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材風暴下的真貌

火線背後》僅佔健保3.2%的醫材差額給付訂定上限,為何燃起醫界大火?

健保署經過一年半、44場共擬會議計畫推出8大類、共352種醫材差額給付項目的費用上限,原意為民眾荷包把關。但6月9日公布後,引起不少醫界人士劇烈反彈,擔心恐造成高價醫材退出台灣巿場,更質疑健保共擬會議代表性與透明性不足。效應快速擴大,總統蔡英文的醫師後援團群組傳出大量退團,總統在Facebook發文強調「會把政策調整好」;衛福部長陳時中緊急滅火,先是發表談話、後親自主持臨時協調會,最後仍擋不住壓力,宣布8月1日上路的新制,暫緩實施。

COVID-19防疫能力獲肯定、支持度近9成的陳時中瞬間成箭靶,行政院長蘇貞昌事後對衛福部的批評,也引來各界揣測,一項醫療政策點燃執政團隊茶壼中的政治風暴。

《報導者》走訪多位歷任健保首長、公衛學者、跨世代醫師、民間團體、醫院組織及公共行政學者,由時代背景與多觀點思考及檢視,這項攸關全民的健保政策,從立法、形塑過程到決策變更,方向是否正確?決策背後是否因世代之間對話不足,過往的運作模式碰上自媒體時代,未納入足夠的第一線醫生心聲,而踩到地雷?這次爭議又替未來公共政策形成過程帶來什麼影響?

2019年健保總額為7,100多億元,其中醫材支出約250億元、僅占3.5%。根據中央健保署資料,目前醫材品項有10,784件,7成由健保全額給付,2成6則是民眾全自費負擔,另一類即為「差額給付」,健保給付部分、民眾自費部分。差額給付的醫材共有8大類,分屬在骨科、心臟科、眼科,佔健保醫材項目的3.2%。

差額給付的醫材雖然占比不高,但過去一直存在「同一類醫材、不同醫院訂價落差」的爭議,令健保署備感壓力。健保署先推出自費醫材比價網,企圖讓各醫院收費透明化;再透過44場共擬會議(註)
每場共擬會議的紀錄與錄音,健保署皆公布於官網: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特材部分會議紀錄
進行同功能醫材分類後、依照差異分組,比對國際訂價,訂出分組上限,希望達到醫材價格合理化的目標。但過去「回應社會期待」的政策,在健保長年財務困窘的環境下,踩到醫界與醫師的生存危機,連帶部分民眾也憂心,「未來會不會花錢也買不到更高品質的醫材?」網路輿論撲天蓋地反彈,民意趨勢逆轉,衛福部宣布兩個月內再啟會議重新討論。
為什麼會有差額給付?

「差額給付」其實是「先上車後補票」的制度。

2006年12月,健保實施「塗藥血管支架」部分給付制度,以傳統血管支架給付點數,支付塗藥血管支架,差額部分由民眾負擔。自此在健保支付制度體制內,開啟醫療院所得以再自由定價、向病人收取醫療給付差額費用。但一直到2010年1月二代健保修法後,才在《健保法》第45條明訂「本保險給付之特殊材料,保險人得訂定給付上限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得收取差額之上限;屬於同功能類別之特殊材料,保險人得支付同一價格」,才讓差額給付有了正式法源依據,然而,該條文明訂得訂「上限」的規範,又延遲了10年才推出。

所謂「差額給付」是指針對某些醫材,健保部分給付,剩下的差額由民眾自行負擔。主要是因為醫材項目、功能日新月異,新功能醫材往往價格昂貴,在健保財源有限下,無法完全納入健保。目前在台灣共有10,784件健保醫材,其中差額給付的醫材僅佔370項,而這次有訂定上限的項目為352項。

同一套制度,當年被質疑「無上限」造成就醫亂象、枉顧民眾權益;如今依法「訂上限」,則被質疑會影響台灣醫療發展、影響民眾選擇權。推促10年的「依法行政」,短短3天豬羊變色,針對使用健保資源開放的差額給付項目,訂出給付上限,究竟有沒有道理?誰才是被影響最大的族群?醫界反彈背後真正的危機感在哪裡?政策協商過程中,政府與專業團體的對話,又面臨什麼新的挑戰?以下《報導者》與跨界專家的訪談,以第一人稱形式呈現。

差額給付設上限,合理嗎?

葉金川(1990~1993年擔任衛生署副署長、1995~1998年任健保局首任總經理)(註)
健保局自1995年開辦後,組織數度改造,原為國營事業,首長為總經理;2000年改制為行政機關,首長為健保局局長;2013年隨衛福部升格、改制為健保署,現首長為健保署署長。

差額給付上限是健保署一片好意,希望可以保障民眾權益。但比起訂上限,去了解同樣醫材在不同醫院的價差原因,才是比較重要的。如果價差不大,那可以理解,因為每間醫院的醫材數量、配送成本不一樣。但如果價差太大,就要提出解釋,避免暴利發生,要先釐清,利潤有沒有高到不合理?醫師有沒有收回扣?藥商有沒有不勞而獲的暴利等問題。

訂出上限價,也可能會有一些副作用,例如比上限價低的醫材,可能也會拉高價錢。所以重點不在上限,而在目前的價格「合不合理」?譬如,和國外相比,台灣的醫材價格就是比較貴,那也要了解原因,是聯合壟斷?還是專利?我自己曾經做過兩次使用醫材的手術,一個釘子2萬4,後來朋友做相同手術和醫材,價錢是4萬8,我就問差別是什麼?後來說是有專利的差別,如果這樣,醫院就要去證明這價格是合理的。

鄭守夏(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2010年擔任首任健保局局長):

醫療領域對一般民眾來說太專業,針對醫療的「品質」跟「價格」,民眾都很難找到資訊,所以這次健保署願意彙整醫材自費差額的資訊並公開,當然是一件好事。同一個廠牌、同一個型號的醫材,在不同醫療院所的定價,有一些真的價差過度離譜,我相信健保署也是因為看到這種情形,才覺得不合理。

真正會有差異的,是同醫材在各醫院價差很大的那些項目。健保署可以先去了解,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會不會是跟藥價差一樣,跟每間醫院的使用量有關?

如果醫材品質相同,價碼是不是反映醫師的費用?有些醫院認為,因為健保給醫師的手術費太低,會用這些錢來補貼醫師;若有這種情形,就講清楚,讓健保署知道這是價差很大的理由,也許就可被理解。但這中間有太多細節,能不能這樣補貼?價差到多少合理?都要先去弄清楚。

李玉春(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2015~2016年擔任衛福部次長):

當初因為二代健保修法,才會有現在的差額部分給付,而差額給付的原因,正是因為不同醫材之間的功能差異非常大。這次會有訂上限的政策,是因為很多消費者認為,為什麼類似功能的醫材,不同醫院價格會差這麼多?因此期待健保署可以有所因應,又因為差額給付並不是完全自由市場,如果全自費,健保署當然可以不管,但就因為差額給付,健保署也要付一部分的錢,等於要成為民眾的守門人,因此善盡監督無可厚非。

我覺得訂合理的上限,動機是良好的、也是對的做法。健保署要面對所有人,不是只有醫界,還包含各界聲音。只是到底要怎麼做?做到什麼程度?才是值得討論的重點。

吳明彥(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秘書長):

這次健保署的方向、想法都對,但不應該這樣一刀處理。從管理上的角度來講,這麼困難的事情,要先評估摸底,頂多造成1到2成的影響;跟醫師討論後,健保署可以提出個3成影響的政策,再慢慢跟醫師協調、推行;今年處理10%、明年再10%,5年後也是可以達成目的。現在一下子調整太多,反彈當然會很大。

這次政策也牽動商業保險。台灣非常多人購買商業保險,根據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資料,2019年平均每人有3.16件保險,全台有1,679萬人有買醫療商業保險。這次政策訂出上限,反而是變相幫保險公司省錢,其實金管會應該要同時要求降低商業醫療險的保費,這才合理。

連賢明(經濟學家、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副院長):

政府使用簡易手段進行價格管制,就容易引起爭議,像是油價或大學學費一樣,當政府要開始動手管制時,各種複雜問題都會浮上檯面。

在管制經濟學裡有一套很清楚的邏輯,以智慧型手機為例,有些消費者喜歡螢幕大一點,有些喜歡記憶體多一點,有些喜歡顏色或喜歡拍照效果好的,而且喜歡某一種效果使用者甚至願意付出很高的金錢。

回到醫材,最常見的水晶體,除了基本款之外,有多焦、抗UV,有些使用者願意花錢增加功能,卻被硬性的價格控管時,自然衍生出爭議,因此在經濟學領域中,會建議同組同型號做低強度的價格管制,例如不要超過訂定價格的40%,意即定價100元,就不能拿140元;否則當有更新款的醫材出現時,又要重新訂定新標準,將會沒完沒了。

差額費用高低,哪些族群影響最大?

Fill 1
(示意圖,與文中提及醫院無關。)(攝影/吳逸驊)
(示意圖,與文中提及醫院無關。)(攝影/吳逸驊)

黃富源(馬偕兒童醫院名譽顧問醫師、2000~2002年擔任衛生署副署長):

差額給付的3大科、8大類醫材中,換人工髖關節和人工水晶體這類使用較大宗,要用到人工關節和人工水晶體的關節炎和白內障疾病,也和從事戶外勞動工作有相關,經濟狀況不佳的病人比例滿高。都會區和經濟狀況較佳的民眾,比價或搜尋資訊能力強;反而是經濟不佳或偏鄉地區的民眾,沒有能力去比價,所以如果存在過高的醫療價差,影響較大的反而是較弱勢的病人。(註)
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郭年真一項針對塗藥支架患者的研究也顯示,社經地位較低的病人,醫療選擇更受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影響更大,病患對於自費差額醫材的選擇受到醫病間資訊不對等,而有供給誘導需求的可能。

臨床上,多數病人選擇的治療方式或醫材,都會以醫師的醫療建議為主,特別是長年就醫的慢性疾病患者,多半會和醫師有信任基礎,就醫或手術會找自己相信的醫師,比較少會去特別轉去「便宜」的醫院。健保署訂差額給付上限,方向是正確的,不過,更直接的方式,是公布那些收費太離譜的醫院。

黃瑞仁(心臟學會理事長、台大雲林分院院長):

這次最讓醫師擔心的,是上限一旦制定,醫師跟病人都沒有選擇權醫師會依照病人的狀況,提供專業的判斷,可以使用哪一種醫材,但現在若全部均一價,超過價錢的廠商最後不留了,大家都沒有選擇的權利。

以心臟科來看,是救命的科,醫材的價錢差別並不大,從比價網可以看到,塗藥支架,林口長庚、台大、振興、北榮價差都不大。我們認為只要把資訊透明化,相關的差額自費資訊、醫院、醫師的投資,例如設備都寫清楚,就可以解決問題。我們現在(心臟學會)自己也在針對醫材做更精細的分類。

目前健保署的分類,將塗藥支架都放在同一類。但其實塗藥支架也不斷在研發,最傳統的是金屬支架、加上載體polymer(多聚合體),再加上藥物;有些polymer可以降解、有些塗藥支架根本不需要polymer,這些都是更精進的技術與材質,不應該歸在同一類。

滕西華(民間監督健保聯盟發言人、健保會委員):

訂定上限價格,才能知道採購價和跟售價之間合理的「差價」在哪裡,這是健保制定「差額給付」的精神。假設今天一個支架,廠商進價給醫院3萬元、健保給付2萬元,如果醫院的自費價再加上6萬,健保補助的錢醫院全都收了還賺2倍,那由健保補貼差額等於失去意義。

因為不知道真正的價差是什麼,民眾就算去比價,除了一次性的治療,可能會因價錢選擇醫院;若是要做心臟支架等手術,民眾會認醫師、認醫院,不會因為隔壁醫院便宜就去隔壁。光是公布比價網,沒有辦法真的達到效果。

此外,市場價格混亂可能造成投機。例如很多人認為,大醫院議價能力較好、能取得較低的進價,但因為不知道所有醫院的採購價,就無法得知上限價跟醫院採購價之間的利潤到底合不合理?而從健保署比價網資料來看,也未明顯看到大醫院或小醫院和自費差額價格高低的正相關。

其實滿多醫師也會推薦病人用健保全額給付的醫材,有時候不是差額的就比較好,也要看病人適不適合,不能讓經濟考量變成唯一的依據。而且,差額給付的醫材廠商跟健保申請100元,你評估後跟人家說只給付30元,那總要告訴民眾,為什麼健保不願意付100元?民眾總要知道,他花的70元,有沒有價值。

是否會影響新興、高價醫材考量退場?

李玉春(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2015~2016年擔任衛福部次長):

其實我覺得這次並不是影響那麼大,即便訂了上限價,廠商也會調整價格,藥品每年也都在做這件事情。醫界對於醫材未來退出市場的擔憂,就還是要回歸分類細緻度的問題。如果把橘子、蘋果分在一起訂上限,當然有可能,不過我相信不至於此。過去即使是藥品,也有退出市場的狀況,但問題不單只是健保定價,也還有廠商的考量等等。

滕西華(民間監督健保聯盟發言人、健保會委員):

上限價是反映真實市場、有保留利潤空間的價格,我不認為醫材會從市場上消失。如果真的有獨佔市場,只有一家醫材,那上限價也會保住他留在市場。

醫材要進入台灣巿場,第一關要通過食藥署的核准,再去健保署登錄,看看申請結果會是健保全額給付、差額給付或全自費。審查期間,產品可以在市場上全自費販售。因此醫材不會不進入台灣市場,差別只在會不會進入健保市場而已?不會因為訂了上限就醫材進不來,最多是以全自費方式使用。

上限價也不會讓廠商、醫院少收錢,只是收入來源是來自健保或來自民眾比例的差異。差額給付是健保給付程序中最嚴謹的。以已逝藝人劉真原本要動的手術「支架瓣膜置放手術」(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Implantation, TAVI)醫材為例,健保署評估後認為,這個手術比傳統手術療效多3成,參考2017年市場上的售價中位數109萬,再乘上點值計算,最後健保署給付32萬6千元,剩下的76萬就是民眾自費上限,廠商和醫院並未少收錢。

上限價反彈背後,醫界真正的危機?

Fill 1
(示意圖,非當事人。)(攝影/吳逸驊)
(示意圖,非當事人。)(攝影/吳逸驊)

張鴻仁(2000~2001年擔任衛生署副署長、2001~2004年任健保局總經理):

其實這次的醫材差額爭議,引起醫界很大的反彈,有兩個面向值得深入探討:一個是醫界長期有被剝奪感;一個是健保費不夠,現在又用這麼強的力量去管制,醫界就急著跳腳。

台灣近年整體經濟和薪資成長不佳、物價房價仍在漲,連醫師的薪水也買不起北市的小套房,診療費長期偏低,讓他們的專業沒有得到應得的待遇。我教書教20年,每年都會對醫學系學生做民調,他們都非常討厭健保,認為政治人物是用健保制度來壓榨醫師、討好民眾。

此外,我認為健保署還在用一代健保的觀念,來管理現在的健保,已不合時宜。過去的25年,就是一代健保。15年前,總額預算剛開始的時候,健保連差額給付都不允許,因為當時健保錢夠,有能力把最好的醫療都給民眾;直到後來健保的錢愈來愈匱乏,才打開了差額給付,這代表現在的健保已經無法處理高價位的新藥、新醫療器材。

差額給付必須存在,只是健保署到底要管制,還是放任自由市場?我認為要管,但健保署不需要介入市場太深,健保就把基本品質管好,抓出極端值就好,制度上最怕就是為了例外,變成齊頭式平等,那當然多數人都會跳腳。

鄭守夏(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2010年擔任首任健保局局長):

對醫界來說,所有健保支付的東西,價格都已經壓得很低、管得很緊,醫療院所的合理利潤被極度壓縮,醫院只好東牆補西牆,靠自費項目來作為醫院生存、活下去的命脈之一。也就是說,若差額給付訂了上限,對醫療院所而言,所得和平衡收支不足的部分都會大受影響,這就是目前的癥結點。

台灣每年醫療成長約3到4%,但經濟成長率約1%,全世界也是如此:經濟成長率都不太好,都面臨人口老化加上慢性病,對醫療的期望愈來愈高、對品質也要求愈來愈好,以前沒辦法治療的病現在也都可以治了。健保就不可能再包山包海,未來就是保基本,救命的治療當然要,但救命之後,要求更好的服務就要自費。也就是「health care for all people, not for all services(健保要保障所有人,但不是提供所有服務)」。

因此未來新的、貴的醫療,可能就不會納保,就慢慢變成現在這種自付差額或全自費等,民眾必須買私人保險,或儲蓄以備不時之需。

吳明彥(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秘書長):

這次差額給付,第一是在「不對的時間,做對的事情」。防疫才剛到後期,醫療人員就會覺得大家辛辛苦苦,結果立刻政策下來訂上限,讓醫師們都很難接受。

第二,健保署提供資料表示,台灣的醫材價格比國際還高,但這不能單一比較。台灣的開刀技術費只有歐美的六分之一、香港的四分之一,每一個醫師或醫療團隊,都有不同的市場行情,我們要培養好的醫療團隊,做到病人個案數多、成功率高、併發症低,卻不能用市場行情去聘請他們,是矛盾的一件事。

健保署給的技術費都偏低,評鑑又要醫院養出那麼多好醫師,醫院也只好拿自費項目等其他的錢,來補貼這些好團隊,但這次又要剝奪醫院自由市場的空間,也讓醫院很難接受。

黃致翰(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理事長、新光醫院內科住院醫師):

這一次的醫材差額爭議,反對的聲音大致看到兩種,一是政策一公布,讓很多醫師聯想到過去的藥品退出市場,雖然不見得是因為藥價太低,但就讓醫師很快擔心,未來會不會好用的醫材會沒有得用;另一則是認為自由市場,政府不應該過度管制介入。

其實除了這一次的健保改革之外,台灣還有更多長期的醫療困境待解決,更是未來需要不斷推動改變的。

第一,醫院必須加強利益迴避。醫院跟醫療相關如器材、藥品等公司,本身就不能有利益關係,但現在台灣並沒有在處理、管制這件事情。

第二,財團法人醫院內部管理要民主化,例如增設勞工董事。在德國是連一般私人公司都有勞工董事。不過因為法律上並沒有提及,台灣就沒有醫院會主動去做。

第三,財團法人醫院應該落實財政透明化。前幾年透過醫改會的努力,讓醫院必須主動公布每年財報數字,只是目前看來,數字並沒有非常細緻,無法真正了解醫院跟廠商的進貨狀況、價錢等。

第四,合理提升醫療人員待遇。過去的健保政策,常會與醫師收入有所牽動;未來應該要找出具體的方向,可以提升醫師的基本待遇,減少利益衝突的問題,讓醫師不會在個人收入與病人權益上陷入衝突及兩難,才是醫病雙贏。

下一步,差額給付該如何修正?

葉金川(1990~1993年擔任衛生署副署長、1995~1998年任健保局首任總經理):

醫院需要管理,健保並沒有給醫院名目上的利潤,讓醫院有一點利潤是對的,例如靠病房差額、地下街、停車場、自費等項目,去補貼醫療人員薪水、增加員額,這是經營困難而有的舉動。

最重要是保障民眾不被敲竹槓。例如可以把同一個醫材,在台大、榮總、長庚等大醫院的價格列出來後,呈現得更簡化、不要弄得太複雜,讓民眾可以清楚參考(註)
目前醫材網已有提供各大醫院的價格比較,但使用率很低、介面不夠友善,健保署也在緊急協調會後,承諾將成立更資訊公開的平台。
,他就可以跟醫師討論,自己要用到哪一種等級的醫材?健保署可以再想想,怎麼樣保障民眾權益,又能夠約束廠商不要胡亂加價。

李玉春(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2015~2016年擔任衛福部次長):

醫材複雜的地方在功能的分類,必須要做到夠詳細,才能真的反映差異。例如水果也有分等級,芒果就有很多種類,品質、價格也都不相同。如果分類做得更細緻,就不會是問題。至於,過去藥品在訂價時,也會考慮量的部分,每間醫院的用量差異可能很大,就會影響價格,醫材上限訂價也應一併考慮。

洪惠風(新光醫院心臟內科主治醫師):

這次最大的問題是把不同的醫材放在一起來比較,就算都是塗藥支架,也有百百種,塗藥支架是一個金屬的網子,並且醫師要想辦法將藥物放置在網子上,固定起來,藥物要留在裡面1、2年,這些每一個內容物都是專利;也對應心臟的血管有硬有軟、有彎有直,醫師再做不同的支架選擇。現在把各種支架、各國廠牌的支架一刀切,通通稱為塗藥支架,這樣有點太粗暴了。

健保署說同功能分組,但支架都是同功能,如果牽涉給付,就要同產地、同品質,一模一樣、大小相同才可以比。健保署比價應該是調查一模一樣的醫材,在不同醫院的價錢,這可以在病人同意書上放在QRcode,讓民眾知道同樣的醫材價格,病人一掃就知道;甚至更簡單的做法,健保署也可以全部醫材都統一自己買,醫院要的時候再來拿,也是一種做法。

另外,心臟科醫學會也在討論,某款節律器醫材,在台北3家醫學中心的價差高達3萬。一問發現,這個節律器有一個遠端遙控功能,可以讓民眾在家裡就追蹤節律器狀況,這個功能值3萬元。幾間醫院要求廠商把該功能關閉,就能減少3萬。看來一模一樣的醫材會有這麼高的價差,不知道中間的內情,沒有辦法瞭解狀況的。

滕西華(民間監督健保聯盟發言人、健保會委員):

同功能分類再依照差異分組,是不是合理可以再檢討。同功能沒有疑慮,問題可能在哪些醫材要分在同一個類別?又要怎麼限定價格上限?醫界若認為健保署的上限價太低,這部分可以討論怎麼計算。例如中位數不好,是不是要用眾數?還是去頭去尾去極端值?

同時,上限價格其實可以每年浮動檢討。例如有些10多年前就上市的醫材,上市愈久,行銷成本會下降,也許幾年後市場價格變低,上限可以往下調;或是原物料上漲、外匯漲價影響價格,那上限價也能調高,就是多退少補。

世代話語權競逐,政策專業對話新挑戰

Fill 1
(示意圖,非當事人。)(攝影/吳逸驊)
(示意圖,非當事人。)(攝影/吳逸驊)

薛瑞元(衛福部次長):

政府要跟醫界溝通政策原本就是困難的,因為醫界很複雜。過去政府在溝通上,有一定的對象,例如各學會團體等。如果有人有意要來參與,那就得他們在團體裡面去爭取,取得共識再來跟政府討論。因為政府不能指定,誰可以來參加;而專業團體這麼多,大家都要參加,效率一定會很不好。這是先天性的困難,只要是團體之間的溝通,都會有這樣的代表性問題。

這一次是循著過去參與共擬會議的代表進來討論,中間變成代表性被質疑,可以再來討論、檢討。但這次影響最大的3個科別,像眼科、骨科、心臟科的學會等等都有來參加。我相信這幾個科別,也是真的有受到差額給付上限影響的科別;至於最後會議(6月13日衛福部臨時召開的協商會)也有一些醫界、但沒有直接關係的科別來仗義執言。應該是醫界的人對健保署的不滿已經很久了,原因可能非常多,就在這一次引爆了。

像這次的問題要怎麼處理,我認為未來可以考慮從行政程序來做彌補。例如,未來法規要在正式公告並執行之前,可以先留一段時間預告,給一般民眾、或是非開會協商代表的醫界,都有機會表達意見。這是可以考慮的其中一種方式。當然不是所有事情都這樣做,萬一緊急事件就會造成效率變差;不過若以這次事件來看,也許就能這樣來彌補代表性的疑慮。

張鴻仁(2000~2001年擔任衛生署副署長、2001~2004年任健保局總經理):

我其實有點意外,這一次的議題會討論得這麼大。同時也看到一個問題:健保署針對這次差額給付的議題,溝通了這麼久,對象都是比較資深的醫師代表,並沒有反映第一線年輕醫師的意見。

年輕醫師因為資歷較淺,通常都不會選上學會、公會等理事長,但現在的這些代表,也不見得可以代表他們的聲音。過去健保立法,這些年輕醫師都還沒有參與,他們在乎健保,是因為關乎他們的未來。

所以健保署,一定要有一個平台,直接跟年輕世代醫師溝通。整個健保改革,都不能忽略他們的聲音,年輕族群也是讓健保可以繼續經營下去的主力。

鄭守夏(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2010年擔任首任健保局局長):

這次的討論也看到自媒體時代,任何一個獨立個體的醫師、醫事人員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未來健保署在凝聚政策時,如果是我,會選擇直接跟醫界講說,多開幾次公聽會,把有意見的人都找來,包括學會、協會、醫師公會等等,那來開會的人就應該要有代表性。如果來開會的組織自己內部沒有共識,就要先協調好。

但重點是,醫師公會、醫院學會等在體制內就有建立多元發聲的管道,並且大家要有默契,積極在體制內去發聲、提供意見,一旦建立好體制,就不用體制外解決問題。

吳明孝(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觀察健保體系,長期掌握資源分配,決策通常都是由上而下,健保會組成裡,參與的醫界專家多是大老等級,真正醫界第一線心聲無法被充分表達,這種10年前的運作模式碰上自媒體發達的網紅醫師時,就讓健保署踢到大鐵板。

健保會找來的各方代表,看似充分表達意見,但其實內容還是局限於小圈圈的政策討論,無法廣泛的徵詢社會各界意見。政府各部門未來政策凝聚共識的方式,目前看來,或許環評會議是比較可行的模式,即針對單一個案或議題,各方拿出研究數據充分表達意見,並交互詰問等,讓爭點可以被凸顯,達到充分討論;雖然遭批評過於冗長無效率,但面對與全民相關的政策,如全民健保確實需要更公開透明被討論,而未參與其中者也能透過直播關心,甚至讓有心參與的人可動態動員,擺脫小圈圈模式。

當然對於防疫,必須求快且合法,這就不需要多元參與;但另外像是健保費的調整,或這次的自費醫材爭議等,跟每個繳健保費的國民息息相關時,透明而公開的討論,在輿論高度檢視下,才能讓真理愈辯愈明。

索引
差額給付設上限,合理嗎?
差額費用高低,哪些族群影響最大?
是否會影響新興、高價醫材考量退場?
上限價反彈背後,醫界真正的危機?
下一步,差額給付該如何修正?
世代話語權競逐,政策專業對話新挑戰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2020年,世界更加不安。當全球因為疫情而陷入閉鎖與恐慌之際,港版《國安法》讓香港淪為一國一制、菲律賓政府抓記者關電視台、白羅斯政府操縱媒體和大選、台灣更面臨中國因素的威脅與滲透⋯⋯。當民主自由遭遇重大挑戰,我們更需要不受任何力量左右的獨立媒體,全心全意深入報導真相、努力守望台灣。

5年前的9月1日,《報導者》成為台灣第一家由公益基金會成立的非營利媒體。我們期許自己扮演深度調查報導的火車頭,在讀者捐款支持下獨立自主,5年來穿越各項重要公共議題,獲得國內外諸多新聞獎項肯定,在各層面努力發揮影響力。然而,受到疫情嚴重衝擊,《報導者》的捐款也受到影響,我們需要更多的動能,才能持續在這條路上前進。

請在《報導者》5週年之際成為我們的贊助者,與我們一起前進,成為迎向下個5年的重要後盾。

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