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法在被槍指著頭的情況下進行談判。」

1962年10月19日，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的公開行程包括前往俄亥俄州克里夫蘭造勢，再到伊利諾州停留兩站：春田市和芝加哥。

從當天的照片、影片和報導看來，甘迺迪一派輕鬆，微笑著和州政府官員一起坐在敞篷車裡，並在克里夫蘭的戶外集會上談笑風生，向「民主黨同志和任何走過廣場去吃午餐的共和黨人」發表演說。接著前往春田市，談話中提到他的行政團隊促進農村經濟的種種措施。

直到當天最後一站，也就是在芝加哥麥考密克展覽中心舉行的募款活動中，他才提到自己和身邊幕僚密切關注的那個國家。「很多人說我們正處於和蘇聯競爭的時期。這當然是事實。要應對這場競爭，我們可以強化軍事實力，以及在太空領域率先達成目標，這也是我的政府在全民支持下決心要做的事；但同樣重要的是，記住赫魯雪夫先生曾說過的話：當蘇聯的生產力超過世界最強大生產國美國的那一天⋯⋯『歷史的鉸鏈將開始轉動』。」

在那個場合，只有甘迺迪知道歷史的鉸鏈已經開始轉動，但與生產力無關，而是因為核武大戰可能爆發。10月16日，甘迺迪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給他看了證據，顯示蘇聯正在古巴建造核彈基地。甘迺迪競選總統時曾指出，共和黨的國防政策薄弱，在「與蘇聯的衛星飛彈競賽」中，美國處於劣勢。儘管這個論點並沒有數據支持，但「飛彈鴻溝」的迷思，加上蘇聯在太空領域勝過美國的事實，的確讓人感覺美國的領導地位與國家安全面臨危機。此時看來，危機確實存在。

在幕僚暗中商議美國該如何應對時，甘迺迪的公開行程仍照常進行。

10月19日上午9點45分，甘迺迪在登上空軍一號趕赴造勢活動前，會見了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此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建議對古巴進行大規模空中突襲，出動800架次、使用常規武器。他們希望總統立刻批准，因為準備和發動這種規模與範圍的攻擊需要48小時。

甘迺迪的幕僚群當時的共識是對所有運往古巴的軍事物資實施海上封鎖，但參謀首長聯席會議駁斥這個想法，認為封鎖古巴和採取外交行動力道不足又難以實施，而且同樣可能導致與蘇聯開戰。空軍參謀長李梅（Curtis LeMay）將軍說，這計畫「幾乎跟慕尼黑的綏靖政策一樣糟糕」。他指的是當年允許納粹德國併吞前捷克斯洛伐克蘇台德地區的協議，促成協議的人士曾希望那是希特勒最後一次在歐洲擴張領土。

甘迺迪立刻意識到，事態可能迅速升級進而引發災難。他認為，如果美國攻擊古巴的飛彈基地，蘇聯勢必報復，很可能蘇聯「會在某個時刻入侵並以武力占領柏林，屆時我只有一個選擇，就是發射核彈」。

由於該嚴峻事實擺在眼前，眾人不斷來回討論，從蘇聯的動機，到哪些飛彈已運至古巴，再到已運至古巴的長程飛彈何時能投入運作（他們估計在6至8週內），還有對甘迺迪的政治影響。

甘迺迪在緊張局勢中本已情緒暴躁，當天稍早的一次談話可能更加深了他的怒氣。那天早上甘迺迪在著裝時，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來到白宮的官邸見他。邦迪告訴甘迺迪，雖然原本的共識是實施海上封鎖，但他突然改變主意，現在他也支持採取軍事行動。

邦迪這番模糊其辭的言語，究竟是讓甘迺迪失望，或根本是受到甘迺迪的鼓勵才這麼說，各方說法不一。之後多年間，邦迪對這件事提供了幾種不同的解釋和版本。他後來跟朋友們說，他當時持不同意見，讓空襲的選項一直留在檯面上，因為他不認為海上封鎖是好的方案。他在自己的文章裡自稱是主張空襲的「工頭」。

在普立茲獎得主博德（Kai Bird）為麥喬治．邦迪和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兄弟撰寫的傳記《真理本色》（The Color of Truth）中，我們找到了麥喬治．邦迪在1964年初為自己寫下的許多紀錄。裡頭寫道，當他坦言對海上封鎖的看法不如自己希望的那麼確定後，甘迺迪回答：「我也有同樣的擔憂。你知道的，我的第一反應就是空襲。再研究一下，不要放棄空襲這個選項。」

身為總統親弟弟兼最親近幕僚的司法部長羅伯．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比較不留情面，他說邦迪的態度「莫名其妙地反反覆覆」。幕僚暨演說撰稿人泰德．索倫森（Theodore Chaikin）則憶述，總統「對此並不高興」。

可以確定的是，原本飄忽不定的共識此時明顯傾向於發動空襲。這是要出其不意採取暴力攻擊的手段，讓羅伯．甘迺迪有感而發：「我現在知道東條英機策劃突襲珍珠港時的感受了。」

甘迺迪上午結束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會面後，另一群人在國務院裡開會，地點是國務次卿波爾（George Ball）的會議室。

這個小組就是國家安全會議執行委員會（EXCOMM），由國家安全會議成員，以及甘迺迪諮詢意見的其他幾位政府高官組成。會議以一份對古巴軍事設施的偵蒐報告開始，接著討論了採取封鎖或軍事行動前，要滿足哪些條件才能取得聯合國和美洲國家組織（OAS）等國際組織批准。

此時，邦迪描述了他與甘迺迪總統當天早上會面的經過，以及總統覺得封鎖的「效果不確定，而且無論如何都會很慢才有感⋯⋯空襲則效果迅速，而且只要一次精準攻擊就能摧毀所有基地。他贊成採取果斷行動，因為有出其不意的優勢，而且呈現在世界眼前時已是既成事實」。

甘迺迪信任的前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主張「以一次空襲果斷清除飛彈基地」，畢竟「赫魯雪夫為美國帶來直接的挑戰，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意志的考驗，愈快決戰，對我們愈有利」。

上午與總統會談過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Maxwell Taylor）將軍表示，如果採取封鎖行動，就等於放棄空襲的可能性，因為會讓蘇聯得知我們已經知道的事。他主張迅速採取空襲。

國防部長麥納瑪拉（Robert S. McNamara）不見得贊成空襲，但他同意下令軍方做好準備。

此時，會議已進行約兩小時，氣氛愈來愈緊繃。

主張空襲的那份講稿令人難忘，既因為它說了什麼，也因為它沒說什麼。

這篇講稿不僅宣布要發動空襲，還宣布「已授權採取進一步的軍事行動，以確保徹底消除威脅，避免死灰復燃」—換句話說，就是地面入侵。

講稿詳細說明了這項「迅速、祕密且多次否認的軍事部署」，還列出了飛彈發射器的數量、可攜帶的核彈酬載量與飛行距離。（講稿全文見本書附錄）

第六頁還包含了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括號說明：「（此處是對該行動首波報告的描述。）」

卡特總統在他的《鮮活信仰──卡特的心靈回憶錄》（Living Faith）一書中說，有一篇講道文章提到，我們死去時，墳墓上會標註兩個日期：生日與卒日，還有兩者中間短短的連接號，代表我們在地球上的一生。對上帝來說，那個小小的連接號代表一切。

對人類的命運而言，這個括號也可能包含了一切。

然而，這裡的括號中要加入的內容將遠遠超過一份政策提案對預算的影響。這個括號裡要補充的是戰鬥細節、破壞規模、蘇聯的反應、死亡人數以及向罹難者致哀。

其實講稿裡已預見這一點，括號後面就寫道：「這其中的悲劇──不言可喻──是各方都將失去無辜的生命。在美國政府方面，我在此宣示為此一行動負責，並保證將根據要求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協助無辜受害者的家屬。至於古巴或俄羅斯的任何個人，都不能因為這樁迫使我們必須行動的驚人且不負責任的陰謀而被究責。」

當然，講稿是假設大多數喪生者會是古巴人和俄羅斯人。甘迺迪肯定憂心蘇聯可能為報復而攻擊美國在土耳其和義大利的飛彈基地，他在講稿裡煞費苦心地指出，「多年來，蘇聯和美國都在世界各地極為謹慎地部署這類武器，從未破壞在沒有重大挑戰的情況下相互制衡這類武器使用的危險現狀。這些部署與這次的情況不能相提並論。」

講稿沒有說明的是在這場危機後保密了30年的事實：蘇聯在古巴島上已經擁有近百枚短程戰術核彈。更令人驚異的是，當時島上的蘇聯指揮官不需要莫斯科批准或提供發射密碼，就能發射這些武器。

外交關係協會的林賽（James Lindsay）在古巴飛彈危機50週年之際寫道，如果美國當時發動空襲，蘇聯的報復手段很可能是讓關塔那摩灣的美軍基地瞬間汽化。如果空襲之後還有講稿中承諾的「進一步的軍事行動⋯⋯以確保徹底消除威脅，避免死灰復燃」，美軍很可能成為第一支被戰術核彈殲滅的戰鬥部隊。

當時蘇聯飛彈已處於可作戰狀態的實情，是在古巴哈瓦那舉行的飛彈危機30週年會議上公諸於世。前蘇聯將軍格里布科夫（Anatoly Gribkov）在飛彈危機期間擔任陸軍作戰參謀長，他在會中透露，當時有9枚攜帶核彈頭的月神（Luna）海岸防禦飛彈已裝備完成，美軍部隊一旦入侵，飛彈隨時可以射向他們。

在座的美國前國防部長麥納瑪拉聞言震驚不已，得扶著桌子才能穩住身體。

在哈瓦那這場危機30週年的會議上還發生另一件事，雖然不涉及發生核誤判的可能，但確實揭開了一個謎團。會議中披露這份「空襲」講稿的存在後，甘迺迪的前幕僚暨演說撰稿人索倫森詢問主辦單位，講稿是誰寫的。他們回答說，以為是他寫的。

索倫森斷然表示演講稿的作者不是他，原因有二：一是道德原因，二是技術性原因。

道德上的理由是，索倫森在二戰期間登記為因良知而拒服兵役者，不可能構思出論點來支持他如此強烈反對的事。如果他被要求這麼做，他絕不會忘記有過這件事。

索倫森提出的技術性理由則是，這份講稿看起來不像是從他祕書的打字機上打出來的，而且他從未在自己的文件上蓋過空襲講稿有的那種機密戳記。

但我的研究發現，這些說法都經不起更嚴格的檢視。

甘迺迪總統圖書館藏有的索倫森檔案中，很多講稿其實都蓋了機密戳記，表示即使他沒有將自己的文件列為機密，可能也有其他人蓋了戳章，只是他不知情。

而且，稍後我們會看到，講稿裡支持空襲的大部分言論都是從厭惡核武概念的立場出發而寫下的。

不過，假設索倫森的記憶無誤，那麼空襲講稿究竟是誰寫的呢？索倫森表示，很可能是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邦迪。

邦迪的確最可能是這份講稿的作者。講稿撰寫的時候，他領導的就是「空襲」小組。邦迪也是才華洋溢且具說服力的作家，對核武議題有深入思考，也寫過很多相關文章。1947年，邦迪與小羅斯福總統任內的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曾在《哈潑時尚》（Harper’s）雜誌共同發表一篇知名文章，題為〈動用原子彈的決定〉（­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美國國民能夠認可對日本投擲原子彈的正當性，並且相信它最終拯救了100萬美國人的性命，一般認為這篇文章功不可沒。一年後，邦迪也開始擔任總統候選人杜威（Thomas Dewey）的外交政策演說撰稿人。

不過，雖然邦迪撰寫這份講稿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他的檔案中並無證據顯示他真的寫了這篇講稿，在他對當時的各種回顧反思中，也對此隻字未提。

如果一個極度接近這場危機的人曾經拿起紙筆，努力想像並寫下總統在面對世界末日時會說些什麼，之後卻再也未曾提及此事，實在不可思議。

我們確知的情況如下：

10月19日星期五的會議紀錄顯示，早在分為「鷹派」和「鴿派」兩個小組之前，索倫森就表示他自認吸收的資訊已經足夠，可以開始草擬總統講稿了。因此，在索倫森說他已掌握了動筆所需的材料時，大家的共識是支持空襲。索倫森當時說這樣的事態發展「對我們的國家安全和我的潰瘍都沒好處」，顯示他已經開始準備空襲講稿。

無論索倫森動筆寫的是哪一種講稿，他後來在回憶錄裡寫道：「我在辦公室深思這個任務時，發現有太多沒有解答的問題，於是我帶著這些問題回到會議中，詢問支持封鎖的人為什麼這計畫是最好的，封鎖後要如何讓飛彈運離古巴，要如何阻止飛彈完成及發射，以及要如何避免封鎖行動無限期延長。這些答案對我、對他們釐清想法都有幫助，也讓我當晚就能在辦公室裡撰稿。」索倫森於週六凌晨3點完成了演說草稿，他後來表示，這份講稿「在之後的48小時內所經歷的更動，多過我畢生寫過的任何講稿」，但它確實提供了「一組基本的政策綱要，執行委員會可以根據該綱要形成共識，總統也可據此做出決定」。

索倫森確實寫了宣布封鎖的講稿。邦迪本人也承認，「索倫森在那個漫長的週五晚上寫下的講稿，在我看來標誌著總統幕僚團隊在那個時刻已建立一套基本政策，並且很有信心總統會採納。如果是主張空襲，不可能寫出這樣的講稿。如果是要宣布空襲方案，我們之中誰都寫不出甘迺迪要發表的談話。」有沒有一種可能：索倫森在回到會議前開始草擬的是空襲講稿，然後再由其他人增添內容並完稿？或是索倫森先寫了一份完整的空襲講稿，然後又改成封鎖講稿？

從兩份講稿的相似之處看來，空襲講稿就算不是索倫森寫的，也是以封鎖講稿為底稿而改寫，因為兩者有大量重疊的用語。可能是有其他人將其中一份講稿再利用，改成另一份講稿。畢竟，兩份講稿中宣稱要封鎖和要空襲的理由是完全一樣的，差別僅在於因為這些理由要採取的行動不同。

但是，這兩份講稿完成的時間非常緊迫。如果索倫森沒有在撰寫封鎖講稿之前或同時寫下空襲講稿，那麼空襲講稿一定是從週六上午（索倫森最初交出他的封鎖演說草稿時），到週日上午11點（甘迺迪總統放棄空襲這個主意）這24小時之間寫的。

更可能的情況是，空襲講稿是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的，因為甘迺迪週六下午提前結束競選行程回來後，就聽取了關於這兩個選項的簡報。

邦迪是極少數能辦到這件事的人之一。他很可能已經看過索倫森的初稿，而且也在準備當天下午稍晚他要發表的支持空襲方案簡報，簡報開頭就必須提出總統宣布空襲的演說大綱。

但如果邦迪真的採用了索倫森的講稿並著手修改，他為何從未提過這件事？

邦迪後來似乎後悔了，試圖淡化自己曾倡議空襲。他是不是想隱瞞自己曾寫過一份頗具說服力的支持空襲講稿呢？

其實，這份講稿本身就具有相當明顯的線索──手寫的修改字跡。其中大部分是修正打字錯誤，但其中有幾處改變了內容。例如，講稿原本說蘇聯的飛彈集結「違反了蘇聯的保證」，但手寫字跡做了修改，稱蘇聯的飛彈集結「與蘇聯以往的一切作為背道而馳，即使是聯合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也不曾如此」。

基於邦迪對美國外交政策和蘇聯行徑方面的專業知識，這當然是很「邦迪」的觀點，但真的出自他筆下嗎？為了尋找答案，我把這些文件交給文書鑑識領域的專家桑格（Mark Songer）。桑格自陸戰隊退役後，取得鑑識科學碩士學位，並在聯邦調查局擔任特別探員與鑑識專家。多年以來，他分析過銀行搶劫紙條、向國會議員發出的死亡威脅信，以及自殺者遺書上的筆跡。由於這篇講稿原本很可能成為人類的自殺遺書，我請他評估講稿上的修改筆跡，並與已知出自邦迪和索倫森的筆跡相比對。

桑格經過宣誓作證的結論是：「將鑑定文件與已知的邦迪字跡進行鑑識和比對後，發現兩者在字母形態、大小及寫作能力方面均一致⋯⋯這些獨特的寫作習慣在鑑定文件與邦迪的文字作品中均有出現。此外，寫作技巧的水準也與邦迪的文字作品一致。」

所以我們能以某種程度的信心說，邦迪至少修改過這份講稿。但他手寫修改的講稿，是他自己寫的抑或出自他人之手？

根據我的經驗，寫了一份講稿之後，把它印出來再讀一次（通常是大聲朗讀）頗有幫助，不僅能找出原本逃過我疲憊雙眼的打字錯誤，還能發現那些在頁面上看似能用，但實際上長到無法用於演說的句子。因此，我的檔案夾裡有很多自己寫的草稿，上面滿是我自己手寫的修改內容。

不過，對內容的更改又是另一回事。內容更改很可能來自原作者之外的其他人，這份文件裡有好幾處內容更改。例如加入了前述有關蘇聯聯合華沙公約盟國的作為，也提及關於進攻性軍事部署的消息只是「傳言」，並手寫加上「未證實」一詞。因此，我們可以有相當的信心認為是邦迪修改了講稿，但無法確定這份講稿是邦迪寫的，留下了半個謎團。

直到我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看到一份逐字稿。那是1997年3月為紀錄片影集《冷戰風雲錄》（The Cold War）所做的訪談。索倫森接受由歷史學家艾薩克（Jeremy Isaacs）領導的製作團隊訪談時，被問及實施封鎖而非空襲的決定。索倫森的回答方式是說明這兩種選擇的整體思維，但他接下來的敘述就和他之前的說法有出入了。根據逐字稿，索倫森當時接獲指示要寫一封信給赫魯雪夫，要求對方移除飛彈，但他無法說服自己這麼做，因為他擔心任何被視為最後通牒的動作都將擴大衝突。

不過索倫森說，在空襲與封鎖都還是可能的選項時，

我被要求草擬兩份講稿，一份是宣布發動空襲的講稿，因為總統肯定要向全世界和全美國宣布戰機起飛的時間；另一份是宣布封鎖的講稿。於是我再度回到會議上，說道：「好，現在來討論封鎖講稿──我們要怎麼解釋？封鎖跟飛彈有什麼關係？封鎖會有什麼幫助？」釐清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僅讓我更能寫好這份講稿，也壯大了支持封鎖的陣營，因為我們開始整理出條理更加分明的、以及我可能會說是更有力也更合乎邏輯的訴求。

這部分訪談從未播出。因此，索倫森歷史性地（也是唯一一次）承認他至少提供了空襲講稿初稿的證據，就這樣消失在該紀錄片的製作檔案裡。但索倫森怎麼會在1992年斷然否認這份講稿是他寫的，又在1997年承認他至少寫了這份講稿的其中一部分呢？

羅伯．甘迺迪對當時所有人心態的觀察，或可解釋其中令人困惑之處：「我們每個人都被要求提出一項將影響全人類未來的建議，這個建議如果是錯的，最終卻被採納，可能意味著全人類的毀滅。這樣的壓力會對人產生難以解釋的作用。」

這樣的壓力，是否會讓人從回憶裡刪除或否認自己曾經寫過那些文字，因為後來才發現它們是在宣告世界末日將至？我認為有可能。

2002年10月，在確實沒那麼棘手的情勢中，我被要求準備一份關於對伊拉克動武的聲明。當時還不確定我的老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及南達科他州參議員達修爾會對該決議投下贊成或反對票。他的態度取決於決議內容的措詞，於是我以反對動武的立論來寫聲明稿。後來決議被修改成令達修爾滿意的版本，我被告知他會投下贊成票，所以要修改聲明稿，宣布他對動武投下贊成票。我並不支持這個立場，要把聲明稿從反對動武改為贊成動武，即使只需改動幾個字都讓我難以下筆。

我在第四章提過演說撰稿人面臨的難題，他們會被要求寫文章支持他們個人反對的事情，或是反對他們個人支持的事。我寫本章時，回頭去看了那份支持動武版本的聲明稿。我知道自己寫過它，我還記得當時是坐在哪裡寫的，也記得我費勁弄清楚如何使用追蹤修訂功能，因為要整合好幾處改動的句子。我記得自己不得不寫那份聲明稿的一切細節，但對於那份聲明稿，我一個字都不認識，彷彿我已經把它從記憶裡全數抹去了。

索倫森是否忘記自己做過什麼？因為當時急於寫出東西，他花了幾個小時修改原本那份提出不同主張的講稿，然後在這個行動方案被棄之不用後，很快就忘記了？

或者，寫這份講稿實在太令人驚恐、太令他深惡痛絕，所以他只是從記憶裡抹除自己寫下的確切內容，但仍記得自己被要求寫過那份講稿？除非有其他發現，否則我們無法確知。

但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在更多國家尋求擁有核武，獨裁者如北韓的金正恩已明顯有意採取核戰邊緣政策的今天，甘迺迪的幕僚團隊當年進行的辯論、設想的結果、他們打算發表的談話內容，以及那個最重要的括號裡的未知字句，不僅讓世人看見那條我們過去選擇不走的悲慘道路，也看到一條我們未來恐須再度涉足的道路。

《歷史的草稿：那些差點成真的劃時代演說》，傑夫．納思邦（Jeff Nussbaum）著，李寧怡譯，衛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