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開放 × 非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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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COVID-19第二役

通訊諮商系列1

通訊心理諮商開放緩不濟急──大疫當頭,上萬名個案誰來承接?

在疫情最嚴峻、社會最焦慮的時候,卻有上萬台灣民眾的心理諮商服務被迫中斷。(設計畫面/林彥廷)

在COVID-19疫情最嚴峻、民眾最焦慮的時候,台灣的心理諮商服務被迫中斷,這樣的險境,正是因為政府對「通訊心理諮商」設下了一堵高牆,讓心理治療所、諮商所無法及時提供服務給民眾。為何申請通訊諮商像打仗一樣,機構被衛生局處退件頻繁?患者的隱私、資安、相關倫理的卡關外,中央與地方政府還有什麼顧慮?當不少國家在疫情時,敞開通訊諮商管道服務民眾,我們可以做些什麼,讓心理師、讓需要的民眾,穩定下來?

一直很猶豫在這樣緊張的時期該不該問這個問題。也很怕造成大家的困擾。學校的輔導中心因為疫情也不能預約初談了,我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2021年5月25日 Dcard)
最近狀態一直很不好⋯⋯心情起伏會很大⋯⋯有去找學校心理師過,但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結束了⋯⋯現在覺得美工刀在手上滑的感覺有點舒服吧⋯⋯(2021年6月9日 Dcard)
2020年,學校裡的自殺潮,在那一年帶走了至少76條年輕的生命。各界喊出「一個孩子都不能少」,要求增加心理輔導人力;才隔了半年,就在台灣COVID-19疫情最嚴峻、民眾最焦慮的時候,心理師被迫暫停與個案、學生進行諮商。各國在疫情期間的調查都顯示民眾心理健康快速惡化帶來的挑戰。(註)
根據韓國的調查,有4成的首爾市民,因為疫情的關係心理健康惡化;日本的兒童青少年自殺率暴增;中國有65%的民眾,也因為疫情關係,產生抑鬱、焦慮、失眠的狀況。而台灣的情況,根據5月中三級警戒「前」的調查,有7成民眾感到不平靜,約3成民眾「非常擔心」。

而這樣令人憂心的處境,正是因為台灣對於通訊心理諮商(包含電話諮商、視訊諮商)長期以來的重重限制。

根據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諮商全聯會)統計,目前全國約有5萬名接受心理諮商的個案,因為疫情嚴峻,多數選擇避免外出進行面對面諮商;此外,台灣普遍缺乏通訊諮商的管道,而讓需求者的心理諮商被迫中斷。大學諮商中心紛紛貼出「暫停服務公告」,許多心理師根本來不及和學生說明該怎麼銜接就暫時終止服務。

Facebook粉專社群「心理師的宵夜Tan」(下稱宵夜Tan),一位心理師匿名投稿,他憂心忡忡寫著:「有的單位也將未成年的個案暫停,孩子們連選擇的權利也沒有⋯⋯,父母親又如何和孩子好好的朝夕相處?​」目前學校端一樣無法使用通訊諮商,僅能打個電話問問孩子的近況。

「通訊諮商的需求很急!超急!」高雄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黃楷翔、小宅心理諮商所所長說,即便不是為了疫情,現在的人出差、外派、調職、搬家都是常態,通訊諮商不僅僅是為了方便,更是讓個案可以接受穩定的心理支持。黃楷翔說,心理諮商並不是耳鼻喉科,不見得能就近找,因為它非常依賴長期穩定的關係。

檯面上,通訊諮商需經主管機關審核過關才能執行,但檯面下,很多治療所、諮商所早就等不及,便私下接案。年輕一點的個案,大多很能接受轉到線上;沒有轉到線上的個案,就必須冒著染疫風險出門,跟著戴面罩、穿著防護衣的心理師完成諮商工作。

一紙擴張解釋的函釋,讓通訊諮商發展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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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部署、通訊心理諮商、疫情
台灣通訊心理諮商的資格審核非常困難,在疫情三級警戒之下,一般人常用的遠端通訊,在諮商界卻無法派上用場。(攝影/鄭宇辰)

在數位化服務如此普及的台灣,我們早就可以線上購物、線上轉帳,線上學習、線上法律諮詢⋯⋯。奇怪的是,偏偏獨漏通訊心理諮商。

放眼國外,美國的通訊諮商已經發展十多年了,只要接受相關訓練就可以進行。去年(2020)3月,美國各州因應疫情發布緊急醫療命令,要「排除一切就醫障礙」讓所有醫療措施都可以使用電話或視訊進行。中國更是因為地方大、專業人員少,激發了遠距服務的需求,加上中國政府沒有制定相關法規,疫情之下,線上的心理服務平台業務量反而逆勢成長。

奠基上海、規模茁壯的「簡單心理」就是快速成長的平台之一,他們發現在COVID-19疫情期間,65%心理師遠距諮商的個案量增加。「簡單心理」在2014年成立,成立之前曾經借鏡的對象,不是別人,就是台灣。

「簡單心理」團隊曾經拜訪由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下稱華心,2001年成立)與趨勢科技建置的心理諮商平台──心療在線。心療在線於2008年成立,目的是為了提供全世界華人諮商管道,不論是原本面對面、後來可能出差外派的個案,或是想要找可以用母語溝通、懂得家鄉文化的海外華人,都可以使用這個平台。

早期,台灣政府並未明文禁止通訊諮商,線上的心理諮商隨著網路科技的發達而蓬勃發展,但2017年卻出現轉折。精神科醫師、華心執行長王浩威回憶,在2017年,因為同行相忌的檢舉事件,台北市衛生局以《心理師法》第10條出發,從該條文規定心理師執業「以一處為限」進行函釋:「⋯⋯查《心理師法》並未准許心理師得利用網路方式進行心理師業務,自不得任意為之」。心療在線被下架後,將心理「諮商」轉為心理「諮詢」平台,規避「諮商」二字
「諮商」一詞已是有執照、完全合法情況下,精神科醫師或心理師的專屬用詞。當情況沒有完全滿足合法條件時,比方說還沒有拿到通訊諮商許可,就使用LINE與個案聯絡,這時就會改稱「諮詢」。或是沒有拿到心理師執照的人,也會用「諮詢」或「課程」的方式與來訪者工作。
,避免遭罰。

《心理師法》第10條「以一處為限」的規定,是來自於早期對密醫的防範。為了防止無照醫師沒有固定職業登記處所,萬一出事就狡兔三窟、無從追究,因而訂定這條全體醫事人員一體適用的規定。就像醫師只能在診間看診,心理師也必須在固定空間和個案工作。

禁止通訊諮商的函釋下來,等於是幫沒有心理師證照、但又有點市場重疊的「心靈導師」們清空戰場。當初以為可以保障權益地位的證照、區隔無照者的法令,反而變成了枷鎖,使得通訊諮商的發展受到限制。

2019年底開放通訊諮商申請,但全台200間不到一成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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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部署、通訊心理諮商、疫情
初色心理治療所首席顧問臨床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黃天豪,在接面對面個案時,全程穿上防護裝備。(設計畫面/林彥廷)

自2017年至2019年,沉寂兩年的通訊諮商,直到2019年底有死灰復燃之勢──推手是政務委員唐鳳。他受訪時經常提起自己長達5、6年的精神分析經歷,一週4次與法國的精神分析師遠距工作;後來他與相關公會、創新產業共同努力下,終於讓衛福部在2019年底頒布〈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作業參考原則〉下稱作業參考原則)。

2019年的參考原則,對通訊心理諮商開了大門;然而,在2020年7月頒布的〈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作業參考原則修正規定〉(下稱修正規定),讓這扇門又半掩了起來。比起前一年,這個修正規定又增加了多項限制,例如修正規定排除了精神官能症者使用通訊諮商,並且要求諮商所、治療所必須與醫療機構簽訂轉介合作計畫,才能申請通訊諮商。

表面上,自2019年底開始,通訊諮商是合法了。然而,對於大部分諮商心理師開設的心理諮商所、臨床心理師開設的心理治療所(註)
由諮商心理師開設的稱為心理諮商所或心理諮商中心;由臨床心理師開設的,則為心理治療所。簡單來說,諮商心理師比較偏向人生困境諮商,臨床心理師比較偏向精神疾病治療。
諮商心理師為諮商心理研究所畢業。6成諮商心理師在學校服務,其他則會在社福機構、開設「心理諮商所」,或是成為和不同單位合作的行動心理師。專長著重在一般人的常態發展以及生命困境,像是感情與親子議題等等。
臨床心理師為臨床心理研究所畢業。多數在醫院的精神科、兒童心智科等進行心理衡鑑、協助醫療評估,例如失智症的評估、腦傷的復健治療;少數會自行出來開設「心理治療所」。
來說,這還是塊「看得到,吃不到」的大餅。

合法後隔了一年半,來到2021年疫情三級警戒的5月和6月,《報導者》追蹤全國200間心理諮商所、心理治療所,並在6月16日詢問衛生福利部心理與口腔司司長諶立中時,得知核准做通訊諮商的僅有14間。

造成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們都叫苦連天的低通過率,主要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申請過程實在困難。

由4位心理師主持的「宵夜Tan」表示:「其實不是大家不申請,而是申請的過程有些困難。」就連早在2008年就成立線上諮商平台的華心,也才剛被退件。

諶立中雖然一向主張開放通訊諮商,但受訪時他表示,因為尊重地方自治,中央只能訂個「最低標」,這個低標就是2020年7月的修正規定。接著,就讓各縣市衛生局處自由發揮,訂出自己的審核細則。

申請兩大難題:網路資安規定、需與醫療機構簽約

這一年,各縣市政府在制定通訊諮商標準上,產生了不是超高標、就是生不出標準的狀況。

諮商心理師陳劭旻舉了台北市的例子:「計畫書中除了載明使用的軟體外,還必須說明平台與網路的防火牆、伺服器、後台管理制度等各種細節,嚴格的標準直接擋掉一票平日與資工無緣的心理人;而怎麼確保當事人擁有充足的設備與軟體,一旦斷線與延遲要怎麼處理,空間中冒出其他人要怎麼辦,幾乎所有想到可能發生的事情都必須寫清楚處理流程。與其說是計畫書,更不如像是說在寫網路連線Q&A特輯。」

洞察了心理人怕麻煩的心情,專門媒合民眾與心理師的線上平台「遠距抱抱」,在合作機構提出通訊諮商申請時,扮演資訊安全顧問的角色。開發這個平台的鳴醫創辦人謝懿笑著說:「台灣雖然各縣市隸屬於同一個中央政府,但遇到了責任性的問題,就變得好像聯邦制一樣。」像是新竹就等著參考台北的標準;台中一年只收件兩次,分別是4月跟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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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部署、通訊心理諮商、疫情
對許多心理師來說,要申請通訊諮商資格,地方政府的網路資安相關規定就是一道難關。心理師胡丹毓在執業的加惠心理諮商文教基金會。(攝影/鄭宇辰)

2020年就已經闖關成功的台南元品心理諮商所所長黃雅羚,也是諮商心理師全國聯合會的理事長。她在6月的某個週末,邀請各縣市的機構交流申請經驗,發現情況很慘烈,幾乎每個機構都被退件兩、三次以上,退件原因五花八門,從語句不通順,到缺少通訊軟體的資安資訊、請機構提供帳號管理細節等等。

大部分機構會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衛生局處要求心理諮商所、治療所,必須與醫院或是診所簽訂合約,目的是要確定機構會適時的把個案轉介給醫生。諶立中說明,這項規定的目的,是確保比較缺乏精神醫學訓練的諮商心理師,能有可以團隊合作的醫師夥伴,以確保個案在需要的時候,可以得到醫療幫助。

黃雅羚表示,其實機構本來就會轉介個案給各精神科醫師,只是沒有白紙黑字簽約,因為每個個案的狀況不同,強制轉給特定醫療機構並不符合現實狀況。加上個案來自四面八方,難不成要到各縣市去找醫療機構簽約?

位於高雄的回甘心理諮商所,去年12月就送件,總共送了3次,終於趕在疫情爆發的當下通過審核。所長徐于婷也認為與醫療機構簽約的規定,的確有點違反情理,因為診所與醫療機構同樣都可以進行心理諮商,何必要幫助競爭者來搶食同塊大餅?

不少受訪者指出,要求諮商所、治療所與醫療機構簽訂合作契約的要求,已經挑起長久以來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市場重疊,並且對彼此專業不信任的長期糾葛。一位受訪者更直白表示,「就是專業相輕和搶地盤的矛盾」。

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三者有什麼不同?

在台灣,可以跟民眾做心理治療、心理諮商的人有三類: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

精神科醫師是從醫學系畢業的醫師,受過生物醫學與精神藥物的訓練,是三者中唯一可以診斷、開藥的。

臨床心理師為臨床心理研究所畢業。大多數人在醫院的精神科、兒童心智科等進行心理衡鑑、協助醫療評估,例如失智症的評估、腦傷的復健治療。也有少數會自行出來開設「心理治療所」。

諮商心理師為諮商心理研究所畢業,也是三者中最晚開始發展出來的。6成諮商心理師在學校服務,其他則會在社福機構、開設「心理諮商所」,或是成為和不同單位合作的行動心理師。專長著重在一般人的常態發展以及生命困境,像是感情與親子議題等等。

臨床心理師較諮商心理師更早發展。2001年,本就屬於醫事人員的臨床心理師要立《臨床心理師》法的時候,諮商心理師搭了便車,和臨床心理師包在同一個《心理師法》,成為醫事人員。這也導致了,比較偏向精神疾病治療的臨床心理師,以及比較偏向人生困境諮商的諮商心理師,要被用同一套嚴格的醫事法規管控。

為什麼申請通訊諮商,比成立一個心理治療所還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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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部署、通訊心理諮商、疫情
黃天豪無奈表示,申請通訊諮商資格,比開一間治療所還困難。(攝影/林彥廷)

謝懿摸透了公部門的避險心態,他透露申請通訊諮商的撇步,就是要讓公部門覺得「你(申請諮商者)比他們還要更嚴格」。

謝懿這樣形容:「諮商所在申請的時候還要自斷臂膀,把自己搞的更難做事。⋯⋯比方這樣寫:個案來機構的時候,我會先給他一個評估問卷判斷他的自殺風險,確定他是安全的,我還會經過三、四次晤談,才會轉成線上⋯⋯總之把自己搞得很複雜,他(公部門)就會覺得你很棒。要比他們的規定還要更嚴格,他們就會覺得這樣很安全⋯⋯執行流程寫得很仔細,仔細到你根本不可能實作,這樣就能讓他們看到你的誠意。」

另外一個撇步就是,「數位科技的東西不要寫太多,不然他們會很『難過』,」謝懿笑著說了雙關語,「因為他們會覺得沒有辦法掌控資訊安全,沒辦法確保隱私權。」

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黃天豪,在台北和桃園分別有兩家心理治療所。他回憶「成立一個治療所」的過程:備好文件,跟衛生局提出申請;衛生局書面審查外,還會來現場勘查坪數、消防設備等條件,然後就可以進入行政程序。

「為什麼我們一個已經通過的心理諮商所要進行通訊心理諮商,還要經過專家小組的同意?」黃天豪不解,「為什麼進行通訊諮商,比成立一個心理治療所,還要困難?」

他也提出質疑:「你認真去想,我已經被准許做心理諮商跟心理治療了。有人規定我用什麼方式嗎?我可不可以用語言、用畫圖、用牌卡⋯⋯難道今天用電話,就不是心理諮商了嗎?」

這其實是最根本的問題:為什麼一個合法的治療所、諮商所,使用通訊諮商,還需要政府核准?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退休教授林家興,早在2017年心療在線被下架時,就提出這個質疑,他疾呼廢除「不准心理師做線上諮商」的函釋,也呼籲機構不要去申請通訊諮商,讓受影響的民眾直接向政府施壓。他說:「我個人是覺得不要去送審,因為惡法不要去遵守。但我的聲音非常的孤單⋯⋯。」

疫情爆發後,通訊診察就地合法,通訊諮商仍有多項限定

就在被疫情所迫,機構如火如荼申請審核的當下,衛福部在5月17日又發了一只令許多心理師傻眼的公文。這份衛部醫字1101663441號函,考量到疫情嚴峻,民眾可能不方便出門,因此讓所有「醫療機構」的視訊診察就地合法。只要跟衛生局處提出,兩三天後就會通過,不需要經過落落長的申請流程。

諮商全聯會黃雅羚的群組裡,很多心理師歡呼「終於開放了」。黃雅羚氣結:「請你們看清楚,是『醫療單位』開放。」也就是說,有醫師在的「醫療單位」才有被就地合法,而由心理師開的諮商所、治療所,因為屬於「醫事機構」,所以沒有被開放,還是得乖乖申請。

黃雅羚曾提問,在這段還無法通訊諮商的期間,原來的個案該怎麼辦?衛福部的回答是,請個案打電話到衛生局處,衛生局處會視情況轉介給醫師,一旦個案拿到「我准你做通訊諮商」的醫囑,他就有機會與原來的心理師「重逢」。大部分的個案,聽到這迂迴的流程,就可能放棄了:「我不過是想談個親子關係,竟然還要打去衛生局,再到精神科掛號拿醫囑!」

限定1:排除精神官能症

即便申請通過,依據當前的規定,通訊諮商也有各種「限定」。

通訊諮商的使用對象,排除了腦部病變、精神病、精神官能症者。黃天豪說,他可以理解為何排除腦傷個案,因為在通訊諮商裡操作數位工具上可能有困難;但精神官能症,例如焦慮症、憂鬱症、強迫症的人都不能做通訊諮商,這是最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通訊諮商只能做沒有精神疾病、狀況穩定的個案。黃天豪問:「通訊心理諮商最需要的人是誰?是嚴重度不高的人,還是有精神官能症的人?誰的風險比較大?誰在疫情的時候,會最需要心理諮商?」

官方的說法是,萬一個案在線上諮商的時候想自殺,遠距的心理師無法攔住。但其實在美國,進行通訊諮商時,是需要先跟個案確認位置的,台灣可以仿效。此外,「台灣長年以來有個東西叫做『生命線』,」黃天豪說,「我們一直都是靠電話在攔住一個人的自殺傾向。為什麼電話救的了人,但卻認為通訊諮商救不了人?」

對於第一線心理師提出的質疑──「為何線下可以接的個案,到線上就不能做了?」諶立中接受《報導者》採訪時回應,醫界有些聲音,表示對部分心理師的臨床能力不是太有把握,所以顧慮到「當心理師遇到有疾病的個案時,知不知道要轉介?很多個案明明是精神病,一直在那邊給他諮商、諮商、諮商,但就是不用藥,就把時間給拖壞了。」

限定2:排除初談

在來訪的人初次到一間心理諮商機構,通常會安排初談(intake)。目的是判斷來訪者的身心狀況,並且媒合適當的心理師。但現行的通訊諮商中,卻排除了第一次來訪的人。也就是說,只有老個案才能使用通訊諮商;一個從來沒去過某個諮商所、治療所的民眾,必須先跑一趟機構與心理師碰面,之後才可能轉成線上。

諶立中說明,因為通訊諮商無法完全取代實體諮商,所以使用已經彼此孰悉狀況的老個案會比較適合。畢竟很多資訊,還是需要面對面才能蒐集得到。

限定3:必須在機構執行通訊諮商

很多人可能會想像,拿到通訊諮商資格的心理師,可以在家用自己的筆電接案。其實,這也是不准的。拿到通訊諮商資格,心理師還是必須要到機構,在機構的空間、使用機構的電腦來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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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部署、通訊心理諮商、疫情
個案透過手機與黃天豪進行通訊諮商。(設計畫面/林彥廷)

宵夜Tan團隊說:「在疫情期間,這樣的移動對心理師來說也有染疫的風險。」通訊諮商的最大優勢,就是可以避免大家出門增加病毒擴散的可能。也因此,要求心理師必須到諮商機構,就喪失通訊諮商可以防疫的強項。

關於這點,肇因也是《心理師法》第10條的「⋯⋯以一處為限」。在醫療法的大山下,所有的醫療、醫事人員,都只能在固定的空間中執業,這是一體適用的規定。

「台灣的《心理師法》,是『既管和尚又管廟』,」拿到加州心理師執照的林家興說:「美國只管和尚不管廟。我一旦取得了心理師執照,要在哪裡做心理諮商幾個辦公室都隨便我,我要去老人院做也可以,要去醫院做也可以。」

通訊諮商路迢迢:與其嚴法管制,不如提供課程加強訓練

在去年3月,疫情爆發的時候,陳秀慧正在美國德拉瓦大學(University of Delaware)擔任心理博士。「本來說先停課兩週,結果一直到現在⋯⋯,」陳秀慧說,當時很緊急地接受了6個小時的通訊諮商訓練,訓練內容包括資安、隱私、相關倫理規範等等,考試通過後才能執行。「那樣的訓練,能讓心理師穩下來。」

當陳秀慧聽到台灣的規定如此嚴格,她很能體諒政府的擔憂:「因為在諮商關係中,個案是權力是比較低的,他們要展開脆弱的地方給心理師看;加上這是一個新的業務,也因此大家都會比較小心謹慎。」陳秀慧建議,真正要保障個案的權益,與其一堆繁文縟節,還不如開設相關課程來裝備心理師。

「框架有其必要性,但也要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有所彈性,」她認為不要等到出事才來緊縮框架,「出事的對象,都是一條人命,一個人生,一個家庭,甚至是一個族群。」不論是主張法律規範,還是主張專業自律,其實大家目標一樣,都是為了民眾著想。

做為主管機關,諶立中也很急,他對於目前仍看不到盡頭的疫情衝擊民眾心理健康,拉高聲音說:「我不是擔心,我是嚇死了!」疫情會影響經濟、經濟狀況會直接影響自殺率。他聲音低沉了下來:「我希望這個疫苗要趕快來,年底是極限了⋯⋯。」

不斷在通訊諮商的開放上協調各界意見的諶立中說,他早在20年前,就和彰化師範大學的教授一起建置線上諮商平台,後來沒有成功,他個人長期對通訊諮商是支持的;但除了對部分心理師的專業能力有所保留外,也受限於台灣極度嚴格的醫療法規,想要鬆動並非一蹴可幾。諶立中不斷強調,從嚴格管制到開放通訊諮商,「不是零跟一的選擇,而是零到一的過程,而從零到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只是,為了台灣民眾的福祉,這條路,請不要走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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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部署、通訊心理諮商、疫情
三級警戒下步行在社區道路上的民眾。(攝影/林彥廷)
通訊心理諮商的5大挑戰

通訊諮商雖然很方便,但除了「情緒上很難與個案同步」之外,還有幾個需要留意之處:

  1. 資安、隱私難控管 實體的諮商比較不會有資訊安全的議題,即便要錄音,也都是在心理師和個案討論同意後進行。但若是通訊諮商,就比較有可能會在某一方不知情的情況下將錄音、截圖外流。 另外,金門醫院精神科醫師徐志雲也擔心,即便不是透過電腦外流:「會不會有同住的人在視訊畫面以外聽取整個諮商過程?往往不是醫師和心理師這端能夠控制。」
  2. 觀察較難 心理諮商有很大的部分是依靠非語言的觀察。諮商心理師全聯會的理事長黃雅羚舉例,當個案說「這都過去了」,一個心理師在面對面的情況下,可以憑著個案的眼睛下垂,了解到個案「可能還沒過去」,但是視訊諮商的時候,就比較難藉著螢幕觀察到表情、肢體細節。徐志雲也分享,實體診療時,醫生會從衣著、體味、病患對診間環境的反應等來判斷病患的身心狀態,但通訊診療時,就會限制了這些資訊的蒐集。 不過,小宅心理諮商所所長黃楷翔也表示,通訊諮商可以看到對方家中布置、與家人相處的情況。反而有更多可以談話的素材。此外,在防疫期間,面對面時必須戴著口罩,通訊諮商說不定還比較能觀察到個案的表情。
  3. 媒材操作有限制 最適合使用通訊諮商的方式就是「談話」了,但實際上,諮商常常需要藉助各種媒材協助個案表達。宵夜Tan團隊也指出:因為線上諮商沒辦法與人做真實接觸,無法帶對方實際進行一些體驗性質的心理劇、藝術治療。
  4. 與個案的關係改變 於美國執業的心理博士陳秀慧回憶,從面對面的諮商改為線上諮商,最大的挑戰就是關係的改變。大部分的心理師都採用嚴格的框架工作:必須在固定時間、固定地點與個案會談。所以一旦改用視訊,就會覺得怪怪的:「他看到了我的房間,我也看到了他的房間。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沒有太大影響,但其實我們已經打破了某一些界線,關係也可能有一點點改變了。」
  5. 判斷自己的極限,適度分流與轉介 也因為這些挑戰,心理師們在從線下轉到線上時,需要接受相關訓練,盡可能拉升諮商效果。除了倫理與技術問題,在美國,去年已歷經類似情況的陳秀慧分享了一些經驗給心理專業人員。 第一,因為通訊諮商對許多人來說都是新嘗試,最好要有「同儕督導」(peer supervision)的社群,可以互相提醒與支持。 第二,疫情當下,心理師也要留意自己的狀況與極限。像她就會先把長期有自殺傾向或是重度成癮的個案,轉介到比較大的機構或醫院。因為醫院的通報系統比家中的完善,萬一個案有狀況,也比較能即時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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