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70的赫爾辛基市民萊堤蘭卡（Jukka Lehtiranta），有一份自己的小旅行地圖。這條參訪路線，如今也成為各國媒體、政府代表到訪赫爾辛基的理由。

「首先，你可以到我們附近的梅里哈卡地鐵站（Merihaka），那裡是可以容納6,000人的避難所，平常則是游泳池、兒童遊戲場和健身房。接下來，你可以到中央車站，那裡藏著兩道弧形的鋼製大門，因為是弧形設計，所以可承受的壓力高達18巴（正常大氣壓力的18倍）。另外，康皮地鐵站（Kamppi）的防爆門則是天花板吊掛式，其他還有6個地鐵站也都是防空避難所。仔細看，你可以在地上看到一條金屬條，重達數噸的巨型防爆鋼門平時就藏在地板下方，緊急時會向上升起、阻絕外部，形成一個完全氣密的立體核生化防護空間。」

這些介紹，在俄羅斯全面侵略烏克蘭之後，身為赫爾辛基民防協會理事長的萊堤蘭卡，幾乎每個月都要說上幾次。這兩、三年來，外國記者、外國政府代表頻頻造訪，人們試著想像並理解，市民們平常用來運動、集會、辦展，甚至收藏古典跑車的空間，在戰時情境下將如何變成芬蘭的堡壘。

「防空洞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孩子們從小就在那裡玩，那麼談到民防、演習，或真的急難到來，大家也就比較不容易慌張了吧。」

從通訊巨頭Nokia退休後，萊堤蘭卡就一直以志工身分擔任赫爾辛基民防協會（以下簡稱民防協會）理事長。如今，他的生活有一半時間，都待在一座1941年開設至今的防空洞裡。

推開半圓形的大門，這座85歲的防空洞裡，藏著民防協會創立的赫爾辛基民防博物館。萊堤蘭卡一邊領著我們沿著蜿蜒路徑往裡走，一邊解釋走道彎曲的角度、門板的設計、通風的管道、排水閥等，如何在急難時提供保護。

而除了提醒腳下的門檻，萊堤蘭卡也要我們抬頭看：「我們身處在花崗岩的基岩之中。我們所在的地方，頭上差不多在1萬多年前，還有3到4公里厚的冰層。你可以想像這些岩層有多堅固，才能經得起冰河的考驗。」

萊堤蘭卡說，這樣的花崗岩層幾乎遍布整個芬蘭，這也是赫爾辛基之所以設有5,500個地下設施的天然條件。 除了大自然賦予的條件，民防更重要的還是政策。赫爾辛基如今能為100萬人提供避難空間，不僅已超過市民人數，全芬蘭避難設施可容納的人數更是高達480萬人，而這都得歸功於超過半世紀的政策投入。

自1955年開始，芬蘭政府頒布法令，當時就要求面積超過600平方公尺的建物必須內建避難設施，並對設施在應對極端時刻的通風、防毒、供水、公衛設備等訂出明確標準。隨著現代戰爭的威脅樣態以及新式科技工具的變化，這套法規也一直與時俱進。像是防空洞的硬體設備和能承受的氣密壓力等，都必須定時檢驗並隨最新標準升級。

「很多人現在來芬蘭問我們，我們是怎麼做到的？我想，這一整個博物館，就是答案，」萊堤蘭卡說。

1999年開幕的赫爾辛基民防博物館，是由一座能容納500人的防空洞改造而成。展區裡有文件、物件，以及關鍵現場的復刻──其中年代最久遠的一個場景，就是1,000年前的芬蘭。

當時住在芬蘭的人們以村莊為單位，每個村莊會尋找附近的一座小山，在山上用石頭、木柴儲起丘堡（hillfort）。敵人來犯時，村民便集體上山防禦。至今，芬蘭境內仍保有近100座遺跡。

「每個時代，人們都有保護自己、對抗外敵的方式，」萊堤蘭卡說。民防博物館的展出分成兩個路線，一邊是防禦方式的演變，另一邊是攻擊手段的進化。展覽從古代作戰時的毒蛇攻擊，到飛機的出現、毒氣的出現，說明戰爭型態的改變，如何讓風險和進攻的傷害一路拓展到兩軍交戰前線之外的地方，一路威脅到城市、大後方。飛機帶來的轟炸、毒氣攻擊，不只是攻擊軍隊，平民也被捲入了戰爭。因此，大約在1920年代，「民防」的概念就在芬蘭出現。

萊堤蘭卡指著一張當時的「防空與防毒氣週」宣傳海報說：1927年，芬蘭毒氣戰防護協會（Suomen Kaasusuojelujärjestö，以下簡稱防毒協會）成立，主因就是認為政府做得不夠多、不夠快，於是由民間發起組織，開始教導民眾關於毒氣的知識，並舉辦演練，包括如何穿戴防毒用具、如何清洗除汙，甚至打算自辦防毒面具工廠，協會也推廣為全國性團體。他們一年幾次印刷「假的報紙」，模擬攻擊發生的情況，像是「防空與防毒週」就是號召民間定期以一個星期的時間對危難情境展開演練。

同年，芬蘭的學校也開始推廣民防課程。萊堤蘭卡猜測，當時擁有收音機、報紙的居民不多，因此從學生接觸家庭，也成為全國民防推廣的策略之一。

1934年，防毒協會在赫爾辛基創辦民防學校，開始正式培訓一般民眾。此時，芬蘭社會關於緊急狀況的應變觀念也愈來愈普及，就連當時重要的交通工具──馬，也有專屬的防毒面具。如今，赫爾辛基民防博物館透過展示這些文件、海報，甚至不同動物的防毒道具，讓人們理解芬蘭的民防從何而來，過去的人們如何面對風險和危難，並看見不同世代、由下而上的民防組織，如何一個個因應時勢而挺身出現。

走過介紹民防歷史的長廊，博物館另一端是教育空間，那裡播放著「赫爾辛基大轟炸」的紀錄片，還有足以容納50人的講座空間。再往前走，則是博物館內最大的展區：關於1939年至1944年蘇聯─芬蘭戰爭的戰時歷史。

回顧那幾年的歷史，也是回顧芬蘭歷史上的慘痛教訓。芬蘭雖然在1917年脫離俄羅斯的統治，但國家獨立之後卻忽略了建軍和投資國防的重要性。直到納粹德國開始侵略，並與蘇聯密約瓜分歐洲後，芬蘭才驚覺必須自身對抗相鄰的強國，否則只有被併吞的下場。

民防博物館詳細記錄了那場被稱為「冬季戰爭」（Winter War）的衝突，「那是因為在冬季戰爭結束後，許多芬蘭人才意識到：如果我們當時有規劃、有準備，災難之下的日子或許可以不同，每個平民、志工能為社會做的可以更多，」萊堤蘭卡指出，在冬季戰爭之後，芬蘭全國創立了近200個民防組織，之中就包括他所服務的赫爾辛基民防協會。

沒有粉飾過去，民防博物館裡冬季戰爭的布展，是把一連串的教訓都攤開。

首先，是防空洞的不足。赫爾辛基在冬季戰爭期間，共被轟炸50餘次，總計1.65萬枚炸彈，總噸數達2,600公噸，「一位歷史學家計算過，如果這些炸彈全都命中赫爾辛基，平均每9公尺就會有1枚炸彈落地。俄羅斯是打算炸爛赫爾辛基。」萊堤蘭卡指著展覽裡的照片，回顧戰爭爆發前夕，政府趕緊頒布民防法規，像是指引民眾如何以木頭加強家裡的地窖，或者以沙包擋住一樓的門窗等；連公園、大型的下水道系統，都被改造成臨時避難所。

但最大的問題，是砲火造成的大規模火災。當時常見木製的建築一旦起火，便會殃及整個街區。於是政府發動所有居民，把家中的易燃物搬出集中放置，並在頂樓堆起沙和水，試圖降低轟炸後的災情。最難想像的是，戰時的市民還指定了「守望者」留守在每戶頂樓，若房子不幸遭到轟炸，他們更得第一時間滅火，以免火勢蔓延。

其次，大規模疏散導致的城市運作困難。因為當時沒有防空避難設備，人們必須離開家園。但疏散之後，原本有25萬人口的赫爾辛基，卻只剩下6萬多人留守，嚴重的人手不足在當時也造成了許多問題。

最後，是警報與民眾應變之間的落差。當時的人們並不清楚戰爭爆發後，城市遇襲會出現什麼狀況，也沒有可靠、快速的通訊系統。芬蘭政府雖然緊急設置了足夠響亮的警報系統，但由於民眾對空襲、避難與戰時應變的理解有限，因此後來竟開始不信任警報，結果在真正的空襲來臨時，仍有民眾無視警報而釀成大量平民傷亡的悲劇。

萊堤蘭卡壓抑著情緒，對著一張張照片說明。在博物館一角復刻的民宅廚房中，他向我們解釋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留在城市裡的人如何軍民合作，抵抗一場幾乎要摧毀城市的戰爭。

廚房裡的食物當時採取配給制，沒有人能夠吃飽，全依工作量來分配，以確保有體力工作。下廚的媽媽，從獨自照顧孩子到烹調食物等工作都是難題；脫下圍裙，許多女性還得同時承擔起醫護和後勤的角色。許多學生則成了軍人的助手，在防空、站哨、後勤補給上派上用場；甚至連童子軍們，也在市政工作等非軍事公務上，有了自己負責的任務。

廚房隔壁展出了當時防空的照片。參觀者可以看到一位上校所發展出的「彈幕射擊」（Barrage fire）防空法：天空被分成不同的框格，每一座防空砲則計算好發射到不同框格的角度、火砲仰角、瞄準方式和爆炸時間差。當瞭望員發現敵軍並通報指揮官飛行方向後，指揮官會下令防空部隊對特定框格以含磷的炮彈進行轟擊。

於是，當敵機飛行時，眼前會出現一道「爆炸之牆」，大多數敵方飛行員因此決定不再往前，提早投彈後便展開返航。萊堤蘭卡說，2023年出版的一份研究發現，這種由軍民合作瞭望的防空法，讓最終只有25%的飛行員能飛到赫爾辛基，成功在赫爾辛基落地轟炸的炮彈更只有5%。

博物館另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則不尋常地復刻了當時地下室的模樣。

萊堤蘭卡領著我們前去，彎腰鑽進之後，彷彿走進了當時民宅地下室那以木頭加強改造的地窖。接著復刻的警報和轟炸聲接連響起，展間的天花板和牆壁，甚至會和當年的防空洞一樣跟著搖晃。

「我們有一些經歷過戰爭的長者，帶著他們的後代來這裡。兩代、三代人之間，就這樣開始了很多對話。但也有的人根本說不出話，警報一響，眼淚就開始一齊落下。」

萊堤蘭卡說，博物館是赫爾辛基民防協會的使命之一。當人們理解這座城市的過去、曾經的抗戰與協作，並理解民防的由來後，自然會思考此時的自己能做些什麼。

因此，民防協會的第二、第三個使命，便是降低行動門檻，讓民眾能直接參與國防。

萊堤蘭卡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我會加入協會，是因為我女兒養了一隻德國狼犬。」他低頭害羞的喝了一口茶。女兒在2001年的某日突然領養了新生的流浪犬，找爸爸共同扶養，接著兩父女發現家附近有個組織在經營狗學校，正好適合家中需要活動的犬隻，這成了他們認識赫爾辛基民防協會的契機。

這裡不僅以狗學校招募搜救犬，也培訓人。長期的教育傳統，甚至多次讓民防協會拿下世界級搜救犬比賽的名次。萊堤蘭卡站在一整牆小狗照片前，介紹他們190人的搜救小隊部門：在春夏期間每週訓練，目前有50人登記在國家的急難救援機制中。一旦有搜救任務或遭遇戰事，他們是國家能快速徵召動員的專才。

建立社群之後，赫爾辛基民防協會將自身能量與政府協力，搭配芬蘭國防訓練協會（MPK）的正規軍事訓練，公私部門共同提供基礎民防訓練、避難所生存訓練等課程。民防協會還另外發起了最為人稱道的課程：避難所操作員專業培訓，以兩天的時間，培養學員成為能夠營運6,000人容量避難所的專業操作員。協會旗下現有109位合格的避難所操作員，急難時他們會立刻就位，成為政府防禦的一部分。

「我們只是眾多的民間團體之一，其他友團還有專門以女性志工為主、或以兒童為核心的，每個團體都有自己的方式推動民防，幫自己的群體找到位置，」萊堤蘭卡補充，他們都與芬蘭國家和地方統籌管理急難救助的單位緊密合作。

像是在我們抵達採訪之前，一名中央政府官員才從博物館離開，「那名官員其實也是會員，但只是繳會費不太積極而已，」萊堤蘭卡苦笑。民防協會目前擁有400多名會員，年費年繳21歐元（約新台幣765元）維持運作，協會則提供市價200歐元（約新台幣7,300元）的急救課程作為會員回饋。

當天造訪博物館的訪客，其實不只芬蘭官員，萊堤蘭卡的桌上還放著另一名波蘭記者的名片和台灣政府帶來的禮品，「前幾天則是德國。大家都會問的一題是：『為什麼人們會參與民防？』」萊堤蘭卡說，到訪的訪團都在苦惱怎麼與大眾溝通、喚起公眾參與，這也反映了世界各國在這個時代的相同焦慮。

來自德國的代表還問萊堤蘭卡：你覺得這些避難所，總有一天會被啟用嗎？

「我回答：『如果真的爆發戰爭，這些避難所會被啟用。但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讓戰爭不發生。』」

萊堤蘭卡認為芬蘭並不真的比其他國家有什麼過人之處，只是歷史事件讓芬蘭人認識了鄰國俄羅斯的侵略本質，而歷史也告訴他們：不做準備者，必將付出代價。

「在烏克蘭被全面侵略後，我回頭去找了資料，認識芬蘭的被侵略史。在冬季戰爭之前，還有芬蘭人稱為『大恨時期』（Isoviha）的事件。1713至1721年，俄羅斯部隊入侵芬蘭，在境內掠奪、破壞，放火燒掉一切，比入侵者更加殘暴。我不太確定他們真正想要什麼。

「所以我們對於東邊鄰居的『跨境傳統』有非常深的歷史記憶，他們三不五時會越界過來。

「俄羅斯作為威脅，並沒有『真正困擾』我們，因為我們知道他們一直是威脅。芬蘭有句俗語不太好聽：『俄羅斯人就是俄羅斯人，就算把他放奶油裡煎也一樣。（Ryssä on ryssä, vaikka voissa paistaisi.）』意思是，他們的本性就是不會用我們的方式做事。

「話雖如此，我們搜救隊裡也有俄羅斯成員，我多年來在職場上有過幾位俄羅斯同事，所以這跟個人無關。」

認清本質後，人們自問：準備好物資、技能、知識與心理準備了嗎？如果沒有，就往民防組織去，擬定災害發生時的救援計畫。這對許多芬蘭人來說，是「共同責任」。

萊提蘭卡推測，「共同責任」之所以成為芬蘭人的一部分，或許和地理文化有關。歷史上，芬蘭人從狩獵跨向農業時，社區規模並不大，特別在滿是寒帶森林的芬蘭東部，光要開墾田地就得伐木、整地、清除所有植被才能找到底下土壤，最後還得和冰天雪地搶快耕種，因此合作互助也就這樣刻入了芬蘭人的生存記憶。

為了生存，芬蘭人必須扛起共同責任，遇到災難亦如此。像是1827年，芬蘭當時最大的城市土爾庫（Turku）發生了北歐史上最嚴重的城市大火，隔年芬蘭就成立了第一個志願消防隊；而在1939年冬季戰爭後，芬蘭也掀起一波民防組織潮。又如1963年，北芬蘭一名5歲女童失蹤，全國在5天內動員支援，卻因指揮與通訊協調不足、志工缺乏專業訓練等因素，錯失黃金救援時機，最終在第13天尋獲她的遺體。這起悲劇，促成了隔年「志願救難服務」（Vapaaehtoinen Pelastuspalvelu, Vapepa）的成立。當時由50家公司、50個協會共同簽署協議，組成全國性救援網絡；如今全國有超過1萬名志工24小時待命，警方只要一通電話，就能呼叫支援，前往芬蘭各地協助聯合搜尋。

萊堤蘭卡指出，無論是一座城市的大火、戰爭，或一位失蹤女孩的喪生，「我們總是會問，如果我們做好準備呢？如果在女孩走丟的第1天，就有第5天那麼多的人手、能力與組織，結果可能完全不同。」

在無法改變的外在威脅和天然災害下，為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創造不一樣的結果，這就是芬蘭人參與民防最純粹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