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一場加強「祖國教育」的運動試圖向台灣灌輸國語口說和文字，以期人民能夠「透過祖國的語言去了解祖國的文化」。例如，花蓮的官員制定出一項「推行國語以根除日本帝國餘毒」的計畫。當地居民被要求檢舉他們聽到在說日語的教師或政府官員，這些傢伙的名字將會刊印在當地報紙上，以示羞辱。針對不可公開展示體現「日本精神」的文字和物品的禁令，憲兵會四處盤查、執法。

在新一輪打擊日語的征討中，台灣島上的母語呈現出矛盾的面貌。

一方面，說台灣話可能被視為有意或無意表現不忠。正如一則新聞標題所說的，是時候「推行國語、禁止日語、減少使用方言」了。這種勸誡同樣適用於大陸人。雖然用家鄉的語言與同鄉交流「可表達親密」，但使用方言卻會造成混亂、啟人疑竇，對島民看待國語的「心態」產生負面影響。台灣人應該「少說方言，多說國語」，大陸人也是如此。

國民黨最終落敗而後撤離大陸，必須加緊鞏固台灣人民的忠誠。1950年至1951年堪稱台灣方言被定位為國語對手的轉捩點。

到了1951年，隨著朝鮮半島戰爭膠著，國民政府的臨時居留變成了無限期流放，政府的禁令經常將台灣方言與日語相提並論。這在教育環境中尤其明顯，指令接連發布，要求教師不可用這兩種語言當作教學媒介。教育局點名中學教師，指責他們「國語程度低落」，而且還在使用方言或日語。各級學校還得要加倍努力，「認真進行宣傳國語的活動」。校方管理人員篩選求職者時需要保持警覺，「如果他們的國語能力很差，就不應該錄用」。

責備的指令也凸顯出台灣方言在地方社會持久不衰。師範學院的畢業生被派往島上各地任職，他們抱怨自己在學校會議和集會上感到疏離，因為大家平常都使用方言，因此「造成了障礙，讓彼此疏遠和誤解」。在台北的一所學校，家長反對老師用國語當教學語言，表示小孩子聽不懂他的課。這位老師無法按照要求改用台灣話（閩南語）授課，因此被要求「轉到」另一所學校去。這種紛爭逐漸倍增。

儘管政府對台灣方言明顯懷有敵意，但值得注意的是，方言禁令既不是單方面的，也並不全面。在整個1950年代，官方政策模糊不定，可能極為嚴厲或執行不力，可能暴虐壓迫或難以預測。展現國家權威的政府機構實施的措施並不一致，且優先首重事項之間有所分歧，容許語言矛盾的空間存在。

例如，在1952年，政府機構徵集台灣方言戲劇、歌曲和說書腳本，並且提供報酬給那些可用於反共宣傳的表演作品。為了增加稅收並緩解與納稅人的衝突，國家代理人被要求使用方言與民眾交流。與此同時，某個縣的政府當局對當地一家書商發出禁令，不讓他們發行「方言歌曲集」，理由是內容粗俗不堪（但指令中並未明確點出有多少「粗俗」的因素是方言本身所致）。

1950年代中期，軍隊顯然不再容忍方言。坊間傳聞，在此之前，「軍隊中能講標準國語的人並不多」。1954年，聯合後勤司令部向教育部抱怨多數台灣新兵既不會說、也聽不懂國語。隨著徵兵法不斷修改，軍隊吸收了更多的本省人，而且人數很快就超過了大陸人，國語培訓便成為優先首重事項。高階軍官向國語推行委員會求助，於是委員會替新兵編寫教科書，打算教授國語時同步灌輸政治思想。入門課程會教注音的基本組成，也會強調三民主義和蔣介石的領導精神，同時鼓吹要反攻大陸。專為軍事教官設計的綜合課程包含了識字和口說國語。然而，事實證明，6到8週的全日制課程（或4到6個月的非全日制課程）並不可行。

有台灣士兵的部隊都收到要上速成課程的指示。有些部隊為此率先使用「國語牌」，這是一種羞辱人的手段，出了軍隊持續使用的時間甚久。有許多早期的例子，一件是來自第八二九連：一個小小的圓形牌子正面刻有「國語牌」字樣，背面刻著規誡：「光榮說國語。可恥講方言。」牌子要別在制服口袋，表示違規者有一週的時間悔改。在第八三五連中，一名違規士兵被人發現說方言，脖子就得掛上一個「為榮譽而奮鬥」的牌子，在他自我糾正之後，就可以將它掛到另一個犯錯的同袍身上。其他變體包括並行的兩種標誌：講國語的能獲得獎勵，說方言的要加以譴責。

到了1960年代初，這些恥辱／榮譽牌從軍事場景中消失。然而，它們卻在校園以「狗牌」的形式出現，另外還搭配罰錢和體罰，構成一系列處罰說方言學生的手段。根據曾經歷或目睹這種屈辱的人的回憶，「狗牌」給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台灣方言命運飄搖不定，雖被譽為母語和國語的良伴，卻又遭懷疑破壞了人民的語言忠誠度。這與一些人對日語（口說和文字）在島上社會各領域持續存在的擔憂，形成了鮮明對比。1947年，為慶祝光復兩週年，國語推行委員會發起了「全省不說日語」的運動。一份發給地方議會和政府機構的「承諾書」宣稱「我是中國人，我不說日語」，然而，在省議會檔案現存的一份文件中，只有4個人簽名。

日語的毒害是否早已滲透到人心集體意識而無法驅除殆盡？這是某一代國民黨領導人所提出的「奴化心態」論點。此外（或反之），說日語是否可被理解為故意無視政府及其漢化／中國化（Sinicization）的要求？這是反抗國語，或者明確排斥「祖國」？或者，更持平而論，這是權宜之計嗎？由於漢字難學又欠缺注音教材，「我們怎麼能責怪台灣人偏愛日文書籍呢？」

針對這個問題，何容於1951年發表長文，詳列「台灣不應該用日文、日語」的論點。許多人以溝通有效為由，主張在出版品、電影和廣播中恢復使用日語。（他們問，如果英文報紙可以在共產中國出版，為何日本報紙就不能在台北出版？）何容認為，這種功利主義觀點忽略了語言的國家民族特性。確實，把語言當成類似於電話和筆的工具就違背了孫中山的訓誡：「語言是創造一個國家的偉大力量。」

其他人則傾向用公然帶有政治性的語言來解釋普遍使用日語的情況。在鐵路局的員工中，90%以上是本省人。1951年8月，某位鐵路局官員聲稱，這些員工經常說寫日語，對祖國的語言、文化和歷史「既冷漠又極不關心」。政府打算加強對黨員的培訓，但「他們聽不懂國語，所以非常困難」。

在公共安全相關機構看來，高中生和大學生更麻煩，因為他們明明會說國語，卻硬是要用日語。「光復已經7年了，政府一再下令禁止用日語交談」，然而，受過良好教育的學生卻堅持說「戰敗國」的語言。語言如同匕首，「這些人的行為表明他們缺乏民族意識」。在1950年代初期到中期，這類批評指責學生在語言上不忠誠。執法落實禁令的確實度參差不齊，即使學生在校園裡禁止說日語，但一走出校門他們就會說。

根據1956年的一則新聞報導，地方議會最能感受到「公開且普遍講日語的風氣」。台東縣議會主要是用日語審議，議員抨擊某位提議改用國語論政的同僚。這篇新聞指出：「他們說，講日語沒有問題，而且大家都這麼做，因此在議會會議上禁止說日語違反法律又傷害感情」、「人民代表都這樣了，還能指望群眾什麼呢？」誠然，當選的議會成員中有不少來自高山和阿美部落的同胞，一旦禁止說日語，他們就會變得「聾啞」。然而光復都已過了11年，是時候該改變了：「如果現在每個人都不學國語、不說國語，那就永遠無法消滅日語。它會一直存在，取代真正的國語。」

行政院其實早在4年前（1952年）便禁止在處理公務時使用日語，主要是針對地方議會的議事規則。政府以「強化台灣同胞的民族觀念」為由，宣布「除了與外交直接相關的場合外，不能再使用日語和其他外語」。有6至12個月的寬限期，給那些不懂國語或台灣方言的「山地」同胞學習國語的時間。其他所有議員都被要求「盡最大努力」學習國語──使用日語處理政府事務「尤其汙辱國家尊嚴」。

有報告顯示，在1950年代初期至中期，某些民選官員承擔起「樹立榜樣的責任」。先不論是否能講「流利、正確的」國語，他們至少都嘗試過。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委員爭先恐後要表現他們說國語的能力。其他民選官員，尤其是村級和縣級官員，仍然非常倔強，不願意講國語。少數頑固分子和一般大眾堅持使用前殖民政權的語言，於是不斷遭到謾罵譴責。

媒體所謂的彰化「國語危機」因此稍微解除，但問題仍未解決。儘管在1950年代，地方議會名義上是討論畜牧和化肥使用這類平淡議題的論壇，但針對口語政治爆發的爭議不只一次。例如，在某個高雄縣小鎮的母親節慶祝活動中，女議員邱潘秀春用國語致詞，當場有某位農業委員會的委員罵她：「說台灣話，妳不要講國語，我們聽不懂！」憤怒的邱潘秀春對此人提告，稱其侵犯了她的「言論自由」，並且干擾母親節慶祝活動，侵犯了「婦女權利」。在台中的一次預算會議上，當財政局局長和一名議員說國語協商時，另一名議員指責他們「竊竊私語」，藉機排除那些聽不懂國語的人，隨後響起此起彼伏的叫罵聲：「他沒有學過國語，現在卻敢指責學過國語的人竊竊私語，簡直荒謬至極。」

正如某個報紙標題一針見血地提問：「一位不會說國語的縣議員，我們可以請問他是代表誰呢？」

從外界對說國語人士的讚揚可窺知當時的語言環境如何。例如，台中的4名民意代表以國語提問之後，獲得了過於熱切的認可，有人稱之「前所未有」、「十分罕見」。有人評論台東議會使用國語「罕見而珍貴」，也點名其中一位議員說著濃重口音的國語，聽起來「刺耳」，但這個舉動卻讓人欽佩。觀察家指出，將國語確立為國家官僚語言確實取得了明顯的進展。然而，政府指令卻透露出說國語的情況並不普遍。在正式場合使用「方言或外語」發表談話仍在持續損害「國家尊嚴」。

正如我們所見，看待台灣人對日語的態度，官方以「仇恨」來定調，但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其實，這個問題在台灣島的原住民身上最令人困惑。

在缺乏有能力的機構和人員的情況下，號稱要將國語推廣至深山、「傳播祖國文化」的計畫仍屬奢望。流動小組確實偶爾會前往村莊，帶去書籍並停留夠長的時間舉辦演講比賽或規劃「國語週」。1952年，國語推行委員會開始出版《山光周刊》，作為傳播新聞和國語課程的管道（比照《國語日報》，全版配上注音符號）。

不幸的是，在遠離政治權威中心的學校和政府機構，替「山區」招募任何職員都極為困難，以不會說國語為由而威脅解聘的說法是唬人的，並不可信。小學推動「每天學一句國語」的活動，但即使如此溫和的舉措也未能獲得預期的效果。

一位匿名學生曾給某家全國性報紙寫信，詳細講述自己學校的情況。他的同班同學對日語的理解程度會依照不同的年齡而有所不同：有的人很好，有的人懂一點，有的根本不懂。然而，校長只用日語講話，「不說半個國語字」。至於老師，「多數都講各地口音的國語，很難聽懂。我們有10多個科目，授課老師講6到7種不同的語言。」每個學期開始時，學生都得先花幾個月時間來理解各種版本的國語。當他們稍微能聽懂時，學業早已落後得無藥可救。一批又一批老師來來去去，僅停留很短的時間就會離職，而新來的又是一批說話讓人聽不懂的教師。在3年的就學生涯中，學生每學期都要適應各種國語，就別提學什麼學科內容了。介紹這封信的新聞標題總結了這種困境，然後問道：「校長說日語，老師說各種方言，山裡的學生該怎麼辦？」

1959年，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梁容若向趙元任寫了一封標題為〈國語教育的未來〉的公開信。自1938年以來，趙元任這位著名教授首次「回到中國」。1月12日，抵達台北的趙元任於機場出席了記者會。在場記者報導，他似乎對「回家」這件事情緒激動。他回答了記者自己目前的研究、近期發生的一場車禍，以及他最知名的流行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等主題的相關問題。趙元任讚揚台灣的國語運動，他表示，希望自己在台停留期間能了解這種「好得驚人的紀錄」是怎麼締造出來的。

6週後，在趙元任預定3個月停留期間過一半之際，梁容若這位國語元老寫了一封信。梁寫道，他和同事受到教授的讚美，心懷感激，藉著「台灣同胞的愛國心」、學習精神，以及廣大教師群的配合，「我們因而取得了一些成績」；不過，由於各級學校和教師培訓機構的進展參差不齊，「距離理想還很遙遠」。

趙元任在台灣期間向學術界和一般民眾發表了20多場演講。他諮詢了教育官員，並與1930年代的同僚敘舊。趙元任這次訪問在媒體上掀起一陣旋風，但他無法解決困境。他在一次演講中提到，有必要更新標準發音字典，頻率至少30年一次。日後修訂（定於1932年的）音韻時，便引用了他的話作為權威。除了對修訂官方發音表示祝福之外，趙元任還以另一種方式標記了國語世界的變化。

就在他離開之後不久，教育部便將國語推行委員會整併進去。委員會不再有對其自身預算的控制權，而65%的員工被分配到其他職責，因此委員會便不再獨立運作。委員轉任無薪職位，但也有一些人繼續擔任教育工作者和《國語日報》編輯。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地方分支機構不斷縮編，預算和人員也遭刪減。整體而言，這次的官僚機構重組削弱了推行國語的力道。

1966年，79名國大代表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要求恢復國語推行委員會；他們表示在這中斷的7年裡，國語教育毫無進展，幾乎陷入停滯。「更重要的是，社會上出現了非常負面的反應。大眾現在的印象是，政府不再提倡國語了，所以他們可以隨意使用方言。此外，日語補習班也在蓬勃發展。」與此同時，大陸的「共匪」正在推行拉丁化和簡化漢字。尤其是當下這種時刻，「我們更需要加強保護國語。」這次干預之後，地方層級的國語推行委員會獲得了更多資金，但其傘形組織則一直到1981年才又重新召開會議。

本章探討了台灣推行國語運動的複雜現實情況，從中追溯國民黨政府如何在漫長的政治轉型時期建立起國語政權。從1945年起，積極推廣國語的人士和政府官員將國語提升為新的權威語言，地位凌駕於日語和台灣島各個地方話之上。一方面，他們順利將國語定位為國家團結和個體冀望學習的語言，藉此激勵民眾學習國語，同時威脅要制裁不學國語的人。另一方面，礙於執行不力和民眾普遍抗拒，這種新的權威語言卻無法掩蓋本身屬於入侵者的不確定地位。國語作為化解日本殖民主義毒害的解毒劑，在1950年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成為連結台灣與大陸的政治幻想中的一根支柱。然而，在台灣的地方社會，語言統一的表象下卻不乏裂痕，而且在學校、街道、鄉鎮、原住民村莊和省議會比比皆是。殖民語言、國語和台灣人民的母語之間存在衝突，讓人難以硬性改變口語規範，也難以深入國語的核心去對國家更為效忠。

《誰的「國語」？誰的「普通話」？：從官方政策、教育現場、大眾傳媒到常民口說習慣，看兩岸語音標準化如何為社會規範、身分認同與國族政治服務》，陳怡君（Janet Y. Chen）著，吳煒聲譯，臉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