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阿潑/隱藏在審判庭背後的歷史血肉──讀《東京大審:二戰審判與現代亞洲的誕生》
1948年11月1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東京開庭(俗稱東京大審)的歷史畫面。第二排左起第5位站立者為於1941年至1944年間擔任日本首相的戰犯東條英機,隨後在盟軍主導的戰後審判中被判處死刑,並於1948年執行絞刑。(攝影/Stringer/ACME/AFP)
1948年11月1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東京開庭(俗稱東京大審)的歷史畫面。第二排左起第5位站立者為於1941年至1944年間擔任日本首相的戰犯東條英機,隨後在盟軍主導的戰後審判中被判處死刑,並於1948年執行絞刑。(攝影/Stringer/ACME/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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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冬天,專程赴東歐旅遊的我,為了瞭解二戰遺緒,特別繞行德國,前往紐倫堡探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法秩序重建中,「紐倫堡」一詞幾乎成為道德清算與普世正義的代名詞,無論熟悉或不熟悉二戰歷史,「紐倫堡」都具有象徵性意義。

身為一個亞洲人,站在紐倫堡大審的法庭,靠著耳機傳來的導覽介紹,簡單辨識法庭裡的審判細節,我既感遙遠又帶著漠然。儘管如此,看著寒冬時期仍站滿看台的觀光客,我還是不由得肯認「紐倫堡大審」在世人心中留下的正向地位──畢竟,紐倫堡大審確認了戰爭、危害人類與種族滅絕的罪刑法度,為當代國際人權奠定法治判準。包含接續其後的東京大審歐洲法官,也將紐倫堡判決放在心中,擔心自己最後的裁決會有違紐倫堡對世界法律進步作出的貢獻。

「那麼,東京大審呢?」想到此處,我不禁發現在世界另一端,一場規模更大、歷時更久,且對當代地緣政治影響更為深遠的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俗稱東京大審),在西方史學界與公眾記憶中竟顯得面目模糊。(更甚者,這場審判的所在地都不會成為東京的觀光景點,遑論進一步探詢其歷史。)

誠實地說,我對東京大審的具體印象來自影劇,是各國法官充滿個性的發言與衝突相對。戲劇轉譯歷史雖不失趣味,但也不免讓人懷疑其客觀性。與此相對,日本學者日暮吉延書寫的《東京審判》,才是真正帶我踏進這道歷史之門的作品。日暮吉延以細緻的論述,拆解這場審判的各個環節與切面,為讀者提供一個客觀、去情緒化的歷史框架,不啻為一本言簡意賅的歷史科普書。不過,由於這本書是由日本內部視角撰寫,並從「法理的相容性」出發,探討日本如何在接受審判結果的同時,試圖保留其主權與國體,因此對我等外國讀者來說,讀來仍不免帶著距離。

正因為對東京大審僅有如此粗淺的認識,當我閱讀蓋瑞.巴斯(Gary J. Bass)的巨著《東京大審:二戰終局與現代亞洲的誕生》,感覺這套巨作既結合日暮吉延的史學意圖,也讓讀者擁有追戲般娛樂趣味,是取得絕妙平衡的非虛構作品。

《東京大審:二戰審判與現代亞洲的誕生》,蓋瑞.巴斯(Gary J. Bass)著,堯嘉寧譯,衛城出版

與日暮吉延的《東京審判》相同,巴斯的著作也是以「東京大審」為敘述軸心,但卻有更為廣闊的視野(畢竟這是一套三大冊的巨作)。無論是審判庭的組成、戰爭時期的細節,乃至審判過程與審判背後各國政府的思考與處境,以及審判之後發生了什麼,這些歷程都被巴斯詳實記錄於筆下,最終交織成一部微觀政治與宏觀地緣交織的「亞洲誕生史」。巴斯以其深厚的檔案研究功底,將讀者帶回那個仍留著戰爭餘溫,充滿權力博弈的戰後東京。他透過文字揭開這場審判的「幕前、幕後」,並指向今日亞洲秩序的形貌,探討它為何未能像紐倫堡那樣為亞洲帶來道德上的「淨化」。

躍登歷史舞台的人物們

前述那段話聽起來很沉重,但閱讀本書的經驗卻很輕盈。必須強調的是,《東京大審》無疑是部學術嚴謹的歷史著作,書中有註腳、有史料、也有論旨,但就如我先前所說,儘管厚重萬分,閱讀這本書卻帶著追劇的樂趣,這無非是巴斯的寫作方法所致。因此,捧讀此書不久,我便從原先帶著歷史認識論的視角,轉而沉浸於作者如何透過日記或檔案史料,讓歷史中的人物以活靈活現、個性萬分的姿態,躍登歷史舞台,並推進這場大審,乃至於整個歷史的走向。

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在這本書裡就頗具存在感。巴斯是這樣讓麥克阿瑟出場的:

「1945年8月30日那陽光燦爛的午後,麥克阿瑟將軍降落在熱氣蒸騰的日本機場。他的C-54運輸機被命名為巴丹號。自從他在菲律賓戰敗、他的部隊被俘且被迫參與巴丹死亡行軍以來,他就憤恨不平地把自己所有飛機都取名為巴丹號。」

麥克阿瑟的班機降落在可能招致攻擊的日本機場前,就有軍官提醒他,既然日本是以偷襲開始這場戰爭,很可能也會以暗殺他作結。不過,麥克阿瑟仍然自信地走下飛機。

「戴著他的雷朋太陽眼鏡,嘴裡叼著玉米芯的菸斗,很容易就能把他與老神在在的神槍手聯想在一起。他停頓了一下,轉向正在等待他的攝影師(麥克阿瑟身邊總是有攝影師),然後一行人就走向由幾輛破車組成的雜亂隊伍。麥克阿瑟坐進一輛老舊的林肯汽車。一輛消防車在啟動引擎時發出砰的一聲,嚇了幾個美國人一大跳。」

這樣的人物描述,在這本書中並非特例,幾乎每個主要人物的出場,巴斯都能透過具體的情境呈現他們的性格與背景,讓讀者很容易就了解這樣的人為什麼會有某些主張、何以站在另一種立場,或者意見衝突為何落在某些點上。

藉著深刻描述人物與再現情境,巴斯讓所有論述都宛如戲劇小說般,由角色情節推進,來淡化國際政治的複雜與法律爭論的生硬。這是這本書的特點。因此,麥克阿瑟顯得特別張揚。雖說,要描寫麥克阿瑟的衝突與矛盾性並不難,但即使是表面嚴肅的法官,巴斯也能掌握他們的細節與矛盾性。例如,在審判中臨時被推上陣的美國法官克拉默(Myron C. Cramer),是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信任的人。他受到杜魯門指示,前往東京:

「克拉默火速趕往東京。他在所有法官中年紀最長,嗜酒如命的他對妻子全心付出,也喜歡在球賽中大聲歡呼。梅汝璈一向在意自己的身高,不過他很高興發現克拉默並不高。梅汝璈笑說若兩人並肩走進法庭,就會聽到有人開玩笑說他們應該湊成一對。當時似乎沒有人知道,這位新任美國法官曾在1944年批准過一份完整法律備忘錄,完全否認侵略屬於國際法的犯罪行為。」

再以麥克阿瑟為例,巴斯形容他「既作風浮誇而器量狹小,矯揉造作又自視甚高,自我中心且自吹自擂,但好在至少有像他自認的那般勇敢和聰明」。因此,即使他在審判中不具角色,其主張意見卻在審判之外強硬地存在著。例如他不想要這場審判,覺得它累贅、不可預測,並曾主張組建一個完全由美國人組成的法庭,讓他們能以珍珠港罪名把東條英機及其內閣定罪了事,就像他在戰後迅速審判並處決那些讓他在菲律賓蒙羞的日本將領那樣。

值得玩味的是,那些日本將領在被處刑前,曾留下一句質問:

「誰來審判那些在廣島長崎製造死傷的人?」

這句話,也是東京大審被質疑為「勝利者的正義」的審判註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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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日本民眾在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外排隊,關注大日本帝國領導人因戰爭罪行接受審判的進展。東京大審於1946年4月29日正式開庭,並於1948年11月12日宣判結束。(攝影/Stringer/AFP)
1946年,日本民眾在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外排隊,關注大日本帝國領導人因戰爭罪行接受審判的進展。東京大審於1946年4月29日正式開庭,並於1948年11月12日宣判結束。(攝影/Stringer/AFP)
私人日記與歷史事件的並置,製造出奇特景深

《東京審判》是一本嚴謹的歷史書,每一處刻劃都有來源註腳,不難想像作者的用心。書中使用的素材例如日記、私人信函、備忘錄、法庭筆錄,應來自英語、日語、中文等多個語言的檔案庫,數量極為龐大,但他使用這些材料的方式,並不是把它們作為論點的佐證貼附在論述旁邊,而是讓它們直接「現身」,讓讀者能夠因為情境的重建,進入這些歷史資料再現的時空。

梅汝璈的私人日記在這本書中便是一份重要的史料──儘管他的日記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都遭到摧毀。在這名中國法官的日記裡,讀者看到的是審判之外的聲音,包含他對身後那個逐漸崩潰的國民黨政府的忠誠與焦慮,以及他在法庭公開立場與私下紀錄之間的張力。例如,儘管他向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表示日本侵華的是非曲直都有詳實紀錄、對我方有利時,私底下卻仍擔心證據不足。對於其他法官,他也各有觀察和評價,像是評論英國人白人主義至上,又或者觀察到「惟印度法官帕爾(Radhabinod Pal)頑固守舊,個性極強,表示絕不合作,其正忙於撰寫長度將達千頁的不同意書」。

藉由杜魯門日記的使用,作者更讓這位因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驟逝而被迫扛起戰爭與戰後處理擔子的總統,在書中每一次出現都呈現與公共形象截然不同。巴斯在他的字裡行間呈現的杜魯門,是一個焦慮、自我懷疑、對自己的處境感到不知所措的人。杜魯門在日記裡寫道:「我知道總統與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史達林(Joseph Stalin)開過多次會,但並不清楚詳情。我知道我應該好好思考這些事情,但我想眼前最該做的就是先回家,盡可能休息,然後再擔起一切。」他說白宮是「那個該死的地方」,是「巨大的白色監獄」。他在某個夜晚獨自待在裡面時感覺到:「這個該死的地方一定鬧鬼,根本像是發生過槍擊案。」

這種私人紀錄與歷史大事件的並置,製造出一種奇特的景深:讓讀者看到歷史的宏大敘事的同時,也看到那些宏大敘事背後,其實是某個人物的猶豫呢喃。當這兩個層次同時存在,這部歷史便不再是一個被決定的整齊故事,而是一個由許多不確定的個人思緒和決策累積而成的混亂過程。

如何書寫、呈現「正義不是絕對的」

而巴斯使用龐大的檔案史料,並不只是為了再現東京大審舞台上的人物,或勾勒法庭裡裡外外的辯論而已。他還藉著它們具體化審判中所要審視的那些暴行,例如南京大屠殺馬尼拉洗劫巴丹死亡行軍、對戰俘的系統性虐待,這些暴行以審判庭的呈堂證據進入我們的眼前。於是,當一名在新幾內亞殺害超過百名游擊隊員與平民的士兵日記在法庭上被朗讀時,我們彷彿也聽到他的崩潰哀號。除此之外,包含東鄉茂德這種甲級戰犯的真正主張,以及他不被審判公平對待的處境,則是透過親人的書寫與口述,得以在此書中被展現。

書中展現的戰時決策現場,也很精彩。例如,關於原子彈是否投擲的討論,就在書中占了不小篇幅。巴斯或許嘗試告訴讀者:那些決策是如何在極度不確定的情況下被做出,並藉此探究每個歷史結果,都是個人帶著自己的盤算、恐懼與道德掙扎做判斷所致。

正義不是絕對的。換句話說,巴斯並沒有給予東京審判一種位在高處的權力道義,更沒有因為同盟國位在勝利者一方,便給予他們道德光環。相反地,他細緻呈現躍登這個歷史舞台(甚至幕後所有角色)的矛盾點與衝突,同時彰顯國際政治角力,以及局勢變遷帶來的不穩定。而對敗戰的日本,他以不小篇幅,展現天皇、內閣成員以及士兵在戰爭時期與面對審判之前的思考與決策,更不吝於透過細節刻畫他們各自的精神血肉。畢竟,每個登上歷史舞台的人物都不是展示歷史所用的布偶,而是因為鮮活、具有人性,才會讓歷史被捏塑成後來我們所見的樣子──再由歷史改變、影響這些人與國家的人生。

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得到最大的啟發是:真正好的非虛構歷史寫作,並不會張牙舞爪地告訴讀者論點是什麼,而是讓它被安放在某個場景、某段日記、或某個媒體再現的畫面裡。這些情節動作都是支撐論點或讓讀者意識到論點的所在。但願我們都能透過這本書,感知到每個看似被論定的歷史敘述或意識中,其實都是徬徨、掙扎與拉扯之後的落定,本質上充滿各種矛盾。我們應該要更有耐心地去看見大歷史背後那無以數計的心思。這可能是當時我站在紐倫堡大審法庭時,沒有能力察覺與意識到的問題。

(編按:本文由衛城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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