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9日上午，37歲的許女於樹林租屋處以枕頭將其6歲、就讀小學一年級的兒子悶死，後持刀自殺，送醫搶救生還，稱其不堪經濟壓力、人生與婚姻失敗，自殺意念已久，捨不得兒子一人在世上，因此攜子自殺。 （引自〈國民法官怎麼面對人類最終極的痛苦跟挫折──母親殺子案，與背後的單親困境〉）

近年來單親媽媽攜子自殺的案件時有所聞。每當悲劇被媒體揭露，輿論往往在惋惜之際，很快就轉向對母親個人的評價──例如「不會養，就不要生」。在公共討論中人們總習慣為悲劇找到一個可以究責的人，母親很容易成為那個對象；在究責的同時，育兒的艱難又被簡化成母親的選擇與能力，公共制度的角色也因此隱身不見。

單親媽媽在當代社會，究竟該為她們所遭遇育兒艱難承擔多少個人責任？3月5日由女學會舉辦的《母職學術論壇》，與會的國內外學者以及台灣在地婦女團體工作者有很精彩的討論。本文整理論壇中學者的討論精華。

在這樣的轉型過程中，婚育的時間點、就業型態以及親密關係的穩定度呈現出明顯的階級差異。社經處境相對優勢的女性，較可能延後婚育、維持穩定就業，並處於長期伴侶關係中，因而能累積較多親職資源；相對社經弱勢的女性，則更容易經歷離婚或婚外生子，在單人育兒的情況下，承擔高度的經濟風險。

在「命運分歧假說」的架構中，單親貧窮因此被理解為諸如：早婚育、低學歷、未持續就業以及缺少共同育兒伴侶這類「個人致貧因子」長期疊加的結果。然而若僅停留在這個解釋，單親貧窮便容易被理解為個人命運，而非制度選擇的後果。

白話點說，如果單親母親身在福利制度相對完善的國家，會有較好的政策設計來協助她養兒育女及兼顧工作；但福利制度殘缺的國家單親女性一旦具備致貧因子（如低學歷、與未持續就業等），落入貧窮的機率遠高於福利制度較為完善的國家。這個發現，將「單親貧窮」重新定位為「制度後果」，而不是「個人失敗」。也就是說，問題不只是「誰比較容易跌倒」，而是跌倒時，國家是否願意透過制度去協助人重新站起、前行。

最後就上述的雙重束縛，女性單親顯然比起雙親家庭，更加需要國家建置完善的「家庭政策」去支持她們在單人照顧的同時也能穩定就業。一旦國家無法提供這樣的政策支持，女性單親無法穩定就業，自然有相對高的機率落入貧窮。這是「三重束縛」的第三重束縛「不適當政策」。

要解開這三重束縛，不能只靠單親媽媽自立自強，而是國家必須透過家庭政策，化解單親媽媽在單人育兒下高度緊張的工作家庭衝突，讓母親們全職且持續地就業。

在當天論壇專講中，尼文赫許更以瑞典為例，論述瑞典政府近20年的福利緊縮政策導致單親媽媽貧窮惡化，凸顯國家政策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綜合上述可以清楚地看見：女性單親其實就是育兒者，只是在缺乏伴侶共同養家與共親職（co-parenting）下，她們是相對脆弱的育兒者。因此當一項政策只要有助於所有育兒者兼顧養家與對孩子的照顧，女性單親同樣可以受益。反過來說，女性單親其實是對一個國家家庭政策最好的試紙：凡是女性單親可以藉由家庭政策的相關給付取得就業與育兒照顧的平衡，那麼其他資源相對充足的育兒家庭自然同等受惠。

值得留意的是，儘管多數文獻都同意家庭政策對女性單親貧窮懲罰的抑制效果，但這並不表示：傳統福利國家以「重分配」為目標的所得維持政策不重要。

2022年，台灣家庭及兒童社會給付僅占整體社會給付的7.4%，占GDP的0.82%，遠低於瑞典、日本和美國。儘管給付支出偏低，但依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標準，2019年台灣單親貧窮率為16.88%，不僅遠低於美國、日本，甚至也低於瑞典。

此外，如前所述，要抑制女性單親貧窮，持續就業至關重要。瑞典因高就業率而有效降低單親貧窮風險，台灣則不然：有偶女性勞動參與率為49.34%，離婚、分居或喪偶女性僅30.18%。在低家庭給付支出、加上低女性單親就業率的條件下，台灣為何仍能維持相對較低的單親貧窮率？

台灣當前的狀況，與1990年代以前的日本頗為相似，也就是國家「之外」的福利供給體系，仍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社會保障效果。不同於當時日本大型企業能透過終身僱用與企業福利提供穩定保障；在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僱用關係高度彈性化的台灣，企業難以承擔這樣的角色，社會保障功能因此高度集中在「家庭」之中。由於社會救助給付對象限縮於無工作人口，社會保險的所得穩定效果有限，加上缺乏普及性的所得保障制度，多數工作人口的經濟風險，仍須由家庭內部自行吸收。這也正是許多單親媽媽在離婚後，必須仰賴原生家庭支持，才能逐步走向經濟自主的關鍵背景。

家庭在台灣的社會保障功能，不僅是所得移轉，也涵蓋兒童照顧。依張峻萍估算，2022年底公共化托育服務對未滿2歲幼兒的涵蓋率僅4.22%，2至5歲幼兒則為33.74%。在公共照顧服務發展不足的情況下，育兒女性，尤其是單親媽媽，在孩子年幼階段，往往仍須仰賴原生家庭的照顧後援，才能避免婚育影響到就業。

然而，原生家庭的支持本身具有明顯的階級意涵：往往是社經條件相對優勢的女性，更容易獲得穩定而持續的家庭支援。借鏡日本近數十年的經驗可見，這套高度仰賴家庭的社會保障模式，在家庭結構快速變動下，終將面臨瓶頸。台灣若要避免重蹈覆轍，勢必需要更積極地由國家政策，補位並取代家庭所承擔的社會保障功能。

單親媽媽並不是「不會養」，而是在缺乏完善制度支持的情況下，她們被迫獨自承擔了高度集中的育兒與養家風險。當照顧責任與經濟責任無法被分擔，個人的努力往往難以抵銷結構性的缺口。

正因如此，單親家庭往往成為最早感受到制度失靈後果的群體。她們的處境提醒我們，家庭政策與所得保障是否到位，並不只影響特定家庭型態，而是關乎整個社會如何分配育兒照顧的風險。當一個社會的制度能夠接住最脆弱的育兒者，也才能為其他家庭提供更穩固的支持。對單親媽媽的友善，不只是情感上的關懷，而是檢驗一個社會制度是否成熟、是否具有承擔能力的重要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