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詹偉雄/把青春賭給山──獨攀登山者植村直己,一生追求內在自由

(攝影/AFP/PHILIPPE DESMAZES)
【精選書摘】

本文為作家詹偉雄為《我把青春賭給山:青春時代,我的山旅──戰後日本最偉大探險家的夢想原點》所寫推薦序,經馬可孛羅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出身農村的植村直己(Naomi Uemura),上大學時糊裡糊塗成為登山社社員,從此愛上美麗山巒,為了一睹外國山岳,他當工讀籌措旅費、到美墨打黑工。 「我嚮往單獨攀登。因為那是如火絨花一般,不用在乎別人,讓自然屬於自己,而非為了吸引別人目光的冒險。」儘管差點墜入白朗峰下的隱形冰隙、在喜馬拉雅山海拔7,400米的冰隙挨過命懸一線的夜晚;在肯亞山叢林裡遭遇獵豹威脅⋯⋯,植村直己最終成為世界第一個登上五大陸最高峰、也是日本首度登上聖母峰的人,足跡遍及世界多達26個國家。

詹偉雄認為,「這是一本在文明人認為的艱苦環境中,如何在自然裡,逆向著發現自己生命意義的故事,沒錯──『一個人的內在自由』,正是現代人仍應手捧此書的關鍵字。」

雪絨花(Edelweiss)的身影讓我感傷,我心目中的登山,就是和雪絨花一樣,無須在乎別人,讓自然的冒險屬於自己。
──植村直己,《我把青春賭給山:青春時代,我的山旅──戰後日本最偉大探險家的夢想原點》P.98。

北美洲西北,洛磯山脈開枝散葉,緯度漸次抬高,雪峰一個接著一個,它們海拔高度雖比不上亞洲喜馬拉雅,但因其地理位置之便,成為歷來北美青年初試冰雪岩混合攀登的啟蒙場。一個多世紀來,那兒的山岳攀登社群有一句俗諺:在這裡,有很年邁的登山者,也有很大膽的登山者,但就是不會有既年邁又大膽的登山者。

43歲生日登頂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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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ource, Fair use,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curid=31751237
植村直己。(圖片來源/維基百科,By Source, Fair use)

在這群大膽的登山者中,日本籍的植村直己,應該算是最知名的一位。他於1984年2月13日消失在德納利峰(海拔6,194公尺,北美最高峰)的雪原之中,年僅43歲。根據20世紀後的登山紀錄,植村是攀登德納利峰的第44位遇難者,他和另外22位山客一樣,生命被厚重的大雪掩埋,強風抹平最後幾抹遺跡,後來的搜救者始終沒發現他們的遺體。

因為他在當時太出名了,而且有著國際性的好人緣,因此第一批搜救隊來了2位大神級的人物,他們是日本的大谷映方和美國奧勒岡州的吉姆.威克魏爾(Jim Wickwire),前者是早稻田大學1981年K2
世界第二高峰,有「野蠻之山」稱號
西稜首登隊員,後者是1978年美國遠征隊第一位登上K2山頂的美國人。在植村直己準備出發前往德納利峰基地營的2月初,威克魏爾還帶著他在西雅圖的REI戶外用品店採買了睡袋。

德納利國家公園的雪地小飛機在4,300公尺處放下大谷與威克魏爾,他們往返於4,900公尺最危險陡峭、別號「頂牆」(headwall)的硬冰區,沒有找到人,只在4,350公尺處發現了一個植村直己挖開過夜的雪洞,裡面有一本他遺留的手札,最後一行字是植村直己失蹤前5天寫的:「我希望睡在一個溫暖的睡袋裡,不管如何,我都要出發攀登麥金利山(2015年後更名為在地語言之德納利山,有雄偉、高大、太陽之家的意思)。」

大谷與威克魏爾斷言:植村應該是下山途中,滑墜於這片山崖的某處,接著3天暴風雪冰封了他的遺體,後人再也不可能找到他。又過了兩週,植村直己大學母校明治大學登山社來到這發動地毯式搜索,仍然一無所獲,但他們在山頂發現了一面日本國旗,證明植村確實在他43歲生日那天,成功登上頂峰,成為世界第一位冬季獨攀(winter solo)德納利峰的登山者。遺憾的是,植村數不盡的solo冒險紀錄,也在這一天寫下終曲。

德納利國家公園承認,發動救援行動時,他們多所躊躇,沒在第一時間就啟程,因為植村直己以「一個人脫困於任何險境」而知名,他們始終相信他應該就埋伏在某個雪洞裡,等著好天氣一來,便一躍而出,貿然啟動的救援,有可能變成一種侮辱。

從高山到極地,他是惡劣環境求生百科

在此之前,他已經完成世界五大洲最高峰的攀登,除了聖母峰之外,其餘皆是獨攀。德納利峰他已於夏季登頂過一次,這次冬攀,是在為攀登南極最高峰文森峰(海拔4,892公尺)做準備,南極大陸極為寒凍,而北半球德納利冬季最低溫曾經測得攝氏零下72度,是不二的測試場所。除了高山,他曾經乘著木筏漂流亞馬遜河漂流6千公里,從格陵蘭到阿拉斯加橫渡極圈1萬2千公里,從日本國土最南端鹿兒島徒步步行3千公里到最北端北海道稚內,以及人類首度的單人雪橇直抵北極。他的北極冒險紀行是《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1978年9月號的封面故事,一張臉上布滿冰渣的封面照片,是他留給世人難以磨滅之印象。

也因此,當他2月初只帶著40磅的背包,裡面裝著他自備的鯨魚油、海豹油、麋鹿肉乾等食物,一本手帳,沒有帳篷(為求輕量化,過夜藏身於雪洞中),腋下吊掛著兩根3公尺長的竹竿(為了防止墜落於冰河冰隙,是植村自己發明的工具)從基地營出發之時,連載他到來的小飛機駕駛都對他的凱旋歸來信心滿滿──這麼一位教世界怎麼冒險的人,是惡劣環境中的百科全書大師,怎麼可能被所冒的危險所吞噬?

翻開世界的冒險史,植村直己的地位十分隆崇。但他引人注目之處,並非他選擇的各個不毛之地──白朗峰、馬特洪峰、阿空加瓜山、吉力馬札羅山、亞馬遜河、格陵蘭、北極航線⋯⋯有多麼絕對的驚險,而且他也並非是第一個身歷其境的人。植村的名聲來自他所採取的方式:一個人、全自助,視仰賴外部援助為一種羞愧,把賺取冒險盤纏的體力活當成一種義務。冒險過程中缺少同伴,不僅冒險任務容易功虧一簣,而且遭遇危險時,完全沒有即時的援助,幾乎等同致命。但一個人獨陷險境,脫困歸來,其內在酬償也是無比巨大,植村直己跨越北極圈的手記《極北直驅》,說的就是這般精采的故事。

死亡與美麗之間,人類的永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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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 植村直己, 德納利
北美洲最高峰德納利峰,過去稱為麥肯尼峰。(攝影/AFP/MANDEL NGAN )

有趣的是:在獨身涉險這個議題上,不管東方或西方,都有著兩極的看法。不冒險的人,看待這種孤獨行事之人有如寇讎,因為他切斷了社會紐帶,讓親人陷入了情緒的困境、失落的泥沼;但冒險家們則有另一種對立的視野:身體在各種困難的物理環境中,才得以真正地「認識」到世界,遠遠地看望一座山,在視覺上為之傾倒,並不算認識山;而是必須手腳並用地攀爬過嶙峋的岩塊,在幾次墜落的恐懼中一瞥深淵,跋涉過山徑到體力崩潰邊緣,這才識得山體之一二。老道的登山客屢屢克服險境,總覺得身體不再受限於自然的宏規,而有一種自由似的暢快,特別是對立於山下文明世界裡的各種老套常規、綑綁束縛,山上的生活具有淋漓盡致的掙脫鮮意,一上山,便不再容易下得山來。

19世紀中葉,愛爾蘭籍著名的阿爾卑斯山區地質學家約翰.丁達爾(John Tyndall)稱呼這種矛盾交加的經驗為「死亡與美麗的世界」(the world of death and beauty),他在進行冰河研究時,常常在理性測量數據之時,分心於攀登的興奮與快感,而自我疑慮為何會受危險所吸引。他所不知的是一個新時代場景正緩緩升起:英國山岳界原先追求安全登山的主流,正悄悄地被另一種追求風險派所取代,阿爾卑斯山一座座未登峰快速地被英國來的冒險家攻克,每一條新路線的首攀,都是自我新生命的重新打造,冒險讓都市生活裡呆滯、反覆的機械人生,重新擁有一種日新又新的感受。1857年英國山岳會(Alpine Club)的成立,對應的正是中產階級裡這種心智與性靈的自然化趨勢:我們眼前的世界,並非是用來冥想沉思的,而是要以一個「身體化的主體」(embodied subjects)之態勢來面對,主動地進入自然,讓自然川流過我們全身,反過來建立起吾輩生命的意義感。

山岳會的第四任會長萊斯利.史蒂芬(Leslie Stephen)──他另一個受人矚目的身分是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父親,在他1871年的著作《歐洲的遊樂場》(The Playrground of Europe)中,曾以這樣的文字來描繪他的身體與大山連結的興奮之情:

白朗峰在哪裡結束,而我又從何開始?這真是個問題,而且從古以來,沒有一個形上學者能成功地回答它。但至少,這兩者的關係是緊實而且親密的。它,是那碩大器械裝置的一部分,而我身體的骨架也無可避免地捲入其中⋯⋯。這整個宇宙,從星辰、地球到山岳,乃至爬伏於山腳下的昆蟲們,都是永恆互動力量網絡的一員。

現代性中的小太陽

於此簡介19世紀末英語世界裡冒險思維的轉變,或許有助於解釋植村直己為何這般執著於「孤獨一人的冒險」。在當今大眾社會中,許多冒險都是某種功成名就的行動,這是一種「為著他人的冒險」,冒險家在自然險境中思慮的仍是人際世界裡的功名排比,因此安全仍是他們首要在意之處,唯有安全歸來,才能成功提取冒險的紅利。但植村直己所代表的顯然不同,「植村流」是發端自19世紀末英國現代性的「為著自己的冒險」,冒險是為了讓自己能跟大自然中最決絕的處境建立起意義的連結,冒險者咀嚼著身體所渡受之最痛苦的經驗,感受到自己超脫天地之匡限,得到了現象學所推崇的「自由之極境」。因此,他們抉擇的是前無古人的真正冒險,有了「內在自由」這種偉大浩瀚的意義報酬,冷峻的死亡便不會構成真正的威脅,即便大自然提取他們的生命之際也絕不留情。植村直己執著地選擇「獨攀」、「獨行」、「獨航」這種solo的方式來探險,在於他每分每秒都經驗著新事物(在1978年那期雜誌最動人的段落,是他幫懷孕的雪橇狗分娩,保存了4隻小生命),生命沒有一絲蹉跎,而且應對進退(譬如鋸開冰脊讓雪橇通過,架設冰橋度過浮冰),生命又有所長進。

從現象學的角度看,植村直己是幸運的一員,他只有162公分高,但出身於農家的童年,讓他與自然間有了「傾向性的聯繫」(intentional connection),自然裡的萬物對他都有靈性,這麼矮小的身軀背起40公斤重的莊稼也毫不吃力,所以一旦他來到異國他鄉,憑著對環境的敏感、融入的熱忱,很快地變熟門熟路。他雖然只活了43歲,但每一刻都精采,人生經歷的庫藏量也許超過尋常人好幾百歲。

這本《我把青春賭給山》,是他在1971年出版的第一本自傳,那時他剛完成幾座險要山峰的獨攀,但千萬別誤會它是本意興風發的書,植村說的是:在文明人認為的艱苦環境中,他如何在自然裡,逆向著發現自己生命意義的故事,沒錯──「一個人的內在自由」,正是現代人仍應手捧此書的關鍵字。

1988年2月,來自阿拉斯加首府安克拉治的登山家維儂.特哈斯(Vernon Tejas),成功完成德納利峰冬季攻頂並平安下山,成為第一位能述說這座大山獨行冬攀故事的人。在一本描述他登山故事、名為《險峻冰階》(Dangerous Steps)的書中,他這麼回憶:孤獨一人置身山中,被暴風雪困住動彈不得,卻不時地想到4年前在此失蹤的植村直己,我躺身於5,100公尺高的一個雪洞裡休息,突然感覺到一片和煦的微風吹過,我用日語向植村說了一句「早安!」,「我感覺到他的精神就在那個高處。」

植村直己是一位小巨人,他的每一個身影都值得追隨,你看著他的故事掉下眼淚,不是因為劇情百轉千迴,而是自己的生命被啟發了,從原本那個幽闇困頓的盒子裡,知道了外邊有光,雖然冰天雪地,雖然陸海蒼茫,雖然死生一線。

《我把青春賭給山》馬可孛羅出版
《我把青春賭給山:青春時代,我的山旅──戰後日本最偉大探險家的夢想原點》,馬可孛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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