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吳介民/在人民之間的中國異議者:「民間」作為抵抗的社會網絡

2020年6月4日,在香港銅鑼灣舉行的六四守夜活動中,一名男子的掌心裡放著燭燈。儘管港警禁止該次集會,香港各地仍有數千人於當日點燃蠟燭悼念1989年天安門事件。(攝影/Anadolu Agency via AFP/Miguel Candela)
【精選書摘】

1989年天安門事件重挫中國民主運動,但異議者並未就此沉默。1992年經濟改革後,有別於退縮於傳統領域、「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知識分子,中國出現一群新型態的草根知識分子,帶著社會底層的認同,強烈反對菁英修辭、積極擁抱社群媒體,為弱勢和邊緣群體行動與發聲。他們是質疑官方說法的業餘史家、讓人民說話的獨立導演,以及分享實用知識的維權律師與NGO工作者⋯⋯。

現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思想史教授、香港大學名譽教授魏簡(Sebastian Veg)在2019年出版《在人民之間:業餘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與部落客,從草根崛起的力量,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一書,以「民間」──非官方、無編制、在人民之間──替這群草根知識分子重新定位,將長期位於權力邊緣的他們拉進中國思想史的版圖,看見其行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本文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介民為該書中文版所撰推薦序,經聯經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添加。

《在人民之間》英文版原名《民間》(Minjian)。這部專書介入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轉型與理論定位的辯論,並且以出色的研究對「草根知識分子」這個主題做出卓越的貢獻。

熟悉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讀者,傾向從國家、市場、社會(或公民社會、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的三分法來定位知識分子。在西方式社會脈絡中,公共知識分子屬於公民社會這個場域。然而,在當下中國語境,所謂「公知」被揶揄為「磚家」,傳統上通才型啟蒙知識分子的地位也急遽殞沒。

那麼,我們如何精準捕捉形形色色的專業人士,包括女權活動家、獨立電影導演、業餘史家、維權律師、NGO工作者、媒體記者、地下刊物編輯、部落客和社會學者?她/他們既不從屬於國家、也不依循市場邏輯、或試圖掙脫市場誘惑,從各自實存的特定社會角落,依憑其專長知識,提出對國家和市場的批判,她們具有共通的社會特徵嗎?

「中國特色」的草根知識分子樣貌

針對這個問題意識,本書作者魏簡(Sebastian Veg)爬梳西方理論傳統中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流變,從專業化與自主性這兩個維度的分析,得出「特殊知識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這個類型──這類人具有專業化的特定知識,但在財務與政治上能夠獨立於國家控制之外。

在中國這樣的黨國資本主義(之前是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下,財務自主尤其緊要,因為國家掌握龐大而無所不包的經濟資源,對人民施展廣泛的吸納與懲罰。至於知識分子如何逃脫國家監控,或者,是否能夠真正掙脫政府控制,則是一門從實踐中才能檢證的抵抗藝術。于建嶸
中國政治社會學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曾出版過《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抗爭性政治:中國政治社會學基本問題》。
其微博帳號擁有745萬粉絲,常常在微博上針對農村、社會問題發聲,擁有廣大社群影響力。
似乎是這方面的佼佼者,他在從商致富後獲得「自由」(他說:賺錢是為了自由),投入法學研究得到博士學位,他以「訪民」
中國設有「信訪制度」,公民可透過書信、電話或走訪方式向政府部門反映冤情和請願,這些請願者稱為「訪民」,常受到中國政府高壓甚至暴力手段的監控。
研究樹立了一種介入模式,並在宋莊藝術村成為農民和創作者。

魏簡從理論檢討中得出「特殊知識分子」這個理念型之後,回溯中國知識分子研究傳統。他以「民間」來總括當代中國各種草根知識分子的抵抗空間。這群「體制外」的人,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大都不再標榜政治正確的宏大敘事,甚或與「中國情結」保持距離。因此,可以想見她們與政權鼓吹的主旋律的距離,也標記與儒家文人學官傳統的割裂。

例如,作家王小波在1990年代擔任了開路先鋒,對「沉默的大多數」做了深刻的剖析,自己也認同屬於「沉默的大多數」,反對人民為國家做出無意義的犧牲,即使被貼上「民族虛無主義」的標籤亦不畏懼。王小波提示了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的思考與生存方式。

生活在「民間」的意義

筆者認為,本書在理論和方法上皆有創新之處。魏簡在提出民間知識分子這個理念型的過程,重新(或原創地)定義了「民間」這個直觀、簡潔但豐富的概念──民間是存在於政權邊緣或遊走體制內外的社會網絡,這個網絡由偶發事件與眾多發聲者交織而成,這些發聲者在認同上貼近、或等同於事件當事人的底層社會位置,基於特定知識或個人知識而發聲或採取行動。在此定義中,發聲者的網絡連結具有流動性、靈活性、曖昧性;此網絡空間承載著多元公共性,拒絕國家權力(或結合市場)的全面滲透,捍衛公共論述的權利,而展現出抵抗的意義。

在此意義上,當代中國民間知識分子不再是舊俄民粹主義者所鼓吹的「到民間去」,而是「生活在人民之間」。生活在民間,對知識分子既是反諷,也是救贖:反諷是,對照中國文人儒官傳統的菁英性格,他們不是人民,因此知識分子必須到民間去、必須上山下海接受人民改造;救贖是,以真實的基層生活來重獲自我認同,並且是以喜悅和自足體驗此認同。

如于建嶸在宋莊小堡村說,「我將自己變成了宋莊的農民。我同世代生活於此的農民一起建房,種菜,養狗,燒煤爐取暖⋯⋯我同來自五湖四海的藝術家們一起畫油畫,寫歌詞,神聊,拍電影。」如出身農村的賈樟柯,拍電影不只為底層大眾發言,他的原生認同就是底層,「自己親身經歷的一種有細節的記憶」提供他創作養分;如同大多數民間行動者,他主張跟權力保持距離,他排拒「使命」,因為「實際上你是在索要一種權力」。(編按)

然而,同樣在民間行動,眾多維權律師的命運和于建嶸或賈樟柯天差地遠。例如,同樣受訪民經驗啟發、也是「公盟」共同創辦人的許志永,在為上訪者持續發聲的過程中不斷遭遇國家暴力,最終被判刑入獄。公盟遭關閉後,于建嶸曾鼓勵許志永「謀求在法律框架內解決問題,用為自身『維權』來踐行自己的理念」。但在中國,法律框架的邊界由國家專斷決定。當中共政權掐緊社會控制,民間自由空間便退縮。自2014年以來「公民社會」等詞彙成為禁忌(七不講),2015年,維權律師遭709大抓捕,社群媒體也日益被嚴管。公盟的悲劇性結局顯示,維權律師這個領域,與國家終究是硬碰硬,即使民間行動者做了妥協轉折,曖昧空間仍不許存在。

在鐵板之間的裂縫,抵抗未曾消亡

因此,在習政權底下,「民間時刻」已經過去了嗎?

魏簡提到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他那滿溢現場感的人類學式書寫,記錄自身和交往的弱勢底層的實境(充斥著被侮辱、迫害與誘惑的故事),讓我想起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的《二手時代》。亞歷塞維奇以巨大的耐力,進入一個被時代拋擲的歷史斷層中的人群,守候、體察、傾聽、採集、編寫她們的聲音,以第一人稱再現主角們艱難、離奇的生活,以及對「社會主義祖國」的回憶。

《二手時代》描寫的社會景況,是當代中國,也是未來中國的可能寫照,但其降臨與否,蘊含著不確定的政治開放的歷史時刻;而一旦歷史時刻到來,人們將如何回應?《在人民之間》以一章討論研究毛時代的民間史家,讓讀者目睹極權體制下偉大抵抗者如林昭遇羅克的遭遇,反右勞改營和大饑荒的非人實況。這些被國家暴力和社會遺忘所掩蓋的歷史,都堆擠了中國民怨的厚度。

本書雖然聚焦知識分子在天安門事件後的轉進,但民間作為一個抵抗的社會網絡,可以貫穿詮釋中國近現代史。草根知識分子的介入,為中國傳統的民間注入了一股新力量,也重新界定了民間。魏簡在結論說:

「民間」一詞凸顯出當今中國的公民身分仍然是有條件的,因為民間行動者未必具有充分的公民權利意識。

儘管民間不等於公民社會,筆者認為本書帶來對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演變的新一層認識,也對西方公民社會理論提供了新的批判視角。

我也很同意魏簡在中文版序言所言,儘管近年來中國對外部世界愈形封閉,但是「中國的社會和思想領域遠不像受到嚴格管控的公開記錄中所描述的那般鐵板一塊」。基於同樣的判斷,在政權無情打壓下,民間不得不暫時屈身隱蔽,但它永遠不會屈服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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