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塊人民幣搭火車行遍中國──非虛構寫作 梅英東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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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失的老北京》、《在滿州》著作聞名,並於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非虛構寫作」課程的梅英東(Michael Meyer),接受《報導者》專訪暢談其中國書寫歷程。當其他西方記者致力於六四天安門等禁忌議題時,梅英東的目光,始終投向胡同與農村裡的常民百姓……

美國人,一米八六高,屬鼠的。
來自明尼蘇達州的Michael Meyer,當他來到吉林省孤店子鎮的大荒地村住下,當地人見到他,彷彿看到火星來的人,眼睛睜大,驚呼連連,非要攔住他滿足好奇心才准他離去,他脫身的通關密語是:「美國人,一米八六高,屬鼠的。」用中文說,只不過帶著四川口音。
梅英東。(攝影/余志偉)
  梅英東。(攝影/余志偉)
23歲那年,Michael Meyer有了一個中文名字叫「梅英東」,那是在1995年,他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參加美國和平工作團被分發到四川內江教英文。1997年結束和平隊的工作,他轉而到北京的國際學校教書,才發覺一口在街上學來的「川腔」,在北京人耳裡顯得怪腔怪調,像土包子。
2005年,北京奧運開幕的前3年,他住進北京西南角的大柵欄胡同,裡頭住的都是外地民工。胡同冬嚴寒夏酷熱,下雪天,他要扯著睡褲出門,和民工一起蹲公廁,在此起彼落的撲通聲中,避免尷尬只能盯著牆上的直腸廣告瞧。
2008年奧運過後,胡同拆得徹底,梅英東用英文寫出第一本書《消失的老北京》,接著他探訪中國妻子的東北家鄉,完成第二本書《在滿州》,兩本書在國際文壇引起熱烈討論,被視為中國書寫的翹楚。在北京生活10年後,梅英東回到美國,目前在匹茲堡大學教授「非虛構寫作」課程。
「當我1995年抵達四川時,當時沒有什麼關於中國的書,我只能讀林語堂《吾國與吾民》、賽珍珠《大地》。很多在和平隊的成員最後都成了作家,因為我們都覺得,要如何詮釋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呢?你知道你想看的書並不存在,於是你就得自己來寫。」
去年底,梅英東來台北參加研討會,我們約在博愛路的咖啡廳訪談,他褐色眼珠髮色,身形瘦高,不用問就知道他一米八六,屬鼠今年45歲。和平工作隊晚他一期的還有寫出「中國三部曲」的知名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何偉(密蘇里州)和梅英東(明尼蘇達州)皆來自美國中西部的小城鎮,深入中國的窮鄉僻野,沒有紐約、舊金山大城市知識份子的身段與驕氣。梅英東說:「我從來沒感受到文化衝擊,因為四川農村和我老家是差不多的。」
梅英東說:「我在家鄉沒有什麼選擇,只能當高中英文老師,賺一點錢。我沒有錢,沒有女朋友,沒有工作。和平隊給我美國到中國的飛機票2,000美金,還給我100元美金,我想我的天呀好多錢,我好幸運!」
成長於內陸的年輕人初次出國,像雛雞幼鴨剛開眼,對事物充滿好奇,本身卻也成為好奇的對象。每到一處鄉民就會把「老外」團團圍住,像觀賞猩猩似地忍不住要摸一把。梅英東說:「年輕的時候還可以忍受,如果要再來一次,我大概不行。」
中國鄉村有源源不絕的題材,但外地人要來取材,並非那麼容易。「如果開口說,你好,我是美國記者,可以採訪你嗎?通常會被拒絕。但如果說我對中國歷史很有興趣,他們會很興奮,說中國有五千年歷史,就會一直跟你講不停。」
梅英東也曾幫《時代雜誌》(Time)在中國採訪,「我非常討厭這個工作,好像我是一個吸血鬼,我採訪一個中國人:『你怎麼看中美關係?』他說:『我討厭美國』,喔謝謝,我就走了。」
「我很不喜歡像記者一樣快速的獵取,我去西安,跳下火車,採訪一些可憐的人,說政府沒幫助他們。6個小時之後我跳上火車回北京,過了一個月,我根本不知道這些可憐人到底會如何,每個故事都沒有結束。在我的書裡,我跟著我採訪的人好多年,在他們身邊看著事情如何演變,這是當記者做不到的。」
胡同到底該保存還是該拆?主張保存的知識份子都住在有冷暖氣現代衛浴設備的樓房裡。梅英東則說:「be authentic(試著真實),外國人在中國,經常聽到一句話:『你是老外,你不會明白我們中國』,所以我要親自住在胡同裏面。」
梅英東指出,外國人在中國,經常聽到一句話:『你是老外,你不會明白我們中國』,所以我要親自住在胡同裏面。」(攝影/余志偉)
梅英東指出,外國人在中國,經常聽到一句話:『你是老外,你不會明白我們中國』,所以我要親自住在胡同裏面。」(攝影/余志偉)
比如蓋在大柵欄附近的大型商場Walmart,「如果美國的知識份子看見,都會說這很邪惡。」梅英東身在其中,卻看見胡同裡的老太太很喜歡去逛賣場,因為有冷氣吹,還可以坐在那裏和鄰居閒磕牙,「不買東西,店員也不會驅趕。」
胡同裡的左鄰右舍,有來自山西賣刀削麵的,來自東北開小雜貨店的,還有來自河南撿垃圾的。朋友交上了,不只是去吃碗麵,買個燈泡。吃刀削麵的同時,梅英東想知道店家為了在北京生活,放棄了什麼樣的生活環境,他要了地址,跳上火車往山西平遙,看見寬敞的曬穀場,沒有胡同裡的陰濕窄仄,再搭十幾個小時的巴士回北京。
房東是個老寡婦,總是叼著一根飛馬牌香菸,喚他「小梅」,門也不敲就直闖他的房間,將一碗剛起鍋的香蔥豬肉水餃遞到他面前。老寡婦曾嫁給一個國民黨軍官吳振東,1949年她接到丈夫從香港寄來的信,說要去台灣,此後便音訊全無。寡婦獨自養大一兒一女,在文革中受盡批鬥。
聽了身世曲折的故事,梅英東並非寫進書裡就算了,他跨海向台灣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提出2次查詢申請,大海撈針找出2個「吳振東」,他請台灣朋友撥通檔案裡的電話,其中一通接通,說吳振東已去世,不要再打來。
「我想知道所有關於『人』的事情。那時我年輕,也不用花多少錢,只要有100塊人民幣你就可以搭上火車,去他們的家鄉看看。我現在在教書,卻發覺學生很懶,他們會覺得幹嘛要做這種事,為什麼不打電話就好。」
梅英東最喜愛的作家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當過記者的史坦貝克。史坦貝克小說中的人物,大多是經濟大蕭條時代被輾壓的底層工農人物。
「史坦貝克以前也是記者,他常把新聞故事發展成小說,你住在某地,學習當地的歷史,訪問人,然後你寫小說。我就是在學史坦貝克這件事,我跟著和平隊去某個地方住,然後開始寫作。」
我問梅英東,「你的學生現在還讀史坦貝克嗎?」他給我一個無奈的表情:「他們不讀,但我『強迫』他們讀史坦貝克,還有海明威、歐威爾、吳爾芙……。人們常問:『你如何成為一名作家?』我說就是不停地讀。但我的學生不這麼認為,他們只想寫自己媽媽的故事,我說老天,我再也無法讀更多媽媽的故事了!」
第二本書《在滿州》,梅英東的野心更為龐大,在他筆下的東北,有如亞洲巴爾幹半島的糾結難解,從日俄戰爭、國共內戰、太平洋戰爭一路延伸到1950年的韓戰,中、日、俄、韓在此割據又交疊,梅英東不只處理歷史,也關注當下東北的土地炒作買賣問題,為此特地向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的學者請益,也和獨立調查公司Fathom China合作。
《在滿州》將在中國出版,內容有一處被刪改,那是1948年的「長春圍城」,林彪所率領的共軍圍住國民黨部隊,也包圍長春這座城市。5個月間不准平民離開也不准補給品進入,至少死了16萬人,相當於廣島原子彈的致死人數。梅英東說:「在中國的版本我不能說共產黨殺了30萬人,而改成30萬人死亡,搞得像意外,其實很可笑,讀者都知道30萬人死於共軍圍城。」
《在滿州》歷史的敏感處不只這一處,端看在哪裡出版。如果是日文版,無法過關的或許會是另一幕,那是二戰日本戰敗後,日軍為了怕蘇軍追擊,事先炸毀橋樑切斷電報,讓數十萬先前移民滿州的日本墾荒農民走投無路。
農民逃到松花江畔,母國承諾的接駁船始終沒來,而燒殺擄掠的蘇軍就在身後,數百個日本母親,把懷裡的孩子留在岸邊後,紛紛走入激流中。
八月天,我站在廢棄的松花江畔的船塢處,松花江看似水深又危險,我看著自己的身影在混濁的河水上呈波狀起伏。這個地方無告示牌,也無地標,只有生鏽的小船和金屬油桶。有個拿著釣竿的老人家從沙丘後方走過來,問我在看些什麼。『今天是日本墾荒家庭在此等候接他們上船回日本的紀念日。』
《在滿州》
「紀念日」無一方的歷史刻寫銘記。無論是發生地中國,或是彼岸的日本,不是漠視,就是噤聲。反而是這個來自明尼蘇達州的美國人,多年後前往憑弔,抽絲剝繭後寫進書裡。
梅英東在紐約公共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遍讀日本在殖民地所經營的南滿鐵道的文書資料。除了上窮碧落下黃泉,也搭慢車橫越整個東北,四處尋找被隱沒的歷史遺跡。
東北以外,他還特地飛到科羅拉多州,採訪二戰中曾在滿州服役,現今90多歲的美國老兵,「我知道他快過世了,所以我必須趕緊去。」接著他又飛到舊金山去採訪另一位軍人,「這些在我書裡不過5頁,卻花了我2,000美元。」他也飛到東京,採訪從滿州撤退回日本的人,「我發現那個故事太龐大了,應該寫進另一本書裡。」
我好奇這些「田野」所花費的金錢並不少,在美國專職寫作,能維生嗎?他答:「可以,但除非你寫得夠快,不然無法靠此生活,問題是我寫一本書就花了3、5年,我現在試著寫快一點,但你也知道,寫作急不來。」在另一場演講裡,他提到因為太太是收入頗豐的律師,所以可以支撐他專職寫作8年。還有他一再強調中國的物價便宜,只要人民幣100元就可以跳上火車,走南闖北。
老外書寫中國,在近年已成顯學。梅英東沒有挑選敏感的政治題材,而是書寫胡同與農村裡的常民百姓。知名作家Ian Frazier曾對梅英東說:「你知道你的問題是什麼?你在破壞幻想(Fantasy)。當美國人想到中國,就是:六四、天安門、機關槍噠噠噠噠噠。你不能讓讀者笑,中國人不好笑。」
梅英東坦言,「寫中國很難」。他說:「如果寫文革和六四,美國人會誇獎、鼓掌,會賣得很好。我的朋友Peter Hessler(何偉)說過,在美國,如果你要寫第三世界的非虛構故事,那麼就必須可憐或害怕他。美國人只想看到這些在中東或非洲的窮人,變成像IS那樣的殺手來到美國。但你不能寫生活在菲律賓是什麼樣子,在印尼長大是什麼樣子,沒有人為這些故事書寫。」
「出書後我被批評,應該對中國更有批判力道,美國讀者會舉手問我,為什麼不寫法輪功,但老天!我只是在寫我知道的事情,『法輪功』不是我的故事呀!中國人在平時生活中總是談論天氣,不會邊走邊批評共產黨呀,就像我也不會每天將川普掛在嘴邊,那是最難傳達給西方讀者的。」
梅英東並非全然避開政治的禁忌,《消失的老北京》裡有「六四」的痕跡,「胡同裡的人告訴我,在1989年6月4號那天,民眾為了躲避鎮壓,逃到胡同裡躲藏,所以共產黨後來才那麼想拆掉胡同,那麼異議者就躲不了。這對我來講很Amazing!」然而這本書在中國出版,照例要經過刪改,將六四改成6月5日前一天。被刪改的還有寫到天津副市長帶著女友出席會議,梅英東眨眼笑說:「他們說不對不對,資深的官員不會有年輕的女朋友。」
無論是北京的胡同,或者東北的農村,都面臨土地被資本掠奪後的遷移命運。梅英東說:「土地本身並不在乎統治者是誰,只有節氣與它們相關,種稻、收割,不管怎麼改朝換代,土地依然都在那裏,我喜歡用一個比較深遠的觀點來看歷史。」
住進胡同,接了地氣,梅英東的2本中國書寫,紀實/計時以二十四節氣如驚蟄芒種寒露霜降。春分時節,胡同裡的老人們在樹上掛了一圈竹鳥籠,搬出木凳下象棋,木頭削成的棋子時不時傳來「啪」一聲脆響。
梅英東在胡同小學裡教的學生,都是在北京沒戶口的民工後代,他說:「我的學生沒去過天安門,不認得北京的名勝古蹟,他們的生活只在胡同裡,但他們知道每一棵樹的名字,因為父母來自農村,他們是農夫的小孩。」
(《報導者》記者賴子歆對此篇報導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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