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立法院聚焦國家整體政策，地方議會更直接面對的是市民生活中的大小問題。議員在地方「跑攤」時，常會遇到民眾反映道路毀損、積水未解、停車空間不足、學校設備老舊或交通動線問題；通常議員會先召集相關局處、公所、里長與居民到場會勘，並作成結論與行動方針。若涉及較多的人力與資源，議員有時也會把問題帶進議會質詢或提案，將基層需求轉化成市府必須面對的行政事項，因此在地方資源分配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

美國政治學者羅威（Theodore Lowi）將公共政策分為分配型、重分配型與管制型3大類：分配型政策指的是政府將資源投入特定建設、服務或補助項目；重分配型政策則是透過租稅、社會福利等手段減緩分配不均，實現社會正義；管制型政策則涉及法規、限制特定個人與團體的行動，以維護公共利益。

而六都議員提案中，最常見也最貼近地方政治運作核心的，就是分配型政策；舉凡道路改善、公園更新、停車空間增設、敬老補助、生育津貼到疫苗接種皆屬此類。我們發現六都議員的提案中，分配型政策占比就超過一半。

長期研究地方政治的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羅清俊研究指出，由於分配型政策不會造成參與者彼此利益上嚴重的衝突，所以「妥協與利益共享的肉桶政治症狀到處可見」。《報導者》特別聚焦在分配型提案，並排除所有工務案件進行分析，發現六都議員最常提出醫療、敬老、生育相關的牛肉政策，而「鄰里長事務費補助」也是議員常見的提案主題。（※研究方法詳見文末）

我們採訪了不同政黨、資歷的議員與政治學者，他們一致認為，上述議題直接影響民眾生活品質，常見於地方議會的討論中。經歷6屆議會的民進黨籍前新北市議員陳世榮則指出，雖然議題大致雷同，但隨著制度與資源不斷進步，相關補助的面向也愈來愈多，例如每屆議員都會爭取擴大癌症篩檢的適用資格與檢查項目，或是提高生育獎勵金額等新福利。

國民黨籍桃園市議員陳韋曄2022年接棒父親陳萬得，在桃園市新科議員中提案數第一名，共提了274案。他觀察，大環境也會使議員的提案出現細膩的變化，例如近年桃園高齡人口快速增加，長照與家庭支持議題對民眾來說就變得更有感。

整體而言，醫療補助是六都議會中最普遍的共同議題，在台北、新北、桃園、台南與高雄這五都皆名列前段，內容多圍繞癌症篩檢、疫苗接種與長者健康照護，反映高齡化社會下，健康政策已成各地議員最具共識、民眾也最有感的補助項目。

台中市議員提案則以教育、學校與學生補助居前，營養午餐與鮮乳免費政策、非洲豬瘟引發的食安疑慮等時事議題也是熱門關注焦點。至於原住民議題，則以新北與台南的原住民議員最積極提案，也讓原住民權益議題在這兩個城市有較高的能見度。

若進一步拆解各政黨議員的分配型提案，我們發現藍綠提案中最常出現的關鍵字皆為長者、健康，顯示在所有福利中，不分藍綠議員皆更重視老年人相關醫療福利。不過再往下分析，藍營議員提案更常提到生育、家庭，而綠營議員則更常提到女性、癌症篩檢等。

《報導者》使用代表性係數（Representation Index）統計各政黨相較於其他政黨更常提出的主題類別。進一步觀察兩黨差異，民進黨議員更常提出月經平權、凍卵補助、育兒津貼等分配型提案，可能與近年綠營在中央強調性別友善、公共托育與健康照護，地方延伸既有政策品牌有關。國民黨則在地方組織與基層網絡仍具優勢，如里長、社區志工、義警消系統等長期被視為地方動員的重要節點，因此相關補助與福利議題在其提案中占比較高。

台大政治學系教授王宏文指出，國民黨議員的提案內容屬於支持者傾向，傳統上村里長多數偏藍，其他政黨不容易打進去，因此藍營議員更常透過提案替基層公職、義警義消爭取福利權益。若聚焦在「鄰里長補助」、「志工待遇與福利（環保志工、義警義消、巡守隊）」相關提案，可以看到國民黨議員提案數遠高於其他政黨加總，提案人次占整體的53.7%。

在地方治理現場，里長往往是居民遇到問題時最先求助的人。陳韋曄辦公室主任倪亞東受訪時指出，直轄市升格後，原本鄉鎮市長的角色抽離，里長的角色從單純行政協助者，轉變為第一線執行者，甚至像是「準社工」。

也因此，他們認為支持里長體系運作，不只是行政問題，更具有政治意義。倪亞東強調，市長、議員與地方政治人物都會高度重視里長，原因在於里長長期站在基層第一線，掌握地方人脈網絡與社區脈動，也最了解地方需求。

王宏文進一步分析，直轄市升格後，整體地方自治程度下降很多，過去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的角色抽離，村里長的工作變得更加繁重，補助費用卻未隨之增加。全國村里長聯誼總會總會長楊鑫坤就曾表示，民代在選舉前將村里長視作樁腳，不應選後將里長爭取自身權益視為「過街老鼠」。

在這種情勢下，地方議員與立委近年相繼提案，最終立院於2024年拍板，將村里長補助費用從現行每月4萬5,000元調增至5萬元，春節期間亦加發年終1.5個月，原住民地區村里長補助費每月再加給20%。

至於民進黨議員方面，王宏文認為，雖然綠營議員也有自己的地盤以及村里長樁腳，但整體而言，民進黨籍六都議員提案時多數是關注特定族群，爭取相近意識形態的團體支持。

例如，民進黨與醫藥產業關係緊密，前衛福部長邱泰源、陳時中在入閣前分別擔任過醫師公會、牙醫師公會理事長，綠營議員爭取疫苗、假牙等相關醫療補助，不僅能照顧到缺乏醫療資源的地方選民，也有助於基層診所的經營。

相較藍綠兩大黨長期深耕地方組織、里鄰系統與固定支持網絡，小黨在地方議會的關注焦點略有不同。民眾黨議員的提案關鍵字雖也首重醫療福利，但相較於長者，他們更常提到家庭、生育等關鍵字，此外「凍卵」相關補助也是他們關注的焦點。

「無黨團結聯盟」在六都議會亦擁有6席，不過其黨團運作程度較低，主要提案人為新北市議員馬見Lahuy．Ipin，其在過去3年半中提出了264個案子、包含32個補助型提案，遠高於無黨聯盟提案量第二名台南市議員林冠維的185個提案、41個補助型提案。作為山地原住民議員，馬見的補助型提案中有23案與原住民權益有關，也明顯影響了無黨團結聯盟的提案結構。

王宏文分析，小黨最大的結構限制就是「沒有地盤票」。換言之，藍綠政黨多半已有長期經營的選區基本盤與地方支持者，小黨則缺乏穩定地方票倉，也難以在既有意識形態競爭上超越藍綠，因此更傾向訴諸跨地區、跨階層的公共議題，透過議會質詢與媒體曝光建立辨識度。

他指出，對資源有限的小黨而言，質詢台往往比提案單更能快速累積政治聲量，「在質詢分析裡就會看到，他們通常比較敢打，也比較需要打（議題）。」

這樣的策略，也反映在社會民主黨、新黨、台灣團結聯盟等其他小黨與無黨籍議員的議案內容上。相較於大黨議員，小黨議員更常提出制度改革、行政透明、青年政策或新興產業發展等議題，希望吸引對傳統地方政治較疏離的都市、年輕選民。

若從執政與在野角度觀察，分配型提案也呈現不同誘因。統計顯示，台北市議員常常跨黨團提案，因此執政在野差異不顯著；新北則以在野的民進黨團提出較多提案；其餘四都桃園、台中、台南、高雄皆為執政黨議員提出較多分配型議案。

王宏文解釋，是否編列預算、是否真正落實補助，最終決定權仍掌握在市府團隊；對選民而言，福利政策往往也容易被視為執政者政績，因此通常來說，執政黨議員更有動機透過提案參與分配、分享成果。在野黨議員則可能把更多力氣放在質詢監督、揭露弊端，或透過攻防型議題累積政治聲量。

曾擔任新北市議會民進黨團總召的陳世榮，歷經台北縣與升格後新北市多任首長時期，橫跨不同政黨執政。他觀察，議員所屬政黨與市府是否一致，往往會影響地方提案與建設需求進入行政體系的溝通效率。若分屬不同陣營，部分案件在協調與排程上，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推動。

他以二重疏洪道銜接西盛地區聯外便道為例指出，他多年來持續推動該案，但歷經數任市府皆未列入優先推動項目；直到後續民進黨中央支持後，工程才有明確進展。

桃園市議會國民黨團副總召陳韋曄也從政黨輪替的經驗提出觀察，他表示過去在野時，部分地方需求提案未能順利推動；直到市府輪替由國民黨執政後，他們重新盤點既有提案，再次送交行政體系討論，案件才陸續啟動。例如選區內近年新增多處公共自行車站點，部分站址涉及中央機關土地，需跨機關協調，當市府團隊更替、政策排序調整後，原先停滯的構想才有機會推動。

議員推動建設與福利的進度，確與政黨屬性有關。羅清俊在2000年的研究就指出，政府在分配型政策上，常同時呈現「通通有獎」與「差別分配」兩種邏輯：表面上讓多數議員或地方都能分得建設與補助，好讓人人回選區有所交代；但實際金額與資源配置，往往仍對執政者陣營較有利。

除了政黨屬性外，《報導者》也分析議員資歷深淺是否影響關注議題屬性。我們發現資深議員與新科議員都最重視長者福利，但深入分析兩者的特殊關鍵詞，新科議員更常提到孕前補助、電動公車、社會住宅、運動賽事等，顯示其關注焦點更貼近都會生活成本、年輕家庭需求與運動風潮。這類議題通常帶有明確世代標籤，也較容易在社群媒體上形成討論。

相較之下，資深議員文字雲則更常出現清潔人員夜點費、農民、義消等詞彙，反映其長期深耕地方基層，關注傳統產業勞動條件、基層公共服務人員權益，以及地方社群組織的需求。這類議題雖然較少在網路上形成高聲量討論，卻與地方治理日常運作息息相關，也展現資深議員透過多年經驗與人脈網絡，持續回應選區累積已久的民生問題。

這樣的差異，某種程度反映不同世代議員所面對的選民結構與政治任務。新科議員或年輕議員，多半需在有限時間內建立個人品牌，選民也較集中於都會區青年、新手父母與首購族，因此提案更容易鎖定房價壓力、育兒負擔、交通安全與職場環境等當代議題。

相對地，資深議員經營選區多年，擁有穩定地方服務網絡、里鄰系統與社團支持者，提案自然更貼近既有支持基礎需求。這些內容未必具備高話題性，卻直接關係地方日常生活與選民實際感受，也反映資深議員在議會中的角色，往往不只是倡議新政策，更著重於協調行政資源、維繫地方運作與回應長期累積的民生需求。

而議員資歷，也會影響他們經營選區的方式。我們從數據上看到，六都議員整體人均提案數量，會隨著資歷增加而下降。

王宏文指出，資深議員的提案數較少，不代表他們問政較不積極，而是政治資本累積後，處理選區事務的方式往往從大量提案，轉向透過人脈協調、行政溝通、黨團協商或直接向局處施壓來解決問題，不一定都反映在正式提案數字上。

陳世榮也說，早年很多議員都是「跑攤型」，因為議員在議會的表現民眾未必會了解或有感，他們講求「一步一腳印」，積極參與會勘與社區活動。許多地方問題如積水、水溝、道路修繕或交通號誌調整，實務上透過服務處發文、直接協調局處、現場會勘，往往比送進議會提案更快處理；至於重大建設，則通常牽涉長期追蹤、跨局處協調與預算爭取，也難以用單一提案呈現其推動過程。

陳韋曄則指出，現在民眾對議員的期待也比過去更多元，除了傳統婚喪喜慶、地方活動與陳情服務，也會直接透過Facebook、LINE或社群平台反映交通、人行道、公托與育兒等政策問題。議員若無法回應新的生活型態需求，很快就會被選民檢驗。

地方議員的問政方式，正隨選民需求與政治溝通模式改變，從傳統跑攤與服務政治，逐漸走向政策倡議與即時回應並存的新階段。

如上所述，地方議員的工作內容多元，除了正式提案外，還包括質詢監督、預算審查、協調陳情案件、參與會勘，以及大量基層選民服務工作。尤其對資深議員而言，累積多年經驗與行政網絡後，處理選區問題的方式，往往不一定透過正式提案呈現。

王宏文指出，議員的影響力還包括質詢時是否提出關鍵問題、預算審查時如何調整資源配置，以及後續是否持續追蹤政策執行。換言之，提案資料反映的是議員問政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儘管如此，提案紀錄仍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相較於地方服務、公開行程或選舉宣傳，正式提案是少數能夠長期累積、公開查詢且具制度性的資料。透過提案內容，選民可以進一步理解議員較常關注哪些議題、偏重哪些政策工具，也能與其他議員進行比較。

這正是《報導者觀測站》從立法院延伸至六都議會的目的之一：讓地方議會的運作留下更多可以系統性檢視的公共資訊。無論是交通安全、育兒福利、敬老政策，或地方建設與鄰里補助，選民都能從資料中看見議員長期關注的議題輪廓，作為理解地方政治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