即依規逐級通報廣島縣高中棒球聯盟（廣野連）並完成調查檢討，全案最終由高野連於同年3月初做出懲處決定──4名涉及隊內霸凌的高二選手，受到嚴重警告並被禁賽1個月；至於被害的高一選手A，則在懲處報告出爐後退隊並自行轉學。
校方強調，雖然A生被學長毆打的事件屬實，但社群網路上卻流傳「與調查結果不符的錯誤說法」。例如，涉案的高年級生只有4人，並非網路指控的「十幾個人」；調查過程中，也沒有任何被害者提供遭遇隊友性羞辱或性暴力的證詞與證據。此外，廣陵校方指出，針對高中棒球選手的懲處決定，都受《日本學生棒球憲章》約束，不得隨意公開未成年當事人的資訊，藉此駁斥外界對廣陵高校「刻意壓消息」的質疑。
廣陵聲明稿與網路控訴的最大出入，在於「霸凌案件」的通報認定──A生家長方認為，以球隊監督中井哲之為首的廣陵校方，事發後雖主動向家長致歉，私下卻不斷施壓並辱罵A生「偷吃泡麵違紀在先，應該快點接受學長道歉結案，好讓球隊恢復訓練」，但這些行為明顯涉嫌霸凌；但廣陵校方則否認施壓，並主張動手的4名學長都已表達悔意並向A生致歉，之後也未再有不當行為，因此本案僅屬突發且不連續的個案，未達必須向教育局通報並另外調查的學生霸凌事件，甚至暗示本案只是個別家長的心懷不滿才會故意把單一事件鬧大。
然而，為什麼已退隊轉學的A生家長，仍堅持要就「霸凌認定」爭議與廣陵高校纏鬥到底？
這是因為，日本高中棒球為了避免各校之間的惡性挖角，設有「轉學禁賽條款」──除非是因家長工作調動或重大天災導致的非自願轉學，否則任何選手在轉學後的一年內，將不得參加任何正式比賽。
但依高野連與廣陵校方的認定，A生轉學並非因受霸凌所害，而是自願的個人因素，因此就算A生轉學後還想繼續打棒球，升上高二的一整年裡，他也不能參加比賽；換言之，即便A生再有天分，他高中3年間想登上甲子園比賽的夢想，甚至未來的棒球之路，都將因此被迫中斷。
但就在廣陵高校發出聲明稿「澄清霸凌」事件的幾個小時後，8月6日深夜，社群網路上又出現了另一名受害者B生的家長，公開具名指控廣陵高校棒球隊在2024年犯下了另一起隊內霸凌事件。
該名家長表示，自己的兒子在廣陵棒球部遭遇了比A生更糟的霸凌，除了動輒被學長暴力毆打，還多次遭受性侵害。此外，受害B生曾多次在宿舍浴室裡遭遇「水刑」式的凌虐，包括被學長強行把頭部按入水中，或者被冰凍的冷水或滾燙的熱水反覆潑淋身體等「近乎於殺人的不當行為」。更糟的是，B生所敘述的情形，不僅只是同為高中生的學長霸凌學弟，更具名指控以中井監督為首的多名隨隊老師與教練「曾多次動手對學生施暴」。
B生家長的深夜控訴，在短短幾個小時內就燒遍日本網路。原因是他不僅以幾乎觸法的方式，清楚點名涉嫌霸凌隊友的學生身分，還寫出了並不屬於公開資訊的教練與老師姓名。儘管幾個小時後，該指控帳號刪除了這則檢舉文，但廣陵棒球隊引爆的霸凌風暴，已迅速成為全日本的頭條焦點，並陷入不可收拾的失控狀態。
然而，廣陵校方的第二份聲明並非為B生的遭遇致歉，而是強調「網路上流傳的指控與校方調查後的事實紀錄並不相符」，並警告各方網友切勿散播未經證實的惡意謠言，或針對未成年選手發表不實論述的「網路霸凌」。這番發言卻成了火上加油，反而進一步刺激日本網友擴大起底、甚至惡意攻擊陷於霸凌風暴中的廣陵選手團。
儘管高野連與主管教育、運動體育的日本文部科學省多次呼籲各方冷靜，尊重並保護未成年選手的隱私，甚至連在首戰惜敗給廣陵的旭川志峯高校監督也出面為廣陵選手緩頰，但最終，廣陵高校校長仍在8月10日中午向夏季甲子園大會方提出「退賽申請」。他的理由並非霸凌疑雲影響了球隊士氣，而是日本社會在網路不實言論煽動下，已經開始向其他與事件無關的廣陵學生發出死亡威脅。
「雖然我們拚了命想在甲子園拿下勝利，但再這樣下去，只會讓高中棒球的名聲受到更大傷害。更糟的是，因為這場輿論風波，我校許多學生在上下學時被言語攻擊、被校外人士追趕，甚至連學校宿舍都收到炸彈威脅。」廣陵高校校長堀正和在10日的記者會上表示，「身為校長，保護學生、教職員和當地居民的人身安全，是我最重要的責任。因此，才讓我下定決心：退出今年的夏季甲子園比賽。」
雖然過去也有不少學校因選手未成年飲酒、抽菸，或涉入犯罪等紀律問題而主動引咎放棄甲子園參賽資格，但因球隊捲入醜聞而「中途退賽」者，廣陵高校卻是甲子園百年史上的第一例。
對此，一部分日本棒球迷震驚於社群時代的網路暴走，並回過頭質疑網路流傳控訴的完整性與真實性，以及是否應在真相未明時，就貿然以網路公審那些尚未成年的「嫌犯學長」；但另一部分意見則持續批評廣陵的迂腐與顢頇，認為球隊明明早就知悉「霸凌指控」，卻始終逃避處理，等到輿論失控才狼狽棄賽，這不僅搞砸了廣陵經營數十年的體育形象，對廣島縣其他同樣夢想甲子園卻未能晉級的球隊、甚至首輪被擊敗的旭川志峯高校而言，更是極不公平。
但在這起霸凌風波中，無論是譴責廣陵高校應對不當的批評者，還是對網路公審高中球員感到不安的保留意見，都提出了一個共同質問：為什麼日本引以為傲的棒球運動，直到今天仍擺脫不了霸凌、體罰或暴力式指導的長年陋習？
「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打棒球就必須和被體罰、過度操練，甚至被捲進莫名其妙的上下關係扯在一起？」著有《體罰與日本棒球》（体罰と日本野球）一書的高知大學副教授中村哲也，就是長期關注日本棒球養成與暴力問題的專家之一。
他指出，雖然棒球在日本具有如同國球般的重要地位，但作為由美國傳入的外來運動，日本棒球的球風傳統與養成文化，其實更受現代社會變遷的影響。以根深蒂固、曾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棒球體罰訓練」為例，許多人以為這與日本人集體意識強烈的民族性或傳統文化有關，但事實上，這種耐苦式訓練的「傳統」，卻一直到1920年代才首次出現。
中村哲也指出，棒球雖然早在1870年代就傳入日本，但初期發展相當自由、混亂，參與人口也不多。直到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的1920年代，廣播與報紙等大眾傳播媒體的普及化，以及日本工業化後中產階級的擴張，以東京六大學棒球聯盟為代表的日本棒球賽事，才開始受到庶民的廣泛歡迎。
不過，隨著社會變化，棒球部員急遽增加，東京六大學也陸續建立宿舍並引入監督制度，逐漸形成以指導者為頂點的嚴格上下關係，體罰與過度操練的「傳統」也在此開始出現。到了戰後的高度經濟成長期，日本棒球選手的數量更是大量增加，球員的未來發展也因此出現更多可能。
對頂尖選手來說，棒球是一條直通職業舞台的捷徑；但就算是那些打不上先發、甚至從未在正式比賽登場的基層部員，也能因為在棒球部的高壓養成中「撐過來」，而被社會和企業視為具有「堅忍不拔」、「服從上下階級」等評價特質。
雖然球隊內的體罰與階級霸凌，往往因組織封閉而難以被外界完整記錄，但中村哲也透過整理歷代138位知名選手與教練的自傳、回憶錄等訪談資料，嘗試勾勒日本棒球體罰文化的長期趨勢，結果發現：在歷代明星選手之間，曾親身遭遇體罰的人比例高達50.4%。若以世代區分，1910年代出生的選手體罰經驗率僅18.2%，1920年代躍升至40%，1930年代為55%，1940年代則高達76.2%，1950年代出生者被體罰經驗更是衝上82.6%的高峰。
「體罰、暴力指導和過度操練，幾乎是我學生棒球時代的日常。就算心裡常常浮現『這些痛苦到底有什麼意義？』的疑問，身邊的人卻似乎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到最後，我也不得不明白：無論你願不願意，棒球的世界似乎就是如此運作。」中村哲也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經常以這段個人經驗作為開場白。但他也點出，隨著日本社會結構與價值觀轉變，基層棒球其實早已因為日本棒球人口的大幅下滑而開始「被迫進化」。
日本棒球的結構性衰退，約在19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時開始顯現。企業投資與媒體關注度逐年下滑，主力觀眾族群的高齡化，加上少子化導致的基層人口減少，都使學生比賽的競爭壓力明顯趨緩。受此影響，過去20年間，日本學生棒球的「隊友施暴事件」已有顯著下降。然而，球隊管理階層的暴力指導問題，則因教練換血週期較長、文化進化速度緩慢，未有同步改善，直至近年仍維持在每年約90起通報案件的高原期。
中村哲也以2002年與2022年的統計對比為例，在這20年間，日本未成年人口受少子化影響減少了15%；但同期學生棒球人口的跌幅卻高達32.1%，幾乎是整體少子化速度的兩倍。這意味著，日本棒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人才斷代」危機，而長年主導基層棒球的老一輩教練，其集體管教與威權式指導模式，也勢必在新世代的衝擊下徹底崩解。
事實上，人口結構給棒球文化帶來的劇烈變化，也讓日本體壇出現了某種世代論戰──例如獲選美國棒球名人堂的日本傳奇鈴木一朗，近年積極在日本為推廣基層棒球而奔走，但日媒卻經常截取他對學生選手們的演講，指一朗經常以自己年輕時苦練、養成嚴格自律的經驗為對照，感嘆「現在這個時代，已不是教練可以嚴厲執教的時代」、「大人無法嚴格管教是對年輕選手未來發展的殘忍」。這些發言，不僅經常成為日媒評論「Z世代的學生選手很難管理，紀律和性格大不如前」，甚至還透過新聞傳播引發台灣基層棒球教練對於「年輕球員管不得」的共鳴。
但事實上，一朗的發言從未合理化威壓式的教練指導與體罰，其重點始終反覆強調「年輕選手必須有嚴格的自律意識」。甚至他自己在高中時期，也曾因與訓練毫無關聯的生活細節──例如被學長嫌煮飯不好吃──而遭受莫名其妙的體罰。
除此之外，擁有旅美經驗的日本棒球明星，也開始以極為直白且明確的方式，回頭挑戰日本基層棒球的養成傳統──其中最有名的代表者，即是對日本棒球體罰深痛惡絕的超級強投：達比修有。
目前仍在美國職棒大聯盟聖地牙哥教士隊（San Diego Padres）擔任先發主力投手的達比修，過去10年來曾多次透過日媒專訪，直白地批評以甲子園賽事、高野連為主導的學生棒球系統，不僅不夠保護年輕球員，對於過度訓練與暴力指導的縱容，不僅將壓抑選手們的特質與天賦，甚至還會損害球員獨立思考、解讀比賽局勢的能力，進而繼續傷害日本棒球未來。
「現在育成年齡的監督、教練，大多數真的很『時代落伍』，但人都是靠成功體驗活著的，這一代監督、教練正是靠『拚命跑步鍛鍊意志力、忍受學長苛虐訓練』成長的，所以對『指導者或學長的暴力』或多或少是肯定的。我想，正因如此，這類事件至今才會屢屢發生。恐怕要等到我們這一代人成為監督、教練之前，日本棒球界的體質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
在過去幾年間，達比修經常在社群網路上質疑日本基層棒球訓練對年輕選手欠缺保護，例如近年日本小學棒球隊裡，就出現了異常數量的Tommy John韌帶重建手術病例；或者超過75%的學生投手有肩肘傷病的困擾。而他在2021年1月，也因為基層體罰問題有感而發，隨筆寫下自己的故事：
「體罰在過去，即便是受罰者也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至少我自己和周圍的人是這麼想的），所以大家都能接受。我自己就曾被球棒握把猛敲頭頂（註：因為傳接球失誤而被暴力指導）很多次，直到現在頭上都還留有凹痕⋯⋯ 因為當時也以為這就是常態，所以最後也只是當作笑話帶過。不過，就算自己能接受，也不能繼續把這種事強加在現在的孩子身上。」
「在大人之中，也有不少人拚命地美化、正當化自己那個時代，這一點必須設法改變。」達比修反覆強調，「我真心希望，他們與其守護自己的過去，不如去學習，努力守護現在孩子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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