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現場

【山思而行】登山中的死亡,對生命的凝視

登上山巔之途,就是在死亡的陰影之下,動用自身全部的感官與技藝,設法避開那些遭致危機的陷阱。圖為2016年2月,一支國際登山隊正跨越珠穆朗瑪峰基地營附近的冰川。(攝影/AP/Tashi Sherpa/達志影像)

講到登山,普遍的印象可能是壯闊的山景,雲海朝霞萬丈金芒;也可能是山上人與人之間的情誼,過地形時伸手扶一把,或濕冷雨天一碗熱呼呼的泡麵。我們在山中感受生命各種美好,汲取養分。就算是逆境,痛苦會過去,美會留下,回到人間後依舊能量滿滿再度出發。

做為人,不知為何,我們傾向記憶美好,卻遺忘過程的苦痛。但我卻想,這是否讓我們理解、記憶一件事情性質的方式,也隨之產生偏誤?

我想說的是,登山是件會死人的運動。

那是個風和日麗的早晨,我跟阿果從標高5,600公尺的馬卡魯峰前進基地營帳篷中醒來。我倆前一天剛攀升至7,150公尺處進行適應攀登並下山,往後一週將是一系列壞天氣週期的到來,所以我們正準備迎接休息日的放鬆作息。

慢慢踱進餐廳帳,吃完千篇一律的鬆餅加煎蛋,正想放個音樂泡杯咖啡,這時外面有人叫我。是Lakpa。

Lakpa是隔壁營區的商業團"Pioneer Adventure"的老闆,今年除了我跟阿果,馬卡魯峰這裡還有同樣來自台灣的登山者三條魚,她就在這個隊伍中。

原本以為Lakpa是來約我們晚上去他們隊上吃個飯之類的,興高采烈的走出去跟他打招呼,沒想到他表情挺嚴肅:

"Sorry Chang, your friend just died in Taiwan…" "What?"

之後他嘗試解釋,但也沒說更清楚,我只知道台灣有個朋友去世了,但是是誰?消息怎麼來的?一點訊息都沒有。

我抱著疑惑打衛星電話回台灣給留守,回報完今天狀況及後續行程後,我問說,台灣有人出事嗎?電話那頭一片靜默。後來得知,一名好友在東北角的龍洞攀岩,意外墜落撞擊頭部,重傷,搶救無效不幸離世。他做了所有該做的安全防護、正確使用了所有攀岩器械及技巧。

那天我跟阿果都十分低迷,這是第一次有離我們這麼近的好友離開,心情自是沉重。負能量爆滿的我在下午時分的帳前,跟阿果說了句幹話:「生命這麼無常,不知道國際隊這群跟我們同桌吃飯的朋友,遠征結束後有幾個無法好好下山?」

「烏鴉嘴,」阿果回我。

飯可以亂吃話不能亂說。隔天一早,我們被外頭雪巴人吵嚷的聲音叫醒,聽到的第一個消息是:跟我們同隊,來自秘魯的理查,在第二營帳篷的睡夢中過世。

登山是件會死人的運動。

大家好像常常忘記這點,又或者說,選擇性的忽視。這種忽視最典型的呈現即是,我們常常有個自己不知的預設:只要準備得夠充分,登山是個安全的活動。意即:如果今天發生了一場山難,丟失了一條人命,那一定是哪裡做錯了什麼。

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這世界往往不太跟你講理,在山上尤其。有些時候你就是能感受到來自山的惡意,好像是山神不屑的鼻息,對你耳語著:「我就是要收掉你!」

2008年8月1日,在世界第二高峰,有野蠻巨峰之稱的K2,發生了這座山歷史上最大的山難。那天,11名登山者無法回到平地與心愛的家人聚首。這是一段複雜的故事,每個人死亡的因素不盡相同。第一時間,各大登山媒體問的問題都是:這些人犯了什麼錯誤導致了他們的死亡?

其中,挪威登山者羅夫.貝(Rolf Bae)與妻子塞西莉.史考格(Cecilie Skog)是當天最早動身下山的一批人之一。兩人一前一後經過K2登峰過程中必經的「瓶頸」 (Bottle Neck)── 一個50層樓高的巨大冰塔下方。就在此時,瓶頸發生局部坍塌,一連串墜落的巨大冰塊硬生生自羅夫頭上砸下,走在後方的塞西莉眼睜睜看著丈夫被人體大小的落冰砸落深淵,只能強忍悲傷回到營地。

他們兩人可能是那個災難之日最明智的攀登者,但只因在錯誤的時間位在錯誤的地點,就是一條生命的殞落。

登山史上這類的悲劇罄竹難書,為數不少的登山者就這麼不明不白的留在山上。

很多人疑惑,既然這樣,為何還要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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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一隊登山者朝向尼泊爾羅布崎的登山營地前進。(攝影/AP/Tashi Sherpa/達志影像)
2017年3月,一隊登山者朝向尼泊爾羅布崎的登山營地前進。(攝影/AP/Tashi Sherpa/達志影像)

已知的風險可以盡量規避,但突來的意外卻是始終存在的陰影。登山如此,人生亦然。

但事實上,登山這項運動與其他運動的不同,就在於登山與死亡的連結。籃球打輸了、跑步跑慢了、射箭沒射中靶心,都不會死。而在山上,有時一個錯誤的小決定,就可能讓你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2014年11月,在以平緩好走著稱的能高越嶺古道西段,一名登山客在一條崩塌的溪溝上大號,結果一顆落石將他砸落山崖。僅僅因為選錯位置如廁,就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但也因為這背後可能的代價,使登山成為一種擁有獨特重量感的運動。

由於後果的嚴重性,登山者被迫在自然的場域中,全神貫注地感受山嶺釋放的每一個微小訊息:

鼻黏膜漸增的潮濕感,是否意味著一場暴烈的午後雷陣雨? 前方數公尺樹梢那隻嗡嗡叫的巡邏虎頭蜂,牠的母巢是否就在我們前方? 攀越一段岩石峭壁時,下一步踏點與抓點,穩固還是晃動? 腳下這步塌陷的雪層,是否即將觸發一場雪崩?

登山者在山中一段時間後,會讓自身感官的觸角更加延伸、放大。以動用這些感受,規避外來的危險訊號,並由此與自然共存。

某程度上,登上山巔之途,就是在死亡的陰影之下,動用自身全部的感官與技藝,設法避開那些遭致危機的陷阱。這樣的經驗本身,就是一種回報,高處的風景與抵達最高點的滿足,則是額外的嘉獎。

換言之,如果登山成為一個完全可控、百分之百安全的運動,似乎,就少掉了那麼一些,讓人為之癡迷的魅力。你如果再也不必在莽莽荒野中,全神貫注而敏銳的體察外界,登山過程中得到的內容,就少了許多。

對我而言,正因為登山與死亡緊緊相扣,它也因此與其他運動有決定性的差異。在之中,我們能更切身的體會與咀嚼,何謂生命。

很多人會誤解,這似乎只是個不負責任,將自己置身在風險中尋求刺激的,經過美化的託詞。相反,經歷這些的登山者,更能體會生命的珍貴與價值。

1998年,有登山界奧斯卡之稱的金冰斧獎(Piolet d'Or),將那年的最佳攀登頒給了前一年由俄羅斯隊完成的馬卡魯峰西壁首登。這次攀登以2人死亡作為代價。這個有爭議的頒獎引起了一番風波,獎項的發起者之一還因此退出評審委員:「導致死亡的探險不該獲獎!」

2年後,來自斯洛維尼亞的極限攀登者托瑪斯.胡瑪 (Tomaž Humar)以單人獨攀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的南壁,進入金冰斧最後的決選,這被登山界普遍認為是一次自殺式的攀登。這次,他沒有獲獎,評委會的理由是「這是對自己生命的不負責」。那之後,「生之價值」就在金冰斧獎的精神之中,確立了它的存在。

對登山者來說,登山是更真切認識生命的途徑,其媒介就是背後可能發生的死亡。要注意,死亡永遠只是「可能」,但不會作為登山者的「選項」。這個「可能」,讓我們意識到生命的有限、認識到人體的脆弱、體會到命運的無常。做為持續活著的我們,因為這些提醒,反而能夠活得更加用力。正因為知道了生命的短促,就更想要在這短暫的時光中,綻放出更璀璨的光芒。

但回到一開始,就算我們並非真的想尋死,而只是透過逼近死亡去凝視生命的樣貌,但那些殘酷的意外依舊永遠在大自然中等待我們。

「登山那麼危險,你不怕死嗎?」 「不登山就不會死了?」

這個發源於中國戶外圈的段子,由來已不可考。

其實我們也常忽略,就算我們將自己關在由水泥與文明構成的防護罩中,離野性的大自然遠遠的,各種意外還是可能在不經意間降臨。但我們卻很容易欺騙自己,在日常文明生活中,死亡離我們很遠。加上華人文化將生死視作忌諱而不與談論,所以大多數人其實並不真正意識到,死亡其實比我們想像中靠近。

我真正意識到這件事情是2013年,那年我在當兵,因為身體背面一個莫名的黑色凸起去看醫生。原本以為是痣,切掉就好了。結果醫生一看面色凝重:「你這個可能是黑色素瘤,得趕快預約開刀之後做切片檢查。」我一開始還想說那啥,不就是個小肉瘤嗎?結果一google之下,發現如果真的是黑色素瘤,我活超過3年的機率不到10%。

當然後來切片檢查是良性,切掉就沒事了。但這件事情某程度上改變了我的世界觀。在熱愛的事情上投注生命與熱情,就算有其風險,依舊要直面死亡。如此,也才是真正認真的直面生命。

生命有各種路徑與選擇,60億人也許有60億種人生樣態。重要的,是釐清並接受,自己走在怎樣的生命之道上。若能無悔,就是一種幸運。這篇文章,與其說是寫給不特定受眾,不如說是寫給自己。

自開始登山並投入海外攀登以來,隨著逐漸深入,難免就有愈多認識的人永遠留在了山上。問我怎麼去看待這些逝去?也許有些沉重,但更多的是祝福。

紀錄片《赤手登峰》(Free Solo)中,艾力克斯.霍諾德(Alex Honnold)的媽媽這樣回答如何看待兒子進行如此高風險的徒手獨攀:

「當看到孩子那麼專注快樂地玩著,怎麼忍心去制止呢?」

只要在自己的生命之道上,找到那個能讓你雙眼綻放光芒,專注快樂去追尋的事物,也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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