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探斯巴達的邊界:專訪新加坡新銳導演巫俊鋒(談創作、歷史、同志、死刑)
看起來依舊孩子氣,其實才30出頭的巫俊鋒,今年要出第二部長片了。其實6年前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沙城》(Sandcastle),早已獲邀參加坎城影展的國際影評人週。但相較於在台灣奪下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爸媽不在家》)的陳哲藝,巫俊鋒鏡頭下的故事,不論在議題設定和敘事手法上,因為都帶點在新加坡脈絡下的禁忌成分,不容易成為熱門院線。 
俊鋒的談吐溫吞而樸拙,但觀察和說故事的功力卻細膩而犀利。曾經在西班牙參加侯孝賢導演工作坊的他,自認受到侯導的啟發頗大。作品不斷探索集體和個人記憶的交疊、世代正義在不同時空裡的衝突。像《沙城》是透過一位失智症阿嬤的記憶,重現了被國家建構史觀所遮蔽的華校抗爭史;在6年前的新加坡,是少數願意深刻處理這段歷史的大眾藝術作品。 
作為執鏡者,巫俊鋒對於主題的選擇、角度的設定無疑都是大膽而尖銳的。然而他卻能透過鏡頭,讓影中人從不同角度闡述觀點,透過情緒的碰撞激起觀眾的共鳴或思辯。在思想和言論控制嚴格的新加坡,一部電影要能夠兼顧議題性和美感,的確存在著技術上的難度,但巫俊鋒的作品往往能夠突破兩者的限制,在膠捲(reel)上用虛構的故事,敘述出平行於國家建構話語的真實(real)世界。 
2016年,俊鋒的第二部長片即將上映了。由5個不同國家單位出資拍攝的《學徒》(Apprentice),描繪了一位在監獄任職的年輕公務員的職涯掙扎。主角的親人曾經因犯罪而被判死刑,自己卻即將成為死刑執行官的接班人。 
千禧年之前,新加坡是每年死刑的執行數與總人口數相除,全球比率最高的國家,每百萬人口執行13.57宗死刑。2000年後雖然執行的數量銳減(近幾年,每年的執行人數都為個位數),司法上對於可判決死刑的犯罪定義卻仍然不變,方式依然是古老的絞刑。《學徒》企圖呈現的,是這個世代所面臨的道德困境。 
有趣的是,巫俊鋒說,《學徒》所選擇的議題雖然看似就要挑戰新加坡電檢制度的底線,他最後還是得到了該國媒體發展管理局的資助,原因在於巫俊鋒雖然自己反對死刑,但這部片卻不是拿來宣揚自己理念的金木口舌,他利用了一個兩難情境,讓觀眾自己去探索何謂正義。在嚴刑峻法依舊的類斯巴達城邦,和仍然以應報理論作為正義基礎的新加坡社會,這部片會帶起什麼樣的討論,的確讓人翹首以待。
《學徒》描繪了一位在監獄任職的年輕公務員的職涯掙扎,企圖呈現這個世代所面臨的道德困境。(影片提供:Apprentice)
以下是與巫俊鋒的訪談內容: 
吳:什麼情況下讓你想成為一個電影導演?
巫:或許又天真又傻。我15歲就想當個電影製作人。其實我在高中時成績並不好。也因此我就說服了父母,說我無法在一般學校繼續就讀。他們也同意了我可以去讀個理工學校學拍片。我開始讀電影之後,成績也好了起來。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是的,我冒了個險並去做我喜愛的事情。用這比較傳統的方式來說服父母這是我想做的事,同時也可以用學業來說服周邊的人。 
吳:有哪些藝術工作者或是電影導演、演員對你的拍片經歷產生過什麼影響嗎?
巫:在人生中不同階段都會受影響。作為一個電影學的學生,在不同階段都會有不同的電影製作人來啟發、影響。有時候你會模仿他們。比如在2005 年我去參加亞洲電影學院,當時侯孝賢是院長,所以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他讓我大開眼界,在導演上、故事敘述上,而這對我第一部電影《沙城》有很大的影響。現在我喜歡任何好的電影,而沒有特定哪些導演。當然,我還是一直在追蹤我所佩服的導演,如韓國的李滄東,日本的是枝裕和。
吳:你剛提到講故事,想藉由電影說什麼故事?
巫:我對不理解的人物感興趣。我喜歡用寫作、研究過程、工作坊來理解我們讀到或是聽過人物背後的人性。好比說我最新的電影《學徒》,就是有關一個死刑執行官和他的助手。當我開始這部電影的工作時,根據我所讀到的和研究的,在我腦海中就對人物有了印象。我試圖挖掘其背後更深層次的人性。這讓我學到了很多人性的種種層面,以及我們如何定義它的各種方式。這使讓漫長的製作過程中不會讓人覺得無聊。我想挑戰所有這些不同的主題和人物,並探討他們不同的面相。
吳:3年前在你來我的課堂中放映了第一部長片《沙城》。你嘗試敘述一段被遺忘的歷史,它描繪了罹患了失智症的祖母。但我覺得有意思的是,你用一位失去記憶的長者去召喚新加坡國家試圖壓抑的歷史。這麼做有任何理由嗎?
巫:《沙城》一開始是個有關失智症的故事。當時我的家庭也經歷了祖母的失智,而我想捕捉當時的當時家人們之間的互動,還有大家怎麼看待這樣的情況。但開始籌畫影片後我卻不想單純講一個失智阿嬤的故事。我想讓它能反射出這社會的大圖像。而長久以來這個社會所選擇宣揚和企圖遺忘的事物,也正好是我想探索的內容。這個家庭之中,失智阿媽所經歷的創傷也可以對應到社會的創傷,我企圖將所有這些主題都連貫起來。
吳:那你後來加進去的內容也是真人真事上的啟發嗎?
巫:我研究了新加坡在5、60年代所發生的事情,包含當時的社會運動,和受華語教育的世代,響應運動的學生們所經歷過的事件。我沒有親戚受過牽連,但你總是會聽到某某和誰消失了一段時間,或是有人被共產黨洗腦然後離開了學校。
這不只是我一人,而這是整個世代像我這樣的人都曾經風聞的事情。你總是會被警告不要再問,因為可能會有人找你麻煩。近年來這些故事也開始被一一揭露,主要是社群媒體打開了整個媒體環境。這些故事之前開始浮出水面。但現在社會大眾才逐漸機會親近。
《沙城》的確成為這些資源的一部分。我不會說自己是先驅者,因為以前就有很多相關的文獻,只是少有人爬梳消化。但在電影界裡面,我可以說它是比較早碰觸這個議題的作品。
吳:你同不同意有很多新加坡的電影往往呈現出懷舊的氣氛。人們總在有意無意之間用這個方式將影片內容和現今的社會議題做出切割,包括了你最近和其他導演合作的《七封信》(7 Letters)。你同意我這樣的說法嗎?
巫:我想懷舊這東西,很多新加坡人都陷入。主要是新加坡社會現在變動地很快,像是老外很多啦,社會秩序正在崩潰啦。人們開始覺得,喔,過去的時光多麼美好!因為一切都樸實而簡單。
當然也有政治的因素,才會有人去再次強調。就像是去年是SG50(新加坡獨立50年慶的代稱),又加上李光耀的去世。整個國家又掀起一股懷舊風潮。這當中也包含了我們「從第三世界進步到第一世界」的國家化與建構,而人們從中獲取了認同感。
我也在猜想,SG50帶來了這整股懷舊的風潮,也跟趕時髦搭上了一點關係。跟整個流行文化追求復古的風氣和美學層面都有關係,很多設計師、藝術家和電影製作都會追求復古。這其實是很多層次的議題。我也承認自己受到了一些影響,但我描繪出的過去不全都是很浪漫的,很多都是跟創傷有關係,所以我並不認為我的作品算是懷舊。 
吳:你認為現今新加坡的政府對於藝術作品中所呈現的社會政治批判有多少的寬容?身為一個藝術家,你覺得是否有道不准跨過的界線?
巫:作為一個身在新加坡的藝術家,當然我們都不斷地被提醒,因此我們對比較敏感的主題或題材都會有所自覺。但我也同時認為這些議題都應該不斷地用不同的方式來挑戰。例如說有關LGBT的影片,在新加坡都自動被列為21歲以上才能觀看的限制級,這是不合理的。電影製作人已經為此奮鬥了很長一段時間。當權者雖然已經開始聆聽我們的聲音,但是你要知道,這些規定背後的政治壓力仍然存在。我們需要不斷地摸索,讓下一部電影更容易通過審查。 
吳:你一直以來都在為Pink Dot(粉紅點集會)做影像記錄(粉紅點是新加坡的性小眾運動者從2009年發起、每年在芳林公園舉辦的集會,訴求更加包容且多元的新加坡社會)。你覺得在新加坡,是因為社會對於LGBT更包容了,才產生了這樣的集會,還是剛好相反:這個已經持續了5、6年的集會使得社會更多元涵容? 
巫:我不認為是一種前因後果的關係,而是由多件事情的組合。當然,經由粉紅點集會,我們看到有部分的人們對不同的性取向和生活方式是ok的。甚至會有很多盟友的支持。我們其實滿厭倦了人們不斷地說新加坡是怎麼樣的一個保守社會。現實情況是這是早就存在而且逐漸被主流社會接受的。LGBT只是沒有發言權。粉紅點集會就鼓勵這些人站出來。而我們藉由一些影片來激發人們的同理心。當然,那些內容是可被接受,或是到什麼程度是可以接受,在社會上仍然有很多辯論。但我們沒有被嚴禁。一直以來還是有拿到辦活動的許可,因此也可以說我們取得了和國家某種程度上的合作關係。 
吳:近幾年來反而是激進的保守教會干預較大?
巫:這反而是好事。實際上我個人長久以來的認知是,右翼的基督徒和某些穆斯林才是LGBT的極端反對者,而非全部人。長期以來,他們一直被視為是相對保守。而很多時候如果你挑戰那些反對的人說,並非每個人都有信仰,他們往往會更武裝起來。這不只是跟宗教有關。總體來說,很多不接受LGBT的新加坡人也並不是有那麼深的信仰。相反地,你根本不會看到信道教、佛教或沒有信仰的叔伯阿姨會嚴正反對。他們可能會不懂,因為他們對LGBT還不懂,但經由理解和同情,就更容易搭起這橋梁。 
吳:你對電檢制度的看法如何?這對你的影片製作是否有影響?包含《沙城》和《學徒》兩部長片。
巫:就如剛剛說,我不覺得有。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和影片製作人,我有意識到這些,但我總是很好奇自己可以把這道界線推得多遠。就我的影片而言,我知道有界限,但我總好奇如果如果換種方式講,審查的人會怎麼反應。在某種程度上,我有警覺到這條界限,但也因為有這個警覺,所以才會去想辦法去解決界限的問題。 
吳:談談最近這部還沒上映的《學徒》吧!你為何會選擇死刑這個主題?
巫:我一直對這題材很好奇。我原則上反對死刑,因為我不認為取犯人的性命是正確的,即使那個人犯了滔天大罪。我想藉由電影來講一個關於這方面的故事,但我覺得我們以前太多電影類型都是由一個犯人的觀點來看。我發現從一個死刑執行官的角度來看會很有趣。從一個年輕的劊子手接班人來看,會碰到哪些關鍵的難題。我認為這樣的敘事手法有機會讓我們更理解人性,看我們如何定義生命價值。在某種程度上,我著手研究,並且跟許多那制度內外的人訪談。 
吳:背景設定在新加坡,碰到了那些挑戰?
巫:這是設定在新加坡的一個故事,但監獄是虛構的。說故事的同時,雖然自己免不了一廂情願地認為什麼才是正義,正義又應該怎麼執行,但你會被很多不同的角度和看法影響。甚至很多時候,聽到所犯罪行的故事也會衝擊我自己的情緒。這些觀點的差異後來都經過影片的主角呈現出來。 
吳:不僅在新加坡,大致包含整個東南亞,對於司法正義有較為獨特的詮釋。我想知道你的目標觀眾是誰。你剛才說你反對死刑⋯⋯
巫:雖然我自己反對死刑,但電影沒有預設任何立場。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媒體發展管理局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隸屬於通訊新聞部的一個部門,除了主管各類影視及平面媒體審查之外,也規範有關媒體贊助的資金)還是有贊助。我想讓這部電影觸發一些對話。我不希望它僅僅停留在修辭的層面。當然因為電影還沒上映,所以還沒有人看過。它的定位會很耐人尋味。目標觀眾是任何對這議題有興趣的人。因為人們總是想要深度理解他們自己的難題。所以我覺得這電影中,主角看過他的父親被處死,而他如何要扮演劊子手的接班人,這樣的設定有足夠的吸引力讓人關注這部片。 
吳:同樣的,劇本的靈感是來自真實故事的啟發嗎?
巫:開拍之前我已經做了很多的研究,並採訪了很多人,當然許多元素是由我碰到的故事啟發而來,但總體說來,靈感來自於從我的研究過程中碰到的各種觀點。 
吳:我知道這部片你尋求了大量的國際資源。是否有任何理由為什麼這樣做?你想構成什麼樣的影響?
巫:部分原因是我們知道,像這樣的電影需要贊助類型的商業模式,所以無論是我們從私人投資者獲得的任何投資,會比較容易回收,因此我們花了一段時間才取得公部門的資金。作為新加坡、德國、法國、香港和卡達5個國家的合作影片,這就是為什麼我花了這麼久的時間。而對於新加坡自己的媒體發展管理局來說,他們是有希望確保我有做功課。因為他們不希望我呈現出錯誤的議題。而我有讓他們知道,我的研究是關於事實的探索。話雖如此,這不可能保證是百分之百的事實,因為新加坡的死刑執行是保密的。但我有足夠的採訪來拍出一部電影。 
吳:在新加坡,成為藝術家是這是個稀有的職業生涯選擇。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優缺點為何?
巫:我想的確藝術家相對而言是罕見的。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教育體制偏好對一個人的發展有個特定的方向。我們很多職業選擇都傾向於務實,什麼可以給你一個更好的前景,或是什麼賺更多的錢,這些都是主要的考慮因素。人們的職業很多時候都取決於經濟需求,因此經濟定義了人們的工作。當然,家長也往往希望孩子有個保障的職業。如果孩子做出其他有較多風險的選擇,父母會施加一定的壓力。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有些藝術工作朋友曾經是律師,或是曾當過律師或是其他工作的電影製作人。所以,你發現很多想從事藝術或電影的人或者有創意的人,往往有做過比較傳統工作,都是為了生活,也或許是未來發展。 
吳:所以是有一些例子,有些人過去有一般工作,後來成為藝術工作者。這有意味著你必須要先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後,才能追求比較有風險又有創意的工作嗎?
巫:沒錯,我想也就是為何有些人在銀行家待了10年後,最後開了間他們夢想許久的咖啡館,而他們也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來執行。這也是為何有許多藝術工作者本來有其他工作,但也同時從事藝術,等時機成熟時才成為全職的藝術家。 
吳:在新加坡當藝術家有哪些優點和缺點?幾年前我看過一則報導,說在最近幾年中,政府也其實意識到了發展文化的必要,因此也投注大量的資金在文化和創意產業上的發展。你認為幫助大不大?
巫:老實說這很難講是否有成果。文化不只是一朝一夕的事。他們在過去20年中是已經投入大量資源在藝術和藝術教育。我能讀新加坡的電影學校也是這樣的成果,所以這方面上我可以說,是的,這些投資都有成果。但如果要談論優缺點,在新加坡對任何創造力的最大問題是對失敗的感覺。我們文化並不鼓勵嘗試或接受失敗。但從事文化活動不時必須評估風險。而因為經歷了同樣教育體系,總是秉持務實主義的我們不願意冒險,因此阻礙了人們從事文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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