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韓國老師投保被告責任險:教室裡的怪獸,首爾明星小學班導之死
2020年4月9日,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一名教師在首爾女子高中進行線上課程。(攝影/AP Photo/Ahn Young-j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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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和家長都變成怪物的世界裡,老師們在教育現場該如何生存?2023年7月29日,超過3萬名韓國中小學老師,頂著熱浪高溫集結在首爾光化門廣場,他們穿著黑色的致哀喪服、高舉憤怒的抗議標語,為了要替一名疑似不堪家長霸凌壓力而走上絕路的年輕小學老師,討回「為人師表」本該有的尊嚴與公道。

5年多來,韓國已至少有100名老師以極端方式結束生命,其中壓力的最大來源,即是來自對於學生暴力的無可奈何、以及家長濫訴老師「虐待學生」的惡意檢舉。但這位年輕老師的悲劇,不僅掀起輿論對「怪獸家長」的撻伐,更引爆韓國社會對「學生人權的提升是否侵犯了老師人權」的分裂大辯論。

事件中的X老師,年僅25歲。兩年前才從師範大學畢業的她,第一份、也是唯一份教職工作,就是在首爾瑞草區的瑞二小學,擔任一年級新生的班級導師。根據同事與去年班家長的說法,X老師雖然年輕,但對班上的學生卻充滿教學熱誠與愛心,是非常溫柔、善良又負責任的班導。

但2023年7月18日一早,X老師卻被發現在教職員準備室輕生,身後並未留下遺書。

由於X老師是在小學校園裡身亡,任課班級又都是低年級,顧及學生情緒與師生輔導,校方第一時間僅以「老師臨時請假」作缺課理由,並未即時向學生與家長公布X老師之死。誰知X老師的死訊很快就在社群媒體上傳開,並以「家長和學校逼死一個年輕老師」為題,成為全韓悲憤震撼的重大新聞。

匿名同事的網路申冤,年輕老師被「怪獸家長」逼上絕路

韓國社群網路上流傳的控訴信,據傳來自於X老師的匿名同事。信中強調,X老師雖然溫柔負責,但身為剛畢業不久的「菜鳥老師」,卻屢屢被任職學校的主管與班上家長欺負。特別過去幾個月,X老師一直向同事哭訴班上的學生糾紛,引發當事家長針對老師個人的一連串辱罵、騷擾、施壓、甚至提告威脅。其中讓X老師最困擾的一案,是一名學生在教室打鬧時,以鉛筆劃傷了同學的額頭,但雙方家長到校調解時,卻對X老師激烈辱罵,並涉嫌私下恐嚇施壓。

儘管在校方紀錄中,雙邊學生與家長在協調後是以「圓滿和解」作結,但直到X老師死前一天,她的手機通聯紀錄都仍有當事家長日以繼夜不斷打來、每天多達數十通的騷擾來電──同事表示,X老師對於家長的瘋狂來電極為驚恐:

「我從沒在班上公開私人手機,為什麼家長會撥通這支號碼?」

一名匿名的同校老師,向首爾教師工會作證表示:

「當事家長們跑來學校大吵大鬧,還當著其他老師與學生的面,對X老師咆哮『妳是怎麼照顧孩子的?』、『這種傢伙不配當老師!』」

同事們認為,X老師之所以走上絕路,最可能的原因就是遭到家長惡意騷擾的壓力:「所以在生前的最後幾個月,X老師一直過得很痛苦。」

來自學生與家長的日夜壓力,讓X老師身心瀕臨崩潰,但校方卻不願積極協助X老師的處境,反而要求X老師應該想辦法安撫生氣的家長。至於家長狂打老師私人手機一事,校方更表示:「老師妳只能快點變更號碼。」

明星學區+低年級班導=年輕老師的下下籤

在X老師事件中,瑞二小學對待年輕老師的方式,飽受受韓國教育圈抨擊。不少資深教師更直言:在明星學區的小學任職,初任教職還被派為一年級班導師──這是職務安排的最慘組合。

瑞二小學位於首爾的瑞草區,此地與江南區被稱為「江南8學群」,是南韓全國頂尖大學升學率最高、教育資源也最為集中的菁英文教區。同時,在南韓全國行政區排行榜裡,江南區與瑞草區更分別是住民平均年收入最高的前一、二名,是韓國超級富豪與社會菁英的聚集地。

但「天龍國」般的明星學區,也是韓國「怪獸家長」密度最高的最危險之地。就像經典韓劇《Sky Castle》的故事,明星學區的學生大多來自顯赫家庭,除了王子公主的驕奢習氣,豪門家長的高傲態度,也讓師生關係與班級經營充滿鋩角陷阱。一不留神有所怠慢的老師,甚至會官司纏身、前途盡棄。

另一方面,韓國小學的分配年級導師,也有「級數等級」的內規。按照正常程序,培養年輕師資成為指導老師,通常會從調整難度較低的三四年級開始。因為五六年級的課程,不僅即將進入中學升學階段,學生身心理也都開始進入青春期,無論是體能、情緒、還是人際情感,班級的狀況通常比較複雜。

低年級則是韓國小學老師公認最痛苦的工作──其中「一年級班導師」最是下下籤──因為一年級是兒童正式走入校園生活的第一道門檻,除了身心理調整,學生們也都還在摸索與其他人相處的互動分際,老師為了避免孩子間的肢體衝突、營造班級氣氛往往最耗心力;同時,家中有低年級新生的家長,情緒上也易因護兒心切而容易緊張,但過度關心往往是「直升機家長」與「怪獸家長」的開端,因此家長與老師之間的衝突、甚至官司糾紛,也最多發生在小學一二年級階段。

不過正因為低年級危險、高年級難帶,資深老師大多能依靠輩分階級,優先挑走比較輕鬆的中年級班級。正也因此,瑞二小學強調「X老師認真負責有愛心,所以志願擔任一年級新生班導」的事件聲明,才會讓清楚行規的眾多老師大為悲憤,痛批校方讓初任教職的X獨自面對一年級的高壓力工作,是推人入火坑、消耗年輕師資的不負責行為。

韓國老師版#MeToo的怒吼:當老師是一種沒有尊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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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韓國教師工會聯合會的抗議代表,在南韓國會議事堂外高舉「保障教師權利」等標語,希望以X老師之死喚醒政府改革重視。(攝影/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Chris Jung)
7月27日,韓國教師工會聯合會的抗議代表,在南韓國會議事堂外高舉「保障教師權利」等標語,希望以X老師之死喚醒政府改革重視。(攝影/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Chris Jung)

根據韓國教育部統計,從2018年1月至2023年6月之間,全韓從高中到小學一共有100名老師自殺,其中57名死者是小學老師。但老師的身心健康與日益嚴重教權被侵犯的問題,一向缺少社會重視,絕大多數老師尋短原因都以「個人因素」或「不明原因」結案,因此本回X老師的選擇,也被不少基層老師解讀作以死明志。

像是首爾教師工會記者會上,一名大叔就當場痛苦陳情

「如果不做到這種程度,校方與政府教育廳只會匆促結案,根本沒有機會啟動事件調查──因為我的女兒就是這樣,6個月前她走上絕路,她也是被家長壓力逼死的年輕老師,但檢警卻只告訴我『老師自殺的事全國都有』、『調查需要很長時間很難有結論』⋯⋯之後就沒有下文了。」

「我也去了新聞中的瑞草區小學,在現場我一直哭、一直哭。因為好多老師為X老師獻上致哀鮮花,但我的女兒連一朵花都沒有收到,她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死了。」大叔對著工會的老師們心碎説:「這是同一個韓國,我的女兒也樣是受害的老師,拜託大家好好調查真相,不要再讓年輕人遭遇同樣的痛苦了。」

「在中小學的教育現場,憤怒的家長咆哮著『你沒資格當人老師』,已經是每天都會發生的事。」在網路論壇上,韓國的基層老師們因為X老師之死,分享各種超乎想像的極端遭遇:有的老師在調解學生鬥毆時,因為動手拉開了學生,而被家長檢舉「虐待兒童」;有的老師不敢出聲阻止學生在課堂中使用手機、干擾教室秩序,因為單獨點名和指責學生的行為,可能會被家長檢舉「對學生精神施虐待」;甚至有學生在學校失控毆打老師,但因為觸碰學生可能會吃上虐待兒童的官司,因此老師不敢還手阻止,只能一路被追打至骨折重傷。

根據韓國教師工會2022年4月的調查70.6%韓國老師曾經被學生或家長侵犯教師權利(包括肢體攻擊、言語辱罵、官司訴訟)。26.6%的老師表示,過去5年內曾因為教權遭到侵犯的精神痛苦,必須尋求醫療幫助。

基層老師們表示,韓國老師的地位已經崩潰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法律制度對教師保障的不公平。部分基層教師與政治保守派更認為,基層教師權威崩潰的罪魁禍首,即是2010年代開始、韓國進步派推動一系列以「提升學生人權」為目的的教育改革。

學生人權與老師教權互斥嗎?問題是「怪獸家長」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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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17日,韓國首爾一名學生在進入高中參加高考前向母親揮手。(攝影/AP Photo/Ahn Young-joon)
2022年11月17日,韓國首爾一名學生在進入高中參加高考前向母親揮手。(攝影/AP Photo/Ahn Young-joon)

長期以來,韓國的教育文化就以高度競爭、高度壓力、與高度階級化而惡名昭彰。因為在朝鮮儒學傳統的文化影響下,老師不僅在社會上極有地位,也握有極大的課堂權力。但在現代教育中,這樣的傳統威嚴卻往往僵化成體罰、暴力指導、校園霸凌,並讓學校成為填鴨教育、菁英主義與威權政治的醬缸。因此當韓國逐漸走向經濟進步與民主自由的21世紀後,「減少打罵教育」也就成為韓國社會的進步共識。

在此原則下,以首爾為代表的地方政府,先是從2010年開始以地方自治條例的方式,陸續頒布《學生人權條例》──該條例強調學校應該尊重學生的個人發展、生命背景、性別認同以及個人隱私。

但反對派意見卻認為,《學生人權條例》充滿許多執行扭曲,反讓基層老師「不知道如何管教學生與維持班級秩序」。例如,老師們不能沒收或管制學生在上課時間使用手機,以避免侵犯學生的通信自由與隱私權;老師也不能要求犯錯的學生罰寫悔過書,因為悔過書的內容可能違反學生的個人想法、侵犯表達自由。於是學生人權反而成為學生不守教室規矩的擋箭牌,並讓老師指導學生生活與學習的權威掃地。

「過度強調學生人權,確實造成了韓國教師的教導權利下降。」X老師事件後,南韓副總理兼教育部長李周浩也公開道歉,並承諾中央政府將進一步修改法令,並準備針對老師的「合理教導行為」增設免責條款。

《學生人權條例》成為韓國社會發洩怒火的批判標的,但在人權團體與教育學界裡,卻對這種反射性遷怒有所質疑。因為在《學生人權條例》頒布後,撇除2020~2021年因COVID-19疫情遠距教學而導致的數據異常外,韓國老師被侵犯教權的通報數字一直是逐年下降。

同時,在韓國的17個地方政府中,只有7個政府教育廳有頒布《學生人權條例》,幾起震驚韓國的學生毆打老師事件,也都發生在沒有施行條例的地區。換言之,《學生人權條例》的施行與否,與韓國老師的權威崩潰,並沒有明確的因果對應。

事實上,真正改變韓國師生關係的法律癥結點,反而出現在韓國在2012年修訂的《校園暴力防治法》與2015年增補的《兒童福利法》。

2012年通過《校園暴力防治法》,目的是改善韓國極為嚴重的校園霸凌問題。但為了有效嚇阻學生施暴的行為,法條內推出了「保留施暴學生霸凌紀錄」的政策。這些施暴紀錄雖然會在學生畢業兩年後刪除,但升學考試──特別是大學入學的資格──卻會因此受到影響。然而隨著校園暴力問題開始與升學資格直接相關,家長對老師和學校提告的訴訟數量卻大增,這讓學校對學生的不當行為抱持著更消極態度,並對基層老師的困境袖手旁觀。

至於2015年修改的《兒童福利法》,則加了一條「不得對兒童造成精神痛苦」的模糊規定,其修法目的是要阻止針對未成年者的言語與精神霸凌,但實務上卻成為家長惡意投訴老師的「法律武器」。

因為家長舉報老師虐待兒童後,當事老師在接受檢警調查期間,不得與當事學生接觸,所以被告的老師大多會即刻停職。再加上刑事流程通常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老師停職期間也得不到任何薪資與權益的補償,就算家長與學生提出的檢舉內容沒有足夠根據
由於家長檢舉虐待兒童的門檻很低,老師又有停職與刑事調查的壓力,因此「告老師」也成為威嚇老師給予自家小孩優待的施壓手段。
、且將近7成的家長濫訴老師案件都以不起訴作結,被告的老師仍得承受極大的生活負擔與身心壓力。

根據韓國《MBC新聞》取得的工會數據,在2022年韓國侵犯教師權利的案件中,學生傷害老師的案例只占12.3%,老師與老師之間的衝突占24.4%,但家長侵害老師教導權利的案件卻高達46.4%──換句話說,與《學生人權條例》沒有直接關係的家長,才是老師們最主要的侵害來源。

《與神同行》的特教老師訴訟案

X老師事件在韓國也掀起一起「家長霸凌老師」的案外案。當全國老師的職災告白潮中,一名特教老師A先生,就公開點名知名網路漫畫家──電影《與神同行》的漫畫原作,周浩旻──就是濫訴的怪獸家長,惡意讓A老師官司纏身、失去教職工作。

事件中,周浩旻是一名自閉症男學生的家長,他的兒子因為身心狀況、在學校內對女同學暴露身體,因而被列入校園霸凌事件(當事女同學因此不敢上學,因此啟動校園霸凌機制)的重點輔導對象,並從原班級轉入特殊教育班。但不滿校方處置的周浩旻,卻在老師不知情的狀態下,在兒子書包放置錄音機,並憑錄音向警方檢報特教老師A涉嫌虐待兒子。

A老師表示,周浩旻的錄音證據,是周姓學童不斷逃出特教班、試圖返回原班級時,老師向他反覆強調:「你因為向同學露出下體,這是很噁心、讓大家不舒服的事,所以你才要在特教班上課。」但家長認為,A老師發言時有不耐煩的嘆氣與責備語氣「已對我的兒子造成精神痛苦」,儘管提告結果不起訴,但不願捲入家長訴訟的校方與地方教育局卻在判決出爐前就已決定提前解聘A老師。

周浩旻在韓國引起全民激憤,一部分意見認為《與神同行》的作者平常總是在分享特殊兒童家庭的溫暖故事,但實際上也是加害教育工作者的「怪獸家長」,更嚴重侵害了特教老師的教育專業與職業尊嚴;但另一部分意見則同情周浩旻作為特殊生家長的護子壓力,考慮到韓國過去也曾發生過《熔爐》的特殊教育虐待事件,錄音保護、過度反應也都是人之常情。

事件曝光後,地方教育廳已緊急對「不相信老師專業的未審宣判」公開認錯,並即刻恢復A老師的教職。周浩旻的漫畫工作則被輿論撻罰全面停擺,但他僅強調全案還在司法訴訟程序,不願對外多說。

當老師開始團購「教師被告責任險」,師生關係如何和解前進?體制如何支援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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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8日,首爾成均館大學,學生們在一年一度的儀式上表演八佾舞。(攝影/AFP/Truth LEEM)
2013年9月28日,首爾成均館大學,學生們在一年一度的儀式上表演八佾舞。(攝影/AFP/Truth LEEM)

怪獸家長的大量出現,讓韓國教師逐漸成為一種高壓力、高職災、高風險的社會嫌棄職業。除了師範系統的新血數量逐年減少,年輕老師的轉職比例也逐年升高。

「我曾經夢想成為一名老師,所以師範學院畢業後,我取得了一份小學代課老師的工作。」24歲的A小姐,在瑞二小學門口、為了X老師設置的獻花台前,對《韓民族日報》表示:「但我才撐了6個月,就再也受不了失控的校園暴力與家長投訴而辭職。從那之後,我就放棄了當老師的夢想──直到聽到X老師的悲劇,才讓我又想起當時的教職經歷,這讓人痛苦得無法成眠。」

瑞二小學的獻花台,不只成為悼念花束的白色花海,來自各地的老師、學生們,也紛紛在學校的牆上留下了獻給X老師的道別卡片。有的人祈禱X老師一路好走,也有的人哭著對記者說:「如果可以的話,我不建議學弟妹選擇師範學院,因為當老師真的是一條太多眼淚的痛苦道路。」

更加超現實的是,相較於政府教育部門與各級學校的消極怕事,最積極回應新時代校園亂象的,反而是韓國的保險業者──自從2018年起,韓國保險業就推出專門設計給中小學教職員的「老師被告責任險」,投保內容包括面對家長提告的律師費用、法律服務,以及官司調查期間若遭學校單方面停職的薪資補償,甚至還有遭到校園霸凌所需要的醫療或身心復健費用。

老師被告責任險推出後,5年來的投保人數已成長將近10倍,每年大約1萬名老師會因為擔心被家長告、被學生打而選擇自費保險。這一方面顯示師生關係的緊張對立大幅惡化,另一方面也顯示校方與政府教育廳缺少對老師的支援。

韓國教師工會統計,在遭遇教權侵害事件時,32.7%的老師選擇私下解決,19%會默默忍受;超過9成的老師更表示,比起加強對學生與家長的懲罰威嚇,老師們更需要來自學校與政府體系的「靠山支持」,像是成立專業的訴訟救濟調解會,以完整的經濟、法律與身心輔導,避免無辜的老師遭到冤告時,會再次重演X老師孤立無援的痛苦困境。

事實上,部分韓國的中小學校早已發現:老師處境的艱難,會嚴重影響教學品質與師生關係。因此面對「怪獸家長」,這些學校反而更積極地與家長會溝通實驗,甚至規劃「家長聯絡簿專用App」──其一方面保障老師的個人隱私(像是私人電話與email保密),讓老師可以保持一定的生活空間,而不必要24小時待機面對家長來訊;另一方面,家長對老師的校內投訴,也會同步通知家長會的互助網,讓一般班級問題在演變成校園糾紛前,能即時由家長會幹部或較資深的老師,主動安撫當並提供師生諮詢與協助。

除了學校與家長會開始動起來,絕大多數的學生們也都對老師們的痛苦告白感到難過。因此在哀悼留言外,社群網路上也有年輕的中學生們透過社群網路串連「感謝老師運動」,用各種手寫故事,感激自己曾因老師的幫助而有所改變的人生。

發起感謝運動的楊同學對《韓民族日報》表示,自己在成長的過程中,曾受到許多老師溫暖的照顧:

「所以我想為許多經歷過絕望悲傷的老師盡一份心力,我希望韓國的學生們也能繼續記得、關心X老師的事件,因為如果我們輕易忘記這位老師的故事,這個社會就不會有真正懺悔、進步的機會。」

今年高中三年級的楊同學表示,自己打算在升學進入師範學院就讀,但她在選填志願時反而被身邊的老師激動阻止,「大家都說老師這份工作不比以往體面,」楊同學說,「但這是我努力10年的夢想,我還是希望有一天能與那些曾經指導過我的前輩們,同樣站在守護下一代成長的教育第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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